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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德行》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调和、对立、合一三个阶段。汉魏时期，儒学统治渐趋没落，名教开始陷入危机。为建立新的统治哲学，夏侯玄、王弼、何晏等人援道入儒，发起正始玄风。他们既不否定名教，又强调道家的“自然无为”，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这便是正始时期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
公元249年，司马懿控制魏国实权。由于对司马氏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极度不满，嵇康、阮籍等人开始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由此嵇康等人将名教与自然推向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他们的狂放不羁和率真洒脱更成为后代氏族的效仿对象，并西晋年间形成一股“放达”之风。
到了西晋末年，放达之风的盛行使得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破坏，一些礼法之士开始极力提高名教的社会地位。在这一背景下，郭象以其“独化论”将名教与自然整合，提出“名教即自然”。由此，郭象以其“儒道合一”的观点完成了整个魏晋玄学的逻辑演进。
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是西晋元康年间效仿竹林名士的放达派。元康年间，国家统一，经济恢复，社会上层追求物质享乐，生活奢靡不堪。以王平子、胡毋彦国为核心的“四友”、“八达”身居高位，宅心事外，以政事为俗务，以清谈为风尚。他们自诩继承竹林名士，实则放达误国。王隐《晋书》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乐广虽同为当朝名士，但对王平子等人的放达行为并不认可，其笑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的确，王平子等人的放达与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的放达有着本质的区别。
嵇康、阮籍身处司马氏篡权统治的时代，他们深感社会黑暗与自身无奈，转而投向“自然”寻求解脱。嵇康直行于世，愤世嫉俗，狂放不羁；阮籍以酒避世，不拘礼俗，行不由径。他们喝酒、吟诗、弹琴、磕药，放浪形骸之下自有一番难以言说的痛，他们的任自然是无奈之选。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所谈到的：“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而王平子等人空有放达之行，却无嵇康、阮籍等人的理想与抱负，整日散发裸体，闭门酣畅，行为丑恶，有如禽兽。他们的放浪形骸只是一种感官享受，而嵇康等人的放浪形骸却包含着复杂的精神实质。正如戴逵在《放达非道论》中的评论：“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
乐广云：“名教之中自有乐地。”的确，“名教”自有乐地，而“自然”亦有乐地。春秋战国，天下大乱，诸子各家纷纷著书立说。他们渴望在乱世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国，而这座理想国又何曾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乐地。诸子在著书立说中不断描摹各自的乐地，同时也不断塑造着各家的理想人格。而后世的知识分子便从这各家中寻求乐地，并积极向他们所倡导的理想人格靠拢。作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学派，儒家和道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
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描述很多，如“圣人”、“仁人”、“君子”、“大丈夫”等等。而这些描述所呈现给我们形象具有以下特征：1）“文质彬彬”的素质结构；2）“中庸”式的行动力；3）“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和而不争”的处世态度；4）“任以为己任”、“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综合来看，即内“圣”外“王”。从这儒家理想人格出发我们便不难想象“名教”之乐地。我认为这乐地就是精于道，修于身，匡世济国，名称于世。
儒家如此，道家如何呢？道家常说“圣人”、“至人”、“神人”，这就是道家对理想人格的描述。道家讲求“道”、“自然”，而其理想人格在某种程度上便是“道”与“自然”的承载。它要求从现行的功利世界、观念世界、情感世界、语言世界中超脱，成为超尘脱俗、乐天安命、无情无欲、无功无名的“圣人”。而那“自然”的乐地便是一种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道家的境界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世间千万苦难的磨砺。而老庄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对现行秩序愤恨失望后的释然和超脱，是认清一切假之后的真，一切有之后的无。
到了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真正读懂嵇康和阮籍。他们的向往自然是对现行制度的反抗，是对个体精神的执着追求。而王平子等人的任自然空有形迹而无内质，结果只能引来批判与耻笑。乐广云：“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确实，名教自有乐地，那么王平子等人在“名教”中能找到乐地吗？我认为依旧不会。他们骄奢淫逸，缺乏济世精神，到头来也只能变成心身异轨、道貌岸然的假名士。
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我们都需要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都需要从心灵深处去感受这种精神并达到自得之境。巍巍中华，绵延千年，我们的历史从来不乏儒家和道家的真正践行者。几千年前，孔子和老子在各自理想国的创建中为我们开创了两片乐土；千年之中，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两片乐土中寻找精神寄托。每一次寻觅，都使这乐土更为肥沃；每一次寻觅，都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更为清晰。或许这才是“乐地”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每个人都需要乐地，每个人都应寻找心灵深处真正的自得。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调和、对立、合一三个阶段。汉魏时期，儒学统治渐趋没落，名教开始陷入危机。为建立新的统治哲学，夏侯玄、王弼、何晏等人援道入儒，发起正始玄风。他们既不否定名教，又强调道家的“自然无为”，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这便是正始时期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
公元249年，司马懿控制魏国实权。由于对司马氏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极度不满，嵇康、阮籍等人开始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由此嵇康等人将名教与自然推向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他们的狂放不羁和率真洒脱更成为后代氏族的效仿对象，并西晋年间形成一股“放达”之风。
到了西晋末年，放达之风的盛行使得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破坏，一些礼法之士开始极力提高名教的社会地位。在这一背景下，郭象以其“独化论”将名教与自然整合，提出“名教即自然”。由此，郭象以其“儒道合一”的观点完成了整个魏晋玄学的逻辑演进。
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是西晋元康年间效仿竹林名士的放达派。元康年间，国家统一，经济恢复，社会上层追求物质享乐，生活奢靡不堪。以王平子、胡毋彦国为核心的“四友”、“八达”身居高位，宅心事外，以政事为俗务，以清谈为风尚。他们自诩继承竹林名士，实则放达误国。王隐《晋书》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乐广虽同为当朝名士，但对王平子等人的放达行为并不认可，其笑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的确，王平子等人的放达与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的放达有着本质的区别。
嵇康、阮籍身处司马氏篡权统治的时代，他们深感社会黑暗与自身无奈，转而投向“自然”寻求解脱。嵇康直行于世，愤世嫉俗，狂放不羁；阮籍以酒避世，不拘礼俗，行不由径。他们喝酒、吟诗、弹琴、磕药，放浪形骸之下自有一番难以言说的痛，他们的任自然是无奈之选。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所谈到的：“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而王平子等人空有放达之行，却无嵇康、阮籍等人的理想与抱负，整日散发裸体，闭门酣畅，行为丑恶，有如禽兽。他们的放浪形骸只是一种感官享受，而嵇康等人的放浪形骸却包含着复杂的精神实质。正如戴逵在《放达非道论》中的评论：“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
乐广云：“名教之中自有乐地。”的确，“名教”自有乐地，而“自然”亦有乐地。春秋战国，天下大乱，诸子各家纷纷著书立说。他们渴望在乱世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国，而这座理想国又何曾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乐地。诸子在著书立说中不断描摹各自的乐地，同时也不断塑造着各家的理想人格。而后世的知识分子便从这各家中寻求乐地，并积极向他们所倡导的理想人格靠拢。作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学派，儒家和道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
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描述很多，如“圣人”、“仁人”、“君子”、“大丈夫”等等。而这些描述所呈现给我们形象具有以下特征：1）“文质彬彬”的素质结构；2）“中庸”式的行动力；3）“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和而不争”的处世态度；4）“任以为己任”、“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综合来看，即内“圣”外“王”。从这儒家理想人格出发我们便不难想象“名教”之乐地。我认为这乐地就是精于道，修于身，匡世济国，名称于世。
儒家如此，道家如何呢？道家常说“圣人”、“至人”、“神人”，这就是道家对理想人格的描述。道家讲求“道”、“自然”，而其理想人格在某种程度上便是“道”与“自然”的承载。它要求从现行的功利世界、观念世界、情感世界、语言世界中超脱，成为超尘脱俗、乐天安命、无情无欲、无功无名的“圣人”。而那“自然”的乐地便是一种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道家的境界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世间千万苦难的磨砺。而老庄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对现行秩序愤恨失望后的释然和超脱，是认清一切假之后的真，一切有之后的无。
到了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真正读懂嵇康和阮籍。他们的向往自然是对现行制度的反抗，是对个体精神的执着追求。而王平子等人的任自然空有形迹而无内质，结果只能引来批判与耻笑。乐广云：“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确实，名教自有乐地，那么王平子等人在“名教”中能找到乐地吗？我认为依旧不会。他们骄奢淫逸，缺乏济世精神，到头来也只能变成心身异轨、道貌岸然的假名士。
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我们都需要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都需要从心灵深处去感受这种精神并达到自得之境。巍巍中华，绵延千年，我们的历史从来不乏儒家和道家的真正践行者。几千年前，孔子和老子在各自理想国的创建中为我们开创了两片乐土；千年之中，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两片乐土中寻找精神寄托。每一次寻觅，都使这乐土更为肥沃；每一次寻觅，都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更为清晰。或许这才是“乐地”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每个人都需要乐地，每个人都应寻找心灵深处真正的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