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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下文简称《国文选》）是笔者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发现的一册从昆明西南联大随着复员师生“北归”清华园的大一国文课本。经笔者在清华图书馆内刊《图书馆与读者》介绍，后由刘东教授撰写评论、导言，该书于二○一五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不过，民国图书的编辑新版，势必会抹去原书的诸多文献信息;详绎原本，仍可对此书的编选成集和编撰意旨有一体认。
这册书初发现于二○一二年，收藏在位于清华园文南楼的清华图书馆人文分馆。在两橱古籍的函套间，薄薄一册褐黄的白报纸印本，显得凋敝和落寞。封面题签作《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右下方且有一墨色菱形书章，字已磨灭残缺，依稀可识为“□立□□中学”。本书纸质松散且脆，但保存完好，封面揭开即是目录，文选末页之后便是封底，没有版权页、扉页和衬纸，当是为了节约纸张的缘故。纸张虽然是粗糙的白报纸，校勘印刷以及装订却是不苟。检任继愈先生自述曰：
为了改进教学工作，有许多系编制了一些教材和教本，比如中国文学系编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曾增订改选重印了好几次。一九四四年编选的《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由作家书屋代为印行，其他学校也有采用的。工学院也编写了几种大学丛书。西南联大创办的《国文月刊》，从一九四○年起由开明书店发行，成为国内关于国文教学的定期刊物。（《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可见本书曾有一个“增订改选重印”的过程，可惜就目前的书目检索所及，本书仅在国家图书馆有缩微胶卷一盘（著录为1940年编，当是初编本，下详），其详细的修订过程，便无法考知了。至于本册书的原主人，除了目录第三页下的Chen Tung和Wang Si Kio两个铅笔人名之外，也无从查考。为探讨之便，兹将《国文选》目录悉数抄出，俾可略窥当时西南联大教授选文的宗旨。
上卷 《论语选读》（十章，附谢良佐《论语解序》），《左传·鞌之战》，《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史记·司马穰苴传》，《汉书·李陵苏武传》，《三国志·诸葛亮传》，《世说新语》（选录），《慧立彦琮·慈恩法师传（自长安至伊吾）》，刘知几《史通·自叙》，柳宗元《封建论》，《资治通鉴·巨鹿之战》（附《史记·项羽本纪》一节），沈括《梦溪笔谈》（选录），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袁宏道《西山十记》，顾炎武《日知录·廉耻》，焦循《文说三篇》，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王先谦《史可法传》（案原作王光谦，“光”字误植），章炳麟《国故论衡·原学》，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
中卷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示众》，周作人《希腊的小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郁达夫《薄奠》（节录），谢冰心《往事》（节录），陈西滢《闲话》（《创作的动机与态度》《管闲事》），丁西林《一只马蜂》，茅盾《“连环图画小说”》，巴金《父与女》，林徽因《窗子以外》，朱光潜《文艺与道德》（节录）、《自然美与自然丑》（节录），鲁迅《我是怎么作起小说来》，沈从文《我的创作与水的关系》……
下卷 《诗经·小雅·六月》，楚辞《九歌·国殇》，古诗八首，王粲《七哀诗》一首，陶渊明《咏荆轲》一首、《饮酒》五首，王昌龄《从军行》四首、《出塞》一首，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首、《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首，杜甫《悲陈陶》一首、《悲青阪》一首、《述怀》一首、《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登楼》一首、《登岳阳楼》一首，白居易《新乐府》（《缚戎人》《官牛》），陆游《夜泊水村》、《书愤》、《纵笔》（第二、第三首）、《夜登千峰榭》、《北望感怀》、《示儿》。
附录 《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
翻开这册薄薄的《国文选》，一股凛然的正气和民族的辛有索靖之感迎面而来。从上列选目可以看出，家国兴亡之嗟叹、气节刚毅之推崇，在书中占了迥异于升平时节的比重。上卷中，《战国策》选“鲁仲连义不帝秦”，从游说抗秦到齐亡后蹈海，鲁仲连不帝秦的“义”一以贯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则是宋南渡后濡泪而成的国家不幸诗家亦不幸的伤心史;王先谦《史可法传》（原题《史忠正公传》）纠补《明史》本传的缺漏偏失，以史可法一人写出明末外族入侵时梅花岭上扬子江畔的捐躯国难、视死如归;下卷“古诗部分”则于《诗经》选《小雅·六月》，以明“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的担当意识;于《楚辞》则選《九歌·国殇》这首祭祀卫国阵亡将士的挽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想必国文课讲到此处，师生们回想千里转徙、生民涂炭的国难，击筑悲歌的坚毅之气是溢于眉宇的。此下王昌龄、岑参、杜甫、陆游等多选其元气淋漓的壮诗，即便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语）的陶渊明，也是特地录出其《咏荆轲》一首。全帙《国文选》以陆游《示儿》作结，有着收复山河的寄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愿望，原来是古今一辙的。
汪曾祺，摄于1946年
中卷新文学部分在《国文选》中占的比重小于古文，以京派文学为主，几乎涵盖了当时公认的最优秀的作家（联大任职者若朱自清、闻一多等，以避嫌故，不选其文）。在西南联大整个的国文授课中，白话文选目虽略有调整，整体上入选的作家仍是比较固定的。上引任继愈先生自述所提到的一九四四年编选的《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以下简称《语体文示范》）选文共十三篇，分别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的《狂人日记》《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死城》（节录），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无言之美》，梁宗岱的《哥德与李白》《诗、诗人、批评家》，冰心的《往事》（节录），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以及丁西林的《压迫》（西南联大文学院《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重庆作家书屋1945年）。将其同《国文选》相比较，有六篇同于《国文选》，新增加的作者仅宗白华、梁宗岱二人，可见两书在宗旨上还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国文选》的上、下卷和中卷，在选文宗旨上存在着某种“割裂性”。如果说上、下卷古诗文部分带有“未敢忘忧国”的士大夫情怀的话，那么中卷的新文学作品则在硝烟气之外更关注闲适性灵的人间烟火气—这正是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身上的“京派”印记。“京派”以京津地区的作家为主体，他们提倡文艺的自由和独立，关注民俗和风土人情，强调白话文在抒发性灵和怀抱方面的独立价值。随着士人在战事中的南渡，京派文人又在昆明等大后方聚集，继续书写如水般饱含人道主义温情的篇章，林徽因、沈从文，皆是其中的典型。影响所及，便是京派的品位通过《国文选》在联大学子那里的“薪火相传”，汪曾祺曾说，这本《国文选》的语体文卷，是他“走向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而汪曾祺所走的文学道路，也使得他成了“最后一个京派”。 因之，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西南联大国文教材的编选情况。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页;以下简称《校史》）记载：“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一九三八年开始编选课本，由全体任课教师推荐篇目，几经斟酌讨论，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增删篇目，到一九四二年编定。”至于本书在选目上的特色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意义，“他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风气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的冲击”（《校史》，第90页）。汪曾祺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回忆当时大一国文课本的篇目说：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5-356页）
汪先生所回忆的篇名全同于本册《国文选》，并且，“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本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等辅导材料，十六开本白报纸铅印，印数不太多，供应两三届新生即告售缺。以后就同别的教科书一样，接力棒似的由前一届学生转让给下一届新生”。（《校史》，第90页）这个特点也是同《国文选》相契合的。由此可见，各处提到的《大一国文》实际就是笔者所介绍的这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这本《国文选》曾经是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连续使用多年的校本教材，直到一九四四年，“教育部规定大一国文课必须采用部订教材”，西南联大于是持经达变，大一国文委员会又另编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以下简称《参考文选》）作为补充教材，仍由杨振聲主持，并作序《新文学在大学里》。后来，《参考文选》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上文已同《国文选》做了比较。两本书都未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作品，这也是选文避嫌的通例。杨振声的卷首语说：“内容虽不完备—凡长篇及本校同人作品皆经割爱—却都是能忠实于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作品;从这些作品发展开来，便是修辞立诚的门径，便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便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文学的大路。”（西南联大文学院《语体文示范》卷首）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教学，从《国文选》到《语体文示范》，都坚持为白话文作品争得一独立地位，这在当时的教育氛围中是难能可贵的。
除这两本书之外，笔者还见到过两册西南联大油印本教材，分别是《词选》残本和《国文讲义（九班）》残本。《词选》从阕名《望江南·天上月》选起，若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以至李后主《浪淘沙·帘外雨潺潺》，风格大抵“花间”一派。据上引汪曾祺先生《西南联大中文系》称：
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第357页）
据此，这册《词选》当是唐兰先生“词选”课的油印讲义。《国文讲义（九班）》选目如《纪游》《游黄溪记》《寄冰季弟信》《权遂宁府劝农文》《雪耻与御侮》《刺字》《新青年宣言》《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等，同前两种《国文选》旨趣各异，然其于战时有所寄托却是一样的。
就教材的性质来看，《词选》和《国文讲义（九班）》很可能是唐兰等教授开设的个性化选修课的读本，而《国文选》则是大一新生必修课“大一国文”的教材。当然，西南联大中文系在课程的师资投入上也是显著不同的。据《校史》所考，当时大一国文课的讲授按如下方法进行：“大一国文任务较重，不得已采取变通办法，读本开七组，由许维遹、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余冠英、陈梦家分任……实施时，读本课采用大班讲演的方式，由若干教授每人轮流上课一到二周，选讲自己最有心的名篇佳作。”（《校史》，第89-90页）整册的国文选，并非在一个学期讲完，而是每学期选定一部分篇目，“每学期讲授篇目，也由大一国文委员会确定。以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度为例。文言文讲授：《论语选读》、《左传·鞌之战》、《三国志·诸葛亮传》、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王国维《人间词话》（节选），语体文讲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示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林徽因《窗子以外》、丁西林《压迫》（独幕剧）。担任大一国文的教授有时还给青年教师讲解选文的要旨，辅导他们钻研教材。如《论语选读》，是罗庸推荐的篇目，他曾给青年教师阐明选文的精神实质”。（《校史》，第90-91页）西南联大之所以如此重视“大一国文”的讲授，还有一深层的理念在起作用，那就是把《国文选》当作传递学术精神、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朱光潜曾撰文《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认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针对这样的看法，西南联大国文教育理念的代表之一朱自清起而与之商榷，在《大学国文选目》中指出大学国文应当“是一种文化训练”，并举《国文选》为例来阐明古文、语体文并选的缘由：“作者服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开了风气将一些语体文收在‘国文选’里，但也没有清一色的做去。”（《语文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页）当然，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在讲授《国文选》时不注重语文训练;正相反，西南联大为“大一国文”课特意设置了作文课，聚焦于语体文的习作演练。汪曾祺在《晚翠园曲会》一文中回忆说： “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汪曾祺全集·六》“散文卷”，第207页）
这一点在《西南联大校史》中也得到了印证。《国文选》原本皆是选白文，未加注解。唯一的例外就是开篇《论语选读》第一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文后“坿本证”的体例设计。“坿”今作“附”，“本证”即是以《论语》解《论语》。罗庸《鸭池十讲》第一篇《我与〈论语〉》系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在西南联合大学儒学会的讲演，其中便有对此意旨的阐释：
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我因为看了阮元《揅经室集》里的《〈论语〉论仁论》，黄以周的《经训比义》，陈澧的《汉儒通义》，刘申叔先生的《理学字义通释》，有所启发，便把《论语》中关于论学、论礼的话类抄起来，拿来解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自谓训诂颇有义据。其实对于这一章全未了解，结果害得梁漱溟先生从北平西郊大有庄跑进城来，亲自登门下问，以为我真懂这一章，直闹得我手足无措。现在既要教这书，便把这一套老家当搬出来，编了一种讲义叫《论语本证》，意在以本书证本书，不至于跑野马。
……
前年，大一国文委员会选定教材，大家推我选《论语》，这才又把从前的《论语本证》稍加删汰，便是现在大一国文选里的《论语》十章。（罗庸《鸭池十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页）
罗庸先生的《论语本证》未见出版，那么这册《国文选》中的《论语选读》（十章）应该是其《论语本证》成果的遗存吧。
上面就西南联大国文教材的基本情況略加缕述，可以从这古朴的书册间窥见许多战火硝烟中的弦歌往事，书里书外都是珍贵的。同样值得珍视的是，本册书中（主要是上卷）保留了诸多眉批夹批和注释札记，铅笔、自来水笔（蓝、蓝黑、墨）等不同的字迹，虽大都暗淡褪色且未必同一时期（为节约纸张，西南联大课本有各年级交接使用的传统，见《校史》，第90页），却固执地守住了那个国殇民瘼而弦歌不辍的历史承诺。在目录页上，隐约可辨的铅笔字迹对其中的一些文章作了简单的标注，文章上眉多是作品年代，春秋、战国、前汉、后汉……直到中卷标注“国语的文学”：民族的历史演进在数十篇文章中清晰于草纸上，当下的关照跃然而出。每篇文章的标题下则标注着学习重点，比如《左传·鞌之战》下“典故、小问题”;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下“理论”;鲁迅《示众》下“清楚，描写很近人情，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下“描写”;林徽因《窗子以外》下“杂乱、无个姓”（按：原笔迹如此，当为“个性”），等等，不烦备举。这些简评是当时国文教授的断语抑或是联大学生的品评，今已无考，但仅是这些文字的留存，已使人读来更觉亲切有味。倘若再接着看到下卷古诗部分书眉大大的“背”字，遥想当年草房教室中的把卷吟哦，我们对联大校歌《满江红》中的“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当会多了一分“了解之同情”。
1946 年5 月3 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在《国文选》的选文标注中，仔细辨认，大约有五个人的笔迹，或文言，或白话，然皆是正体字的行书。高低年级的交替传递，使得不同笔迹的标注形成了对文义解释的互补，宛如经典里的集注。例如《论语选读》第一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不惑”有墨笔注“不动心”，而蓝笔则旁注“有基本”;“天命”有墨笔注“天赋”，旁边蓝笔则是更引申的解说：“知道责任所在。”（《国文选》上卷，第1页）由于是课本，书上自然会留下国文老师授课时的见解，比如《史记·司马穰苴传》文末有蓝笔标注：“司马兵法不是司马穰苴做的。司马兵法是理想的兵法，并未有人用过。”（《国文选》上卷，第21页）
通观全书的标注，会发现许多能反映当时学生内心世界的内容，使我们借此可以跳出以前的想当然，更加贴切地认识那一代西南联大学子的风貌。例如上卷《人间词话》（选录）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蓝笔夹批：“为了世界，我愿牺牲。” （《国文选》上卷，第80页）而到下卷《古诗八首》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下则有蓝黑笔注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国文选》下卷，第2页）从笔迹看，自然不是一人所为，然而却也能看到，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十多年，新思想和极其保守的“三纲”伦常观念仍会同时从学生们的笔尖流出。又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标题上蓝黑笔注曰：“字静安，浙江海宁人，罗振玉之弟子，为清代之遗民。” （《国文选》上卷，第79页）从语气看，书写者于王国维并不甚知晓，不然这样的注解似乎大可不必。类似的例证见于下卷杜甫《羌村三首》，题下有铅笔标注：“时正安乐山之乱。约为唐肃宗至德二年。”（《国文选》下卷，第7页）“乐”初写作“乱”，后划去改作“乐”，但终究没有为安“禄”山定名，可见当时西南联大大一新生的文史基础也是参差不齐的。至于书中不时可见到的一幅幅长脸圆眼镜的铅笔画像，则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国文老师的书生气，寥寥几笔，倒也传神。
二○二一年夏修订
这册书初发现于二○一二年，收藏在位于清华园文南楼的清华图书馆人文分馆。在两橱古籍的函套间，薄薄一册褐黄的白报纸印本，显得凋敝和落寞。封面题签作《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右下方且有一墨色菱形书章，字已磨灭残缺，依稀可识为“□立□□中学”。本书纸质松散且脆，但保存完好，封面揭开即是目录，文选末页之后便是封底，没有版权页、扉页和衬纸，当是为了节约纸张的缘故。纸张虽然是粗糙的白报纸，校勘印刷以及装订却是不苟。检任继愈先生自述曰：
为了改进教学工作，有许多系编制了一些教材和教本，比如中国文学系编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曾增订改选重印了好几次。一九四四年编选的《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由作家书屋代为印行，其他学校也有采用的。工学院也编写了几种大学丛书。西南联大创办的《国文月刊》，从一九四○年起由开明书店发行，成为国内关于国文教学的定期刊物。（《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可见本书曾有一个“增订改选重印”的过程，可惜就目前的书目检索所及，本书仅在国家图书馆有缩微胶卷一盘（著录为1940年编，当是初编本，下详），其详细的修订过程，便无法考知了。至于本册书的原主人，除了目录第三页下的Chen Tung和Wang Si Kio两个铅笔人名之外，也无从查考。为探讨之便，兹将《国文选》目录悉数抄出，俾可略窥当时西南联大教授选文的宗旨。
上卷 《论语选读》（十章，附谢良佐《论语解序》），《左传·鞌之战》，《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史记·司马穰苴传》，《汉书·李陵苏武传》，《三国志·诸葛亮传》，《世说新语》（选录），《慧立彦琮·慈恩法师传（自长安至伊吾）》，刘知几《史通·自叙》，柳宗元《封建论》，《资治通鉴·巨鹿之战》（附《史记·项羽本纪》一节），沈括《梦溪笔谈》（选录），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袁宏道《西山十记》，顾炎武《日知录·廉耻》，焦循《文说三篇》，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王先谦《史可法传》（案原作王光谦，“光”字误植），章炳麟《国故论衡·原学》，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
中卷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示众》，周作人《希腊的小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郁达夫《薄奠》（节录），谢冰心《往事》（节录），陈西滢《闲话》（《创作的动机与态度》《管闲事》），丁西林《一只马蜂》，茅盾《“连环图画小说”》，巴金《父与女》，林徽因《窗子以外》，朱光潜《文艺与道德》（节录）、《自然美与自然丑》（节录），鲁迅《我是怎么作起小说来》，沈从文《我的创作与水的关系》……
下卷 《诗经·小雅·六月》，楚辞《九歌·国殇》，古诗八首，王粲《七哀诗》一首，陶渊明《咏荆轲》一首、《饮酒》五首，王昌龄《从军行》四首、《出塞》一首，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首、《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首，杜甫《悲陈陶》一首、《悲青阪》一首、《述怀》一首、《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登楼》一首、《登岳阳楼》一首，白居易《新乐府》（《缚戎人》《官牛》），陆游《夜泊水村》、《书愤》、《纵笔》（第二、第三首）、《夜登千峰榭》、《北望感怀》、《示儿》。
附录 《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
翻开这册薄薄的《国文选》，一股凛然的正气和民族的辛有索靖之感迎面而来。从上列选目可以看出，家国兴亡之嗟叹、气节刚毅之推崇，在书中占了迥异于升平时节的比重。上卷中，《战国策》选“鲁仲连义不帝秦”，从游说抗秦到齐亡后蹈海，鲁仲连不帝秦的“义”一以贯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则是宋南渡后濡泪而成的国家不幸诗家亦不幸的伤心史;王先谦《史可法传》（原题《史忠正公传》）纠补《明史》本传的缺漏偏失，以史可法一人写出明末外族入侵时梅花岭上扬子江畔的捐躯国难、视死如归;下卷“古诗部分”则于《诗经》选《小雅·六月》，以明“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的担当意识;于《楚辞》则選《九歌·国殇》这首祭祀卫国阵亡将士的挽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想必国文课讲到此处，师生们回想千里转徙、生民涂炭的国难，击筑悲歌的坚毅之气是溢于眉宇的。此下王昌龄、岑参、杜甫、陆游等多选其元气淋漓的壮诗，即便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语）的陶渊明，也是特地录出其《咏荆轲》一首。全帙《国文选》以陆游《示儿》作结，有着收复山河的寄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愿望，原来是古今一辙的。
中卷新文学部分在《国文选》中占的比重小于古文，以京派文学为主，几乎涵盖了当时公认的最优秀的作家（联大任职者若朱自清、闻一多等，以避嫌故，不选其文）。在西南联大整个的国文授课中，白话文选目虽略有调整，整体上入选的作家仍是比较固定的。上引任继愈先生自述所提到的一九四四年编选的《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以下简称《语体文示范》）选文共十三篇，分别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的《狂人日记》《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死城》（节录），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无言之美》，梁宗岱的《哥德与李白》《诗、诗人、批评家》，冰心的《往事》（节录），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以及丁西林的《压迫》（西南联大文学院《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重庆作家书屋1945年）。将其同《国文选》相比较，有六篇同于《国文选》，新增加的作者仅宗白华、梁宗岱二人，可见两书在宗旨上还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国文选》的上、下卷和中卷，在选文宗旨上存在着某种“割裂性”。如果说上、下卷古诗文部分带有“未敢忘忧国”的士大夫情怀的话，那么中卷的新文学作品则在硝烟气之外更关注闲适性灵的人间烟火气—这正是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身上的“京派”印记。“京派”以京津地区的作家为主体，他们提倡文艺的自由和独立，关注民俗和风土人情，强调白话文在抒发性灵和怀抱方面的独立价值。随着士人在战事中的南渡，京派文人又在昆明等大后方聚集，继续书写如水般饱含人道主义温情的篇章，林徽因、沈从文，皆是其中的典型。影响所及，便是京派的品位通过《国文选》在联大学子那里的“薪火相传”，汪曾祺曾说，这本《国文选》的语体文卷，是他“走向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而汪曾祺所走的文学道路，也使得他成了“最后一个京派”。 因之，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西南联大国文教材的编选情况。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页;以下简称《校史》）记载：“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一九三八年开始编选课本，由全体任课教师推荐篇目，几经斟酌讨论，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增删篇目，到一九四二年编定。”至于本书在选目上的特色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意义，“他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风气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的冲击”（《校史》，第90页）。汪曾祺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回忆当时大一国文课本的篇目说：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5-356页）
汪先生所回忆的篇名全同于本册《国文选》，并且，“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本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等辅导材料，十六开本白报纸铅印，印数不太多，供应两三届新生即告售缺。以后就同别的教科书一样，接力棒似的由前一届学生转让给下一届新生”。（《校史》，第90页）这个特点也是同《国文选》相契合的。由此可见，各处提到的《大一国文》实际就是笔者所介绍的这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这本《国文选》曾经是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连续使用多年的校本教材，直到一九四四年，“教育部规定大一国文课必须采用部订教材”，西南联大于是持经达变，大一国文委员会又另编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以下简称《参考文选》）作为补充教材，仍由杨振聲主持，并作序《新文学在大学里》。后来，《参考文选》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上文已同《国文选》做了比较。两本书都未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作品，这也是选文避嫌的通例。杨振声的卷首语说：“内容虽不完备—凡长篇及本校同人作品皆经割爱—却都是能忠实于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作品;从这些作品发展开来，便是修辞立诚的门径，便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便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文学的大路。”（西南联大文学院《语体文示范》卷首）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教学，从《国文选》到《语体文示范》，都坚持为白话文作品争得一独立地位，这在当时的教育氛围中是难能可贵的。
除这两本书之外，笔者还见到过两册西南联大油印本教材，分别是《词选》残本和《国文讲义（九班）》残本。《词选》从阕名《望江南·天上月》选起，若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以至李后主《浪淘沙·帘外雨潺潺》，风格大抵“花间”一派。据上引汪曾祺先生《西南联大中文系》称：
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第357页）
据此，这册《词选》当是唐兰先生“词选”课的油印讲义。《国文讲义（九班）》选目如《纪游》《游黄溪记》《寄冰季弟信》《权遂宁府劝农文》《雪耻与御侮》《刺字》《新青年宣言》《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等，同前两种《国文选》旨趣各异，然其于战时有所寄托却是一样的。
就教材的性质来看，《词选》和《国文讲义（九班）》很可能是唐兰等教授开设的个性化选修课的读本，而《国文选》则是大一新生必修课“大一国文”的教材。当然，西南联大中文系在课程的师资投入上也是显著不同的。据《校史》所考，当时大一国文课的讲授按如下方法进行：“大一国文任务较重，不得已采取变通办法，读本开七组，由许维遹、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余冠英、陈梦家分任……实施时，读本课采用大班讲演的方式，由若干教授每人轮流上课一到二周，选讲自己最有心的名篇佳作。”（《校史》，第89-90页）整册的国文选，并非在一个学期讲完，而是每学期选定一部分篇目，“每学期讲授篇目，也由大一国文委员会确定。以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度为例。文言文讲授：《论语选读》、《左传·鞌之战》、《三国志·诸葛亮传》、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王国维《人间词话》（节选），语体文讲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示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林徽因《窗子以外》、丁西林《压迫》（独幕剧）。担任大一国文的教授有时还给青年教师讲解选文的要旨，辅导他们钻研教材。如《论语选读》，是罗庸推荐的篇目，他曾给青年教师阐明选文的精神实质”。（《校史》，第90-91页）西南联大之所以如此重视“大一国文”的讲授，还有一深层的理念在起作用，那就是把《国文选》当作传递学术精神、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朱光潜曾撰文《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认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针对这样的看法，西南联大国文教育理念的代表之一朱自清起而与之商榷，在《大学国文选目》中指出大学国文应当“是一种文化训练”，并举《国文选》为例来阐明古文、语体文并选的缘由：“作者服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开了风气将一些语体文收在‘国文选’里，但也没有清一色的做去。”（《语文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页）当然，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在讲授《国文选》时不注重语文训练;正相反，西南联大为“大一国文”课特意设置了作文课，聚焦于语体文的习作演练。汪曾祺在《晚翠园曲会》一文中回忆说： “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汪曾祺全集·六》“散文卷”，第207页）
这一点在《西南联大校史》中也得到了印证。《国文选》原本皆是选白文，未加注解。唯一的例外就是开篇《论语选读》第一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文后“坿本证”的体例设计。“坿”今作“附”，“本证”即是以《论语》解《论语》。罗庸《鸭池十讲》第一篇《我与〈论语〉》系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在西南联合大学儒学会的讲演，其中便有对此意旨的阐释：
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我因为看了阮元《揅经室集》里的《〈论语〉论仁论》，黄以周的《经训比义》，陈澧的《汉儒通义》，刘申叔先生的《理学字义通释》，有所启发，便把《论语》中关于论学、论礼的话类抄起来，拿来解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自谓训诂颇有义据。其实对于这一章全未了解，结果害得梁漱溟先生从北平西郊大有庄跑进城来，亲自登门下问，以为我真懂这一章，直闹得我手足无措。现在既要教这书，便把这一套老家当搬出来，编了一种讲义叫《论语本证》，意在以本书证本书，不至于跑野马。
……
前年，大一国文委员会选定教材，大家推我选《论语》，这才又把从前的《论语本证》稍加删汰，便是现在大一国文选里的《论语》十章。（罗庸《鸭池十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页）
罗庸先生的《论语本证》未见出版，那么这册《国文选》中的《论语选读》（十章）应该是其《论语本证》成果的遗存吧。
上面就西南联大国文教材的基本情況略加缕述，可以从这古朴的书册间窥见许多战火硝烟中的弦歌往事，书里书外都是珍贵的。同样值得珍视的是，本册书中（主要是上卷）保留了诸多眉批夹批和注释札记，铅笔、自来水笔（蓝、蓝黑、墨）等不同的字迹，虽大都暗淡褪色且未必同一时期（为节约纸张，西南联大课本有各年级交接使用的传统，见《校史》，第90页），却固执地守住了那个国殇民瘼而弦歌不辍的历史承诺。在目录页上，隐约可辨的铅笔字迹对其中的一些文章作了简单的标注，文章上眉多是作品年代，春秋、战国、前汉、后汉……直到中卷标注“国语的文学”：民族的历史演进在数十篇文章中清晰于草纸上，当下的关照跃然而出。每篇文章的标题下则标注着学习重点，比如《左传·鞌之战》下“典故、小问题”;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下“理论”;鲁迅《示众》下“清楚，描写很近人情，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下“描写”;林徽因《窗子以外》下“杂乱、无个姓”（按：原笔迹如此，当为“个性”），等等，不烦备举。这些简评是当时国文教授的断语抑或是联大学生的品评，今已无考，但仅是这些文字的留存，已使人读来更觉亲切有味。倘若再接着看到下卷古诗部分书眉大大的“背”字，遥想当年草房教室中的把卷吟哦，我们对联大校歌《满江红》中的“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当会多了一分“了解之同情”。
在《国文选》的选文标注中，仔细辨认，大约有五个人的笔迹，或文言，或白话，然皆是正体字的行书。高低年级的交替传递，使得不同笔迹的标注形成了对文义解释的互补，宛如经典里的集注。例如《论语选读》第一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不惑”有墨笔注“不动心”，而蓝笔则旁注“有基本”;“天命”有墨笔注“天赋”，旁边蓝笔则是更引申的解说：“知道责任所在。”（《国文选》上卷，第1页）由于是课本，书上自然会留下国文老师授课时的见解，比如《史记·司马穰苴传》文末有蓝笔标注：“司马兵法不是司马穰苴做的。司马兵法是理想的兵法，并未有人用过。”（《国文选》上卷，第21页）
通观全书的标注，会发现许多能反映当时学生内心世界的内容，使我们借此可以跳出以前的想当然，更加贴切地认识那一代西南联大学子的风貌。例如上卷《人间词话》（选录）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蓝笔夹批：“为了世界，我愿牺牲。” （《国文选》上卷，第80页）而到下卷《古诗八首》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下则有蓝黑笔注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国文选》下卷，第2页）从笔迹看，自然不是一人所为，然而却也能看到，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十多年，新思想和极其保守的“三纲”伦常观念仍会同时从学生们的笔尖流出。又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标题上蓝黑笔注曰：“字静安，浙江海宁人，罗振玉之弟子，为清代之遗民。” （《国文选》上卷，第79页）从语气看，书写者于王国维并不甚知晓，不然这样的注解似乎大可不必。类似的例证见于下卷杜甫《羌村三首》，题下有铅笔标注：“时正安乐山之乱。约为唐肃宗至德二年。”（《国文选》下卷，第7页）“乐”初写作“乱”，后划去改作“乐”，但终究没有为安“禄”山定名，可见当时西南联大大一新生的文史基础也是参差不齐的。至于书中不时可见到的一幅幅长脸圆眼镜的铅笔画像，则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国文老师的书生气，寥寥几笔，倒也传神。
二○二一年夏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