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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困境,旧有的统治已经无法继续,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然而,旧人办新政,并没有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而是执政者们借新政之机将官场腐败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最终清王朝灭亡。
在专制政体中,官僚体系笼罩着社会,官本位意识则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官场的道德风气引导、规范着社会道德和社会风俗。所以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一些有远见的官吏,都把官吏道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新政时期,清政府灭亡的迹象已处处显现出来,官场到处弥漫萎靡腐败的政风。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透视新政时期官场的奢靡之风,从而对新政失败的原因做一理性的思考。
一、赌风盛行
庚子后,虽然清政府颁布“新政”的谕旨,但经过庚子事变的打击,西太后和满汉王公大臣已丧失了治理国家的信心,整个统治阶级陷入极度颓废的心理状态,赌博便成为他们颓废精神状态中的一种麻醉剂,得以在官场中盛行。
纵观清末报刊与笔记,大量的记载显示,清末10年,官场赌风极盛,大小官员无不热衷于此。“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近代稗海》第11辑)慈禧太后是爱好者之一,为此,奕劻的福晋及诸王福晋、格格经常进宫陪太后消遣。她们常身带数万元赌资,在牌桌上处处讨好慈禧,“那拉每有白、发、中诸对,侍赌者必出以足成之,既成,必出席庆贺,输钱亦必扣头求太后赏收。于是累负博进,无可得赏,则跪求司道美缺,所获乃十倍于所负也。”(《清代野史》第1卷)在这里,赌博已被作为一种宫廷交际的工具,以此讨好当权者,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上行下效,官场的奢靡之风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与传染性。“宫廷既倡导于上,而外王公大臣,部寮百职以逮诸官眷属,竟以麻雀为消遣款客之具,如茗酒然。”酒楼妓院、官员宅内,甚至官署内,“无不丁丁然牌声达旦”。(《近代稗海》第11辑)官员在赌场上花费的钱财非常多,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要靠贪污受贿来满足此项需要。1904年清政府虽下令禁止赌博,但它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风气,根本无法禁止。特别是随着新政的推行,出现许多优缺美差,为了谋得这些差使,官员士人纷纷借赌博邀欢权贵,行贿者大胆地通过故意输钱的方式达到行贿的目的。时人反映这种情况说:“麻雀者,官场之酬应者。麻雀盛于上海,风气北趋,斐然而化。其始则为宝局之改观,继则为达官显宦之酬应。具候补委员,遂效西施,设牌局于北里,邀阔老入游戏场,往来既稔,得以施其因缘请托之手段,冀调一美缺。于是,一入官场,学可以不优,麻雀不可不打,而麻雀又变酬应为宦阶也。”(《大公报》1908年1月23日)这里官场已成为赌场,赌博演化为官场的一种变相的贿赂手段。他们一旦得官获差,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更多的钱财。
新军、巡警、新式学堂都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其中的官员不乏接受西式教育者,但由于被腐朽的风气所浸染也沾染了腐败的气息。例如,作为国之城的军队内一直盛行赌博之风。湖北新军有“湖北官费生往日本学习陆军,前后归国者有二十人,陆续派事或充教习,或当管带或作学监,每月约可得薪金百余元,各人遂趾高气扬,出门必以轿马。日则打麻将、推牌九,夜则闹酒宿娼,问之曰:‘好光阴为何消磨于无用之地?’则曰:‘不如是,恐为当道所忌。’其手段之高,真令人不可思议。”(《警钟日报》1904年5月9日)何止令人不可思议,简直令人心寒,这说明清政府只要求下属对其忠诚,而对他们的荒淫腐败却可以宽容。查禁赌博是巡警的职责之一,但对于清政府的巡警来说,他们一方面查禁麻雀,另一面又进行保护,收取赌税或罚款,或者自设赌场。如广东海阳县“捕厅署内,开麻雀两场,一为爷们辈聚赌,一为各官僚幕友共赌。沈捕厅遇麻雀场散,常于晚饭后穿戴鞋帽,率勇数名,巡行街巷,遇有妓馆,则举头看看馆内有无叉麻雀,去时,必诫之曰:‘妓馆不准叉麻雀。’巡毕回署,乃大开麻雀场,……几于日夜不缀。”(《中华新报》1910年10月9日)这种官员早已道德丧尽,没有什么顾忌,他们腐蚀着新政,也消解着政权。学堂教习为风尚的典范,但受赌博之风影响,许多教习也乐此不疲。军队、巡警、新式学堂都是清政府力图维新的大政,是新政的典范,在社会上起着表率作用,其中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下属可想而知,这便使麻将有了“亡国奴戏”的恶称。
赌博的盛行,是清末社会衰败之象的一种表征。这种表征,首先来源于统治阶级的颓废精神状态。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最初10年间,清政府新政缺乏实际成效的内在原因。
二、狎妓冶游
娼妓是中国社会固有的痼疾之一,但晚清由于受商品经济、社会风气败坏以及外来糟粕文化的影响,娼妓业畸形繁荣。晚清10年,禁止官员狎妓的规定名存实亡,于是狎妓冶游、纵情声色成为官场的一大恶习。
酒色征逐不仅成为官员弥补精神空虚的一种方式,而且还能利用色相贿赂权贵,以求在新政中获取权力和钱财。例如,在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中,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利用新政改革官制之机,重金购买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商部尚书载振,段遂一夜之间超擢署黑龙江省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而旨下之际,许多京官还不知段芝贵为何许人。
官员征逐于酒色,而新政事业便在这群腐朽的官僚手中变的荒唐可笑,成为藏污纳垢之所。江西巡抚冯如骙嗜好酒色,娶两个歌妓为妾,腾出洋务局让她们居住,把谘议局改作洋务局,阻挠宪政在江西的举行。当下属官员进行劝说时,冯咆哮说:“此余之特权,非汝等所能干预”。(陈灨一《睇向斋谈往》)京师公开抽妓捐充警费,有清吟小班,茶室等名目,于是,从前名为“红福”、“百顺”等妓馆改名为某堂清吟小班或某某茶室,有的甚至书写“奉宪设立清吟小班”。(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在清朝灭亡前夕,不仅官员们狎妓有增无减,而且还引发下层民众的狎妓风尚,人称“宣统二、三年间,为神女生涯极盛之时代”。(转引自史革新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大凡将亡之国,必有亡国之道。”狎妓冶游正是清朝亡国的一种征兆。
三、吸食鸦片
清末10年,官员吸食鸦片十分盛行。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在吞烟吐雾,时人称:“我国之官吏,无论品级高下,皆为安享闲福之人,前此百人中竟有九十五人,沉溺于烟雾中者。且官吏之吸烟与常人不同,烟膏既十分精良,更有种种滋补品、消闲物以助其兴、舒其气,故所成之瘾,既大且固,而所吸之量亦独多,往往有每日吸至数两,不分昼夜横卧烟榻”。(《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与万国禁烟会》)许多官署几成烟窟,时人仿照唐诗对这种现象进行讽刺说:“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徐珂《清稗类钞》)此说虽有夸张之处,但形象说明官员吸食鸦片非常普遍,并且明目张胆。当时官员光顾的都是高级烟馆,设有雅座,装饰富丽堂皇,烟膏、烟具也极为讲究,并且可以招妓女陪抽。官为社会表率,在他们的带引下,大量的民众也吸食鸦片。清末吸食鸦片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1906年11月,清政府颁布禁烟上谕,决定10年内禁绝烟毒,要求各地督抚认真督办,特别要求吸食鸦片的大小官员限期戒绝,否则严惩,“以端表率也”。虽然经过清政府的努力,一部分官员戒掉了鸦片,但仔细考察,却有许多问题,因为这是官员的政绩,和实际的情况是大相径庭的。《大公报》曾报道:“湖北官场吃烟者几乎占全数之半,自奉谕切实戒除后,虽迭报断瘾者实繁有徒,然皆另辟密室, 其真正戒断者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在当时比比皆是,清政府罚不胜罚,只好睁一眼闭一只眼。
为什么鸦片禁绝不止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个权大于法的社会里,法律只是针对小民的,刑不上大夫,官员享有种种的特权,吸食鸦片也是如此。像在禁绝鸦片中,清政府规定十年内禁绝,但超过六十岁的官员可以不戒,一二品大员可以不戒,而“年届五十之上之人,不出十年,便可援引十年不戒之条;而三四品之员,则十年之中,皆有升迁之望,一旦位至二品,即可不用再戒。自此皆无戒绝之望。”(金梁《光宣小记》)于是本应为雷厉风行的政策,变成游移两可的事情,自然不能根绝恶疾,更不能折服人心。
四、征逐酒食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是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盛行着过分强调人际关系、礼尚往来的习气。这种情况反映到官场上,便是大小官吏热衷于编织各种关系网。亲朋、故旧、姻亲、同学、同年、同乡、师生,皆可拉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官系网”。在这种“官系网”中,征逐酒食、投谒应酬是常见的一种形式。
宴会可以在家庭、酒楼、妓院、官署或者园亭里举行。一位小京官曾指出,官制改革后京师宴乐的状况,“京员旧六部,近添新署,共十一部,而官益多,加以学堂林立,巡警普设,人数倍蓰于旧。宴会之事,弥积弥繁,若欲处处周到,虽日日谒客,日日设馔,仍有不逮”。(徐珂:《清稗类钞》)而他们在宴饮时,讲排场,追求豪奢的饮食,大肆挥霍,“光宣间之筵席,不用小碗而用大碗、大盘参合用之者,曰十大件,曰八大件”。(徐珂:《清稗类钞》)普通官员“寻常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风俗奢靡,莫此为甚”。(光绪年《重修金山县志》)许多官员以善食出名,袁世凯喜欢吃填鸭,其饲养方法是把鹿茸捣碎和着高粱来喂养鸭子。唐绍仪每餐必杀双鸭、双鸡,取它们的肉汁来烹调食物,而把骨肉抛弃,他“每餐费十金,犹云无可下箸”。其奢侈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但他们如果和皇后、皇帝的饭食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慈禧太后每次吃饭,品种达百数十种之多,盛饭菜的器皿大多以“黄金为托,白玉为碗”,达到穷奢极欲的地步。而小皇帝溥仪的饭菜每餐也要摆三、四张八仙桌,而他只吃吃摆在他前面的几种,其余都浪费掉了。(溥仪《我的前半生》)
随着新政的推行,媚洋的风气逐渐兴起,食西餐又成为官商各界人士追求的一种时尚。“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转引自史革新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相当一部分官绅宦室,“器必佐以洋式,食必佐以西餐”,以表示“维新”。新政中统治集团学习西方该学的东西没有学到,而吃喝玩乐却学的正宗专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赌、娼、烟、以及豪奢的宴饮同为晚清官场的痼疾,它们互为表里,互相影响,愈演愈烈,成为晚清道德败坏的渊薮。清末官场的奢靡之风绝不仅仅是社会的表面现象,它根植于封建的专制制度,就当时的状况而言,新政绝不会给清政府带来新生,他们所推行的改革即使是“美法良意”,也在风气淋漓的官场中异化走形,成为了煌煌的笑料和欺世之举。改革失去应有之意,世人对此深感绝望,人心皆去。这也表明,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
在专制政体中,官僚体系笼罩着社会,官本位意识则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官场的道德风气引导、规范着社会道德和社会风俗。所以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一些有远见的官吏,都把官吏道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新政时期,清政府灭亡的迹象已处处显现出来,官场到处弥漫萎靡腐败的政风。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透视新政时期官场的奢靡之风,从而对新政失败的原因做一理性的思考。
一、赌风盛行
庚子后,虽然清政府颁布“新政”的谕旨,但经过庚子事变的打击,西太后和满汉王公大臣已丧失了治理国家的信心,整个统治阶级陷入极度颓废的心理状态,赌博便成为他们颓废精神状态中的一种麻醉剂,得以在官场中盛行。
纵观清末报刊与笔记,大量的记载显示,清末10年,官场赌风极盛,大小官员无不热衷于此。“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近代稗海》第11辑)慈禧太后是爱好者之一,为此,奕劻的福晋及诸王福晋、格格经常进宫陪太后消遣。她们常身带数万元赌资,在牌桌上处处讨好慈禧,“那拉每有白、发、中诸对,侍赌者必出以足成之,既成,必出席庆贺,输钱亦必扣头求太后赏收。于是累负博进,无可得赏,则跪求司道美缺,所获乃十倍于所负也。”(《清代野史》第1卷)在这里,赌博已被作为一种宫廷交际的工具,以此讨好当权者,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上行下效,官场的奢靡之风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与传染性。“宫廷既倡导于上,而外王公大臣,部寮百职以逮诸官眷属,竟以麻雀为消遣款客之具,如茗酒然。”酒楼妓院、官员宅内,甚至官署内,“无不丁丁然牌声达旦”。(《近代稗海》第11辑)官员在赌场上花费的钱财非常多,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要靠贪污受贿来满足此项需要。1904年清政府虽下令禁止赌博,但它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风气,根本无法禁止。特别是随着新政的推行,出现许多优缺美差,为了谋得这些差使,官员士人纷纷借赌博邀欢权贵,行贿者大胆地通过故意输钱的方式达到行贿的目的。时人反映这种情况说:“麻雀者,官场之酬应者。麻雀盛于上海,风气北趋,斐然而化。其始则为宝局之改观,继则为达官显宦之酬应。具候补委员,遂效西施,设牌局于北里,邀阔老入游戏场,往来既稔,得以施其因缘请托之手段,冀调一美缺。于是,一入官场,学可以不优,麻雀不可不打,而麻雀又变酬应为宦阶也。”(《大公报》1908年1月23日)这里官场已成为赌场,赌博演化为官场的一种变相的贿赂手段。他们一旦得官获差,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更多的钱财。
新军、巡警、新式学堂都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其中的官员不乏接受西式教育者,但由于被腐朽的风气所浸染也沾染了腐败的气息。例如,作为国之城的军队内一直盛行赌博之风。湖北新军有“湖北官费生往日本学习陆军,前后归国者有二十人,陆续派事或充教习,或当管带或作学监,每月约可得薪金百余元,各人遂趾高气扬,出门必以轿马。日则打麻将、推牌九,夜则闹酒宿娼,问之曰:‘好光阴为何消磨于无用之地?’则曰:‘不如是,恐为当道所忌。’其手段之高,真令人不可思议。”(《警钟日报》1904年5月9日)何止令人不可思议,简直令人心寒,这说明清政府只要求下属对其忠诚,而对他们的荒淫腐败却可以宽容。查禁赌博是巡警的职责之一,但对于清政府的巡警来说,他们一方面查禁麻雀,另一面又进行保护,收取赌税或罚款,或者自设赌场。如广东海阳县“捕厅署内,开麻雀两场,一为爷们辈聚赌,一为各官僚幕友共赌。沈捕厅遇麻雀场散,常于晚饭后穿戴鞋帽,率勇数名,巡行街巷,遇有妓馆,则举头看看馆内有无叉麻雀,去时,必诫之曰:‘妓馆不准叉麻雀。’巡毕回署,乃大开麻雀场,……几于日夜不缀。”(《中华新报》1910年10月9日)这种官员早已道德丧尽,没有什么顾忌,他们腐蚀着新政,也消解着政权。学堂教习为风尚的典范,但受赌博之风影响,许多教习也乐此不疲。军队、巡警、新式学堂都是清政府力图维新的大政,是新政的典范,在社会上起着表率作用,其中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下属可想而知,这便使麻将有了“亡国奴戏”的恶称。
赌博的盛行,是清末社会衰败之象的一种表征。这种表征,首先来源于统治阶级的颓废精神状态。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最初10年间,清政府新政缺乏实际成效的内在原因。
二、狎妓冶游
娼妓是中国社会固有的痼疾之一,但晚清由于受商品经济、社会风气败坏以及外来糟粕文化的影响,娼妓业畸形繁荣。晚清10年,禁止官员狎妓的规定名存实亡,于是狎妓冶游、纵情声色成为官场的一大恶习。
酒色征逐不仅成为官员弥补精神空虚的一种方式,而且还能利用色相贿赂权贵,以求在新政中获取权力和钱财。例如,在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中,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利用新政改革官制之机,重金购买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商部尚书载振,段遂一夜之间超擢署黑龙江省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而旨下之际,许多京官还不知段芝贵为何许人。
官员征逐于酒色,而新政事业便在这群腐朽的官僚手中变的荒唐可笑,成为藏污纳垢之所。江西巡抚冯如骙嗜好酒色,娶两个歌妓为妾,腾出洋务局让她们居住,把谘议局改作洋务局,阻挠宪政在江西的举行。当下属官员进行劝说时,冯咆哮说:“此余之特权,非汝等所能干预”。(陈灨一《睇向斋谈往》)京师公开抽妓捐充警费,有清吟小班,茶室等名目,于是,从前名为“红福”、“百顺”等妓馆改名为某堂清吟小班或某某茶室,有的甚至书写“奉宪设立清吟小班”。(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在清朝灭亡前夕,不仅官员们狎妓有增无减,而且还引发下层民众的狎妓风尚,人称“宣统二、三年间,为神女生涯极盛之时代”。(转引自史革新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大凡将亡之国,必有亡国之道。”狎妓冶游正是清朝亡国的一种征兆。
三、吸食鸦片
清末10年,官员吸食鸦片十分盛行。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在吞烟吐雾,时人称:“我国之官吏,无论品级高下,皆为安享闲福之人,前此百人中竟有九十五人,沉溺于烟雾中者。且官吏之吸烟与常人不同,烟膏既十分精良,更有种种滋补品、消闲物以助其兴、舒其气,故所成之瘾,既大且固,而所吸之量亦独多,往往有每日吸至数两,不分昼夜横卧烟榻”。(《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与万国禁烟会》)许多官署几成烟窟,时人仿照唐诗对这种现象进行讽刺说:“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徐珂《清稗类钞》)此说虽有夸张之处,但形象说明官员吸食鸦片非常普遍,并且明目张胆。当时官员光顾的都是高级烟馆,设有雅座,装饰富丽堂皇,烟膏、烟具也极为讲究,并且可以招妓女陪抽。官为社会表率,在他们的带引下,大量的民众也吸食鸦片。清末吸食鸦片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1906年11月,清政府颁布禁烟上谕,决定10年内禁绝烟毒,要求各地督抚认真督办,特别要求吸食鸦片的大小官员限期戒绝,否则严惩,“以端表率也”。虽然经过清政府的努力,一部分官员戒掉了鸦片,但仔细考察,却有许多问题,因为这是官员的政绩,和实际的情况是大相径庭的。《大公报》曾报道:“湖北官场吃烟者几乎占全数之半,自奉谕切实戒除后,虽迭报断瘾者实繁有徒,然皆另辟密室, 其真正戒断者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在当时比比皆是,清政府罚不胜罚,只好睁一眼闭一只眼。
为什么鸦片禁绝不止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个权大于法的社会里,法律只是针对小民的,刑不上大夫,官员享有种种的特权,吸食鸦片也是如此。像在禁绝鸦片中,清政府规定十年内禁绝,但超过六十岁的官员可以不戒,一二品大员可以不戒,而“年届五十之上之人,不出十年,便可援引十年不戒之条;而三四品之员,则十年之中,皆有升迁之望,一旦位至二品,即可不用再戒。自此皆无戒绝之望。”(金梁《光宣小记》)于是本应为雷厉风行的政策,变成游移两可的事情,自然不能根绝恶疾,更不能折服人心。
四、征逐酒食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是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盛行着过分强调人际关系、礼尚往来的习气。这种情况反映到官场上,便是大小官吏热衷于编织各种关系网。亲朋、故旧、姻亲、同学、同年、同乡、师生,皆可拉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官系网”。在这种“官系网”中,征逐酒食、投谒应酬是常见的一种形式。
宴会可以在家庭、酒楼、妓院、官署或者园亭里举行。一位小京官曾指出,官制改革后京师宴乐的状况,“京员旧六部,近添新署,共十一部,而官益多,加以学堂林立,巡警普设,人数倍蓰于旧。宴会之事,弥积弥繁,若欲处处周到,虽日日谒客,日日设馔,仍有不逮”。(徐珂:《清稗类钞》)而他们在宴饮时,讲排场,追求豪奢的饮食,大肆挥霍,“光宣间之筵席,不用小碗而用大碗、大盘参合用之者,曰十大件,曰八大件”。(徐珂:《清稗类钞》)普通官员“寻常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风俗奢靡,莫此为甚”。(光绪年《重修金山县志》)许多官员以善食出名,袁世凯喜欢吃填鸭,其饲养方法是把鹿茸捣碎和着高粱来喂养鸭子。唐绍仪每餐必杀双鸭、双鸡,取它们的肉汁来烹调食物,而把骨肉抛弃,他“每餐费十金,犹云无可下箸”。其奢侈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但他们如果和皇后、皇帝的饭食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慈禧太后每次吃饭,品种达百数十种之多,盛饭菜的器皿大多以“黄金为托,白玉为碗”,达到穷奢极欲的地步。而小皇帝溥仪的饭菜每餐也要摆三、四张八仙桌,而他只吃吃摆在他前面的几种,其余都浪费掉了。(溥仪《我的前半生》)
随着新政的推行,媚洋的风气逐渐兴起,食西餐又成为官商各界人士追求的一种时尚。“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转引自史革新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相当一部分官绅宦室,“器必佐以洋式,食必佐以西餐”,以表示“维新”。新政中统治集团学习西方该学的东西没有学到,而吃喝玩乐却学的正宗专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赌、娼、烟、以及豪奢的宴饮同为晚清官场的痼疾,它们互为表里,互相影响,愈演愈烈,成为晚清道德败坏的渊薮。清末官场的奢靡之风绝不仅仅是社会的表面现象,它根植于封建的专制制度,就当时的状况而言,新政绝不会给清政府带来新生,他们所推行的改革即使是“美法良意”,也在风气淋漓的官场中异化走形,成为了煌煌的笑料和欺世之举。改革失去应有之意,世人对此深感绝望,人心皆去。这也表明,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