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诗人白居易在《杭州回舫》中，表达着对杭州的偏爱和思念。
　　世间山水大美如桂林、九寨，但论诗性之美，终敌不过西湖一纸画卷。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在此勾留，酿就了杭州耐人寻味的诗性文化。西湖是一部诗史，更是一部内涵丰厚的心灵史。
　　诗性气质的历史积淀
　　史书上有确切记载的最早的西湖诗客，是在东晋乱世中随王室南迁的士人。“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郭璞曾赞美西湖边的玉皇、凤凰两山形势蜿蜒，有龙凤之姿、帝王之气。南朝时，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身影在此出没，他曾到钱塘江边写过一首《富春渚》，其中“宵济渔浦潭”“定山缅云雾”等诗句，最早实录了西湖山水间的云影夜色。魏晋名士的风度与人格精神，尤其是适意自然的生活态度与诗性化的生存方式，与杭州山水相得益彰，并为早期杭州平添了超然诗意。
　　杭州定名于隋开皇九年。由于运河开通，且居江海会，作为东南都市的杭州得以迅速发展。白居易出任杭州时，因湖在城西，曾称之“西湖”。应该说，白居易是最早写诗赞美西湖之人。他描写西湖旖旎的春光如“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湖上春来如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描写杭州美丽的风光如“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他离任后仍深情地写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还首次发掘了西湖的女性之美，赋予了杭城绮美诗性，如“青罗裙带展新蒲”“草绿腰裙一道斜”等。经过白居易的大量笔墨渲染，原来默默无闻的西湖成了有口皆碑的风物胜地，杭州至此从一个普通的州治转化为一个别具诗性的风景城市。这对杭州的文化定位与品性确立可谓意义深远。
　　深得西湖之心的本土诗人北宋林逋，又开创了“西湖如隐士”的意象体系。隐居孤山的林逋在《西湖》诗中说：“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同是青山绿水，林逋的诗却呈现了黄昏湖山间的空灵幽逸，其《山园小梅》有名句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正隐现了西湖清寒幽静的另一种诗意。白居易的诗发掘了西湖世俗的妩媚气息，林逋的诗则得西湖的禅思幽韵。西湖至此有了“美人湖”“高士湖”双重称呼。而这种入世与出世并蓄共存的气质也进一步拓展了西湖与杭州的诗文化包容性。
　　之后，苏轼、范仲淹、王安石等士大夫也来到西湖，更赋予其旷达清逸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品格。苏轼两度在杭为官，他曾说：“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苏轼将地灵物华的杭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贸西湖邻”苏轼常在雨中、夜里、雪后、秋日泛舟西湖，其任意飘荡的旷逸姿态对后世影响极深。除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外，还有“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其间体现的正是一种在不完美中寻求完美的人生豁达情怀。苏轼也不断开拓着西湖诗性的境界，令人少却了柔波酣浓如酒的沉醉，而产生了人生与生命变迁的思索，为杭州诗性文化注入了一种旷逸之美。
　　城市精神的诗性诠释
　　“精致和谐、开放大气”的城市人文精神，完全可以在杭州的历史文脉中找到丰富的诗性诠释。
　　杭州在吴越、北宋时为“东南第一州”，到南宋又成为全国第一州。其耀眼文华与山川古迹相映发，繁华之景令后来的马可·波罗发出了“天城”的惊叹和赞美。在这里，静秀的西湖并不排斥市井的热闹，喧嚣的街巷中也时时隐现着雅士们踱步的身影。这里的人们不讳谈物质享乐，正如柳永的《望海潮》所述，“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他们懂得生活的品位，时时处处用一种审美的心态来安排生活，体现着一种精致和美的生活情状。
　　杭州本土词人潘阆在《酒泉子》里写道：“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垂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四时争艳的窗前花卉显现了杭州百姓的生活情趣，更显露了其关注生活细节，强调生活品质的精致生活文化。
　　在杭州，动静得宜，雅俗共融，其和谐的生活氛围中体现的是本土文化里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这与杭州的发展史有关。清代浙东学派代表全祖望曾说 “钱塘永无兵燹”，杭州自开辟以来没怎么受战争天灾的破坏。这与南京屡遭兵灾相比，无疑是幸运的，杭州的城市个性比南京少了感伤而多了一份悠然。当然，独特的山水环境更影响了杭州人怡然自得的人文情怀。钱穆先生曾讲：“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杭州兼得自然环境之优雅与历史文化之精致，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尽现。
　　西湖是秀美的，但同时也是大气的，西湖包蕴的大气首先来自吴越钱王的作为。他以民为本，修筑海塘，又以民为贵，纳土归宋。到了南宋，杭州进一步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方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更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元代诗人杨维祯《西湖竹枝词》写“南官北使须到此，江南西湖天下无”。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格局必然使杭州文化带有强烈的包容性特征。西湖之美，自古难言，宋人说“山色湖光步步随，古今难画亦难诗”。然而，西湖之美却又人人可得。“西湖天下景，游者无贤愚。深浅随所得，心知口难传。”苏轼此诗正道出了西湖的大气与开放。
　　西湖像一面明镜，倒映着杭州的市井人情。在这里，儒、释、道并行共荣，入世的梦想与出世的达观有机融汇。孤山的处士墓，葛岭的抱朴院以及六朝、吴越国以来的众多寺庙，与隔湖的繁华城楼遥相呼应，各得所宜。不仅如此，这些佛道场所还自然担负起为都市民众作心灵抚慰的职责。史载白居易、苏轼等皆喜与韬光禅师、辩才和尚等方外人士来往。白居易有诗咏竹阁云：“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当时，佛、道中人也多融入城市，与士人甚至艺妓来往，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象。这种天上人间，官民同乐，雅俗共存的都市文化气象在明末张岱的《西湖七月半》中也有鲜活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还有，长眠于湖山的历代仁人志士，他们为西湖增添了无限诗意和荣光，更为杭州文化的柔情外表植入了筋骨支撑。杭人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名句长留诗史，也刻画了杭州本土文化外圆内方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有诗曰：“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这种为国为民、舍生成仁的胸怀在同样热爱西湖的近代女子秋瑾身上也得到了传承。此外，还有晚清杭州诗人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名句更成为了杭州文化中变革进取、恢弘大气的恒久重音。
　　诗性底蕴的文脉相承
　　杭州是诗人的第二故乡，到了近现代，杭州依然走在了诗歌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前端。1922年3月，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四人在杭州西泠印社四照阁结成了“湖畔诗社”，效仿英国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湖畔派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的风格，并在他们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诗集《湖畔》上，题写了“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对此，朱自清曾说：“‘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与西湖结缘最深的，莫过于出生于富阳的现代著名小说家、诗人郁达夫，他亲自修筑了与夫人王映霞的爱巢——风雨茅庐，西湖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写“楼外楼头雨如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信苏”，来抒发文人报国的理想；“十日钱江水急流，满天梅雨压杭州。怪来丝米盘盘贱，我替耕夫织女愁”，来抒发关怀民间疾苦的赤子情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也诞生了戴望舒、施蛰存、林徽因等杭州籍诗人，他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传承了南宋文化重视心灵自由追求的审美品格，表现了对当下、对世俗、对功利的超越，以实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雨巷》的原型就是杭州的大塔儿巷。出生于杭州陆官巷林宅的民国才女林徽因，写下了“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杭州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可说对林徽因选择建筑、爱诗善画，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知名学者刘士林在《中国诗学精神》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充满了诗意的文明，中国的文化首先就是一种诗性文化。”从这意义上讲，满蕴诗性的杭州本土文化更是一种可资爱国教育、人文教育的宝贵资源。
　　2015年，杭州湖滨苹果旗舰店开张之前，知名本土书法家王冬龄，接到了苹果公司的“秘密委托”，请他写一幅和西湖有关的字，只要留出logo的位置，具体内容由他全权决定。于是，巨幅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吊足了胃口，抢足了眼球。他觉得，诗能彰显杭州的独特意境，与书法能够相得益彰。
　　诗化城市，城市化人。看遍杭州好湖山，不会吟诗也会吟。
　　（作者系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