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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所传，根柢精神。自古有志于八分者，所求之根本即在其隶书精神也。盖隶书精神，要在朴素与正大之间，乃两汉文化之表征，亦民族精神之巩基也。
朴素正大之隶书精神，其思想渊源乃自传统哲学中来。隶书精神之朴素，源于老庄之『见素抱朴』（《老子》第十九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美』（《庄子·天道》）；隶书精神之正大，源于孟子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隶书精神之所出，即在此处。
是故，隶书精神渊源老庄、孟子，融合朴素正大，荟萃民族精神之主旨，以其盛世之音，而与时代契合。此正隶书大美精神之所在也。自古笔为时而歌，墨为世而舞，故此隶书精神之传扬，正在今日也。
隶书之美乃由隶书精神之所发也，在朴素之美与正大之气。朴素之美，隶书美之内在底蕴，表之以拙、质、古、老、厚、沉、深、浑，归于自然之道。正大之气，隶书美之外在气象，出之以雄、强、魄、力、豪、放、刚、健，归于崇高之境。隶书之美，因朴厚而自然，由正大以崇高，底蕴深，气象隆，铸成金石不朽之气，境界乃如长安古道，汉家陵阙，风骨悠悠，复绝千古，足以发思古之幽情，倡盛世之洪音。
隶书艺术特质在其写意性，或日抒情性，以其每有主观情性自由挥洒之便。隶书于五体之中，上承篆体，下启楷草，既无篆、草的识读之难，又少楷书的法度之严，共性略同于行书。盖隶书有法而不拘，任意而适变。其正，则可庙堂碑版；其率，则可民间简牍：收放自如，随心去取。正可以陶写胸中意趣，抒发笔底深情。因此隶书一体以其艺术特质，更能与时代相合。
隶书取法之资源可谓丰富，挖掘之空间可谓宽广，渊源大泽，取之无尽。其中经典碑版内涵深厚，常写常新，自不必说；而近百年间出土之简牍帛书，蔚为大观，更有两汉以至魏晋民间众多无名刻石文字，虽残碑断瓦，而奇异古拙，意趣生动，不乏奇思妙想启迪书法者。此乃今人研求隶书之得天独厚之机也。
当代隶书人，意欲掘取其深广博大之资源，表现其自然崇高之美感，成就其隶书朴素正大之精神，务在潜心静气，于平和宁静之中悉心体悟古今隶书之一片深广高远，不激不厉，不骄不躁，沉静其心，深沉其笔，而后方能人其门，窥其奥，以致远道，终归有所得也。此间心态，至为重要。
秉承两千年隶书正大朴素之精神，宗汉碑法度，取摩崖气象，尚简书意趣，渊源心府，书写性情，掘其自然古拙之内美，发以崇高雄浑之境界，潜心归往，静以求之，此即仆之艺术理念之所在也。或有未至，而笔耕不已。
隶书以碑版为大端，而碑与帖形制不同，取法乃异。帖者，或写或刻，而点画清朗，少有出入，研习之中，鲜有障碍。而碑者，摹刻既已粗糙，风雨又加剥蚀，复以传拓常有不精，乃至斑驳陆离，天然不齐，自然不是当初手写之迹，实为金、石、笔三者交相作用而成，然其美感趣味正在此间，所谓金石之气勃然而生也。而以柔软之锋毫，拟坚硬之金石，虚实之间，愈见其难。其中大要，尤在书写性，即以毫之柔，化石之刚，存乎一心，体验揣摩，观照物我，以意象之参悟，去形质之拘泥，发其沧桑古拙之意，乃为有得。
隶书之临习，在透过刀锋，斟酌形神，主以一意，化出笔湍。此间功力，乃书家综合素养之表现。盖学识、修养、审美、意念，总而成之。形诸笔端之际，或与原碑形质稍别，而其意象务须契合无间乃佳。
隶书碑版之妙，正在陆离斑驳之间，有无尽广阔之挥洒余地，而研习者之性情理念得以由此生发表现。故此，虽为临习，实以进入二度创作之中矣。
汉隶之学，在存其古意朴茂之气，而此古朴意蕴发于古碑斑斑驳驳之间，却非斑斑驳驳所能有之，故而不可做作，不可拘泥，务须不断积累，反复参悟，沉淀其中，打磨不已，方能辉光乃出，金石气显，一片古色古香之美。
隶书求味道。味道之所求，在参酌把握于形质与神采之间，而后提炼之，概括之，出之以含蓄。非此，即含糊，头脑认识不清，笔墨表现不周。书法在去含糊，存含蓄，其中味道皆从含蓄中来，亦真亦幻，亦虚亦实。
高古、雄强、朴茂、浑厚，此乃汉隶之审美基调。汉隶之本色，恰如京剧之『花睑』，有其粗犷雄厚之气势。若作『青衣』姿态，虽技法、形质、意趣、神韵一应到位，却是大旨不存，殊乏气象，不过铅华脂粉气息，难成佳作。
隶书朴素正大，求之在『拙』。拙者，出之朴素，而归于大巧。然拙须涵之以清，清则正，正乃大。若失之清，拙乃成『浊』矣。浊者，恶道也。
隶书于古质之中，也不乏典雅之处。故于气象之外，当求以神韵。神韵之所得，在于笔情墨趣之中，和之以空灵，挺之以清刚，彬彬然生发书卷之气，滋润于金石干裂之间，刚柔调和，阴阳互成。故此，把握隶书格调，格应『朴』，调应『雅』。
习隶者自不当拘于隶书之内，而须参酌诸体之间，融汇而成。隶楷用笔，自当壁垒分明，而楷书结体，法度丰赡，仍需借鉴。行草笔势多出率意，挥洒性情是其所长，隶笔师之，自然有助于性灵书写。而篆隶二体，笔法之间多有相通，自不必说，更有介于二体之间者，源出民间，每多古趣，足资取法。故此孙过庭『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之说，非惟楷草而发也。
隶书以用笔为上。隶书用笔，所贵在『毛』。毛者，以涩出之，在笔纸之间摩擦生成，以写碑刻斑驳苍凉之意也。
传世汉碑范本多为拓片。拓片之中，有割裱与整拓之别，临习者不可不知。盖割裱本便于携带与印刷，人多学之；特于单字之用笔结体，深入体察，便宜尤多。然整拓之本，亦须留心。其于通篇章法之把握、整体风神之体悟，更有优长。若其常对割裱，而忽见整拓，时有豁然开朗、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张迁碑》，割裱本每觉其方整雄强，而以整拓本观之，其方整中不失圆转，雄强中不失意蕴，先前所感弱化不少，而庙堂之气愈见其浓。由此可见，割裱重在小细节，整拓要在大境界：观碑亦须贯通，不可狭隘。
学书要取法古人。时人之作，但可视为解读古人之旁证与参考，不可图一时之快，取作捷径，以为师法；缘其路窄而不能致远也。取道古人，或曰慢些，而终能越走越宽。
汉隶重质轻妍，而尤重内涵。然时人之书，取色拼接，多以形式为能，其于隶书精神之朴素正大，甚有相悖，乃不可不慎也。
朴素正大之隶书精神，其思想渊源乃自传统哲学中来。隶书精神之朴素，源于老庄之『见素抱朴』（《老子》第十九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美』（《庄子·天道》）；隶书精神之正大，源于孟子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隶书精神之所出，即在此处。
是故，隶书精神渊源老庄、孟子，融合朴素正大，荟萃民族精神之主旨，以其盛世之音，而与时代契合。此正隶书大美精神之所在也。自古笔为时而歌，墨为世而舞，故此隶书精神之传扬，正在今日也。
隶书之美乃由隶书精神之所发也，在朴素之美与正大之气。朴素之美，隶书美之内在底蕴，表之以拙、质、古、老、厚、沉、深、浑，归于自然之道。正大之气，隶书美之外在气象，出之以雄、强、魄、力、豪、放、刚、健，归于崇高之境。隶书之美，因朴厚而自然，由正大以崇高，底蕴深，气象隆，铸成金石不朽之气，境界乃如长安古道，汉家陵阙，风骨悠悠，复绝千古，足以发思古之幽情，倡盛世之洪音。
隶书艺术特质在其写意性，或日抒情性，以其每有主观情性自由挥洒之便。隶书于五体之中，上承篆体，下启楷草，既无篆、草的识读之难，又少楷书的法度之严，共性略同于行书。盖隶书有法而不拘，任意而适变。其正，则可庙堂碑版；其率，则可民间简牍：收放自如，随心去取。正可以陶写胸中意趣，抒发笔底深情。因此隶书一体以其艺术特质，更能与时代相合。
隶书取法之资源可谓丰富，挖掘之空间可谓宽广，渊源大泽，取之无尽。其中经典碑版内涵深厚，常写常新，自不必说；而近百年间出土之简牍帛书，蔚为大观，更有两汉以至魏晋民间众多无名刻石文字，虽残碑断瓦，而奇异古拙，意趣生动，不乏奇思妙想启迪书法者。此乃今人研求隶书之得天独厚之机也。
当代隶书人，意欲掘取其深广博大之资源，表现其自然崇高之美感，成就其隶书朴素正大之精神，务在潜心静气，于平和宁静之中悉心体悟古今隶书之一片深广高远，不激不厉，不骄不躁，沉静其心，深沉其笔，而后方能人其门，窥其奥，以致远道，终归有所得也。此间心态，至为重要。
秉承两千年隶书正大朴素之精神，宗汉碑法度，取摩崖气象，尚简书意趣，渊源心府，书写性情，掘其自然古拙之内美，发以崇高雄浑之境界，潜心归往，静以求之，此即仆之艺术理念之所在也。或有未至，而笔耕不已。
隶书以碑版为大端，而碑与帖形制不同，取法乃异。帖者，或写或刻，而点画清朗，少有出入，研习之中，鲜有障碍。而碑者，摹刻既已粗糙，风雨又加剥蚀，复以传拓常有不精，乃至斑驳陆离，天然不齐，自然不是当初手写之迹，实为金、石、笔三者交相作用而成，然其美感趣味正在此间，所谓金石之气勃然而生也。而以柔软之锋毫，拟坚硬之金石，虚实之间，愈见其难。其中大要，尤在书写性，即以毫之柔，化石之刚，存乎一心，体验揣摩，观照物我，以意象之参悟，去形质之拘泥，发其沧桑古拙之意，乃为有得。
隶书之临习，在透过刀锋，斟酌形神，主以一意，化出笔湍。此间功力，乃书家综合素养之表现。盖学识、修养、审美、意念，总而成之。形诸笔端之际，或与原碑形质稍别，而其意象务须契合无间乃佳。
隶书碑版之妙，正在陆离斑驳之间，有无尽广阔之挥洒余地，而研习者之性情理念得以由此生发表现。故此，虽为临习，实以进入二度创作之中矣。
汉隶之学，在存其古意朴茂之气，而此古朴意蕴发于古碑斑斑驳驳之间，却非斑斑驳驳所能有之，故而不可做作，不可拘泥，务须不断积累，反复参悟，沉淀其中，打磨不已，方能辉光乃出，金石气显，一片古色古香之美。
隶书求味道。味道之所求，在参酌把握于形质与神采之间，而后提炼之，概括之，出之以含蓄。非此，即含糊，头脑认识不清，笔墨表现不周。书法在去含糊，存含蓄，其中味道皆从含蓄中来，亦真亦幻，亦虚亦实。
高古、雄强、朴茂、浑厚，此乃汉隶之审美基调。汉隶之本色，恰如京剧之『花睑』，有其粗犷雄厚之气势。若作『青衣』姿态，虽技法、形质、意趣、神韵一应到位，却是大旨不存，殊乏气象，不过铅华脂粉气息，难成佳作。
隶书朴素正大，求之在『拙』。拙者，出之朴素，而归于大巧。然拙须涵之以清，清则正，正乃大。若失之清，拙乃成『浊』矣。浊者，恶道也。
隶书于古质之中，也不乏典雅之处。故于气象之外，当求以神韵。神韵之所得，在于笔情墨趣之中，和之以空灵，挺之以清刚，彬彬然生发书卷之气，滋润于金石干裂之间，刚柔调和，阴阳互成。故此，把握隶书格调，格应『朴』，调应『雅』。
习隶者自不当拘于隶书之内，而须参酌诸体之间，融汇而成。隶楷用笔，自当壁垒分明，而楷书结体，法度丰赡，仍需借鉴。行草笔势多出率意，挥洒性情是其所长，隶笔师之，自然有助于性灵书写。而篆隶二体，笔法之间多有相通，自不必说，更有介于二体之间者，源出民间，每多古趣，足资取法。故此孙过庭『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之说，非惟楷草而发也。
隶书以用笔为上。隶书用笔，所贵在『毛』。毛者，以涩出之，在笔纸之间摩擦生成，以写碑刻斑驳苍凉之意也。
传世汉碑范本多为拓片。拓片之中，有割裱与整拓之别，临习者不可不知。盖割裱本便于携带与印刷，人多学之；特于单字之用笔结体，深入体察，便宜尤多。然整拓之本，亦须留心。其于通篇章法之把握、整体风神之体悟，更有优长。若其常对割裱，而忽见整拓，时有豁然开朗、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张迁碑》，割裱本每觉其方整雄强，而以整拓本观之，其方整中不失圆转，雄强中不失意蕴，先前所感弱化不少，而庙堂之气愈见其浓。由此可见，割裱重在小细节，整拓要在大境界：观碑亦须贯通，不可狭隘。
学书要取法古人。时人之作，但可视为解读古人之旁证与参考，不可图一时之快，取作捷径，以为师法；缘其路窄而不能致远也。取道古人，或曰慢些，而终能越走越宽。
汉隶重质轻妍，而尤重内涵。然时人之书，取色拼接，多以形式为能，其于隶书精神之朴素正大，甚有相悖，乃不可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