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落实推进，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但由于部分国家或地区政局经常动荡不安，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或出口项目带来巨大风险。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既要履行好国家对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又要保障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因此在做重大的投资决策时一定会做充分可研并尽力消除非系统性风险，如信用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等，但在“走出去”过程中，最不可预见的、破坏力最强的当属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
　　一、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难预判、难控制、难获补偿。在漫长的投资周期里，政治风险会普遍存在于每个国别。当中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政权更迭、法律环境变化、群体事件等系统性风险时，投资企业很难控制企业或有发生的损失，亦难以以企业自身抗辩能力去主张补偿。
　　经济全球化使得政治风险外化的手段越加隐晦。以征收为例，二战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对本国的外国资本展开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在这一时期，直接征收是各界重点关注的对象。20 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普遍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本国的经济，需要引进外资，学习外国投资企业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这些国家从原来国家直接对经济活动进行控制，转变为以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实现间接控制经济的方式。且由于直接征收受到各国的重点关注，面临大额经济补偿，政府采取直接征收的方式剥夺外商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少，而更倾向于通过政府的管理措施对外国投资者财产权利的影响，这导致了间接征收问题比之前更容易发生。此外，目前环境、人权等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多数国家不会为了发展经济牺牲本国的环境以及公民福利，而是需要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采取一些社会管理措施，从而使得发生间接征收的可能性更大。
　　正是由于政治风险的上述特征，所以传统的商业风险分散手段都将其作为除外责任处理，这也使得很多对外投资的企业在潜意识中误认为此种风险无法规避，因此在投资决策中没有予以重视或者做出相应安排。
　　但实际上，国家不仅有专门针对政治风险的金融工具，更是在政府的文件中多次强调要用好这一国家鼓励的金融工具。中国政府为了保障中资企业海外資产的安全以及推动海外项目融资落地，在2001年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并责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开办买方信贷、卖方信贷、担保以及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以政府支持的手段切实地为中国企业“保驾护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是我国惟一以国家财政为后盾，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非营利的、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
　　二、解决风险对于融资的推进作用
　　在推进自身海外扩张战略时，很多企业优先只是考虑资金安排问题，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经常被企业挂在嘴边，殊不知，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谁去承担“走出去”的风险。一旦项目风险得到有效的缓释，资金安排将很容易实现。
　　因此，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融资问题，其实质就是解决风险由谁承担的问题。而中国信保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专业机构，中国信保项下产品均带有融资推动作用，其中的买方信贷业务更是对银行的贷款协议起到了类担保的作用。
　　2014年银监会明确发文，规定：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政策性保险产品保障的融资业务，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风险权重为0。基于上述规定，银行在为企业提供融资时，视中国信保政策性保险保障的业务为零风险业务，不论从审批条件还是审批时效上，都给与最大优化。
　　三、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要求不断提高
　　2017年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上，张高丽表示，要强化对企业“走出去”的指导监管，加强重大投资安全风险防范。由此可见，政策层面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的监管和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如果政治风险没有相应补偿方案，一旦发生风险损失，监管部门会视情况启动对企业管理者的尽职调查。
　　鉴于此，目前绝大多数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决策部署时，都应该将中国信保的风险防范机制嵌入到决策中，为企业海外战略采用必要的融资支持及风险缓释措施。（作者单位为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