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日，正值G20峰会，我也在杭州。那天我上街打了个车，当车往前开时，我发现出租车司机的头上有一个摄像头，一直对着我和车的后方摄像。我当时就问司机，你是在录像吗？司机说对。我问整个过程都给录下来了吗？他说对。我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做法还是因为什么制度？他说杭州市的出租车现在全都是这样，我当时听了以后非常震惊。
　　这其中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问题，隐私权的保护。
　　什么是隐私？按照现在的定义，三个词，私人空间、私人信息和私人活动。我花了几十块钱打了出租车，后面这个空间就是我的私人空间，但是这个空间被录像了。
　　一个礼拜前，我见了一个日本的中学校长，这个校长跟我讲，最近学校里面在做体检，体检的车开进了学校，要把设备放在教室里。但是校长说，全校一半男生一半女生，却找不到一间教室一个地方可以给女生体检。我说怎么可能？他说确实没有，最后女生的体检是在校长室做的。我当时也很震惊，为什么是这样？他说因为学校里所有的地方都装上了摄像头，而且探头是关不掉的，一旦关掉警察会来。这个事情涉及到的是什么？我们的个人信息，很多时候被暴露在另外的场景下，就像是大数据的征信。有意思的是，大数据征信这五个字，能不能往一块儿放。征信这个词最早是孔夫子说的，《左传》有云，君子之言，征而有信。征说的是收集，公开，是做一些这方面的共享。
　　问题在于，如果用大数据来做征信，其中的条件和门槛是什么？现在的法律规定，包括民法、刑法、少年儿童保护法里都有关于隐私保护的内容，但法律条文中没有隐私的概念，只有名誉权的概念。隐私在哪里出现？2001年，最高检通过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失损害责任赔偿的若干规定，这里谈到了隐私，但是少一个字，没有隐私权。


　　近期国务院公布的网络安全法，也有两处谈到了隐私。我们的隐私现在值多少钱？当隐私被暴露后，按照法律诉讼赢的话能拿到多少钱？如果被诉讼的组织输了，组织赔偿上限是五十万，下限是十万，我们的隐私最高值五十万。但如果追责到组织或企业的具体个人负责，个人最高赔十万，最低一万。从一万到十万，这就是今天中国的隐私价格。
　　法律上目前对隐私权没有界定，但隐私权的保护可能还不得小看。这里有一个基本共识：我们不能牺牲个人的隐私来换取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达程度，越发达，隐私的保护可能越重要。再有，对于大数据进入征信领域，不仅仅应该有门槛，而且应该有规避条例，同时还要有监督的法则。这些制度可能下一步亟待完善，如果不这样的话，大数据征信，可能会对所有人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设置门槛，要有条件地进行一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