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5年出生的，老家在山东省高青县木李镇三圣村。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只有16周岁的我也去报名了。由于年龄小，一开始部队没要，我就跑到征兵办公室，坚持要入伍。带兵的干部一看我的那一股子劲，大加赞赏：“我就要这样的兵！”最后，我是以1931年出生的报名年龄参军。于是，和媳妇拜完天地的当天，我就随着部队出发了。至今我仍记得当时军中传唱的歌儿：“反对武装日本！日本必须走向民主，亚洲必须走向和平。美帝国主义要武装日本，我们坚决不答应！”
　　跨过鸭绿江到达目的地后，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45师135团2营6连1班，班里有16个人。班长叫乔有仁，战士有高成岗、蔡登海……其中，我和一个四川兵关系最好，他叫黄继光。那时候，士兵们在一个大通铺里休息，和我天天挨着的就是黄继光。
　　在后方练兵时，我们这支部队经常要去修路。修路结束后的1952年6月，由于战士们表现出色，1班的战士都上调了。黄继光给营参谋长张广生当通讯员，我给营长秦长贵当警卫员。虽然不是一个班了，但我和黄继光还在营部一起生活、工作。不久后，部队就上了上甘岭。
　　597.9，虽然我已经80岁，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战斗所在地的那个地标数字。那天，敌人炮火相当厉害，有毒气弹、烟幕弹，我们的枪大多是“单打一”。但战友们很勇敢，下了命令没有一个往后退的。敌人进攻一次，我军就反击一次，双方拉锯。6连伤亡得差不多了，团长给营长下命令把4连顶上去。敌人又反击了，4连伤亡得又差不多了，团里又下命令，3营9连急行军再去抢山头，夺下了阵地。敌人又上来了一个团，9连伤亡了一半，进入了防空洞。回忆起这些，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被照明弹照得宛如白昼的战地之夜。
　　当时我是营长的警卫员。在距离阵地不到300米的营部工事里，我和营参谋长通讯员黄继光都在焦急地关注着胶着的战斗。敌人炮火凶猛，不给志愿军喘息机会，听不出一个炮还是两个炮，占领了山头的敌人修筑了地堡，两挺机枪交替射击，压制了我军冲锋。这时，军长下了命令，所有干部下压一级，营长到连，连长到排。师长崔建功也急了，命令我们营不计一切代价，拿下并守住597.9阵地。
　　反击在敌人地堡里的两挺机枪那里卡壳了。我们的人上去一拨牺牲一拨，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这时候，我看见黄继光向首长请战“我去！”。
　　和黄继光组成爆破组的一个战士叫吴三羊，另一名战士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据历史资料，应为肖登良）。三人当时都是营部的通讯员。眼瞅着他们往前冲去不到20米，吴三羊就倒下了，黄继光和另一名战士也受伤倒地了。受伤后，黄继光还在挣扎着匍匐前进。但这时，营部里的人已经开始在想别的办法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已经爬到地堡下的黄继光，猛地弓着腰起来一下子，堵上了枪眼子。敌人的机枪一下哑巴了，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冲出掩体，一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我看到英雄已经被子弹打烂了，后背血肉糊拉糊拉的，不成形了。
　　在黄继光精神的鼓励下，部队当天夜里又夺取了阵地。
　　黄继光牺牲后两天，我也受重伤回国。在黑龙江省庆安县第二十五陆军医院接受救治。病情稳定后，才给家里写了去战场后的第一信。
　　康复后，医院给出了“不适应部队工作”的意见。我没赶上评功会，身边的战友也大都阵亡，就这样带着身上唯一的勋章——六个子弹窟窿，我回到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