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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发展是中国发展理念的核心，而创新和开放是引领发展的动力。对外放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紧密，如何利用对外开放、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培育经济新动力的关键。本文主要研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针对当前问题，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同互动的建议，以期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2.012
0 引言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快速，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但是，长江经济带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发展难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给长江经济带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压力，另一方面造成大范围雾霾、水体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突出环境问题。
地区生态环境状况与文明建设有紧密的联系。长江的生态环境与国家繁荣富强息息相关，同时也关乎世界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扬。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年5月31日，国务院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重点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将长江建设成为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廊道。生态环境保护的好坏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要改革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走向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之路。
对外开放是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绿色‘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提升。中国在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利用投资引进先进的技术，通过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也带来了资源环境压力，迫切需要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而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会越来越吸引国际投资，使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强。因此，推动长江经济带加强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外合作，促使各种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提高市场融合的深度，是有效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的抓手。
科技创新是驱动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这充分说明了科技创新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工业化前期，发展速度迅速，却忽略了生态环境，科技创新能够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物的排放等。因此，构建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是解决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文献综述
关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张军、李昊（2019）从生态创新、低碳效率的角度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32国为研究对象，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绿色发展水平。朱帮助、张梦凡（2019），利用定基极差法建立了绿色发展评价方法，分别从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绿色生活等六个维度来构建新时代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张乃明等（2019）从生态空间优化、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生活满意四个维度，建立了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杜莉、马遥遥（2019）选取200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得出绿色发展绩效整体水平低且区域差异大。李俊杰、景一佳（2019）以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等模型对2007-2016年中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得出中原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关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李光龙、范贤贤（2019）以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城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刘开迪等（2019）以余值法创造性地核算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创新的贡献率，研究得出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率保持年均1%的增加趋势。滕堂伟等（2019）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关于对外开放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孙瑾、刘文革等（2014）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对绿色增长有副作用。李光龙、范贤贤（2019）以2002-2016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得出贸易开放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并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李丹琪、张佐敏（202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得出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有效促进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增加对外开放度。刘传哲、任懿（2020）以2008-2018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半参数回归模式，最終研究得出对外开放度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为非线性关系。
通过参考总结现有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二是绿色发展效率或绩效的测度;三是关注财政支出、科学技术、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因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从地区地理角度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专注于工业、农业等不同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研究。但是，对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机理的分析较少，对二者之间的协同互动作用分析不足。 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缺乏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力，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各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排污权和碳汇交易机制不完善，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对排污权的认识不足，缺乏对排污权的购买意识。因此，建立健全环境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迫在眉睫，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细化补偿标准，加强绿色产业发展动力。
第二，沿线城市环境管理体制存在壁垒，缺乏协同治理机制与法规。各地区政府之间在环境管理政策、制度法规不尽相同，在环境治理能力、绩效考核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缺乏共同应对环境污染的意识和能力;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没有建立河湖治理的有效联防联控机制，上下游城市之间环境污染存在传导性;除此之外，各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缺乏协同，绿色产业发展缺乏政策支持。
第三，以水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以黄金水道为中心，沿线分布了大量的城市群，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农业分布较多，形成了大量的城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村生产生活废水及水上交通带来的船舶污染，严重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的水环境质量。
第四，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不足以成为驱动力。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科技创新水平差异大，长三角地区和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程度较高，整体实力较强;其他经济落后地区，二者的协调互动程度较低，部分城市忽略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仍然遵循粗放式发展模式。
第五，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工业化生产迅速扩张，经济发展速度提升，但是也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产生了不利影响。各地区越来越依靠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来扩大国际贸易，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新型吸引力。
第六，生态新型城镇化进程较为滞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缺乏，垃圾处理与回收措施不足，燃烧秸秆等行为时有发生，居住环境有待改善。
3 “一带一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同互动研究
第一，因地制宜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发达地区立足于当前创新的基础，增强自身竞争力，主动承接高技术产业转移，以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力度不足的地区需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和自然环境，提升各地区的创新意识，健全企业创新激励机制。
第二，加大科研力度投入。实施基础研究行动计划，发挥基础研究的引领作用;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成果产出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成效;政府给予科技创新一定的补贴或信贷优惠，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社会创造活力。
第三，充分发挥并提升区域协同效应。重视长江经济带各邻近城市之间的溢出效应，加强利益共享与补偿，寻求利益共同点，有效建立区域绿色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地区间绿色发展合作，充分发挥滇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作用，促进绿色发展要素在各城市间的自由流动，形成协同互动、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格局。
第四，以水为重点，跨介质跨行政区域共同应对污染治理难题。打破行政区域管辖界限，促进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的生态环境合作，积极推动污染治理型产业发展。以水为环境治理重点，加强污染物监测，发展相应的绿色产业来满足综合治理的需求。
第五，加强对外开放，深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一方面要扩大对外开放，提升贸易开放度，鼓励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在贸易开放过程中，要注意环境成本和资源破坏，建立限制外部环境成本转移的政策，淘汰落后高碳外资产能，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第六，加快生态新型城镇化进程，完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垃圾处理与回收措施，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改善乡村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乃明，张丽，卢维宏，等.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应用[J].生态经济，2019，35（12）：185-189.
[2]滕堂伟，孙蓉，胡森林，等.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11）：2574-2585.
[3]刘开迪，杨多贵，孟浩，等.基于余值法的贵州省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率核算[J].高技术通讯，2019，29（11）：1124-1135.
[4]李光龙，范贤贤.财政支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实证检验[J].上海经济研究，2019，（10）：46-60.
[5]张军，李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评价——基于生态创新和低碳效率的测度分析[J].林业经济，2019，41（09）：106-111.
[6]杜莉，马遥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及其绩效评估[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59（05）：135-149+222.
[7]李俊杰，景一佳.基于SBM-GIS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J].生态经濟，2019，35（09）：94-101+107.
[8]朱帮助，张梦凡.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9，35（17）：36-39.
基金项目：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科研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同互动研究”（KY2019006）。
作者简介：张世花（1992-），女，山东临沂人，重庆对外经贸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2.012
0 引言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快速，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但是，长江经济带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发展难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给长江经济带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压力，另一方面造成大范围雾霾、水体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突出环境问题。
地区生态环境状况与文明建设有紧密的联系。长江的生态环境与国家繁荣富强息息相关，同时也关乎世界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扬。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年5月31日，国务院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重点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将长江建设成为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廊道。生态环境保护的好坏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要改革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走向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之路。
对外开放是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绿色‘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提升。中国在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利用投资引进先进的技术，通过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也带来了资源环境压力，迫切需要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而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会越来越吸引国际投资，使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强。因此，推动长江经济带加强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外合作，促使各种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提高市场融合的深度，是有效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的抓手。
科技创新是驱动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这充分说明了科技创新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工业化前期，发展速度迅速，却忽略了生态环境，科技创新能够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物的排放等。因此，构建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是解决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文献综述
关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张军、李昊（2019）从生态创新、低碳效率的角度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32国为研究对象，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绿色发展水平。朱帮助、张梦凡（2019），利用定基极差法建立了绿色发展评价方法，分别从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绿色生活等六个维度来构建新时代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张乃明等（2019）从生态空间优化、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生活满意四个维度，建立了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杜莉、马遥遥（2019）选取200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得出绿色发展绩效整体水平低且区域差异大。李俊杰、景一佳（2019）以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等模型对2007-2016年中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得出中原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关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李光龙、范贤贤（2019）以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城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刘开迪等（2019）以余值法创造性地核算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创新的贡献率，研究得出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率保持年均1%的增加趋势。滕堂伟等（2019）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关于对外开放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孙瑾、刘文革等（2014）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对绿色增长有副作用。李光龙、范贤贤（2019）以2002-2016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得出贸易开放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并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李丹琪、张佐敏（202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得出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有效促进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增加对外开放度。刘传哲、任懿（2020）以2008-2018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半参数回归模式，最終研究得出对外开放度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为非线性关系。
通过参考总结现有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二是绿色发展效率或绩效的测度;三是关注财政支出、科学技术、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因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从地区地理角度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专注于工业、农业等不同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研究。但是，对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机理的分析较少，对二者之间的协同互动作用分析不足。 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缺乏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力，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各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排污权和碳汇交易机制不完善，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对排污权的认识不足，缺乏对排污权的购买意识。因此，建立健全环境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迫在眉睫，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细化补偿标准，加强绿色产业发展动力。
第二，沿线城市环境管理体制存在壁垒，缺乏协同治理机制与法规。各地区政府之间在环境管理政策、制度法规不尽相同，在环境治理能力、绩效考核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缺乏共同应对环境污染的意识和能力;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没有建立河湖治理的有效联防联控机制，上下游城市之间环境污染存在传导性;除此之外，各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缺乏协同，绿色产业发展缺乏政策支持。
第三，以水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以黄金水道为中心，沿线分布了大量的城市群，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农业分布较多，形成了大量的城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村生产生活废水及水上交通带来的船舶污染，严重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的水环境质量。
第四，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不足以成为驱动力。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科技创新水平差异大，长三角地区和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程度较高，整体实力较强;其他经济落后地区，二者的协调互动程度较低，部分城市忽略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仍然遵循粗放式发展模式。
第五，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工业化生产迅速扩张，经济发展速度提升，但是也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产生了不利影响。各地区越来越依靠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来扩大国际贸易，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新型吸引力。
第六，生态新型城镇化进程较为滞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缺乏，垃圾处理与回收措施不足，燃烧秸秆等行为时有发生，居住环境有待改善。
3 “一带一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同互动研究
第一，因地制宜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发达地区立足于当前创新的基础，增强自身竞争力，主动承接高技术产业转移，以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力度不足的地区需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和自然环境，提升各地区的创新意识，健全企业创新激励机制。
第二，加大科研力度投入。实施基础研究行动计划，发挥基础研究的引领作用;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成果产出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成效;政府给予科技创新一定的补贴或信贷优惠，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社会创造活力。
第三，充分发挥并提升区域协同效应。重视长江经济带各邻近城市之间的溢出效应，加强利益共享与补偿，寻求利益共同点，有效建立区域绿色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地区间绿色发展合作，充分发挥滇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作用，促进绿色发展要素在各城市间的自由流动，形成协同互动、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格局。
第四，以水为重点，跨介质跨行政区域共同应对污染治理难题。打破行政区域管辖界限，促进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的生态环境合作，积极推动污染治理型产业发展。以水为环境治理重点，加强污染物监测，发展相应的绿色产业来满足综合治理的需求。
第五，加强对外开放，深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一方面要扩大对外开放，提升贸易开放度，鼓励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在贸易开放过程中，要注意环境成本和资源破坏，建立限制外部环境成本转移的政策，淘汰落后高碳外资产能，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第六，加快生态新型城镇化进程，完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垃圾处理与回收措施，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改善乡村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乃明，张丽，卢维宏，等.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应用[J].生态经济，2019，35（12）：185-189.
[2]滕堂伟，孙蓉，胡森林，等.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11）：2574-2585.
[3]刘开迪，杨多贵，孟浩，等.基于余值法的贵州省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率核算[J].高技术通讯，2019，29（11）：1124-1135.
[4]李光龙，范贤贤.财政支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实证检验[J].上海经济研究，2019，（10）：46-60.
[5]张军，李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评价——基于生态创新和低碳效率的测度分析[J].林业经济，2019，41（09）：106-111.
[6]杜莉，马遥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及其绩效评估[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59（05）：135-149+222.
[7]李俊杰，景一佳.基于SBM-GIS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J].生态经濟，2019，35（09）：94-101+107.
[8]朱帮助，张梦凡.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9，35（17）：36-39.
基金项目：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科研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同互动研究”（KY2019006）。
作者简介：张世花（1992-），女，山东临沂人，重庆对外经贸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