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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寒冬腊月，母亲也舍不得开一下灯，再冷也会搬上板凳到院落坐着缝补，她知道，如果不抓紧缝补，我们身上已没有再多可换的衣物。
我仅见过母亲三张留影，事实上，这也是母亲这一生仅有的三张留影。
见到母亲的这三张照片时，母亲已长眠在家乡黎平城郊东门坡外。那时我还很小，真正回忆起母亲以往的一切，是孝顺的大姐从所珍藏的这三张照片开始的。照片全是黑白的，这淡淡而朴素的色调，正是那个年月一种平实而极难得的定格，永恒的定格……
第一张留影，母亲与父亲怀里抱着仅几个月的大哥。照片上的母亲留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发式，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父亲身着中山装，左袖上戴着一只黑袖套。听父亲说，那是母亲与父亲悼念前苏联一位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在省城一家小相馆拍的。照片上，母亲身子微微地靠着父亲，显得肃穆而拘谨，极不自然。这张合影是母亲第一张人生的留影，也是母亲与父亲唯一的一次留影，这也成了我们全家弥足珍贵的一份最难得的回忆。
母亲一直都很胖。于是每逢夏天，那把棕叶大蒲扇、那双用破旧凉鞋修剪的拖鞋、那个泡浓茶嫩青色的大口缸，还有那洗得发白的木凳，就成了母亲度过炎热季节的宝物。每逢母亲拎着藤篮子从街上买菜回来，还来不及擦掉额头的汗水，赶紧先脱去黑布鞋，换上拖鞋，扯着嗓门吆喝着我：“满儿，快找我的扇子来。”喘着气坐在木凳上，蒲扇是一刻也不会停下，手里的大缸浓茶咕噜咕噜地下去一大半。“快把我的烟拿来呢!”直到点上一支香烟，猛吸几口，这才稍稍感到好受些了。“生娃儿多，人胖了还真吃不消呢!”母亲最爱抽“蓝雁”香烟，当时这种牌子的香烟一毛七一包。有时烟抽完了，每当我们糊着纸盒时，母亲总会让我到路口去买。糊完纸盒，交到火柴厂，领了工钱，母亲也会买上两毛八一包的“朝阳桥”，在当时那已经是很上档次的香烟了。
思绪猛然回到那年六月的盛夏，那个雨后的端午节下午。得知出差的父亲能在晚饭前到家，母亲顾不及身体的疾病，从街上买来鲜嫩的粽叶，从米缸里舀出过年都舍不得吃的糯米，那贮存好久的糯米早已生虫起霉了，母亲戴着父亲的老花镜，蹲在地上捡完米虫子，又一遍又一遍淘洗干净，放在簸箕里滤水。然后将蒸熟的红豆，掺着糯米，喊上我一起包起了粽子。母亲包粽子时，用手和牙齿咬着棉线使劲地捆着粽子。粽子包完，我发觉母亲的嘴角、手指间已留下好几道口子，还渗出了血。来不及坐下歇会儿，母亲又赶紧将粽子上灶蒸了。
母亲的第二张留影，是大哥、大姐、二哥依偎着母亲一起照的。母亲穿着一件浅格子粗布衣服，留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大哥看上去也仅四、五岁，大姐穿着一件兜兜衣，二哥还小，坐在母亲的腿上。
家境的贫穷，母亲没有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却能认识“毛主席万岁”。我还记得母亲在我翻开小学二年级一篇课文时，一字一字念出“毛主席万岁”，我当时就有些惊讶了。
好几次糊好纸盒陪母亲交到火柴厂时，她都是按上手印才能领到钱。有一次，父亲出差了，单位要母亲去代领父亲的工资，回来后她怕忘了，赶忙用粉笔在门背后写下这样一串数字：50、1、5。后来，她告诉我这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51块5角。母亲一生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苦，她一直都操劳着全家人的生活，让父亲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多学点知识，长大好有出息，也能为她争口气。母亲记下父亲工资数额的那一排数字，到我们家搬了新居时，都还留在那里，不过字迹有些模糊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写下这段回忆的文字时，我想我是永远都抹不掉这些岁月的音符了。
我见到母亲的第三张留影，是在母亲病逝后的几天。这张照片是母亲和她在县糖厂工作的同事们照的。大树下，母亲站在后排，看上去年纪显得最大，岁月的艰辛与家境的贫寒，过早地写满母亲原本美丽的脸。
母亲随同父亲来到黎平时，开始是在县糖厂上班，效益一直都不好，她后来又转到了缝纫合作社，帮着做些针织活贴补家用。母亲的针线活是无可挑剔的，全家人的衣裤破了损了，经过母亲的缝缝补补后，我们穿在身上，一点都看不出哪里是补过的、缝过的。母亲做针线活，总是先让我帮她穿好针线，然后她会戴上顶针，戴着父亲的老花镜，找一个透亮的地方，很麻利地缝补起来。
哪怕是寒冬腊月，母亲也舍不得开一下灯，再冷也会搬上板凳到院落坐着缝补，她知道，如果不抓紧缝补，我们身上已没有再多可换的衣物。
冬天，那冷飕飕的寒气从她单薄的裤腿直往上窜，可她仍埋着头专心地缝补着，似乎不知道冷。谁又能知道，那时的母亲已经是病得不轻了。
母亲生病住院，那是1986年的正月初二。我起床下楼，见母亲的大床空着。父亲这才告诉我，体质虚弱的母亲早晨已被送往医院了。当我顶着寒风沿着城郊的田埂，一口气跑到城郊的县医院时，母亲已由抢救室送进了病房。母亲因严重的肺心病突发中风，左部已半身不遂。姐姐、姐夫还有二哥正守候在她身旁。
母亲走的时候，刚刚度过她55岁生日。我们全家人的祷告，街里邻居们好心的祈祷，都没能把她留住，母亲就这样匆匆的离去了。一直都守候在母亲身边的大姐说，母亲当时好安详、好宁静，像睡着了一样……
与母亲曾一同在县糖厂工作的同事得知母亲没有遗像时，噙着悲痛的泪水从箱子底下翻出那第三张留影，画家连夜照此临摹。说是近照，其实那是母亲四十多岁的一张留影，也是她生命最后的留影。
至今，这张照片一直都悬挂在老家那最大的客厅里。哪怕没有灰尘，如今年近八旬的父亲，都会慢慢踩着凳子亲自擦拭。有时，父亲会陪着母亲说上一阵儿话，聊聊在外工作的七个子女，聊聊他们的孙儿孙女。接下来，仍会忘不了给母亲燃上一支好烟……
母亲，您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您留给儿子的这一段段往事，还有那一道绚丽而迷人的彩虹，让我永难忘怀。
我仅见过母亲三张留影，事实上，这也是母亲这一生仅有的三张留影。
见到母亲的这三张照片时，母亲已长眠在家乡黎平城郊东门坡外。那时我还很小，真正回忆起母亲以往的一切，是孝顺的大姐从所珍藏的这三张照片开始的。照片全是黑白的，这淡淡而朴素的色调，正是那个年月一种平实而极难得的定格，永恒的定格……
第一张留影，母亲与父亲怀里抱着仅几个月的大哥。照片上的母亲留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发式，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父亲身着中山装，左袖上戴着一只黑袖套。听父亲说，那是母亲与父亲悼念前苏联一位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在省城一家小相馆拍的。照片上，母亲身子微微地靠着父亲，显得肃穆而拘谨，极不自然。这张合影是母亲第一张人生的留影，也是母亲与父亲唯一的一次留影，这也成了我们全家弥足珍贵的一份最难得的回忆。
母亲一直都很胖。于是每逢夏天，那把棕叶大蒲扇、那双用破旧凉鞋修剪的拖鞋、那个泡浓茶嫩青色的大口缸，还有那洗得发白的木凳，就成了母亲度过炎热季节的宝物。每逢母亲拎着藤篮子从街上买菜回来，还来不及擦掉额头的汗水，赶紧先脱去黑布鞋，换上拖鞋，扯着嗓门吆喝着我：“满儿，快找我的扇子来。”喘着气坐在木凳上，蒲扇是一刻也不会停下，手里的大缸浓茶咕噜咕噜地下去一大半。“快把我的烟拿来呢!”直到点上一支香烟，猛吸几口，这才稍稍感到好受些了。“生娃儿多，人胖了还真吃不消呢!”母亲最爱抽“蓝雁”香烟，当时这种牌子的香烟一毛七一包。有时烟抽完了，每当我们糊着纸盒时，母亲总会让我到路口去买。糊完纸盒，交到火柴厂，领了工钱，母亲也会买上两毛八一包的“朝阳桥”，在当时那已经是很上档次的香烟了。
思绪猛然回到那年六月的盛夏，那个雨后的端午节下午。得知出差的父亲能在晚饭前到家，母亲顾不及身体的疾病，从街上买来鲜嫩的粽叶，从米缸里舀出过年都舍不得吃的糯米，那贮存好久的糯米早已生虫起霉了，母亲戴着父亲的老花镜，蹲在地上捡完米虫子，又一遍又一遍淘洗干净，放在簸箕里滤水。然后将蒸熟的红豆，掺着糯米，喊上我一起包起了粽子。母亲包粽子时，用手和牙齿咬着棉线使劲地捆着粽子。粽子包完，我发觉母亲的嘴角、手指间已留下好几道口子，还渗出了血。来不及坐下歇会儿，母亲又赶紧将粽子上灶蒸了。
母亲的第二张留影，是大哥、大姐、二哥依偎着母亲一起照的。母亲穿着一件浅格子粗布衣服，留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大哥看上去也仅四、五岁，大姐穿着一件兜兜衣，二哥还小，坐在母亲的腿上。
家境的贫穷，母亲没有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却能认识“毛主席万岁”。我还记得母亲在我翻开小学二年级一篇课文时，一字一字念出“毛主席万岁”，我当时就有些惊讶了。
好几次糊好纸盒陪母亲交到火柴厂时，她都是按上手印才能领到钱。有一次，父亲出差了，单位要母亲去代领父亲的工资，回来后她怕忘了，赶忙用粉笔在门背后写下这样一串数字：50、1、5。后来，她告诉我这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51块5角。母亲一生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苦，她一直都操劳着全家人的生活，让父亲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多学点知识，长大好有出息，也能为她争口气。母亲记下父亲工资数额的那一排数字，到我们家搬了新居时，都还留在那里，不过字迹有些模糊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写下这段回忆的文字时，我想我是永远都抹不掉这些岁月的音符了。
我见到母亲的第三张留影，是在母亲病逝后的几天。这张照片是母亲和她在县糖厂工作的同事们照的。大树下，母亲站在后排，看上去年纪显得最大，岁月的艰辛与家境的贫寒，过早地写满母亲原本美丽的脸。
母亲随同父亲来到黎平时，开始是在县糖厂上班，效益一直都不好，她后来又转到了缝纫合作社，帮着做些针织活贴补家用。母亲的针线活是无可挑剔的，全家人的衣裤破了损了，经过母亲的缝缝补补后，我们穿在身上，一点都看不出哪里是补过的、缝过的。母亲做针线活，总是先让我帮她穿好针线，然后她会戴上顶针，戴着父亲的老花镜，找一个透亮的地方，很麻利地缝补起来。
哪怕是寒冬腊月，母亲也舍不得开一下灯，再冷也会搬上板凳到院落坐着缝补，她知道，如果不抓紧缝补，我们身上已没有再多可换的衣物。
冬天，那冷飕飕的寒气从她单薄的裤腿直往上窜，可她仍埋着头专心地缝补着，似乎不知道冷。谁又能知道，那时的母亲已经是病得不轻了。
母亲生病住院，那是1986年的正月初二。我起床下楼，见母亲的大床空着。父亲这才告诉我，体质虚弱的母亲早晨已被送往医院了。当我顶着寒风沿着城郊的田埂，一口气跑到城郊的县医院时，母亲已由抢救室送进了病房。母亲因严重的肺心病突发中风，左部已半身不遂。姐姐、姐夫还有二哥正守候在她身旁。
母亲走的时候，刚刚度过她55岁生日。我们全家人的祷告，街里邻居们好心的祈祷，都没能把她留住，母亲就这样匆匆的离去了。一直都守候在母亲身边的大姐说，母亲当时好安详、好宁静，像睡着了一样……
与母亲曾一同在县糖厂工作的同事得知母亲没有遗像时，噙着悲痛的泪水从箱子底下翻出那第三张留影，画家连夜照此临摹。说是近照，其实那是母亲四十多岁的一张留影，也是她生命最后的留影。
至今，这张照片一直都悬挂在老家那最大的客厅里。哪怕没有灰尘，如今年近八旬的父亲，都会慢慢踩着凳子亲自擦拭。有时，父亲会陪着母亲说上一阵儿话，聊聊在外工作的七个子女，聊聊他们的孙儿孙女。接下来，仍会忘不了给母亲燃上一支好烟……
母亲，您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您留给儿子的这一段段往事，还有那一道绚丽而迷人的彩虹，让我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