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70岁靠上的北京人大都是喝井水长大的。资料表明，1949年全市自来水利用率只有30%。那时，水井在大街小巷仍然是灿若星宿。北京人打井取水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也就是说水井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横行”了近3000年。在那一口口水井下面，窝藏着深不可测的历史，也窝藏着数不清的愉悦和凄惶。

北京与水井的特殊缘分

　　聪明的北京人从诞生那天起，就知道依水而居。不管是“ 北京人”“田园人”“山顶洞人”，还是“东胡林人”，他们身边都有淙淙河水轻盈流过。北京最早的城市蓟，便是以莲花池为伴。蒙人忽必烈之所以把都城向东北方向迁移，是因为那里有更为丰沛的高梁河水系。
　　当水井出现后，北京人实现了一次生存文明的跨越，可以更广泛地选择栖居地，也减少了疾病、干旱和水患的肆虐。
　　北京最早开凿的水井大都集中在西南地区，因为那是蓟城所在地。在今天的陶然亭姚家井，和平门外海王村，广安门内大街北线阁、白云观，宣武门内南顺城街，都发现了当年开井取水的痕迹或是记载。

　　北京与水井的缘分得益于特殊地理环境，它恰好处于永定河冲积扇溢出带。不仅有众多湖泊湿地环伺，地下水水位也比较高，许多地方只要挖开一两米，就有井水流出。
　　饱受干涸之苦的草原英雄忽必烈，见到如此众多纵横交织的水系，毫不迟疑地定都在这里。一出蒙古人统治汉人的戏码，就这样拉开帷幕。随后，一个以水井为中心的棋盘式城市布局，像孔雀开屏一样，让北京城展现出大汗帝国的美学理想。
　　人们围井而居，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居住模式。此后延续近千年，都无人敢于篡改。当年到底开掘了多少水井，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有句老话流传下来：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就有多少口水井。不过，据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京师坊巷志稿》所记，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1258口井。
　　元代因水井给北京留下的印记，时间也难以风化。例如，“胡同”的词义用汉语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原来它是元代留下来的蒙古语，系“水井”之意。此后，北京人世世代代都咀嚼着这个干涩的词语，最终堂而皇之嵌入了《汉语大词典》。
　　有人统计，带有“井”字的胡同名至今北京市还有80多个。仅以按数字排列的就有：一眼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七眼井。岁月可以淹没一切，却淘沥不掉“井”字，足见它的坚硬，它与人们的生活已经休戚與共。
　　“王府井”是北京城名气最旺的井了。王府井大街本名“十王府街”，亦称“王府街”，因明代这条街上有10 座王府、3 座公主府。清依明制，亦在此街上建王府，以豫王多铎府最大，今协和医院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多铎战功卓著，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地位尊崇，故清代多称此街为“ 王府街”。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因街的南端有一口开自元代的著名甜水井，故与王府合称，改名为“王府井”。如今，王府井已是北京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亦是忽必烈留给今人刻骨铭心的馈赠。
　　北京西直门内曾有4口水井，呈正方形排列。虽然时下已经踪迹全无，它们的传说却缠绕在街巷俗里，历久弥香。
　　清末有个押运水车的老差役，每天到玉泉山为慈禧太后拉水。这天因喝多了酒，跌跌撞撞直到关门时光才进了西直门。没走多远，他回头往水车上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原来路上颠簸，出水口没塞好，一车水流光了大半。酒壮人胆，老差役急中生智，悄悄来到一口水井前，补满了一车水。就这样冒着杀头之罪交了当天的差。没想到，慈禧太后喝了这假冒的玉泉山水，觉得与往日的水一样甘甜可口。自打这以后，老差役每次进城后，都要停下车来看一看，洒多少就用这口井的水补多少。时间一长，慈禧太后喝此井水的传闻不胫而走，方圆几里的人都来这里打水，全想亲口尝尝慈禧太后喝过的水。因为来打水的人太多，邻里们便集资请来石匠将原有井口扩大，并用石板盖住，在石板上凿了四个略大于水桶的井口。从此，这口井便被称为“四眼井”。

　　传说到底是真是假， 不得而知。不过据住在附近的老人说确有此事，而且亲眼见过街坊们争相取水的盛况。只是后来有两个妇女投井而死，就没人再喝这井里的水了。
　　北京上千口水井都不是孤立无援，它们蘸和着传说、俚趣，变得丰饶无比，并独具北京味道。

幽州为何苦井多

　　北京的水井虽多，但绝大多数都是苦水井。打出的水苦涩难咽，做饭不香，洗衣服不干净，洗头发粘手，水壶用不了几天就结下一层厚厚的水碱。北京为此落下充满悲情的绰号——“苦海幽州”。
　　皇亲国戚是不用为苦水发愁的，有车队每天为他们从玉泉山取水送进紫禁城。而皇城根下的“爷”们儿则无法稀释苦不堪言的遭遇，一个传说弥漫了数百年，令他们受伤的生活得到些许抚慰。
　　相传古时候，北京是孽龙占据的一片苦海。哪吒云游经过这里，把孽龙锁在北海白塔下或是玉泉山脚下的一个海眼里。明初刘伯温要建北京城，心有不甘的孽龙要把北京所有的水全卷跑，变作推车老汉往西山走。车上装有两个鱼鳞小篓，分别装着北京的苦、甜两种水。刘伯温派高亮追赶，高亮赶上用枪刺破一个鱼篓，回身就跑，奔到了西直门外，禁不住回头一望，不幸淹没在波涛中。后人为纪念他而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高梁（亮）桥。
　　因为高亮戳破的鱼篓是苦水篓，所以北京的水尽是苦水。那时人们找不到连接科学的通道，只能请来神灵迷醉自己的心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因为水皮很浅，地表上各种芜杂物同时渗入，得不到充分过滤。再加上土壤中的盐碱，会随着水分的蒸发被带到上层，所以水井大多是苦水，只有较深的井才是甜水。

　　据说高亮赶水以后，北京城的水就缺少了，尤其北城的外面，是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人们挖了一口又一口井，都见不到水。一天，大伙儿又来挖井了。这时候，打西边来了一个黑胡子老头儿。老头儿转了一圈，笑了笑说：“你们这里遍地是水啊，只是挖的功夫不到，再挖三铁锹就能见水了！”只见黑胡子老头儿左边一锹、右边一锹，这第三锹刚挑起土来，水就蹿出来了，一会儿就流成了河了。这时连黑胡子老头也慌了神：“糟了，糟了，挖到海眼上了！”正在人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白胡子老头儿，身上背着口大铁锅，飞也似的跑来。他一句话没说，转手把铁锅一下子就扣在井里。说也怪，水立刻平了下去，只剩了齐着井口的一池清水。这则传说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安定门外今转角楼处，那口满水井确实真切地存在了几百年。这里有明代蒋一葵所撰《长安客话》为证：此井“径五尺余，清泉突出，冬夏不竭，好事者凿石栏以束之”。
　　清代有一部叫《燕京访古录》的书上记载过一口井，位置在今朝阳门里延福宫的对面。这口井很特别，一边的水是苦的，另一边的水则是甜的。在清《京师坊巷志稿》里记录了更为奇特的井，位置在今虎坊桥西一个宅院里，井里的水，有时是苦的，有时是甜的。书中说：“子午二时汲则甘，余则否。”

水井：让人欢喜让人愁

　　在北京居家过日子，一般人家要准备三种水，甜水冲茶待客，苦水洗衣，苦甜混合水煮饭。尽管苦水不能直接饮用，胡同里苦水井上的轆轳照常闲不住，人们一圈一圈把水绞上来，可以洗涮浇园，也可以饮马，所以北京城里不仅有上马石，还有许多饮马石槽。
　　那时苦水井属于公井，市民可以随意饮用。为数不多的甜水井被有权有势的人霸占，在井旁建屋盖房，雇人看守，称为“水窝子”。谁要喝水，必须花钱买。“水窝子”之间为抢生意，经常“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后来分片包干、划清势力范围，才相安无事。
　　每当清澈悠扬的卖水声飘来，就知道卖水的车子到了。人们赶紧跑出院子买水，有的拿现钱，有的交水牌，卖水人拔开水箱上截水的木塞子，清凉的甜水就流向各家的水桶和大盆。那些常年固定用户，卖水人则直接挑进家里，到月头或三节（端阳、中秋、除夕）结账。
　　明朝时水夫多是山西人，到了清朝山东人借八旗之势，主宰了北京的甜井。不过这毕竟是个“贱业”，人们都管送水人叫“三儿”。这名字从何而来呢？因为武大郎是山东人，相貌丑陋且是“气管炎”;老二是武松，气宇轩昂，武艺超群，一般人不敢当。只好屈尊就下，叫“三儿”啦。送水工是个艰难营生，冬天水寒刺骨，夏天汗流浃背，收入微薄，全靠那副骨架硬撑着。

　　甜水价格昂贵，1900年《高枬日记》云：让人担甜水吃，一家每月要花二两银子，这钱能买20斤猪肉。前门八大胡同终日客流不绝，对甜水需求量最大，该地区的“水道路”堪称黄金水道。
　　北京人从井中吸吮到的不仅是水的甘甜和苦涩。珍妃当年被慈禧所逼投井自尽，那井无异于封建社会妇女命运最悲惨的归宿;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八国联军攻破京城时，毅然跳井殉国，那井又是民族气节最撼人的皈依;井深无边，那黑黝黝的世界，又是哲人、佛门以及文学家顿生灵感的魔性空间……
　　1908年4月，慈禧太后驾崩前夕批准成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自来水文明时代终于降临。那一口口功勋卓著的水井渐行渐远，留下一个让北京人无法忘记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