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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疫情在加速全球化重构的同时，也加剧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环境的易变性、复杂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企业最重要的决策者CEO个人特质在企业国际化决策中将发挥更加凸显的作用。本文以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为理论基础，基于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采用具有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基于CEO认知与动机的视角揭示了CEO的国际化背景和国际化注意力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内在微观机理。结果表明，CEO国际化背景促进了企业国际化， CEO国际化注意力（CEO认知与动机的直接体现）对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本文更加深入地揭示了CEO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微观心理基础，在证实CEO国际化背景确实会对企业国际化带来影响的基础上，强调了CEO认知与动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这一研究发现无论是对企业推进国际化进程还是党和政府推进“走出去”战略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CEO国际化背景;CEO国际化注意力;企业国际化;注意力基础观;高阶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6-0110-08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美间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一方面，直接给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必将进一步推动“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从而间接地给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带来负面冲击。但全球化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快速增长所充分证实，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早已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尽管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涌动，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依然是未来发展的主流，疫情与贸易摩擦并不会改变全球化的方向，而更可能的是带来全球化的重构。企业要想在未来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实现长远发展，则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分工当中，在新一轮的全球化重构中做好企业的战略定位、打造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外经营局势，企业所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继续从事国际化经营，而是如何更好地推进企业的国际化以应对新形势下的全球竞争挑战。显然，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国际环境下，企业CEO的认知与动机，即CEO看到更多的是机遇还是威胁以及CEO是否有足够的意愿推进企业国际化战略，都将对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对于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东道国或母国的相关政策、国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状况等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的规模、资源特征、战略经验、所有制性质、经营绩效和发展周期等内部环境因素两方面展开的。而自Hambrick和Mason[1]提出高階理论后，Carpenter等[2]与Hambrick[3]的研究证实了高管在战略决策与企业绩效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开始研究高管团队（TMT）特征和CEO特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其中，高管的国际化背景与注意力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更是近几年学者关注的焦点。
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主要关注了高管团队的影响，而对于企业最重要决策者CEO的影响却鲜有涉及。高阶理论的一系列方差分解分析（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表明，企业间决策与绩效的差别很大一部分可以由CEO的异质性给予解释，并且CEO所带来的影响还随着近些年环境复杂性与动态性的增强而变得越来越显著[4]。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权力距离指数较高的国家，CEO在企业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所以，以中国企业为研究背景，从CEO认知与动机的视角探索其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为此，本文将以CEO的认知与动机为核心机制，揭示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CEO国际化注意力在它们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并基于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CEO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成长和成功高度依赖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和有效管理[5]，CEO的国际化背景作为CEO的一种能力和企业的一项资源，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国际化[6]。进入国外市场的企业在应对不同文化、新竞争者和复杂环境时将面临新的管理挑战，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法规和市场风险的了解有助于企业克服国外市场运营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障碍。
首先，CEO的国际化背景可以减少国际化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5]，使得他们具有更高的信心和更好的信息处理能力，以应对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7]。
其次，CEO的国际化背景作为企业至关重要的管理资源，其所领导的企业能够更好地解决与国际化运营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从而有利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成功实施[8]。
再次，CEO的国际化背景可以帮助企业缩短熟悉国外市场所需的时间，加速掌握国际化经营相关的市场知识、技能以及管理方法，从而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度，并降低国外市场失败的可能性[9]。
最后，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更加广泛的海外联系，使企业能够与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如供应商和客户）发展业务合作，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10]。所以，笔者认为，CEO的国际化背景不仅促使CEO更加积极地推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其所带来的国际化经验也有助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有效实施。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CEO国际化背景有助于提升企业国际化程度。
（二）CEO国际化注意力的中介效应
企业战略决策通常是在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需要决策者考虑与平衡大量的内外部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复杂而模糊，决策者根本无法作出符合完全理性的抉择，而只能是基于有限理性作出最终战略选择[11]。既然CEO无法实现对内外部环境的完全了解，其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最感兴趣的领域，并有选择地忽略其他领域的信息，由此使得CEO的注意力成为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也正是注意力基础观的核心思想所在[12]。笔者认为，体现CEO关注焦点的CEO注意力，反映的不仅是CEO的决策认知：即CEO是如何过滤和解读相关决策信息的[9]，而且也反映CEO的决策动机：即CEO认为相关决策将给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带来怎样的影响[13]。只有那些CEO认为应该做（认知）并且愿意做（动机）的事情才更可能成为CEO关注的焦点，并反映在CEO的注意力当中。就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这意味着CEO国际化注意力越强，表明其越关注国际化所带来的机遇而非风险，并且具有很强的意愿推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首先，从决策认知的视角来看，CEO从以前的生活、学习或工作经验中获得的国际经验和知识使得他们更熟悉国际市场、更容易获取有关企业国际化的信息、并更具有全球化视野和更开放的态度，而且在进入国外市场时能更好地识别市场机会、感受到更低的风险[5]，具有更高的信心和更好的国际信息处理能力以应对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14]，因此，当面对同样的国际经营环境时，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更可能认为企业应该推行国际化战略。而“感知过滤”现象表明：当人们对某一领域越熟悉、越充满信心的时候，则其就更愿意关注该领域的信息;反之，当人们对某一领域感到陌生、缺乏信心时，则会有意回避该领域的信息。所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由于对国际化方面的信息更加了解、更有信心，也就更愿意将注意力聚焦到企业的国际化议题。
其次，从决策动机的视角来看，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不仅其本人更可能相信自己可以更好地识别和把握国际市场的机遇，而且企业内部的其他管理者和员工以及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也都可能对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寄予更高的国际化期望。所以，从印象管理的角度来看，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相信其在企业国际化方面的努力与表现将会得到更多的内部支持与认可，因此，也就更愿意在企业国际化方面注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而且，从承诺升级的角度来看，无论企业前期的国际化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更可能继续将注意力聚焦在企业的国际化方面，以证实前期决策的正确性或掩饰前期决策的失误，从而树立“前后一致而非朝令夕改的领导形象”，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由于其更有动力和意愿推出并加强企业的国际化，也就更愿意将注意力聚焦到企业的国际化议题。
最后，从认知与动机的相互关系来看，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由于对企业国际化持有更高的信念，使得他们在做国际化战略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更有动机推进企业的国际化[7]。反过来，从动机性认知的角度来看，CEO为了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听到他们想听到的东西，会更加选择性地留意并正面解读企业的国际化信息，以证实自己推行和加强企业国际化意愿的正确性与可行性，这将进一步强化其推行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动机[15]。所以，从认知与动机相互强化的角度来看，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更可能将注意力聚焦于企业的国际化议题。
注意力基础观表明，决策者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注意力聚焦在哪里。当CEO将注意力聚焦于企业国际化议题时，说明其更加看重国际环境中的机遇、有较强的意愿推行企业国际化，因此，更可能制定和实施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战略决策。而企业国际化经营环境复杂多变且充满不确定性，CEO注意力作为CEO个人和企业的一项重要稀缺资源，当CEO将注意力配置到企业的国际化议题时，意味着其愿意将个人和企业更多的资源、时间、精力用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推行，这对于企业更好地获取有关国际市场的发展状况、顾客需求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并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商机，开发与构建企业国际化竞争力所需的资源与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而有助于国际化战略的成功实施，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另外，CEO关注企业国际化议题，也表明其对企业的国际化业务充满信心，CEO的这种信心会向整个高管团队和员工传递出乐观积极的信号，增强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凝聚力，提高企业国际化战略成功的可能性。
在以上分析中，一是解释了CEO国际化背景所带来的资源与能力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二是从认知与动机的角度揭示了CEO国际化背景如何促使CEO更加关注企业的国际化议题。三是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分析了CEO国际化注意力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决策与推行来影响企业国际化水平。这些分析清楚地表明，CEO国际化背景一方面借助所积累的国际化管理能力来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影响CEO的动机与认知（体现为CEO的国际化注意力）来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在CEO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产生影响过程中，CEO国际化注意力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并进行了如下筛选：剔除金融企业，剔除被标记为ST、*ST的企业，剔除无国际化业务的企业，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827个研究样本。企业年报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官网，企业国际化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CEO个人数据及企业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国际化程度（Inter）
目前用于测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主要有：海外销售收入占比、海外资产占比、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和海外子公司员工数占比等。鉴于这些指标是高度相关的[16]，而中国上市企业国际化信息披露十分有限，有关中国上市企業国际化的研究普遍采用海外销售收入占比作为测量企业国际化的指标，因此，借鉴周泽将等[17]的研究，本文采用海外销售收入与总销售收入之比来测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由于从高管作出战略决策到取得战略结果会有一定的时滞性，且为缓解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滞后两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2.解释变量：CEO国际化背景（Oversea）
借鉴Herrmann和Datta[7]等对高管海外经历的界定以及大多数学者对高管国际化背景的定义，本文将具有海外求学经历或海外工作经验的CEO认定为具有国际化背景。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来测量，当CEO具有海外求学经历或海外工作经验时，取值为1，否则为0。
3.中介变量：CEO国际化注意力（Atten）
基于Sapir-Whorf假说所提出的人的意识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学者普遍使用企业的相关文字材料并借助文本分析来测量CEO国际化注意力[18]。笔者认为，上市企业年报中的“公司未来的发展展望”部分是最能体现CEO关注焦点的文本内容。这是因为这部分内容集中体现企业的重要战略议题，可以反映出CEO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的设想，并且这部分内容的最终确定也要通过CEO亲自对其进行审核，所以，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内容能够较好地反映出CEO的认知与动机。通过提取并分析这部分文本中反映某议题的关键词，可以测量CEO对于该议题的兴趣与重视程度。 本文按照以下步骤对CEO国际化注意力进行测量。（1）对文本分析材料进行整理。从企业年报中，将第四部分“公司未来的发展展望”提取出来，作为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材料。（2）确定反映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关键词。在研读与分析年报中“公司未来的发展展望”内容的基础上，借鉴吴建祖和关斌[19]与董临萍和宋渊洋[20]等的研究，初步确定一组关键词，然后查找包含关键词的语境词语，经过与相关领域专家的多次研讨，对关键词列表进行调整，最终确定以市场、地区、出口、国际和海外5个词语作为测量CEO国际化注意力的关键词。（3）词频数测量。将文本分析材料导入到Nvivo12.0软件中，检索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即词频数。（4）注意力测量。以关键词词频和关键词字数的乘积占年报“公司未来的发展展望”的总字数比重来测量CEO国际化注意力。
4.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24-25]，选取如下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测量;企业年龄（Age），用企业成立年到报告期年数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绩效（Roa），用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来测量;资产负债率（Lev），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测量;企业性质（Own），是否为国有企业，是=1，否=0;股权集中度（Ocen），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测量;董事会独立性（Indrec），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来测量;两职兼任（Dual），CEO与董事长是否由一人兼任，是=1，否=0;CEO年龄（Cage），用报告期CEO年龄的自然对数来测量;CEO性别（Gender），CEO是否为女性，是=1，否=0;CEO受教育水平（Edu），按以下方式测量：1=中专及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5=博士。借鉴已有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21-22]，选取如下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行业竞争强度（HHI），以证监会二级行业内企业销售收入测算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测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绩效（Roa），用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来测量;企业性质（Own），是否为国有企业，是=1，否=0;机构投资者比例（Inshold），用机构投资者所持股份在总股本中所占比重来测量;两职兼任（Dual），CEO与董事长是否由一人兼任，是=1，否=0;CEO年龄（Cage），用报告期CEO年龄的自然对数来测量;CEO性别（Gender），CEO是否为女性，是=1，否=0。
（三）模型构建
为避免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具有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3]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与步骤，本文采用逐步法和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1.直接效应模型
为了验证H1，构建如下模型：
Inter=β0+β1Oversea+∑9j=2βjControls+ε（1）
其中，Controls为所有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验证H2，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Atten=α0+α1Oversea+∑9j=2αjControls+ε（2）
Inter=γ0+γ1Oversea+γ2Atten+∑10j=3γjControls+ε （3）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逐步法，当存在以下两种情况时存在中介效应：回归系数β1、α1和γ2都显著，γ1不显著，说明CEO国际化注意力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回归系数β1、α1、γ2和γ1都显著，且系数γ1绝对值小于系数β1的绝对值，说明CEO的国际化注意力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看，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CEO国际化注意力与企业国际化程度、CEO国际化背景与CEO国际化注意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每次回归分析后还对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分析（VIF），结果显示各变量与模型整体的VIF值都没有超过2，远小于阈值10，说明本文研究变量设定合理，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CEO国际化背景、CEO国际化注意力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列（1）为只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是以企业国际化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并加入CEO国际化背景进行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EO國际化背景的回归系数为0.10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CEO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通过检验。列（3）是以CEO国际化注意力为被解释变量并加入CEO国际化背景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EO国际化背景的回归系数为0.02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CEO国际化背景对CEO国际化注意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列（4）是以企业国际化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并同时加入CEO国际化背景和CEO国际化注意力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5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CEO国际化背景与CEO国际化注意力的回归系数为2.20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与列（2）回归中CEO国际化背景的回归系数相比，列（4）回归中的CEO国际化背景的回归系数减小了且显著性也降低了，当加入CEO国际化注意力这一变量后，CEO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减弱了，说明CEO的国际化注意力在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用，即H2通过检验。另外，本文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对CEO国际化注意力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CEO国际化注意力（β=0.051，p<0.010）在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Bootstrap=5 000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为[0.004，0.099]，与逐步法的检验结果一致， H2通过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变换回归模型
因为本文选择的是有国际化业务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未考虑没有国际化业务的企业，所以企业国际化程度数据与CEO国际化注意力数据存在断尾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断尾回归模型（Truncreg）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本文研究结果得到验证。
2.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
在以上回归分析中，是以海外销售收入与总销售收入之比来测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为进一步检验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此处通过更换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钟熙等[24]的研究，以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占企业子公司总数的比重（Intersub）来测量企业国际化程度，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本文研究结果再次得到验证。
3.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年数
以上分析均采用滞后两年的企业国际化程度数据，为进一步验证CEO国际化背景和CEO国际化注意力对企业国际化的短期影响，在此采用滞后一年企业国际化程度（Inter1）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为进一步验证CEO国际化背景与CEO国际化注意力对企业国际化的长期影响，在此采用滞后三年的企业国际化程度（Inter2）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也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综上，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若CEO国际化管理能力提升是CEO国际化背景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相对客观机制”的话，那么CEO认知与动机则是CEO背景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相对主观机制”。CEO国际化背景使得CEO不仅在认知上更认为企业应该推行企业国际化战略，而且在动机上也更愿意推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从而配置在国际化议题上的注意力也就越多，这都将助推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采用具有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本文检验了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证实了CEO国际化注意力在其中所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CEO权力如何影响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得出了如下结论：其一，CEO国际化背景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程度。CEO的国际化背景，使得CEO形成更加积极的国际化认知与动机，积累更丰富的国际化经验来更有效地推进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从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其二，CEO国际化背景将增强CEO国际化注意力。CEO国际化背景有助于CEO对企业国际化形成更加积极的认知，而CEO自我概念和他人期望使得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对企业国际化具有更强烈的动机，这都将增强CEO国际化注意力。其三，CEO配置在国际化议题上的注意力越多，则企业国际化程度就越高。CEO聚焦于国际化议题意味着其对国际化充满信心并愿意推行企业国际化，而且会将更多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向企业国际化战略倾斜，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其四，CEO国际化注意力部分中介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的关系。CEO国际化背景通过动机与认知影响CEO国际化注意力，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这是内在心理机制间接发挥作用。同时，CEO国际化背景还通过影响CEO国际化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这是外在能力表现直接发挥作用。所以，CEO国际化注意力在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与管理启示在于拓展了CEO国际化背景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作用途徑与机制，凸显了CEO认知与动机的重要性。从实证结果来看，一方面CEO注意力的加入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另一方面CEO注意力与海外背景的回归系数都十分显著且前者高于后者。由此可以说明CEO国际化背景的确能够促进企业的国际化，无论是CEO的国际化背景还是CEO国际化的认知与动机都能促进企业的国际化。CEO认知与动机（表现为注意力）不仅是CEO经验与能力之外的影响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甚至可能超越CEO经验与能力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不仅可以通过选拔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CEO来推进企业国际化程度，也可以通过让现有CEO参与国际化方面的学习、参观、培训等方式来帮助CEO形成更加积极的国际化认知，或通过一些治理机制、激励手段等提升CEO国际化动机，促使CEO更加关注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以此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从宏观层面来看，党和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尝试通过加强对典型行业、企业以至企业家的代表性国际化案例和事迹的宣传与表彰，来影响与改变各行各业的CEO对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认知与动机，从而将更多的注意力聚焦于企业的国际化议题。，以此共同推进我国“走出去”战略进程，这在新冠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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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Background of the
CE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nterpr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Tian Haifeng， Guo Yingli， Namirna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While coVID-19 accelerates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ization， it also intensifies the volatility， complexity，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refore， as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maker of enterprises， CEOs’ characteristics play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upper echelon theory and attention-based view，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ternal micro-mechanism of how CEO internationalization background an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exert an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O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CEO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s direct embodiment of CEO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for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more direct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an CEO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CEO internationalization background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partially mediated by CEO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a sample of publicly listed China firms in the period 2015-2018 provides considerable support for the above viewpoints. This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e micro-psychological basis of how CEO have an effe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an enterprise. On the basis of confirming th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background of CEO will indeed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n enterpris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fundamental role played by CEO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or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promote "going out" strategy.
Key words：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CEO;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attention-based view; upper echelon theory;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責任编辑：刘 艳）
关键词：CEO国际化背景;CEO国际化注意力;企业国际化;注意力基础观;高阶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6-0110-08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美间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一方面，直接给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必将进一步推动“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从而间接地给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带来负面冲击。但全球化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快速增长所充分证实，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早已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尽管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涌动，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依然是未来发展的主流，疫情与贸易摩擦并不会改变全球化的方向，而更可能的是带来全球化的重构。企业要想在未来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实现长远发展，则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分工当中，在新一轮的全球化重构中做好企业的战略定位、打造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外经营局势，企业所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继续从事国际化经营，而是如何更好地推进企业的国际化以应对新形势下的全球竞争挑战。显然，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国际环境下，企业CEO的认知与动机，即CEO看到更多的是机遇还是威胁以及CEO是否有足够的意愿推进企业国际化战略，都将对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对于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东道国或母国的相关政策、国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状况等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的规模、资源特征、战略经验、所有制性质、经营绩效和发展周期等内部环境因素两方面展开的。而自Hambrick和Mason[1]提出高階理论后，Carpenter等[2]与Hambrick[3]的研究证实了高管在战略决策与企业绩效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开始研究高管团队（TMT）特征和CEO特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其中，高管的国际化背景与注意力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更是近几年学者关注的焦点。
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主要关注了高管团队的影响，而对于企业最重要决策者CEO的影响却鲜有涉及。高阶理论的一系列方差分解分析（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表明，企业间决策与绩效的差别很大一部分可以由CEO的异质性给予解释，并且CEO所带来的影响还随着近些年环境复杂性与动态性的增强而变得越来越显著[4]。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权力距离指数较高的国家，CEO在企业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所以，以中国企业为研究背景，从CEO认知与动机的视角探索其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为此，本文将以CEO的认知与动机为核心机制，揭示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CEO国际化注意力在它们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并基于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CEO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成长和成功高度依赖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和有效管理[5]，CEO的国际化背景作为CEO的一种能力和企业的一项资源，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国际化[6]。进入国外市场的企业在应对不同文化、新竞争者和复杂环境时将面临新的管理挑战，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法规和市场风险的了解有助于企业克服国外市场运营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障碍。
首先，CEO的国际化背景可以减少国际化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5]，使得他们具有更高的信心和更好的信息处理能力，以应对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7]。
其次，CEO的国际化背景作为企业至关重要的管理资源，其所领导的企业能够更好地解决与国际化运营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从而有利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成功实施[8]。
再次，CEO的国际化背景可以帮助企业缩短熟悉国外市场所需的时间，加速掌握国际化经营相关的市场知识、技能以及管理方法，从而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度，并降低国外市场失败的可能性[9]。
最后，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更加广泛的海外联系，使企业能够与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如供应商和客户）发展业务合作，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10]。所以，笔者认为，CEO的国际化背景不仅促使CEO更加积极地推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其所带来的国际化经验也有助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有效实施。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CEO国际化背景有助于提升企业国际化程度。
（二）CEO国际化注意力的中介效应
企业战略决策通常是在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需要决策者考虑与平衡大量的内外部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复杂而模糊，决策者根本无法作出符合完全理性的抉择，而只能是基于有限理性作出最终战略选择[11]。既然CEO无法实现对内外部环境的完全了解，其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最感兴趣的领域，并有选择地忽略其他领域的信息，由此使得CEO的注意力成为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也正是注意力基础观的核心思想所在[12]。笔者认为，体现CEO关注焦点的CEO注意力，反映的不仅是CEO的决策认知：即CEO是如何过滤和解读相关决策信息的[9]，而且也反映CEO的决策动机：即CEO认为相关决策将给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带来怎样的影响[13]。只有那些CEO认为应该做（认知）并且愿意做（动机）的事情才更可能成为CEO关注的焦点，并反映在CEO的注意力当中。就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这意味着CEO国际化注意力越强，表明其越关注国际化所带来的机遇而非风险，并且具有很强的意愿推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首先，从决策认知的视角来看，CEO从以前的生活、学习或工作经验中获得的国际经验和知识使得他们更熟悉国际市场、更容易获取有关企业国际化的信息、并更具有全球化视野和更开放的态度，而且在进入国外市场时能更好地识别市场机会、感受到更低的风险[5]，具有更高的信心和更好的国际信息处理能力以应对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14]，因此，当面对同样的国际经营环境时，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更可能认为企业应该推行国际化战略。而“感知过滤”现象表明：当人们对某一领域越熟悉、越充满信心的时候，则其就更愿意关注该领域的信息;反之，当人们对某一领域感到陌生、缺乏信心时，则会有意回避该领域的信息。所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由于对国际化方面的信息更加了解、更有信心，也就更愿意将注意力聚焦到企业的国际化议题。
其次，从决策动机的视角来看，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不仅其本人更可能相信自己可以更好地识别和把握国际市场的机遇，而且企业内部的其他管理者和员工以及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也都可能对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寄予更高的国际化期望。所以，从印象管理的角度来看，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相信其在企业国际化方面的努力与表现将会得到更多的内部支持与认可，因此，也就更愿意在企业国际化方面注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而且，从承诺升级的角度来看，无论企业前期的国际化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更可能继续将注意力聚焦在企业的国际化方面，以证实前期决策的正确性或掩饰前期决策的失误，从而树立“前后一致而非朝令夕改的领导形象”，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由于其更有动力和意愿推出并加强企业的国际化，也就更愿意将注意力聚焦到企业的国际化议题。
最后，从认知与动机的相互关系来看，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由于对企业国际化持有更高的信念，使得他们在做国际化战略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更有动机推进企业的国际化[7]。反过来，从动机性认知的角度来看，CEO为了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听到他们想听到的东西，会更加选择性地留意并正面解读企业的国际化信息，以证实自己推行和加强企业国际化意愿的正确性与可行性，这将进一步强化其推行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动机[15]。所以，从认知与动机相互强化的角度来看，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更可能将注意力聚焦于企业的国际化议题。
注意力基础观表明，决策者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注意力聚焦在哪里。当CEO将注意力聚焦于企业国际化议题时，说明其更加看重国际环境中的机遇、有较强的意愿推行企业国际化，因此，更可能制定和实施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战略决策。而企业国际化经营环境复杂多变且充满不确定性，CEO注意力作为CEO个人和企业的一项重要稀缺资源，当CEO将注意力配置到企业的国际化议题时，意味着其愿意将个人和企业更多的资源、时间、精力用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推行，这对于企业更好地获取有关国际市场的发展状况、顾客需求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并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商机，开发与构建企业国际化竞争力所需的资源与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而有助于国际化战略的成功实施，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另外，CEO关注企业国际化议题，也表明其对企业的国际化业务充满信心，CEO的这种信心会向整个高管团队和员工传递出乐观积极的信号，增强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凝聚力，提高企业国际化战略成功的可能性。
在以上分析中，一是解释了CEO国际化背景所带来的资源与能力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二是从认知与动机的角度揭示了CEO国际化背景如何促使CEO更加关注企业的国际化议题。三是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分析了CEO国际化注意力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决策与推行来影响企业国际化水平。这些分析清楚地表明，CEO国际化背景一方面借助所积累的国际化管理能力来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影响CEO的动机与认知（体现为CEO的国际化注意力）来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在CEO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产生影响过程中，CEO国际化注意力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并进行了如下筛选：剔除金融企业，剔除被标记为ST、*ST的企业，剔除无国际化业务的企业，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827个研究样本。企业年报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官网，企业国际化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CEO个人数据及企业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国际化程度（Inter）
目前用于测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主要有：海外销售收入占比、海外资产占比、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和海外子公司员工数占比等。鉴于这些指标是高度相关的[16]，而中国上市企业国际化信息披露十分有限，有关中国上市企業国际化的研究普遍采用海外销售收入占比作为测量企业国际化的指标，因此，借鉴周泽将等[17]的研究，本文采用海外销售收入与总销售收入之比来测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由于从高管作出战略决策到取得战略结果会有一定的时滞性，且为缓解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滞后两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2.解释变量：CEO国际化背景（Oversea）
借鉴Herrmann和Datta[7]等对高管海外经历的界定以及大多数学者对高管国际化背景的定义，本文将具有海外求学经历或海外工作经验的CEO认定为具有国际化背景。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来测量，当CEO具有海外求学经历或海外工作经验时，取值为1，否则为0。
3.中介变量：CEO国际化注意力（Atten）
基于Sapir-Whorf假说所提出的人的意识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学者普遍使用企业的相关文字材料并借助文本分析来测量CEO国际化注意力[18]。笔者认为，上市企业年报中的“公司未来的发展展望”部分是最能体现CEO关注焦点的文本内容。这是因为这部分内容集中体现企业的重要战略议题，可以反映出CEO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的设想，并且这部分内容的最终确定也要通过CEO亲自对其进行审核，所以，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内容能够较好地反映出CEO的认知与动机。通过提取并分析这部分文本中反映某议题的关键词，可以测量CEO对于该议题的兴趣与重视程度。 本文按照以下步骤对CEO国际化注意力进行测量。（1）对文本分析材料进行整理。从企业年报中，将第四部分“公司未来的发展展望”提取出来，作为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材料。（2）确定反映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关键词。在研读与分析年报中“公司未来的发展展望”内容的基础上，借鉴吴建祖和关斌[19]与董临萍和宋渊洋[20]等的研究，初步确定一组关键词，然后查找包含关键词的语境词语，经过与相关领域专家的多次研讨，对关键词列表进行调整，最终确定以市场、地区、出口、国际和海外5个词语作为测量CEO国际化注意力的关键词。（3）词频数测量。将文本分析材料导入到Nvivo12.0软件中，检索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即词频数。（4）注意力测量。以关键词词频和关键词字数的乘积占年报“公司未来的发展展望”的总字数比重来测量CEO国际化注意力。
4.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24-25]，选取如下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测量;企业年龄（Age），用企业成立年到报告期年数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绩效（Roa），用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来测量;资产负债率（Lev），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测量;企业性质（Own），是否为国有企业，是=1，否=0;股权集中度（Ocen），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测量;董事会独立性（Indrec），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来测量;两职兼任（Dual），CEO与董事长是否由一人兼任，是=1，否=0;CEO年龄（Cage），用报告期CEO年龄的自然对数来测量;CEO性别（Gender），CEO是否为女性，是=1，否=0;CEO受教育水平（Edu），按以下方式测量：1=中专及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5=博士。借鉴已有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21-22]，选取如下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行业竞争强度（HHI），以证监会二级行业内企业销售收入测算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测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绩效（Roa），用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来测量;企业性质（Own），是否为国有企业，是=1，否=0;机构投资者比例（Inshold），用机构投资者所持股份在总股本中所占比重来测量;两职兼任（Dual），CEO与董事长是否由一人兼任，是=1，否=0;CEO年龄（Cage），用报告期CEO年龄的自然对数来测量;CEO性别（Gender），CEO是否为女性，是=1，否=0。
（三）模型构建
为避免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具有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3]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与步骤，本文采用逐步法和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1.直接效应模型
为了验证H1，构建如下模型：
Inter=β0+β1Oversea+∑9j=2βjControls+ε（1）
其中，Controls为所有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验证H2，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Atten=α0+α1Oversea+∑9j=2αjControls+ε（2）
Inter=γ0+γ1Oversea+γ2Atten+∑10j=3γjControls+ε （3）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逐步法，当存在以下两种情况时存在中介效应：回归系数β1、α1和γ2都显著，γ1不显著，说明CEO国际化注意力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回归系数β1、α1、γ2和γ1都显著，且系数γ1绝对值小于系数β1的绝对值，说明CEO的国际化注意力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看，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CEO国际化注意力与企业国际化程度、CEO国际化背景与CEO国际化注意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每次回归分析后还对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分析（VIF），结果显示各变量与模型整体的VIF值都没有超过2，远小于阈值10，说明本文研究变量设定合理，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CEO国际化背景、CEO国际化注意力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列（1）为只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是以企业国际化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并加入CEO国际化背景进行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EO國际化背景的回归系数为0.10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CEO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通过检验。列（3）是以CEO国际化注意力为被解释变量并加入CEO国际化背景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EO国际化背景的回归系数为0.02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CEO国际化背景对CEO国际化注意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列（4）是以企业国际化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并同时加入CEO国际化背景和CEO国际化注意力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5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CEO国际化背景与CEO国际化注意力的回归系数为2.20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与列（2）回归中CEO国际化背景的回归系数相比，列（4）回归中的CEO国际化背景的回归系数减小了且显著性也降低了，当加入CEO国际化注意力这一变量后，CEO国际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减弱了，说明CEO的国际化注意力在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用，即H2通过检验。另外，本文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对CEO国际化注意力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CEO国际化注意力（β=0.051，p<0.010）在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Bootstrap=5 000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为[0.004，0.099]，与逐步法的检验结果一致， H2通过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变换回归模型
因为本文选择的是有国际化业务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未考虑没有国际化业务的企业，所以企业国际化程度数据与CEO国际化注意力数据存在断尾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断尾回归模型（Truncreg）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本文研究结果得到验证。
2.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
在以上回归分析中，是以海外销售收入与总销售收入之比来测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为进一步检验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此处通过更换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钟熙等[24]的研究，以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占企业子公司总数的比重（Intersub）来测量企业国际化程度，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本文研究结果再次得到验证。
3.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年数
以上分析均采用滞后两年的企业国际化程度数据，为进一步验证CEO国际化背景和CEO国际化注意力对企业国际化的短期影响，在此采用滞后一年企业国际化程度（Inter1）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为进一步验证CEO国际化背景与CEO国际化注意力对企业国际化的长期影响，在此采用滞后三年的企业国际化程度（Inter2）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也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综上，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若CEO国际化管理能力提升是CEO国际化背景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相对客观机制”的话，那么CEO认知与动机则是CEO背景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相对主观机制”。CEO国际化背景使得CEO不仅在认知上更认为企业应该推行企业国际化战略，而且在动机上也更愿意推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从而配置在国际化议题上的注意力也就越多，这都将助推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采用具有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本文检验了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证实了CEO国际化注意力在其中所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CEO权力如何影响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得出了如下结论：其一，CEO国际化背景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程度。CEO的国际化背景，使得CEO形成更加积极的国际化认知与动机，积累更丰富的国际化经验来更有效地推进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从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其二，CEO国际化背景将增强CEO国际化注意力。CEO国际化背景有助于CEO对企业国际化形成更加积极的认知，而CEO自我概念和他人期望使得具有国际化背景的CEO对企业国际化具有更强烈的动机，这都将增强CEO国际化注意力。其三，CEO配置在国际化议题上的注意力越多，则企业国际化程度就越高。CEO聚焦于国际化议题意味着其对国际化充满信心并愿意推行企业国际化，而且会将更多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向企业国际化战略倾斜，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其四，CEO国际化注意力部分中介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的关系。CEO国际化背景通过动机与认知影响CEO国际化注意力，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这是内在心理机制间接发挥作用。同时，CEO国际化背景还通过影响CEO国际化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这是外在能力表现直接发挥作用。所以，CEO国际化注意力在CEO国际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与管理启示在于拓展了CEO国际化背景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作用途徑与机制，凸显了CEO认知与动机的重要性。从实证结果来看，一方面CEO注意力的加入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另一方面CEO注意力与海外背景的回归系数都十分显著且前者高于后者。由此可以说明CEO国际化背景的确能够促进企业的国际化，无论是CEO的国际化背景还是CEO国际化的认知与动机都能促进企业的国际化。CEO认知与动机（表现为注意力）不仅是CEO经验与能力之外的影响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甚至可能超越CEO经验与能力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不仅可以通过选拔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CEO来推进企业国际化程度，也可以通过让现有CEO参与国际化方面的学习、参观、培训等方式来帮助CEO形成更加积极的国际化认知，或通过一些治理机制、激励手段等提升CEO国际化动机，促使CEO更加关注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以此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从宏观层面来看，党和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尝试通过加强对典型行业、企业以至企业家的代表性国际化案例和事迹的宣传与表彰，来影响与改变各行各业的CEO对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认知与动机，从而将更多的注意力聚焦于企业的国际化议题。，以此共同推进我国“走出去”战略进程，这在新冠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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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Background of the
CE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nterpr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Tian Haifeng， Guo Yingli， Namirna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While coVID-19 accelerates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ization， it also intensifies the volatility， complexity，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refore， as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maker of enterprises， CEOs’ characteristics play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upper echelon theory and attention-based view，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ternal micro-mechanism of how CEO internationalization background an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exert an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O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CEO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s direct embodiment of CEO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for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more direct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an CEO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CEO internationalization background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partially mediated by CEO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a sample of publicly listed China firms in the period 2015-2018 provides considerable support for the above viewpoints. This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e micro-psychological basis of how CEO have an effe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an enterprise. On the basis of confirming th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background of CEO will indeed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n enterpris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fundamental role played by CEO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or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promote "going out" strategy.
Key words：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CEO;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attention-based view; upper echelon theory;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責任编辑：刘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