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沈公沈昌文相识相熟，先是因为《读书》，后是因为《龙腾》。
　　1993年，我开始为《读书》写“英伦文事”专栏，1994年夏天回国从北京转机，第一次见到沈公以及读书编辑部的几位老师，赵丽雅、吴彬还有陈原先生，于是，《讀书》就成了我在北京的一个家，另一个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
　　那是沈公掌舵《读书》的最后几年，是他让我见识了总编辑的恢弘大气。在给《读书》写稿之前，我只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阅历见识都很肤浅。《读书》一上来就给我开个专栏，这种信任不仅给了我写文章的信心，更让我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有了些底气。我的文章涉及英国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是我在枯燥的考试和繁忙的工作之余阅读、研究、感受、 旅行、与人交谈的综合结果，写得很舒展，网撒得很开，有文坛轶事，也有很多个人情怀，但从学术的角度看来，都相当不严谨。但沈公却有那样的大手笔，他麾下的《读书》是个宽容广阔的平台。
　　1996年，沈公从《读书》退休，赵丽雅也调到了社科院去做研究，我也疏懒起来，给《读书》的文字渐少。1998年，我回国拍摄纪录片《龙腾》，在北京住了一年，那时与沈公会面很多。沈公喜欢热闹、好玩，总有无数个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又热爱美食，不断为剧组推荐新开的餐馆，那一年的美食美酒，毫无约束的海阔天空的聊天，还有对中国媒体的各种憧憬和希望，至今仍难以忘怀。
　　最重要的，沈公是北京文化界的“人气大王”，他能一呼百应，而且又毫不吝啬地分享着他的资源，所以，他很快就成了我们剧组的“精神领袖”。《龙腾》是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的项目，原计划有十集，其中一集是关于中国语言文字印刷出版传媒，这集的调研采访归我负责。
　　记得我从伦敦到北京的当天，到旅馆刚放下行李，沈公就来接我，带我去他的新据点，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厅。那天下午他正好要与几个朋友聚会，见到了赵丽雅、邓云乡，还有《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等人。晚上和纪录片制作团队见面时，导演们说他们正要找一家可以拍摄的杂志，并说有人推荐了《生活周刊》，问我是否能去联系，我马上说，已经见过杂志的主编。我刚到北京短短几个小时就成绩显著，让英方的导演及制片人们顿时对我刮目相看。
　　所以，这一集里的许多人物都是沈公介绍的。我们跟踪拍摄《生活周刊》，剧组进驻编辑部。导演选中的“主角”是帅哥苗炜，他那时是体育记者，又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在昏天黑地地看足球，他和剧组人员就格外有共同语言。记得正式采访他时，他穿了一件耐克的T恤，英国电视片的传统是不能出现任何品牌商标，苗炜就非常干脆地把T恤脱下来，翻过来穿了，大家都说，这位小哥真酷。
　　沈公也当仁不让是纪录片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背着双肩包、穿着解放鞋，是独一无二的中式出版人形象。很可惜，投资方后来将《龙腾》从十集改为八集，稍有争议的“语言文字”就第一个被砍掉了。我们拍摄的那么多有趣的人物，全被束之高阁，一卷卷的35毫米的胶带现在都已不知去向。
　　我也有让沈公“失望”的时候，记得第一次我介绍牛姐及另一位研究员与沈公见面，我们在朝阳门内大街的路边等他。他到后上下打量着我们三位，表情是既关心又担心：“你不是说有英国外宾与我见面么？你们仨怎么连安徽保姆都比不上呢，穿得这样土，站在路边，工作都找不到啊！”此为沈公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