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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涂鸦;图式拓展;技法演变;街头艺术
一、涂鸦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上涌现了众多的涂鸦网站。这也许是因为在网络计算机远未普及的情况下，一些人提前遭遇了它，并急切地开始创作。这些人是对街头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这样的创作形式在当时也并不广为人知，通常都是自己探索或是自发地组织涂鸦聚会来进行交流。如李球球为自己设计的标签—0528，本源于纽约涂鸦者将自身真名与所住街道名字相结合。从李球球喷绘的“0528”作品的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出很明显的美式“速涂”风格。“……典型的快速涂鸦是由边框、内衬以及鲜明的色彩构成……”[1]整个作品是辅以阴影及风格的“泡泡字”样式。在中国，涂鸦起初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样式被接受和利用的。中国的涂鸦者们一开始就将涂鸦当作个人体验的一种新手段，并赋予它一种美学上的价值。
涂鸦根植于城市，与都市文化亲近。不同于美国，涂鸦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这种艺术作品以不胜枚举的图像形式、形形色色的绘画手法以及层出不穷的主题内容赋予了城市空间新的生机，并在中国很多地方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例如厦门大学的芙蓉隧道、北京798工厂等不符合涂鸦传统的“合法化”涂鸦墙。这些区域的诞生有利于中国涂鸦爱好者对这门艺术的探索与发展。
二、涂鸦与汉字
中国涂鸦爱好者开始在基于字母组合的涂鸦图式上求变。首先是将普遍以英文为主的涂鸦图式转变成以汉字为主的涂鸦图式，如李球球的“社会”。而涂鸦代表的反叛精神在曾灶财的作品中有着淋漓盡致的展现。李球球作品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个人的传奇经历以及对于现实的批判上。密密麻麻、方方正正的墨色字体是其作品主要的表现形式。在风格上，天真和古拙融于一笔一画之中，显得圆劲均匀，古朴纯粹。单件作品字体大小的安排也富于节奏感。虽然李球球的作品是以线条为基础的书写，但是与图形之间有着很强的连接性。其涂鸦创作不是为了宣泄个人的情绪，而更多地体现为对奇闻异事、寻根问祖等的关注。尽管他的涂鸦艺术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是其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是值得肯定的。
从涂鸦自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汉字涂鸦丰富了涂鸦艺术的图式语言，为爱好者们在创作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艺术观察角度。从画面效果来看，为了使这些文字更加生动好玩，拥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和装饰效果，涂鸦者在喷绘过程中通常会使用伸缩字体、重叠字体、打破字体的结构并重组、颠倒字体方向或书写顺序等手段;在颜色方面，可以通过高光、渐变、混合颜料、表现阴影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字体间的联系。
涂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十余年，中国的涂鸦者已经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涂鸦艺术可以代表中国发声。他们以简单、直白的文字在公共空间进行表达，传递着自由而鲜明的独特思想。此时此刻，也许正是我们亲身体会这类文化发展变化的最佳时期。
三、涂鸦与泼墨
历史传统和现实对中国人的审美认知有着很深的影响。进入中国后，涂鸦在绘制手法上与中国画泼墨技法相互结合，给予了彼此更多的创作空间，也融入了更多的创作表现手法。
“破墨二字，始见于《山水松石格》，至北宋米襄阳，尽发其秘奥。至元明，此法已少讲求，故仅知以浓破淡、以干破湿，而不知以淡破浓、以湿破干诸法。原用墨之道，浓浓淡淡，干干湿湿，本无定法。在干后重复者，即谓之积;在湿时重复者，即谓之破耳。是全由作者在熟练变化中，随手应之而已。”[2]将“破墨”阐释为“泼墨”的人为黄宾虹。作为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之一，陈英杰将这种技法运用在了自己的涂鸦创作中。喷涂技法与泼墨技法的汇集在其营造出的空间中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诠释着作者本身独有的见解。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一直是陈英杰艺术实践的框架。在其作品中，具体物象用实笔描绘居多，勾勒轮廓的线条扎实而富有弹性，丰富的肌理效果和亮丽而浓重的色彩成就了他涂鸦作品的独到之处。陈英杰说：“我用涂鸦来创作国画，我也可以用国画来创作涂鸦;我从涂鸦的角度来看国画，我从国画的角度来看涂鸦，我就在这么个循环里找到自己，找到我要画的东西。”他的创作做到了纵情肆意，展现出泼墨技法的韵味。
泼墨技法在涂鸦艺术中的应用，不仅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中国传统艺术技法与西方当代艺术手段结合的状态，也揭示了中西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的现象。
四、结语
涂鸦艺术在中国本土的扩张确实加强了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涂鸦在人文景观和人文意识中的重要地位。在与世界涂鸦圈进行自由对话的时候，中国涂鸦人不仅不断地探究自我，同时也做出反思的创作姿态，使涂鸦在中国的发展生生不息而且充满魅力。当然，涂鸦艺术要在本土的语境中有所突破，就需要涂鸦艺术家及爱好者在充分吸收中国的文化养分，领略中国文化内在的“求变”精神的同时，做到涂鸦艺术语言的创新。
一、涂鸦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上涌现了众多的涂鸦网站。这也许是因为在网络计算机远未普及的情况下，一些人提前遭遇了它，并急切地开始创作。这些人是对街头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这样的创作形式在当时也并不广为人知，通常都是自己探索或是自发地组织涂鸦聚会来进行交流。如李球球为自己设计的标签—0528，本源于纽约涂鸦者将自身真名与所住街道名字相结合。从李球球喷绘的“0528”作品的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出很明显的美式“速涂”风格。“……典型的快速涂鸦是由边框、内衬以及鲜明的色彩构成……”[1]整个作品是辅以阴影及风格的“泡泡字”样式。在中国，涂鸦起初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样式被接受和利用的。中国的涂鸦者们一开始就将涂鸦当作个人体验的一种新手段，并赋予它一种美学上的价值。
涂鸦根植于城市，与都市文化亲近。不同于美国，涂鸦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这种艺术作品以不胜枚举的图像形式、形形色色的绘画手法以及层出不穷的主题内容赋予了城市空间新的生机，并在中国很多地方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例如厦门大学的芙蓉隧道、北京798工厂等不符合涂鸦传统的“合法化”涂鸦墙。这些区域的诞生有利于中国涂鸦爱好者对这门艺术的探索与发展。
二、涂鸦与汉字
中国涂鸦爱好者开始在基于字母组合的涂鸦图式上求变。首先是将普遍以英文为主的涂鸦图式转变成以汉字为主的涂鸦图式，如李球球的“社会”。而涂鸦代表的反叛精神在曾灶财的作品中有着淋漓盡致的展现。李球球作品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个人的传奇经历以及对于现实的批判上。密密麻麻、方方正正的墨色字体是其作品主要的表现形式。在风格上，天真和古拙融于一笔一画之中，显得圆劲均匀，古朴纯粹。单件作品字体大小的安排也富于节奏感。虽然李球球的作品是以线条为基础的书写，但是与图形之间有着很强的连接性。其涂鸦创作不是为了宣泄个人的情绪，而更多地体现为对奇闻异事、寻根问祖等的关注。尽管他的涂鸦艺术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是其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是值得肯定的。
从涂鸦自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汉字涂鸦丰富了涂鸦艺术的图式语言，为爱好者们在创作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艺术观察角度。从画面效果来看，为了使这些文字更加生动好玩，拥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和装饰效果，涂鸦者在喷绘过程中通常会使用伸缩字体、重叠字体、打破字体的结构并重组、颠倒字体方向或书写顺序等手段;在颜色方面，可以通过高光、渐变、混合颜料、表现阴影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字体间的联系。
涂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十余年，中国的涂鸦者已经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涂鸦艺术可以代表中国发声。他们以简单、直白的文字在公共空间进行表达，传递着自由而鲜明的独特思想。此时此刻，也许正是我们亲身体会这类文化发展变化的最佳时期。
三、涂鸦与泼墨
历史传统和现实对中国人的审美认知有着很深的影响。进入中国后，涂鸦在绘制手法上与中国画泼墨技法相互结合，给予了彼此更多的创作空间，也融入了更多的创作表现手法。
“破墨二字，始见于《山水松石格》，至北宋米襄阳，尽发其秘奥。至元明，此法已少讲求，故仅知以浓破淡、以干破湿，而不知以淡破浓、以湿破干诸法。原用墨之道，浓浓淡淡，干干湿湿，本无定法。在干后重复者，即谓之积;在湿时重复者，即谓之破耳。是全由作者在熟练变化中，随手应之而已。”[2]将“破墨”阐释为“泼墨”的人为黄宾虹。作为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之一，陈英杰将这种技法运用在了自己的涂鸦创作中。喷涂技法与泼墨技法的汇集在其营造出的空间中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诠释着作者本身独有的见解。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一直是陈英杰艺术实践的框架。在其作品中，具体物象用实笔描绘居多，勾勒轮廓的线条扎实而富有弹性，丰富的肌理效果和亮丽而浓重的色彩成就了他涂鸦作品的独到之处。陈英杰说：“我用涂鸦来创作国画，我也可以用国画来创作涂鸦;我从涂鸦的角度来看国画，我从国画的角度来看涂鸦，我就在这么个循环里找到自己，找到我要画的东西。”他的创作做到了纵情肆意，展现出泼墨技法的韵味。
泼墨技法在涂鸦艺术中的应用，不仅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中国传统艺术技法与西方当代艺术手段结合的状态，也揭示了中西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的现象。
四、结语
涂鸦艺术在中国本土的扩张确实加强了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涂鸦在人文景观和人文意识中的重要地位。在与世界涂鸦圈进行自由对话的时候，中国涂鸦人不仅不断地探究自我，同时也做出反思的创作姿态，使涂鸦在中国的发展生生不息而且充满魅力。当然，涂鸦艺术要在本土的语境中有所突破，就需要涂鸦艺术家及爱好者在充分吸收中国的文化养分，领略中国文化内在的“求变”精神的同时，做到涂鸦艺术语言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