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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戏。
从小就爱。
几十年来，经历着人生的沉浮，跌跌撞撞地求生，经历着柴米油盐的烦琐，却始终没有忘了把自己搁置于戏中，去消减人生的忧烦。那些水袖轻扬，那些手眼身法步，那些粉墨翰影，流不尽天下旷男怨女泪满江，道不完古今戏凤弄蝶花沾裳，无时不在，下了眉头，就上心头。天南地北地追过，放低姿态去坚守着，人生的况味都在其中了。
我写，只想写出我心中所想，眼里所见。
那些流传千年却从未凋谢的戏文
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们在朝代更迭中悲喜歌哭，守着自己的薄田炊烟，一世又一世、一辈又一辈繁衍到今天。
在这战火与安宁交织的长河里，谁与他们相依相伴？也许你会说是诗书，诗书是读书人的心头爱，读书人或者读书的人，以此为途径，冀望经天纬地，再不济，也坐入乡村的私塾，培养别人去经天纬地，可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少之又少的，尤其碰上战乱或灾祸，更是凋零。“你耕田来我织布”（《天仙配》的唱词）这幅田园图景，是人们的生活日常，却不能代替精神生活。有一位老师告诉我，千百年来，支撑我们民族发展、相伴人们日月轮换的是戏！
恍然，是戏。
是戏，是那些深植入人心的戏，是那些写在绢帛或纸张上的蝇头小楷，是刻在蜡纸上的笔墨纵横，是戏文。
有了这些戏文，传唱便有依据，代代都可复兴。即使目不识丁，也可以在背诵戏文的过程中，获得“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化，也可以在给儿子或孙子的日常讲述中，传输属于中国人的“骨骼清奇非俗流”（《红楼梦》唱词）。
多少年，多少代，戏文没了，只要有人会唱，便可以再次写出。没人会唱了，只要戏文还在，便可以再次恢复。于是，这样的胼足交缠的戏，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它是活态的，远比帝王将相永久，远比笔墨纸张坚硬。
这是中华戏曲千百年来的功德碑。
那一日，听到以清冷著称的京剧名家张火丁唱起《锁麟囊》中的一段：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程派唱腔这么呜呜咽咽地唱出来，竟然是这样的美，这样的禅意，这样的荡人心魄。我瞬间被击中，那些寻常日子里的挣扎和愤懑终究化作了一汪秋水。
像这样植入哲理又美轮美奂的戏文，比比皆是。
由此我想到曾在运城看到的梅花版《西厢记》，序幕开，灯光亮，一阙词便出现在舞台上：
碧云天，黄花地，
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这阙词是第三折“长亭送别”，被放在全戏之前，未曾开言，我已醉，范仲淹和苏东坡次第进入意境，不绝的相思和怅惘便袭上心头，待得张生和崔莺莺出场，早已预见到他们的分别。
这部由元稹的《莺莺传》开启的、经由董解元写成诸宫调的、又由王实甫改造为元杂剧的《西厢记》，后又被昆曲反复传唱，一直流传到今天，又被越剧、京剧、秦腔、豫剧等大剧种反复搬演，早已成为戏曲史上经典中的经典，余秋雨的《中华戏曲史》就给它重重地写了一笔。
而这个故事是有出处的，当我们在运城永济走入普救寺，這戏文和莺莺塔一起，勾搭出你神经中的轻怜浅爱和自由之心。
但我们的戏文又不仅仅像《西厢记》一样，讲一个情爱的故事，讲功名，讲忠贞，讲红娘的成人之美，讲青年男女对自由的向往，更多还有历史的沉重。
晋国中上下的人谈论，
都道我老程婴贪图那富贵与赏金，
卖友求荣，害死了孤儿，是一个不义之人，
谁知我舍却了亲儿性命，亲儿性命！我的儿啊！
抚养了赵家后代根，
为孤儿我已然把心血用尽，
说往事全靠这水墨丹青，
画就了雪冤图以为凭证。
老程婴含辱忍垢十六年，把孤儿抚养成人，终于要到昭雪时刻了，他把心中的悲愤，化作字字血泪唱了出来，人们坐在台下，与台上人同悲共痛，潸然泪下。
翻开史书，其事，实有，其人，实有。赵氏孤儿，也即赵武，自其嬴姓先祖造父被周王朝封于赵地，经辅助晋文公的赵衰，辅助襄、灵、成三朝晋公的赵盾，赵氏公卿地位日益显著，直到赵武经历下宫之难，长大成人也成为晋国公卿。
《左传》与《史记》记载不一，但这并无妨这个故事被千古流传，自元代纪君祥写成杂剧也有千年，甚至传入西方，被西方戏剧改编传唱，誉为世界级的悲剧。千年来，千秋忠义就这样深入人心。
阳泉盂县的藏山上有藏孤洞，在历史的风声中，回应着这段传奇，也有人说，这个藏孤地在晋南垣曲，理由是晋之都城在曲沃，孤儿出逃定当逃不远。各说各有理，至于在哪，各执一词，其实连剧情都与史实有出入，再追究也没有多少意义。各唱各的曲，各念各的经吧。
我们只记住在仁义面前，要有一个正确的取舍，而能舍生取义的，往往是那些平民。
历史的沉重过后，百姓们更喜欢不会忘恩负义的男人，更希望女人若身陷泥淖时，也有男人不离不弃，最后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到大街前，
未曾开言我心内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
替我三郎把信传，
就说苏三把命断，
来世变犬马当报还。
一段脍炙人口的演唱，早已成了流行歌，一句“洪洞县内无好人”，也使洪洞县中外知名。当我们走在洪洞的街头，缓步进入苏三监狱时，因为这著名的唱词，我们仿佛能看见黑暗社会里的一点光亮，就像站在铁网前面对着有限的天空，这个挣扎在底层社会，身不由己的，柔中带刚的女人带给我们多少美好的欢愉。
这三个故事，三段或优美或伤情或悲愤的戏文，凝聚着历史，润物细无声地浸入中国人心头，化作他们的人生教条，无形中我们在这样的戏文中站立了起来。 之所以记下这三段，或者说记下这三部戏，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山西，我们这块古老亦厚重的表里山河，风呜咽，山回响，河震荡，为世界提供了文明的传序基因，这真值得自豪，值得擎酒一杯高歌一曲。
而过滤过滤，发生在山西的戏，又岂止是这些，《火烧绵山》《铁弓缘》《百里奚认妻》《访白袍》《汾河湾》《千里送京娘》《高平关》《金沙滩》《北天门》，等等，等等，都有一个山西之地来承载。我们是一个戏的王国，戏曲大省，之所以为大，在于它的宽度、厚度、高度。不服？有戏为证。
而在这些戏文后面，隐约行走着许多青衫书生，他们懂礼懂乐、有礼有节，他们失意时进入了戏园，把他们的才情和气节挥洒入戏文，那些抗争、隐喻、教世的意义便出现了，他们有的留下了名字，比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有的连名字都没有，却共同扛起了中华戏曲的审美桌案，他们的锦心绣口为我們留下这么多千古篇章。试想想，若没有这些青衫书生，我们的日子该有多么寂寞。
万千感慨，多少年只是化作了一幅场景：
一灯如豆，一个斜襟右衽的女人，头发已白，面容苍老，一边缝补衣服，一边对一黄口小儿讲述从戏中得来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在小儿的眼前走出并晃动，然后缓缓与小儿合二为一，小儿便眼神炯炯，身体健壮起来。
一代又一代。
唱过戏的父亲和爱看戏的我
父亲病了，病得不轻，差一步就在生死之间。
我再想起他时，却一直记得一个场景，他带着我去赶会，以前每个庙会上都会唱戏，他就把我放在肩头。小小的我就凌驾于众人之上，看那些水袖轻扬。我跟着他看戏，一场一场又一场。
那时候我不懂戏，现在慢慢懂了，也同时懂得了父爱，很多东西却回不去了。
父亲生了四个孩子，不知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爱戏。
父亲爱看，也会唱，很多年以前，父亲年轻的时候，我们那儿几乎村村有剧团。我记得，父亲饰演《二进宫》里的老杨波，他生性温和，没啥激情。他也在乐队里打小锣。家门口就是村里的大庙，父亲那一辈人总在庙里的舞台上唱戏，我也就一直跟着他。以前唱戏总是要闹到很晚，一出戏总在三个小时以上。我小，支撑不住，他们演着演着，吱哩哇啦唱着，我就在戏箱上睡着了。等夜深人静，看戏的人散了，我才被带回去。冬夏皆是如此。
父亲爱看戏的爱好跟了他一辈子。
后来，剧团没了，但村村到了特定的节日，要唱戏，唱戏敬神娱人，就外请戏班子。他没机会唱了，就一个村一个村地看。“村村通”工程开通以后，每个村子能通公交车，他行动更方便了。后来，得了脑出血出院以后，还自己偷偷跑出来，搭个公交，去很远的村子里看戏，然后再劳烦别人找他。
有了电视，为了看戏，他总是开着戏曲频道，也不管别人是不是爱看。时兴VCD，他就VCD，时兴DVD，他就买DVD，这样的东西看坏好几个，因此还存了一大摞光盘。
我记得以前，他还多看其他剧种，像上党梆子，晋剧呀蒲剧呀什么的，到很老了以后，就只看我们的家乡戏上党落子了。一个人看着看着，还能笑出声来。很多老唱腔，他自己就会唱，听着听着，闭着眼拍着腿，沉浸其中，已经是背下来了，就那也百看不厌。
我上了中学以后，父亲买了电影机，他喜欢放映戏曲片，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跟着他看过越剧的《追鱼》、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晋剧《打金枝》、北路梆子《金水桥》。尤其夏天是坐在树下，电影机“吱嘎吱嘎”地响，戏曲片里唱着，父亲笑着，觉得那时候，很穷，却也很幸福。别人家里过年贴的是领袖啊什么的，我们家永远贴的是戏曲电影画，过了年，再把画取下来，围成炕围子。
在村里，邻居有一句取笑他的名言：老王啊，听不得个铜片响。也就是说，只要听到锣鼓声，他就坐不住了。其实，村里不只有父亲这么一个“老王”，有很多个“老王”，组成一个又一个爱看戏的庞大的队伍。
父亲看戏，浸入我骨子里。年少时看的戏，大约就是那么几部《忠保国》《王宝钏》等。我还能记得几个人的名字，有个唱花脸的叫王现才，第一次听花脸就听呆了，这是啥唱法啊，嗡咚嗡咚的，也不知道从哪个部位发出声音来的。我知道《茶瓶计》，知道《红楼梦》，这些戏都进过京，上学时，常常靠讲这样的故事吸引人聚拢在我周围。我也知道郝聘芝、郭明娥等人。戏文唱的啥，自己是不管的，也不大懂。现在想想，那时候，只是喜欢几个旋律罢了。
这种对戏曲的爱，埋入骨头里后，开始经历求学、上班、结婚、生子，朦朦胧胧的人生几大段过去。尘埃落定以后，忽然戏曲的因子就复苏了，又开始看戏。常常是把孩子扔给老公，自己就出去看戏，好在工作单位就在自己的村庄旁边，也不远，到了夜晚还要劳驾朋友从其他村子里把我接回来。
看了家乡戏，不过瘾，开始向外跑，为了跑得方便，自己偷偷揣上钱，去买了一辆小奥拓，当然在此之前，已经有预谋地学了驾照。有了和自己体型相配的小车，自己开车天南地北地去看戏，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河北梆子、昆曲，都看过了。
后来，还觉得不过瘾，自己把我们家乡一种名叫唐宫悦的酒，编了一个小说，一个与唐玄宗李隆基有关的小说。写的是李隆基别驾潞州时，曾到过我的家乡，与酒家女阿凤相爱，多年以后，李隆基返回京城一步步走上权力中心。而阿凤在没有告别的分离中去世，家乡人把这种酒送进皇宫，已是唐明皇的李隆基闻酒而醉，想起阿凤，遂赐酒曰：唐宫悦。一个很凄美的爱情小说，并不算成功，但是我把家乡的风土人情与酒结合在一起，一下子引起了市委（我的家乡是县级市，名叫潞城）领导的注意。后来这部小说被改编为上党落子《唐宫悦》，导演和编剧就是谢涛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雷守正和赵爱斌。我跟着看了一场又一场，唯一觉得不满意的是，这部戏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但我想，这是我的家乡，我为家乡而写，没有名字就没有名字吧，从此再不追究。这个戏后来被评为“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
即使这样，也不过瘾，后来在参加作家们的一次采风活动中，我借出了老家剧团的行头，也是傻大胆，觉得都是作家诗人，没有唱戏的演员，我也就敢露一手，记得唱了一段《程婴救孤》中晋国公主也即赵朔夫人的一段。台子下的掌声很热烈，我却浑身冒汗，下了台子，我就彻底打消了再唱一次的念头。穿上行头，嘴里唱着，手脚根本不知道该往哪放。这才知道，唱个戏，哪有那么容易？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扮上妆。 后来，我学了《文王访贤》里周文王的一段唱，这段唱成为我的拿手段子，每次作家们活动，我都唱这一段，我开玩笑地说：我这辈子哪，就指着这一段活了。开始还有人觉得好听，时间久了，终于有人提意见，我们都听了七遍了。好吧，终于腻了，可我还没学会其他段子，只好让他们再等等了。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跟着剧团下乡，我吃他们的大锅饭，我也随他们住在乡下打地铺。在乡下，可以住的地方，都是村委会的大院或者大庙里，不可能有床，他们必须睡在地下。我跟着他们睡了一晚，就眼泪汪汪的。乡下的百姓爱看戏，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而我们的戏曲演员必须过着这样的物质生活。
我在心里发誓，我要帮他们，我买了好篷布，为剧团的每个人都配上一米多宽的一块，铺在地下可以挡潮。他们的身体已经多数有伤痛，这让我心疼。我拉着这些篷布送到乡下时，他们高兴地一块一块地裁开，一个劲儿地谢我。我却躲到角落里，莫名其妙地垂泪。
我追过戏，也因此受过委屈。去多了，闲言碎语就多起来，有人骂，有人不屑一顾，当我知道以后，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跟自己喜欢的家乡戏曲做了一个暂时的告别。其实那时候，我是不懂的，为什么我只是爱戏曲而已，他们要糟蹋我，即使到现在我也想不通。后来，我就谨记住，我再爱戏，也要和戏曲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一点，更催成了我在外看戏的频率。对戏曲的通盘了解就是在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下，一点点成熟起来的。
及至我到了太原，省城的氛围让我舒适，这里演出多，我更是由此结识了以前我不可能结识的戏曲人，看了许多以前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看到的演出。看了演出，我偶尔会写点戏评，写出我对戏曲的热爱，写出我对戏曲的感悟。没想到这样的评论竟然有了一些市场，以至于2018年登上了中国文艺评论网的平台。我撰写的《傅山进京发出的时代拷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热传，进而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网”2018热门文章，连著名作家陈为人都说，这篇文章能被主流媒体认可并推崇，实在出人意料。我由此开心着。这些都积攒成今日我写作这本书的素材。
而我的父亲，越来越老了，家里陪伴我長大的电影机形同朽木，再也不会动用了，VCD、DVD，他也不会再用了。电视机买了坏，坏了买。没生病的时候，他在家里总是开着电视，在几个戏曲频道之间转换，哪怕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父亲在医院治病，我在床前陪着。那一天，一个即将进入手术室的癌症病人，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让我听一段戏，好不好？
我瞬间就泪如雨下。
那天，我的手机已经没有流量了，我依然开了手机，搜索到他爱听的上党落子唱段，直到他穿起病号服，被推入手术室。
责任编辑杨睿姝
从小就爱。
几十年来，经历着人生的沉浮，跌跌撞撞地求生，经历着柴米油盐的烦琐，却始终没有忘了把自己搁置于戏中，去消减人生的忧烦。那些水袖轻扬，那些手眼身法步，那些粉墨翰影，流不尽天下旷男怨女泪满江，道不完古今戏凤弄蝶花沾裳，无时不在，下了眉头，就上心头。天南地北地追过，放低姿态去坚守着，人生的况味都在其中了。
我写，只想写出我心中所想，眼里所见。
那些流传千年却从未凋谢的戏文
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们在朝代更迭中悲喜歌哭，守着自己的薄田炊烟，一世又一世、一辈又一辈繁衍到今天。
在这战火与安宁交织的长河里，谁与他们相依相伴？也许你会说是诗书，诗书是读书人的心头爱，读书人或者读书的人，以此为途径，冀望经天纬地，再不济，也坐入乡村的私塾，培养别人去经天纬地，可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少之又少的，尤其碰上战乱或灾祸，更是凋零。“你耕田来我织布”（《天仙配》的唱词）这幅田园图景，是人们的生活日常，却不能代替精神生活。有一位老师告诉我，千百年来，支撑我们民族发展、相伴人们日月轮换的是戏！
恍然，是戏。
是戏，是那些深植入人心的戏，是那些写在绢帛或纸张上的蝇头小楷，是刻在蜡纸上的笔墨纵横，是戏文。
有了这些戏文，传唱便有依据，代代都可复兴。即使目不识丁，也可以在背诵戏文的过程中，获得“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化，也可以在给儿子或孙子的日常讲述中，传输属于中国人的“骨骼清奇非俗流”（《红楼梦》唱词）。
多少年，多少代，戏文没了，只要有人会唱，便可以再次写出。没人会唱了，只要戏文还在，便可以再次恢复。于是，这样的胼足交缠的戏，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它是活态的，远比帝王将相永久，远比笔墨纸张坚硬。
这是中华戏曲千百年来的功德碑。
那一日，听到以清冷著称的京剧名家张火丁唱起《锁麟囊》中的一段：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程派唱腔这么呜呜咽咽地唱出来，竟然是这样的美，这样的禅意，这样的荡人心魄。我瞬间被击中，那些寻常日子里的挣扎和愤懑终究化作了一汪秋水。
像这样植入哲理又美轮美奂的戏文，比比皆是。
由此我想到曾在运城看到的梅花版《西厢记》，序幕开，灯光亮，一阙词便出现在舞台上：
碧云天，黄花地，
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这阙词是第三折“长亭送别”，被放在全戏之前，未曾开言，我已醉，范仲淹和苏东坡次第进入意境，不绝的相思和怅惘便袭上心头，待得张生和崔莺莺出场，早已预见到他们的分别。
这部由元稹的《莺莺传》开启的、经由董解元写成诸宫调的、又由王实甫改造为元杂剧的《西厢记》，后又被昆曲反复传唱，一直流传到今天，又被越剧、京剧、秦腔、豫剧等大剧种反复搬演，早已成为戏曲史上经典中的经典，余秋雨的《中华戏曲史》就给它重重地写了一笔。
而这个故事是有出处的，当我们在运城永济走入普救寺，這戏文和莺莺塔一起，勾搭出你神经中的轻怜浅爱和自由之心。
但我们的戏文又不仅仅像《西厢记》一样，讲一个情爱的故事，讲功名，讲忠贞，讲红娘的成人之美，讲青年男女对自由的向往，更多还有历史的沉重。
晋国中上下的人谈论，
都道我老程婴贪图那富贵与赏金，
卖友求荣，害死了孤儿，是一个不义之人，
谁知我舍却了亲儿性命，亲儿性命！我的儿啊！
抚养了赵家后代根，
为孤儿我已然把心血用尽，
说往事全靠这水墨丹青，
画就了雪冤图以为凭证。
老程婴含辱忍垢十六年，把孤儿抚养成人，终于要到昭雪时刻了，他把心中的悲愤，化作字字血泪唱了出来，人们坐在台下，与台上人同悲共痛，潸然泪下。
翻开史书，其事，实有，其人，实有。赵氏孤儿，也即赵武，自其嬴姓先祖造父被周王朝封于赵地，经辅助晋文公的赵衰，辅助襄、灵、成三朝晋公的赵盾，赵氏公卿地位日益显著，直到赵武经历下宫之难，长大成人也成为晋国公卿。
《左传》与《史记》记载不一，但这并无妨这个故事被千古流传，自元代纪君祥写成杂剧也有千年，甚至传入西方，被西方戏剧改编传唱，誉为世界级的悲剧。千年来，千秋忠义就这样深入人心。
阳泉盂县的藏山上有藏孤洞，在历史的风声中，回应着这段传奇，也有人说，这个藏孤地在晋南垣曲，理由是晋之都城在曲沃，孤儿出逃定当逃不远。各说各有理，至于在哪，各执一词，其实连剧情都与史实有出入，再追究也没有多少意义。各唱各的曲，各念各的经吧。
我们只记住在仁义面前，要有一个正确的取舍，而能舍生取义的，往往是那些平民。
历史的沉重过后，百姓们更喜欢不会忘恩负义的男人，更希望女人若身陷泥淖时，也有男人不离不弃，最后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到大街前，
未曾开言我心内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
替我三郎把信传，
就说苏三把命断，
来世变犬马当报还。
一段脍炙人口的演唱，早已成了流行歌，一句“洪洞县内无好人”，也使洪洞县中外知名。当我们走在洪洞的街头，缓步进入苏三监狱时，因为这著名的唱词，我们仿佛能看见黑暗社会里的一点光亮，就像站在铁网前面对着有限的天空，这个挣扎在底层社会，身不由己的，柔中带刚的女人带给我们多少美好的欢愉。
这三个故事，三段或优美或伤情或悲愤的戏文，凝聚着历史，润物细无声地浸入中国人心头，化作他们的人生教条，无形中我们在这样的戏文中站立了起来。 之所以记下这三段，或者说记下这三部戏，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山西，我们这块古老亦厚重的表里山河，风呜咽，山回响，河震荡，为世界提供了文明的传序基因，这真值得自豪，值得擎酒一杯高歌一曲。
而过滤过滤，发生在山西的戏，又岂止是这些，《火烧绵山》《铁弓缘》《百里奚认妻》《访白袍》《汾河湾》《千里送京娘》《高平关》《金沙滩》《北天门》，等等，等等，都有一个山西之地来承载。我们是一个戏的王国，戏曲大省，之所以为大，在于它的宽度、厚度、高度。不服？有戏为证。
而在这些戏文后面，隐约行走着许多青衫书生，他们懂礼懂乐、有礼有节，他们失意时进入了戏园，把他们的才情和气节挥洒入戏文，那些抗争、隐喻、教世的意义便出现了，他们有的留下了名字，比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有的连名字都没有，却共同扛起了中华戏曲的审美桌案，他们的锦心绣口为我們留下这么多千古篇章。试想想，若没有这些青衫书生，我们的日子该有多么寂寞。
万千感慨，多少年只是化作了一幅场景：
一灯如豆，一个斜襟右衽的女人，头发已白，面容苍老，一边缝补衣服，一边对一黄口小儿讲述从戏中得来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在小儿的眼前走出并晃动，然后缓缓与小儿合二为一，小儿便眼神炯炯，身体健壮起来。
一代又一代。
唱过戏的父亲和爱看戏的我
父亲病了，病得不轻，差一步就在生死之间。
我再想起他时，却一直记得一个场景，他带着我去赶会，以前每个庙会上都会唱戏，他就把我放在肩头。小小的我就凌驾于众人之上，看那些水袖轻扬。我跟着他看戏，一场一场又一场。
那时候我不懂戏，现在慢慢懂了，也同时懂得了父爱，很多东西却回不去了。
父亲生了四个孩子，不知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爱戏。
父亲爱看，也会唱，很多年以前，父亲年轻的时候，我们那儿几乎村村有剧团。我记得，父亲饰演《二进宫》里的老杨波，他生性温和，没啥激情。他也在乐队里打小锣。家门口就是村里的大庙，父亲那一辈人总在庙里的舞台上唱戏，我也就一直跟着他。以前唱戏总是要闹到很晚，一出戏总在三个小时以上。我小，支撑不住，他们演着演着，吱哩哇啦唱着，我就在戏箱上睡着了。等夜深人静，看戏的人散了，我才被带回去。冬夏皆是如此。
父亲爱看戏的爱好跟了他一辈子。
后来，剧团没了，但村村到了特定的节日，要唱戏，唱戏敬神娱人，就外请戏班子。他没机会唱了，就一个村一个村地看。“村村通”工程开通以后，每个村子能通公交车，他行动更方便了。后来，得了脑出血出院以后，还自己偷偷跑出来，搭个公交，去很远的村子里看戏，然后再劳烦别人找他。
有了电视，为了看戏，他总是开着戏曲频道，也不管别人是不是爱看。时兴VCD，他就VCD，时兴DVD，他就买DVD，这样的东西看坏好几个，因此还存了一大摞光盘。
我记得以前，他还多看其他剧种，像上党梆子，晋剧呀蒲剧呀什么的，到很老了以后，就只看我们的家乡戏上党落子了。一个人看着看着，还能笑出声来。很多老唱腔，他自己就会唱，听着听着，闭着眼拍着腿，沉浸其中，已经是背下来了，就那也百看不厌。
我上了中学以后，父亲买了电影机，他喜欢放映戏曲片，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跟着他看过越剧的《追鱼》、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晋剧《打金枝》、北路梆子《金水桥》。尤其夏天是坐在树下，电影机“吱嘎吱嘎”地响，戏曲片里唱着，父亲笑着，觉得那时候，很穷，却也很幸福。别人家里过年贴的是领袖啊什么的，我们家永远贴的是戏曲电影画，过了年，再把画取下来，围成炕围子。
在村里，邻居有一句取笑他的名言：老王啊，听不得个铜片响。也就是说，只要听到锣鼓声，他就坐不住了。其实，村里不只有父亲这么一个“老王”，有很多个“老王”，组成一个又一个爱看戏的庞大的队伍。
父亲看戏，浸入我骨子里。年少时看的戏，大约就是那么几部《忠保国》《王宝钏》等。我还能记得几个人的名字，有个唱花脸的叫王现才，第一次听花脸就听呆了，这是啥唱法啊，嗡咚嗡咚的，也不知道从哪个部位发出声音来的。我知道《茶瓶计》，知道《红楼梦》，这些戏都进过京，上学时，常常靠讲这样的故事吸引人聚拢在我周围。我也知道郝聘芝、郭明娥等人。戏文唱的啥，自己是不管的，也不大懂。现在想想，那时候，只是喜欢几个旋律罢了。
这种对戏曲的爱，埋入骨头里后，开始经历求学、上班、结婚、生子，朦朦胧胧的人生几大段过去。尘埃落定以后，忽然戏曲的因子就复苏了，又开始看戏。常常是把孩子扔给老公，自己就出去看戏，好在工作单位就在自己的村庄旁边，也不远，到了夜晚还要劳驾朋友从其他村子里把我接回来。
看了家乡戏，不过瘾，开始向外跑，为了跑得方便，自己偷偷揣上钱，去买了一辆小奥拓，当然在此之前，已经有预谋地学了驾照。有了和自己体型相配的小车，自己开车天南地北地去看戏，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河北梆子、昆曲，都看过了。
后来，还觉得不过瘾，自己把我们家乡一种名叫唐宫悦的酒，编了一个小说，一个与唐玄宗李隆基有关的小说。写的是李隆基别驾潞州时，曾到过我的家乡，与酒家女阿凤相爱，多年以后，李隆基返回京城一步步走上权力中心。而阿凤在没有告别的分离中去世，家乡人把这种酒送进皇宫，已是唐明皇的李隆基闻酒而醉，想起阿凤，遂赐酒曰：唐宫悦。一个很凄美的爱情小说，并不算成功，但是我把家乡的风土人情与酒结合在一起，一下子引起了市委（我的家乡是县级市，名叫潞城）领导的注意。后来这部小说被改编为上党落子《唐宫悦》，导演和编剧就是谢涛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雷守正和赵爱斌。我跟着看了一场又一场，唯一觉得不满意的是，这部戏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但我想，这是我的家乡，我为家乡而写，没有名字就没有名字吧，从此再不追究。这个戏后来被评为“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
即使这样，也不过瘾，后来在参加作家们的一次采风活动中，我借出了老家剧团的行头，也是傻大胆，觉得都是作家诗人，没有唱戏的演员，我也就敢露一手，记得唱了一段《程婴救孤》中晋国公主也即赵朔夫人的一段。台子下的掌声很热烈，我却浑身冒汗，下了台子，我就彻底打消了再唱一次的念头。穿上行头，嘴里唱着，手脚根本不知道该往哪放。这才知道，唱个戏，哪有那么容易？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扮上妆。 后来，我学了《文王访贤》里周文王的一段唱，这段唱成为我的拿手段子，每次作家们活动，我都唱这一段，我开玩笑地说：我这辈子哪，就指着这一段活了。开始还有人觉得好听，时间久了，终于有人提意见，我们都听了七遍了。好吧，终于腻了，可我还没学会其他段子，只好让他们再等等了。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跟着剧团下乡，我吃他们的大锅饭，我也随他们住在乡下打地铺。在乡下，可以住的地方，都是村委会的大院或者大庙里，不可能有床，他们必须睡在地下。我跟着他们睡了一晚，就眼泪汪汪的。乡下的百姓爱看戏，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而我们的戏曲演员必须过着这样的物质生活。
我在心里发誓，我要帮他们，我买了好篷布，为剧团的每个人都配上一米多宽的一块，铺在地下可以挡潮。他们的身体已经多数有伤痛，这让我心疼。我拉着这些篷布送到乡下时，他们高兴地一块一块地裁开，一个劲儿地谢我。我却躲到角落里，莫名其妙地垂泪。
我追过戏，也因此受过委屈。去多了，闲言碎语就多起来，有人骂，有人不屑一顾，当我知道以后，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跟自己喜欢的家乡戏曲做了一个暂时的告别。其实那时候，我是不懂的，为什么我只是爱戏曲而已，他们要糟蹋我，即使到现在我也想不通。后来，我就谨记住，我再爱戏，也要和戏曲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一点，更催成了我在外看戏的频率。对戏曲的通盘了解就是在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下，一点点成熟起来的。
及至我到了太原，省城的氛围让我舒适，这里演出多，我更是由此结识了以前我不可能结识的戏曲人，看了许多以前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看到的演出。看了演出，我偶尔会写点戏评，写出我对戏曲的热爱，写出我对戏曲的感悟。没想到这样的评论竟然有了一些市场，以至于2018年登上了中国文艺评论网的平台。我撰写的《傅山进京发出的时代拷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热传，进而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网”2018热门文章，连著名作家陈为人都说，这篇文章能被主流媒体认可并推崇，实在出人意料。我由此开心着。这些都积攒成今日我写作这本书的素材。
而我的父亲，越来越老了，家里陪伴我長大的电影机形同朽木，再也不会动用了，VCD、DVD，他也不会再用了。电视机买了坏，坏了买。没生病的时候，他在家里总是开着电视，在几个戏曲频道之间转换，哪怕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父亲在医院治病，我在床前陪着。那一天，一个即将进入手术室的癌症病人，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让我听一段戏，好不好？
我瞬间就泪如雨下。
那天，我的手机已经没有流量了，我依然开了手机，搜索到他爱听的上党落子唱段，直到他穿起病号服，被推入手术室。
责任编辑杨睿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