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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作品总是环绕着宿命论般的悲剧色彩，这或许正与她鲜明的女性意识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本文从《色·戒》出发，试图对张爱玲笔下女性解放的艰难困境进行分析。
张爱玲的《色·戒》创作于1950年，发表于1978年，后来收入皇冠出版社1983年版的《惘然集》。其间，想必张爱玲的心绪定是无比复杂与纠结的：一方面，她可以反复修改与润色;另一方面，似乎也在寻找着合适的时间“发声”。《色·戒》如此“小心”发表之后，评论界更是褒贬不一。有些批评家热衷于考证小说中王佳芝的原型，还有批评家指出易先生身上其实凝聚着胡兰成的影子，因此认为《色·戒》是张爱玲晚年缅怀旧爱之作。抛却文本的外部研究，抛却文本中淡化得不能再淡化的人物背景，其实人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绝非仅仅是在抒写一己哀怨，而是在表达一种隐痛的、女性的、无法自由呼吸的人生。
一、女性爱情悲剧的重演
诚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言：“张爱玲的世界沉浮在黄昏与黎明的交汇处，充满了色彩的幽暗与丰饶，如同在黎明的第一线晨光中挣不脱的昨夜的梦魇。”如果说这梦魇如一口深井，那么爱情的不幸则是浮游在水面最鲜明的表征。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总是以悲剧告终，无论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年龄、相貌有怎样的差别，她们总是殊途同归地无法把握自己的爱情。
《封锁》与其说是男女主人公在狭小的时空间隙产生了小小的爱情，倒不如说是在谴责忙碌如蝼蚁的人们早已经疏离与忘却了爱情;《倾城之恋》与其说是一场战乱成就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倒不如说正是为了表现爱情的脆弱本质与爱情前进的举步维艰。和平的时代，爱情存在着种种猜疑，非得到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生命都没有保证的战时才有爱情。而到《色·戒》，这“爱情”似乎更让人震惊，因为张爱玲已经将“非爱情”替换了“爱情”。整个故事中，王佳芝似乎都在做着一厢情愿的“白日梦”：她也许对邝裕民是有着隐隐好感的，但其实只是刺杀小分队其他成员眼中的一枚棋子;她也许对易先生是有着隐隐好感的，但其实只是短暂地充当了一次“地母”和可以被赏玩的漂亮物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是“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之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的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然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愿望，谁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或者是由于父权制的根深蒂固，或者是因为现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女性的解放因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一直被搁置，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女性运动。可能是张爱玲本人不幸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让她从《天才梦》开始，就对这个世界怀揣着宿命论般的悲剧情怀……张爱玲的笔下，一次次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而这些爱情悲剧可能还只是她苍凉神秘的深井上泛的些许水花。
二、女性话语的艰难发声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将狄金森所谓的“倾斜”称为“再生羊皮纸卷式”的写作。这种微妙而独特的写作方式，呈现为一种“双声话语”：既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接受，又潜藏着女性心灵深处的声音。表面看来，这些作品体现了对于男权主义文化为中心的一种认同，但是潜藏其下的是女性独特生命体验的彰显;通过表面遵守与屈服父权制的方式，曲折与隐晦地表达真正属于女性的主体意识。“双声话语”的写作，隐含了女性作家对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威意识的叛逆和对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弘扬。在《色·戒》中，尽管这种“双声话语”主要体现在“女性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对决，却依然有着无比疼痛的过程和无比惨烈的结局。
小说写道：“她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其中包含两句话，前者属于女性话语，后者属于国家话语。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在很多小说中都是冲突对峙的状态，然而结局多半是国家话语取代了个人话语。比如，宗璞的《红豆》：“如今，她回到一别数载的母校，手握着那枚象征爱情的红豆，心头浮起淡淡的惆怅，旋又充溢着胜利的新生的喜悦。”然而张爱玲显然不是。小说的结局，王佳芝模糊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正是个人话语战胜了国家话语，她毅然放走了易先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乏坚持个人话语的女作家，如白薇、萧红等。然而，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只给予了张爱玲“走出女性神话”的标题，足可见对张爱玲女性意识的赞许与钦佩。诚如刘思谦所言，家庭题材应该是女性作家最为擅长的，但似乎只有在张爱玲这里才真正得到重视。王佳芝之所以被易先生的戒指所打动，或者并不在于戒指本身价格昂贵，而在于戒指凝聚了对于身处没有亲情、友情以及爱情的情况之下的王佳芝来说，全部关于家的渴望。放走易先生后，王佳芝在街面上恍恍惚惚，也隐喻着家之愿景的又一次轰然倒塌，支离破碎。
三、女性意识的步履维艰
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主要体现在女性性别意识的复苏与觉醒。小说《色·戒》写道：“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又说：“她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像洗了个热水澡”“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这显然是从女性出发得出的感知体验，彰显着王佳芝女性意识开始自觉。如果说张爱玲是囿于自身是女性，不好大尺度进行情爱描绘，那么李安翻拍的《色·戒》则可以在此作为补充。第三场情爱中，王佳芝在上位，易先生在下位，似乎证明了王佳芝“掌控”了易先生，这正是李安在尽可能做到足够对于张爱玲思想进行把握的前提之下，对文本的空白预设给予大胆、合理的补充。然而，情爱上的自主也只是女性意识发展中微小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小小的高潮之后，王佳芝很快便葬送了性命。
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男性作家的笔下也会出现女性形象，却常常将女性作为愚昧、黑暗、苦难等符号的象征，尤其是在反封建题材的处理中。男性作家批评的矛头总是指向封建社会制度，事实上，这恰恰遮蔽了男权对于女性的压迫。民族救亡时期，许多女性参加革命工作，除了革命感与使命感的获得，事实上，女性也携带着一己私欲——试图完成女性解放的追求，实现女性最本真的愿望——自由。然而，女性解放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女性常常在強大的政治权力面前集体失语，对自我身份既无从指认，亦无法表达。王佳芝在以革命的名义献出自己身体的时候，敏感地觉察到了女性自我的情感与欲望。这份欲望尚未展开便香消玉殒，让人们很容易便能够联想到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又或者，远不止贞贞与王佳芝，还有大批的女性正游走在这样危险的边缘。女性能够拥有广阔的社会空间，充分自由发展自己的美好愿景或许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注定是无法实现的，而当下政治环境宽松、社会环境良好，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张爱玲的《色·戒》创作于1950年，发表于1978年，后来收入皇冠出版社1983年版的《惘然集》。其间，想必张爱玲的心绪定是无比复杂与纠结的：一方面，她可以反复修改与润色;另一方面，似乎也在寻找着合适的时间“发声”。《色·戒》如此“小心”发表之后，评论界更是褒贬不一。有些批评家热衷于考证小说中王佳芝的原型，还有批评家指出易先生身上其实凝聚着胡兰成的影子，因此认为《色·戒》是张爱玲晚年缅怀旧爱之作。抛却文本的外部研究，抛却文本中淡化得不能再淡化的人物背景，其实人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绝非仅仅是在抒写一己哀怨，而是在表达一种隐痛的、女性的、无法自由呼吸的人生。
一、女性爱情悲剧的重演
诚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言：“张爱玲的世界沉浮在黄昏与黎明的交汇处，充满了色彩的幽暗与丰饶，如同在黎明的第一线晨光中挣不脱的昨夜的梦魇。”如果说这梦魇如一口深井，那么爱情的不幸则是浮游在水面最鲜明的表征。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总是以悲剧告终，无论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年龄、相貌有怎样的差别，她们总是殊途同归地无法把握自己的爱情。
《封锁》与其说是男女主人公在狭小的时空间隙产生了小小的爱情，倒不如说是在谴责忙碌如蝼蚁的人们早已经疏离与忘却了爱情;《倾城之恋》与其说是一场战乱成就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倒不如说正是为了表现爱情的脆弱本质与爱情前进的举步维艰。和平的时代，爱情存在着种种猜疑，非得到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生命都没有保证的战时才有爱情。而到《色·戒》，这“爱情”似乎更让人震惊，因为张爱玲已经将“非爱情”替换了“爱情”。整个故事中，王佳芝似乎都在做着一厢情愿的“白日梦”：她也许对邝裕民是有着隐隐好感的，但其实只是刺杀小分队其他成员眼中的一枚棋子;她也许对易先生是有着隐隐好感的，但其实只是短暂地充当了一次“地母”和可以被赏玩的漂亮物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是“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之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的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然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愿望，谁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或者是由于父权制的根深蒂固，或者是因为现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女性的解放因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一直被搁置，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女性运动。可能是张爱玲本人不幸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让她从《天才梦》开始，就对这个世界怀揣着宿命论般的悲剧情怀……张爱玲的笔下，一次次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而这些爱情悲剧可能还只是她苍凉神秘的深井上泛的些许水花。
二、女性话语的艰难发声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将狄金森所谓的“倾斜”称为“再生羊皮纸卷式”的写作。这种微妙而独特的写作方式，呈现为一种“双声话语”：既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接受，又潜藏着女性心灵深处的声音。表面看来，这些作品体现了对于男权主义文化为中心的一种认同，但是潜藏其下的是女性独特生命体验的彰显;通过表面遵守与屈服父权制的方式，曲折与隐晦地表达真正属于女性的主体意识。“双声话语”的写作，隐含了女性作家对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威意识的叛逆和对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弘扬。在《色·戒》中，尽管这种“双声话语”主要体现在“女性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对决，却依然有着无比疼痛的过程和无比惨烈的结局。
小说写道：“她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其中包含两句话，前者属于女性话语，后者属于国家话语。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在很多小说中都是冲突对峙的状态，然而结局多半是国家话语取代了个人话语。比如，宗璞的《红豆》：“如今，她回到一别数载的母校，手握着那枚象征爱情的红豆，心头浮起淡淡的惆怅，旋又充溢着胜利的新生的喜悦。”然而张爱玲显然不是。小说的结局，王佳芝模糊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正是个人话语战胜了国家话语，她毅然放走了易先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乏坚持个人话语的女作家，如白薇、萧红等。然而，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只给予了张爱玲“走出女性神话”的标题，足可见对张爱玲女性意识的赞许与钦佩。诚如刘思谦所言，家庭题材应该是女性作家最为擅长的，但似乎只有在张爱玲这里才真正得到重视。王佳芝之所以被易先生的戒指所打动，或者并不在于戒指本身价格昂贵，而在于戒指凝聚了对于身处没有亲情、友情以及爱情的情况之下的王佳芝来说，全部关于家的渴望。放走易先生后，王佳芝在街面上恍恍惚惚，也隐喻着家之愿景的又一次轰然倒塌，支离破碎。
三、女性意识的步履维艰
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主要体现在女性性别意识的复苏与觉醒。小说《色·戒》写道：“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又说：“她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像洗了个热水澡”“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这显然是从女性出发得出的感知体验，彰显着王佳芝女性意识开始自觉。如果说张爱玲是囿于自身是女性，不好大尺度进行情爱描绘，那么李安翻拍的《色·戒》则可以在此作为补充。第三场情爱中，王佳芝在上位，易先生在下位，似乎证明了王佳芝“掌控”了易先生，这正是李安在尽可能做到足够对于张爱玲思想进行把握的前提之下，对文本的空白预设给予大胆、合理的补充。然而，情爱上的自主也只是女性意识发展中微小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小小的高潮之后，王佳芝很快便葬送了性命。
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男性作家的笔下也会出现女性形象，却常常将女性作为愚昧、黑暗、苦难等符号的象征，尤其是在反封建题材的处理中。男性作家批评的矛头总是指向封建社会制度，事实上，这恰恰遮蔽了男权对于女性的压迫。民族救亡时期，许多女性参加革命工作，除了革命感与使命感的获得，事实上，女性也携带着一己私欲——试图完成女性解放的追求，实现女性最本真的愿望——自由。然而，女性解放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女性常常在強大的政治权力面前集体失语，对自我身份既无从指认，亦无法表达。王佳芝在以革命的名义献出自己身体的时候，敏感地觉察到了女性自我的情感与欲望。这份欲望尚未展开便香消玉殒，让人们很容易便能够联想到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又或者，远不止贞贞与王佳芝，还有大批的女性正游走在这样危险的边缘。女性能够拥有广阔的社会空间，充分自由发展自己的美好愿景或许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注定是无法实现的，而当下政治环境宽松、社会环境良好，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