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的话
　　康定是个小城，街道也不宽。折多河从城中穿过，把城分成东西两半，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街叫做东大街，是折多河以东的一条主要街道。那时候，离住家不远有一间出租连环画的临街铺面，虽然现在再也找不到那样的旧木板屋，找不到那样的铺面，可至今也还记得，那间铺面就在如今的“情歌酒店”出门的右手边上。门面很旧，并不是装饰显得气派的那种铺面，木质的小门极窄，而且低矮，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多半是小孩子，且又以男孩儿居多。
　　走进门才发现，这间书摊的屋子里面也不寬敞，木板墙壁上糊满了旧报纸，地板破了，地面到处是裂缝，光线也有些昏暗。在靠窗口的地方，有张低矮破旧的木桌子，桌子的一侧安放一个离地面高约一尺的木架子，架子上平放一张看上去就晓得很有些年头的、拼凑起来的陈旧木板。木板上有用木头条隔成的若干方格子，还有几个旧旧的不大的纸箱子，纸箱里、木头格子里面堆放有分了类的连环画，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小人书”。
　　当年就是为了看这些连环画，把很不容易才从大人那里讨得的一分钱、两分钱甚至五分钱的硬币都送到了这个地方。破桌子四周有几张有些脏、而且多半都摇摇欲坠的小木板凳，看连环画时就坐在这些吱吱作响的小木板凳上。人多时，没板凳了，捧一本其实不仅脏、而且也很破旧的连环画书，就坐在地上，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那真是一处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从那个地方，我知道了很久以前的古时候，有个叫刘备的人是那个叫曹操的人的死对头，而刘备和诸葛亮、关公、张飞、赵云则是好朋友；还知道了水泊梁山上有108条好汉；知道了孙悟空跟着唐僧取经历经了81难；知道了瓦岗寨大王程咬金有三板斧的本领；还知道了有个人叫岳飞，死得很冤枉；知道了杨家将，男男女女，一代又一代都是忠勇之士。虽说不那么喜欢贾宝玉他们的故事，但是，当其他“杀仗”的连环画都看完后，不仅看了《红楼梦》，还看了《西厢记》。不过因为觉得这些书其实不好看，看时并不用心，一直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哭，为什么笑，十几年后能看懂字书了，才勉强把原因弄明白。
　　除了喜爱看古时候“杀仗”的故事书，也喜欢看近现代“打仗”的或捉特务的连环画故事书，当年的这类“打仗”、捉特务的故事连环画，有《铁道游击队》《鸡毛信》《羊城暗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多半都是由电影改成的连环画书。但是总觉得“杀仗”的那些连环画书，画得比“打仗”的书好看一些，尤其是“杀仗”的连环书上，画的那些盔甲衣物，刀枪斧头看上去都很美，不同性格的人在画面上就能一目了然，而“打仗”的连环画上的不过手枪、步枪，种类及好看程度都不如冷兵器，人也不威风。现在想来，连环画也培养了那时小孩子们对绘图艺术的审美。
　　经营这个连环书摊的人个子不高，而且瘦。那时可能有四十或五十岁，但说不准。来看连环图书的小孩子们都称他是“田爸爸”或者“田伯伯”，很少有小孩子称他叔叔。康定城中的小孩子对认识的长辈，当然是指与自己父辈平辈的男性，都称作“某爸爸”，而对于女性，就叫做“某姆姆”，少有“叔叔、阿姨”的称呼。可是满街的大人当面背地里都叫他“田驼子”，这也是康定人特有的叫法，意思是说他是个“罗锅”。其实他不是“罗锅”，只是他的一个肩头高，一个肩头稍微低了一点。
　　这个“田驼子”不只是照料他的连环画摊子，他时常会去参加一些可能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的街头活动。有一次，他拿着一根“竹竿”出现在我们这群小孩子面前，那条“竹竿”有些特别，约有一米长短的“竹竿”两头有能发出很好听声响的小铃铛。他把那根“竹竿”在他的肩头、手肘、大腿、腰上忽上忽下，忽轻忽重、前后左右地拍来拍去，真把我们这群小孩惊呆了，那条“竹竿”居然发出了那样动听的声响，更令人称奇的是，随着那声响，“田驼子”居然跳起舞来，左旋右转，动作轻盈，灵活如一只猫。于是，从这位“田驼子”的嘴里，知道了这不是竹竿，它的正确叫法是“霸王鞭”。
　　而“田驼子”的绝活是打“金钱板”，就那么两、三片竹片，在他的手里有时能打出疾风暴雨似的声响来，让听的人不得不全神贯注，有时，他手上的那几块竹片响得不急不缓，听的人随着节奏摇头晃脑。竹片的声响总是由远及近，而在不知不觉中又由近及远，远时抑扬顿挫，近时沉着舒缓，远时若有若无，近时高亢尖利。不管是在室内室外，竹片的清脆响声，伴随他口中滔滔不绝的说词，他就会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奇妙的境地里去，忘记了身在狭窄的屋里或者是在街头上。不知那些大人们有什么感受，反正围在他身边的小屁孩子们全都让他惊呆了。
　　他的本领远不止这些，他还会吹笛子，会吹箫。他吹着笛子指挥一群在他的小人书摊上看书的小孩子们唱道：“雪山放金光，牛羊肥又壮。康藏人民就这样，生活在高原上。”实际上，这首歌当时在康定城里很多个场所都有人们演唱过，多少有点后来所说的“流行歌曲”的味道。小孩子们一般都是大声武气地跟着唱就是了，没有人会去想这首歌是从哪里来的，更没有想过一支歌要经过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的劳动才会让人欣赏得到。
　　一直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一个偶然机会里，听了张央老师的介绍，才知道，那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田炳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90年代早已经没有在康定街头出现过的、那位大人们口中的“田驼子”。由吃惊变为由衷佩服，不论这个“田炳生”是做什么营生的人，他都算得上是一个极有文艺才华的人。
　　田炳生不是康定人，据说他回他的家乡去了，却把他创作的一首歌留在了康定。在他创作的这首歌里，他把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也是他呆过的地方称之为“康藏”，而没有用我们熟知的自治州或者某个县这样的说法。也不知为什么，我对“康藏”这两个字十分着迷，自从听到这两个字后，就感到这两个字刻在了自己的心里。“康藏”这种独特的称谓，似乎包含了无穷的内容，长长的外延，厚厚的内涵，能让人沉思，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甚至听到了就不会忘记。为什么会这样？也引动了我的好奇，一个在民国二三十年代才兴起的，却在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地区称谓，它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再后来有机会翻阅历史文字，这才发现从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康藏”这个说法已经十分普遍，在当时的《康导月刊》《边疆通讯》《新西康》《边政》等刊物、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内容涉及到了历史文化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考察报告，有献言献策，但是题目都冠上了“康藏”两个字，有份杂志更是直接取名为《康藏前锋》。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公司取名也冠以“康藏”，如“康藏茶叶公司”“康藏贸易公司”等等。
　　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继续冠以“康藏”的事物仍然不少，如“康藏公路”“康藏高原”“康藏人民”，等等等等。
　　于是，好多时候都不断地想，“康藏”意味什么？
　　再往后，因为因缘巧合，接触到了“康巴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们，得知，专家们对这个称谓早就开始了探讨。
　　李绍明、石硕、任新建、格勒等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他们都认为：“康”是藏话“喀木”这个发音的转音，所指的是一块地域。所谓“康”的这块地方原来并无固定的疆域，但在习惯上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的一带地区。而在藏话语义里，“康”的原义就是“边地”的意思，这是根据是藏族著名的历史著作《白史》所作的解释。这本书中的有句话，一直被广泛引用，这句话就是：“所言‘康’者，系指其边地，如边属小国名‘康吉贾阵’也。”这里所指的“边地”，当然是指其地边远，而这个“边远”是相对以卫藏、拉萨为中心的佛教中心地方而言。佛教当然是一种文化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最初似乎是从文化角度才提出“边远”这个概念，而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个地方大部分时期里，距离约定俗成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地而言，也算得上是“边远”之地。
　　这块“边地”就隐藏在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褶皱之中。
　　原来，这一块雪峰连绵不断，草地辽阔无边，江河恣意纵横，森林环绕湖泊，在生活于这片土地上人们心目中美丽无比的地方，自古以来，在外人眼里，不过只是“边地”。与这片土地相连的字眼，还有蛮荒，不毛之地，偏僻，封闭等等。清朝时期有文人写道“万里遨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径雄而陡，水声恶似吼。四月柳抽条，花无锦绣。惟有狂风，不论昏和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在他的笔下，“康藏”就是穷山恶水之地。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时说到我们这个地方，人们比较注意讲究措辞造句，如果说边远，会委婉地说，交通不发达；说贫穷，就会说经济文化欠发达；社会发育程度滞后；或者会说与发达地方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如此等等。但是，在骨子里，人们所要说的，所想要表达的还是指这片土地的荒凉和偏僻，苦寒和贫困。
　　不论外人如何看不起这块土地，也不论别人怎么样赞美这片土地，都不可能影响我对这块土地的看法。是命中注定，我这一世就得在這块土地上讨生活，在这片“边地”上当一辈子的“边民”。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只要到海拔低的地方去了，我老是会怀念站在高原厚土抬头望见蓝天白云时的惬意，会想起“边地”里那些山谷里流出的清澈的溪流，会想起闪烁着银光的雪峰，也还会想起在绿草红花中缓缓走过的羊群，还有，天籁一般的牧歌在半空里回荡。
　　过去的那些岁月里，我到过这片土地上好多县城和距离县城很远的乡村，见到过好多世代生活在他们的自己土屋、他们自己的帐篷里的人们，听到过他们讲的故事，还有他们的歌声。让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几十年后，现在也还清楚地记得年轻时在牧场上和农区中的那些经历，记得那些山的样子，水流的声响，记得田野四季的颜色，记得牧场上牛粪火中，有和着柏枝树混合在一起燃烧后产生的气味。记得打过交道的那些农区、牧场上人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绰号，记得那些男女老幼的模样和他们的神态，记得与他们发生争吵时的那些话语。
　　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些终年脸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这些一年四季都在风雪旷野里奔波的牧民们，其实就是这片被外边的人称为“康”的这块“边地”。这些人其实就是“康”这片气象万千、壮丽非凡的河山。他们坚如磐石，昂首云天，坦然面对高天，直到千秋万年。他们屹立在“边地”上，“边地”珍藏在他们心底间。所以，当对这片土地的另一种称谓“康巴”频繁出现在现在人们口里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惊诧，我已知道，“康”自然还是“边地”的含义，而“巴”指的是“人”。“康巴”就是“康这片土地上的人”。
　　因为这里的人早就自称“康人”，身上穿着“康装”，脚下穿的“康鞋”，说着“康话”，在“康地”上生活了一代又一代。这让我突然想起了，陕西人被叫做“老陕”，广东人被叫做了“老广”，一个是西北的汉人，一个是南方的汉人。在地名前加了个“老”字的称呼中不仅点出了他们生活的地域，而且似乎让人一下就能把这两个地方人群区分开来，比如他们的历史，比如他们的语言，比如他们的生活习惯。虽说都是汉人，地域不同，差别显而易见。
　　我们如果把“博巴”就理解为“藏族、藏人”的话，不同的地域的“博巴”当然就会出现不同的自称。而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比如，西藏阿里的藏人自称“堆巴”，前藏地区的藏人自称为“卫巴”，后藏地区的藏人则自称“藏巴”，甘肃、青海地区的藏人自称“安多巴”。无论是自称也好，是别人叫出来的也好，“康人”或者“康巴”，同刚才列举到的那些地方的称谓一样，都不是对一个民族的称谓，而是对特定区域里居民们的称呼。
　　通过突出地域，强调的是特殊性，点明了“康”这个地区不同于别的藏区。而“康巴”或“康人”也是生活在“康”这块“边地”上的藏人。“康藏”这个说法，在突出这一片土地地域性或强调了这片土地不同于别的地方的同时，也没有丢掉这片土地与所有藏族地区之间的某种关联关系，这个称谓实际上正好保持了这个地方与其他藏族地区的共性，或者说普遍性，却又不动声色地强调了自身的特性。任何事物当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旦结合，就会拥有强大生命力，即使是一个概念的提出也不会例外。难怪那些对“康藏”地区经济文化进行考察、研究的先驱们那么喜欢“康藏”这两个字，也就是他们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让“康藏”这个说法，或者说称谓深入了人心，让“康藏”这个称谓流传至今，还可能会直到永远。 　　面对“康藏”，面对这片“边地”，我一直有很多话想说，事实上我也一直在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许多年过去了，想说的话没有说尽兴。我的理智告诉我，“康藏”就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一个人别痴想说完，一万个人也不可能说完。一代人没法说透，世世代代也不可能说透。“康藏”就是那个“说不完的故事”，“康藏”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冰雪事
　　就在不久的前些年有一天，突然听到一首歌，觉得还好听，就注意地听了一会儿，猛然听到其中有一句是“立马千山外”，听到这几个字，心里“咯噔”一跳。因为这让我马上想起了自己在大约二十岁出头时写的几句话。人家告诉说，哪里会？这是“凤凰传奇”新近才演唱的一支歌，歌名叫《我从草原来》里的一句歌词。但，这的确是自己写过的一句话，想了想，就急忙跑去翻旧书。
　　经过四天，还是五天的折腾以后，到底找到了那张夹在鲁迅先生的《集外集拾遗》这本书中已经发黄、开始发脆的纸片。上面赫然写着：“无题。立马千山外，雪落寂无声。长啸随风远，极目大荒尽。”可惜的是，这张纸片上没有留下写这几句话的时间，但是，应该是在20世纪的1972年或1973年间那个时间段。
　　拿着这张纸片，心里想着，这在当年一定是认为这是自己写得好得不得了的文字，所以才放在书本里夹着，所以，在听到别人的一句歌词后，居然能有方向去找，而且居然能够找出来。不过，读了几遍以后，也不觉得这几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好。但是，小纸片却让自己回忆起了年轻时的那些岁月。在那二十个字中有一种落寞、孤寂的心态，一个人骑在马背上望着空旷的雪原，没有歌声，只有野狼一样的嚎叫。为什么来到这一派冰雪世界？如此空旷的冰雪原野有没有边际？有没有人能够从这片冰雪的天地里走出去？
　　年轻时候所经历过的、太多的、与冰雪有关的事，一时竟都在脑海里翻腾，那些景物，那些人物的活动，都在一派冰天雪地里。留到今日的记忆却仍然是那样的冰凉，还有那丢不掉、其实也没有办法丢掉的要跟随自己一辈子、一旦回忆起来就会出现的寒噤。
　　那年，我和我的其他几个同学被分配到邓柯县（到这个县十年以后，这个县被撤销），时令正好是初冬季节。去邓柯的路途中，过了海子山，除了公路上漫天飞舞的灰尘，其他能够看清的地方便都是冰雪。特别是当已经接近邓柯县的地界时，山头和草坪，偶尔也有马、牛的影子，但很难见到有人过去、过来，那种荒凉更为让人惊心。这让本来还在不知愁滋味年龄的我们几个人，集体地情绪低落了，这是要去哪儿呢？
　　带领我们到邓柯去的两名老干部，一名叫傅其刚，一位叫马德波。他们不断地对我们说，邓柯是个好地方，出产丰富，风光又好。可是邓柯县城当时还不通公路，从康定乘三天汽车后，到了地名叫做“三岔河”地方，还得骑马走一百多公里才到得了县城。下汽车后就要等马，要等多长时间？马在哪里？都得同县上联系，这一切都由老马、老傅他们在忙碌，我们是帮不上任何忙的。
　　当年的“三岔河招待所”附近没有人家户，孤零零的招待所只有几间房屋，破旧的房间里没有电灯，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一个房间里有四张吱嘎发响的木头床，房屋中间吊了一根铁丝，铁丝上挂了个盛有煤油的大铁皮油壶，壶有三个嘴，朝三个不同的方向伸展，每个嘴里都有当作灯芯的棉线。晚上把灯点亮时，看得到滚滚的黑烟。第二天，流出的鼻涕都是黑的。
　　冬季的天气真冷，夜里把身上穿的都压在被子上，睡着了，也还凑合。白天，三岔河这地方风大，随着风，空中一直有干硬的雪的颗粒在飞舞，亮晶晶的，但打得人脸痛，冷极了。为了暖和，我们几个人都挤到招待所的厨房里去，那口大灶前火光熊熊，很留得住人。但招待所里的人都不高兴，与招待所熟悉的人也不高兴，因为我们几个人的到来把人家的靠火边的位置占了。虽然年轻，那些阴一句、阳一句的讽刺话也还是听得出来，说的人虽然不嫌烦，我们几个却听不下去了，就离开了那口大灶边，出门去，走走。
　　出了门又能去哪儿呢？有个百货转运站，有个粮食转运站，但是没有我们认识的人，不好去。河边有个道班工房，因为冬天来了，除了留了个守门的，道班工人都回内地去了。没有地方走，我们几个就站在那座木桥上看那条河。
　　没有波涛，没有声响，那是条静悄悄的“哑巴”河。河面是那样的平整，在一些没有坡坎的地方，河岸到冰面几乎处于了一个平面，要想走上河面十分容易。我们几个人就跑到河面上去，去溜冰，用石片在冰上刻字，在刻好的痕迹上抓点泥土勾勒字迹，让刻好的字在冰面上更加显眼。这个时候才能听到有些地方的冰层下面还是有水流的声响，但是那声响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的，似有似无，听上去如奇异的乐器发出来的奇异的音响，听着也很好听。
　　不知是谁突然发出奇想，说，我们干脆在这宽宽的河面上写几个大字。好像就在一瞬间，几个人就统一了意见，也可能是受到环境的启发，其中马上就有人提出来，我们就在河的冰面上写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八个字来。真是好想法，这是毛主席的词，这八个字同我们看到的风景一样，我们几个一拍即合。
　　在河岸邊的灌木丛里，找到了两个破了的柳条筐，捡些树枝，又到招待所附近找了些别人扔掉的厚纸壳垫上。然后，就在河岸边向阳、没有冰冻的地方用石片刨出一些泥沙、碎石来。接着就把泥沙碎石搬运到河的冰面上，整整一下午，从河岸上到冰面上，又从冰层上到河岸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在没有再感到冷，说实话，就连外面穿的一件棉衣也脱来丢在一块石头了。
　　到了该回招待所吃晚饭的时候了，几个人走到桥上朝下看去，只见“千里冰封”四个大字在冰面上格外显眼，虽然没有真正书法的那种气势和韵味、也没有真正书法的那样的章法和规矩。但那四个黑黑的大字，在那河的冰面上自由自在地舒展开来，以一种毋庸置疑的、毫无道理可讲气势扑人人的眼帘。包括那段河面在内，有了那四个张牙舞爪的字，周围一切、甚至连灰蒙蒙的天空，一齐顿时生动起来。让人时刻感受到的荒芜和没有生机，在那瞬间也仿佛退隐了、消失了。
　　直到了很多年以后，对人说起当时的那种感觉，有高人指点说，自然风光里有了人文东西的恰当点缀，就能起到弥补纯粹自然里不可能生成的缺失，补上了，那就是一种美。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被自己的行为和取得的成就鼓舞了，感动了，我们决定明天一定要把“万里雪飘”几个字写出来，然后争取把那首《沁园春·雪》全部写在这蓝天白云之下的冰河面上。
　　但是，我们却没有机会去实现这个愿望。
　　回到招待所，才知道，来接我们一行人的马匹到了。当天晚上的晚饭前，牵马来的三个老乡和老傅、老马就教我们怎么样备马鞍，怎么样上马、下马。天完全黑下来，三个老乡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大堆干青草，趁着那些马儿低头大嚼，牵马的老乡就在墙边生了堆火，烧茶，我们几个就围在火堆烤火，烤了很久才回屋睡觉，而那几位老乡就在墙角下和衣睡了。第二天问他们冷不冷，他们回答得很干脆：一点也不冷，墙挡住了风，又有一堆火。
　　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了，十多匹马一路，很热闹。我走在这队人马的最后，听到别人的马儿踏在桥板上的声响，我下意识地拉住我的马儿，一直等到所有的马匹都过去了，我才放马走上桥，听到自己骑的这匹马的马蹄敲打桥板发出清脆、急促的声响，心里很有一些洋洋得意：过去，从没有骑过马，今天骑马了！无意中从桥上朝下看了一眼，看到了在冰面上的那几个大字：千里冰封。心里居然冒出了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只要有了马，即使有冰有雪也不要紧。在很多时候，人的脑袋里都会突然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闪念，就这一闪念，极有可能与你要过的日子有关。
　　以后的经历证明，我在这一刻动这个念头就是我的宿命，因为，在与冰雪打交道的岁月里，大部分时间中，总有匹马陪着我。
　　我一直没有忘记，那是一个并不是冬天、但天气阴沉的下午，我骑着马独自一人要从一个叫做“亚丁”的地方到叫做“所巴”的地方去。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转到雅砻江边去，就是常走的大路，但路程有些远。一条路是翻过一座小山头，穿过一片草坝，这条路要近很多，也走过好几回。原以为，天黑前就能赶到想去的地方。
　　没想到，上路才一会儿，风雪来了。风大雪密，马儿不肯走，它转过身来，让屁股对着风吹来的方向，我拿它没有办法，也只好用背朝着风雪扑来的方向。谁知，那风雪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只得硬着头皮跳下马背牵着马走。马儿走得极不情愿，但我拉着它，逼着它走。走走停停，天很快就完全黑尽了，又走了一阵，完全没有了方向。但我不敢停下，牵着马儿高一脚、低一脚，不停地走。
　　又走了很久很久，估算已是半夜时分了。
　　于是，心里开始发慌，下意识地在雪野里寻找可能遮挡风雪的石崖、土堆。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场所，幸好找到了一丛茂密的灌木丛。躲进灌木丛蹲下，从雪地里扒拉出一块干燥的地方，就把一片薄毛毡裹住身体顶在头上，再把牵马的绳子拴在自己的脚脖子上，然后双手抱膝盖，等待星星出来，看清了方向再走。
　　风停了，雪却没有停。四野静悄悄，昏暗主宰了一切，看不到天空的星星，看不到周围的一切。事到如今，我只能不断地轻声招呼我的伙伴，那马儿也以它的鼻息和它喉咙里发出的声响回应我。这一丛低矮的高山柳成了我此时的房屋，天上落下来的雪花大多都被枝桠挡住了。我居然有了睡意，但不敢睡，就那么似睡非睡地蜷缩成一团，不时从包住身子和脑袋的毡子缝里看一眼马儿身影，看一眼自认为是天空的方向。
　　一直以为自己还醒着，但是，还是睡着了。突然，自己的脚被拴在脚脖上的绳索勒得好痛，不由自主站起来，钻出灌木丛，原来，天快亮了，我的伙伴、我的马儿在招呼我到了上路的时候了。牵上马儿，只走了几步，我看见了我要去的那个“所巴公社”的围墙和土屋，那里，距离我过夜的地方其实不到三百公尺。
　　只要有冰雪，即使没有马也会有车。
　　那些年回康定探望父母总是在春节前，其实，在自己心里想的就是回到父母身边过大年。所以，年年离开邓柯时正是“万里雪飘”之际。探亲过大年，差不多有两个月时间，等到了阳历三月探亲完毕往邓柯走，沿途风雪依旧，车过折多山后，沿途的景象依然是一望“千里冰封”，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何时解冻。
　　有一年回邓柯时，已是阳历的三月底，车过海子山，快过山垭口时，起风了，先以为是陡起的大雾，原来是从天上落下来密不透风的雪花片。开车的师傅没有办法看清前行的路，只好把车停下，开初想的是等雪小一點再走。没想到那雪越来越大，风停后，给人的感觉是天黑了。而手表却告诉人，此时是下午四点半。全车人商量了好久，决定由人下车步行给车领路。
　　下车给汽车领路的人自然得是年轻人，我自告奋勇与另外一名好汉作为“首发”下了车去开路。一个人走在靠悬崖的一边，一个走贴山边的一侧，开客车的师傅就取两人中间的路，慢慢走，虽然慢，汽车到底在走。山高，雪大，天气又冷，再加上高海拔，氧气不足，走不了多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就得换人。没走多远，已经把看起来年轻力壮的人轮换了两遍，可车还没走多远。
　　要命的是，刚转过一个大弯，客车不知怎么就歪在了靠山坡一边的沟里。全车人齐动员，可怎么也没法把车从沟里弄出来。开客车的师傅说，只有一个办法了，派人到山下道班去，请他们把推雪机开上来才能救我们了。我又请缨，与外号“老雷子”的好汉一道下山去搬救兵。他说，顺公路走太远，顺电杆线路走小路可能近得多。于是，离开公路，顺山沟、以电线杆为方向指示，往下走，雪没齐了大腿，两个人连滚带滑，又累又冷，不知跌倒多少回，又不知有多少次就想躺在雪地里不起来了，望得见的那个道班房总也走不到跟前，体力透支可能已经快到极限。但是，一车的人都在盼望有人救他们呢，咬着牙朝着道班房的方向，拼了。总算在天黑前赶到了道班，仗义的道班工人们问清了情况，二话不说开了推雪机开就上去，把那一车人接到道班时，已是接近半夜十二点。
　　与这次经历相似的经历还多，留下的记忆，都是冰雪带给的艰难险阻，都是冰雪带给的无奈和长叹。
　　也不完全，脑海里还存有虽然与冰雪有关却是十分美丽的画面。
　　后来调到康定工作后，有一年陪同内地客人到德格去，车过雀儿山的山脚，一群牦牛猛然从草滩里冲上公路，吓得师傅赶紧把车停下。那群牦牛却也站住了，有人把头探出车窗，对着牛大声吼，想把牦牛轰到路边去，这群庞然大物却不为所动，站在路中间动也不动。就在这时，路边一丛灌木后边，闪出一个红衣小人，随着一声清脆的吆喝，一个女孩儿手挥“俄多”来到了公路上。刹间，在这个雪白的冰雪世界里，有一群黑黑的、高大壮实的牦牛，有一个身着红色上衣看上去那么柔弱的女孩儿。鲜明的色彩，强烈的反差，构成了高原天地间一幅绝美的画图。 　　小女孩儿把牦牛赶下公路，站在路邊目送我们的车过去。已经学会了几句藏语的我，探出头去问那小女孩儿：姑娘，多大了？车子慢慢从她面前过去，全车人都听到了她的回答：九岁！可能车上的人只有我知道，牧场上的人降生时就算一岁了，这姑娘只有八岁。
　　那幅画，那幅美不胜收的画，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美丽的，还有一团在雪地里燃烧了半夜的火光。
　　那时节，我在公社做文书工作。有一天上午，普布老爹和他的儿子，押送了一个外乡人到公社来了。
　　普布说，这人是个偷牛贼。前两天下午在冬季牧场上，普布和他的儿子嘎登，发现了这人偷了自己家的一头牦奶牛，父子俩骑上马就去追，偷牛贼慌了，放了牦奶牛，逃了。普布看到他跑进了那条进入冬季到处都是冰坡的山沟，笑了，对儿子说，他没地方跑了，还得从原路回来。
　　不料，天黑了，那人也没从沟里出来，嘎登说，那个人可能已从别的地方跑了。普布说，不可能。
　　夜深了，那人还没出来，普布叫儿子和媳妇在帐篷外的空地上烧起一堆大火，儿子媳妇不乐意，说，冬天了，家里的燃料本来就紧张。普布发怒了，说，死了人怎么办？
　　火堆燃烧了半夜，偷牛贼跌跌撞撞地跑到帐篷边的火堆前倒下了，那人俯在地上流着泪说，我偷你们的牛，你们反倒救了我，你们怎么惩罚我，我都认了，你们是好人啊。
　　原来，困在那条到处都是冰坡的沟里的偷牛贼，直到看到了火光，才找到了逃生的方向和道路。
　　普布一家人让他吃饱喝足了，还好好睡了一觉，才押着他到公社来了，说是这事得让公社的干部处理。
　　当公社领导们在询问这个偷牛贼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听清，我的耳里听到的全是那堆火燃烧时发出的“哗哗”欢笑声，闭上眼，我好像到了那个夜里，看见了那堆熊熊燃烧的大火。
　　还有一团在冰雪夜里燃起的篝火。
　　那是一位名叫阿里布珠的民办教师点燃的。
　　阿里布珠到区上去领他的“工资”，老资格的民办老师了，他每月可以领得到三十多元钱。他是走路去的，按照一贯的做法，用到区上汇报学校工作的理由，当作出了回差，可以报销将近两元钱的马脚费，如果走路去了，没有骑马，马脚费却可以报，钱就自己得了。把钱看得很重的阿里布珠，每次去都不骑马，为的是领那两元钱。
　　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朝佛去的老人倒在路上，阿里布珠只得背着老人走，走不快，天很快就黑了。只好在路边的石崖洞里住下，偏偏下起了大雪。天太冷，想在洞里点燃一堆火，捡来的柴草上都有冰雪，点不燃。一向爱钱如命的阿里布珠，听到身边生病的老人冻得发抖的呻吟，咬咬牙，只好用怀里的那些钱来引火，先用小面额的钱票，没点燃，最后用了两张十元的大面额钞票才把篝火生起，老人没有冻坏，还引来了一队驮运货物的人们。
　　那几个“驮脚娃”从此叫这位民办教师是“傻瓜阿布”。
　　我听说了这件事，感动之极，知道阿里布珠老师有抽烟嗜好，就跑去买了一条价值二元多钱的“飞雁”烟送他，想问清他当时想了些什么？他对我说，那么大的雪，那么冷，想什么？什么都没想，不想那个老人死，自己也不想死。
　　再也不能这么罗列了，太多了，与冰雪有关的事。
　　说实话，我好多时候真不喜欢冰雪。每当看到外地人来到这里看到冰川、看到飞舞的雪花竞高兴得手舞足蹈时，我会很困惑，我怀疑我很多时候都没有人们所说的审美能力，或者说我不能发现一直伴随我多年的冰雪所具有的美，我只会想起冰雪带给我的磨难，想起很多因为冰雪造成的悲剧。而现在说起这些话时，我又困惑起来，因为当我想起那些在冰雪中的人时，那些只要有他们的画面的确很美。
　　对于如何看待和欣赏冰雪，我似乎一直都很矛盾、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