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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第一家公司，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早期经历坎坷曲折，曾在该局经营事务多年的郑观应深有其感地指出：“创业难，救弊尤难，救弊必变法。”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剧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招商局努力将官商合作的旧模式和新的合资企业制度融为一体，结果失败了，但这个实验显示由1872至1884年，当营运管理由商人负责时，招商局曾兴盛一时，但当政府由1885年起逐渐加强插手局务后，招商局便日渐衰落。从此视角来看，轮船招商局的历史是检讨中国大型企业经营成败的一个重要案例。
从倡议到创办
北洋大臣李鸿章是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者。招商局于1872年筹备，1873年1月14日正式成立。在这之前，早有官员及绅商倡议国人自办新式轮船航运业。1867年候补同知容闳和绅商许道身在上海议设华商轮船公司，输入先进的西方航运经营方式以分洋商之利。两江总督曾国藩及江苏巡抚丁日昌将容闳所拟的章程和规条刊印送呈总理衙门查阅，但因“日久因循，未有成局，仅于同治七年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该等方案虽未见诸实现，但成为日后轮船招商局筹办时的蓝图。
招商局于1872年筹办时，李鸿章深感“若徒议章程而不即试行，仍属无济于事”，他知道“若不及此时试行，恐以后更无必行之日”。该年夏天，李鸿章遵照总理衙门函示，于验收海运事宜时，商命经办浙江海运多年的朱其昂草议轮船招商局章程二十条。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以广招徕”。所议合股方式是“按照机器局所造轮船造价之多寡核定股份，招商承倾，若商股不足，即由商局禀请（将）所余下股份作为官股”。同年十月，朱其昂回上海设立招商局。
朱其昂试办半年，承运江浙漕粮，并揽客货。朱氏虽熟识官场漕务，但不善经营现代化的船务。由于船务需要引进先进的科技，各船需用洋人，非识洋文通洋话者不能驾驭。朱氏购买的第一条船“名伊敦，船大而旧；第二船名福星，舱通而小，均即沉溺，余船合用者少，致连年皆有漂没，而购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朱氏不谙商务，“用人滥而糜多”，招股又不足。李鸿章本想招罗经营丝、茶和军需生意的富商胡光墉（雪岩）入局，但胡氏因“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
在这种情形下，在总理衙门任事的孙竹堂（士达）以“闽粤人财雄力厚”为由，建议李鸿章招致粤商入局办事。该年夏天，经其僚属盛宣怀、天津海关道员陈钦和委员林士志等人的介绍，李鸿章罗致曾任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景星）充当总办，前宝顺洋行买办徐润（雨之）任会办。轮船招商局改组，改归商人包办，“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1873至1884年，唐廷枢及徐润这两个买办商人，变成招商局的实际管理人。
商办之兴
唐、徐二人都有长期经营轮船的经验，是当时中国商人中能经营管理新式航运企业的最合适人选。1873年6月唐、徐二人入局后，根据在华英美轮船公司所采用的西方合资公司的模式，对招商局在管理体制、人事、财务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唐、徐所确立“商为承办”体制的特色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结合（招商局改组后的组织结构见图1）。局董根据“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的原则选任，确立大股东享有经营大权的商董商总承包制：“每百股举一商董，于众董之中推一总董，分派总局各局办事，以三年为期。”朱其莼和徐润作为上海总局商董，宋缙为天津分栈商董、刘绍宗、陈树棠、范世尧分管汉口、香港和汕头三处事务。
在局务经理方面，商总由众商董推举，“为总局主政，以一、二商董副之，如商总公出，令商董代理，其余商董分派各分局任事，仍归总局调度”。但局规说明直隶总督握有最高层人事控制权：“商董若不称职，许商总禀请大宪裁撤，另行选举，商总倘不胜任，亦应由各董联名禀请更换。”至于总局、分局及栈房司事人员则由商总及商董挑选。船主、大伙、铁匠、司事、水手等职员则归总局选用。
唐、徐深知官权若不严加限制，会带来日后官僚干涉的恶果。他们拟定了公司事务必须按照商人原则处理的《局归》和《章程》。《局归》和《章程》力图限制官督的权限，而行商办之实。例如《章程》中第二条写道：“唯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办常规，庶易遵守。”此外，根据《章程》，免派官员入局；并拟除去文案、书写、听差等名目；制作公文报告和具呈账册官方审核等官僚主义做法一概摒弃不用。
唐徐二人不仅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才能，且勇于承担风险。唐、徐二人指出：“故就大局论，亟宜多集二、三百万之资，广购轮船往来各口，今且立定脚跟，由小而大，俟漕粮日增，装运日旺，乃逐渐推广，以期权利之尽收焉。”招商局在唐徐时代，至始自终力行推广业务的经营方针，创设有华商自办保险公司，引进商业方法及先进科技。
招商局在唐、徐接任后，业务蒸蒸日上，具有辉煌成果。他们的组织能力、销售策略和投资意愿与局务扩展息息相关。李鸿章曾于1877年12月29曰对两江总督沈葆桢指出招商局“两年以来，局势最为纷拿，徐雨之独力支撑，艰苦万状，而粤人性愎，不受谏诤，同事多与齮龁，然无雨之则已倾覆。”李鸿章的说法一点也没有夸张，招商局在创局之初，若没有唐、徐等局员的努力和识见，业务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扩展。
李鸿章的支持
李鸿章设立招商局的主要动机是为“分洋人之利”，同在中国水域运营的外国轮船公司进行商业竞争。他的目标是建立一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争取外商在华所赚得的部份利润，这可说是一种商业民族主义。
李鸿章认识到单靠国家的财力，不足以支撑工业化。私人资本必须调动起来。但同时，他也明白这类新式企业，会遇到“招商难”的问题，在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只有在企业的独立性有所保证，而企业必须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会投资于官方资助的企业。
因此，李鸿章决定招商局应完全归中国商人所有，提出“官督商办”的原则，亦企业虽然在政府监督之下，但是盈亏全归商队，与官无涉。他认为“官督商办”的合作应以借贷而非入股形式进行。他觉得合资企业有更大的潜力吸引私人资金，而私人投资者应负起管理企业的全部责任。 在朱其昂任总办期间，招商局招股事宜裹足不前。即使招商局保证可取得年息10厘的丰厚官利，华商仍不愿入股。到1873年4月，华商承诺入股10万两，但实收股本只有1万两。事实证明，朱对直接经营轮船和募集资本完全不能胜任。他在1873年6月被调职主管漕运业务，由唐、徐二人接任总办、会办，而招商局亦进行改组。
李鸿章十分认可唐徐二人的改革。直到1885年以前，就李鸿章而言，招商局是一家严格立足于以获利为目的的企业。李鸿章指派了一些政府官员，包括盛宣怀（1873年以前在李幕中）和朱其昂，作为管理漕运的会办。盛宣怀一开始就想成为招商局的主要督办，数次试图说服李鸿章派给他这样一个职位，然而李鸿章支持商人，李鸿章不但时常写信给其他官员，说到唐、徐二人对招商局贡献重大，而且甚至将盛宣怀调离招商局漕运会办的职位。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经营管理的独立自主性保持下来，商人的投资得到了鼓励。其结果不仅招商局资本扩充两倍，而且许多商人还被吸引去投资中国其他近代企业。一个主要的例子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该局于1881年按计划收到实缴资本40万两，这个数额以外的股份，认购热烈。此外，在招商局开始营运以后，为了同招商局竞争，外国航运公司不得不降低运费率，漕运运费稳步下降，使中国整个商界都从中获利。
官营之后的衰落
当招商局扩充及日渐获利后，许多官员提出政府收回招商局的拥有权。李鸿章虽尽力保障公司的自主权，并且鼓励商人投资企业，然而却不能避免来自北京和两江地区保守官员的批评和干预。
曾一度为上海道台的叶廷眷在给李鸿章的信件中虽然没有使用“国有化”这样的现代词汇，但却建议，官方出资200万两将招商局归国有。叶氏认为招商局收归国有，可省却每年应付钱庄利息20万两，股东股息7万两。他相信十年内政府便可全数收回200万两的投资。不过李鸿章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而是将其调离招商局经营管理。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将官方借款转为官股，使政府成为招商局的最大单一股东。刘氏的建议对招商局构成严重威胁，招商局的股东立刻把刘氏的意见理解为官方控制该局管理的策略。幸得李鸿章的反对，刘坤一的计划没有实现。
然而，在1880年代中外关系出现危机时，李鸿章已经无法维持他先前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当海防的需要上升，李鸿章决定将招商局的资源转投北洋舰队及其它事业，他甚至在1885年8月将局内的船务人员调往北洋舰队。在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结束后一段时期，李鸿章不得不屈从于财政和政治压力，命令重组招商局。他最终于1885年任命盛宣怀为督办，而旧有的商董因在金融危机中赔上他们的股本而退出。
盛氏其时已购入公司的股份，并在1885年成为大股东。在他的管治下，由1885至1902年间，他挑选自己的亲信为上海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不问他们所持股份的多寡。公司内的官僚控制日见增加，大部份高层管理人员有官方背景，缺乏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
1885年，户部彻底清查招商局经营管理情况，坚持招商局总办应由高级官员会商遴选。户部还提议朝廷应下旨招商局呈交许多详尽明确的财务报表。从1885年起，有关总局、分局人事、贷款、收入、支出、利润、日常经营、船只和码头所有主和所在地的情况，均造册报部备案。
招商局失去商人管理，导致曾经对官督企业有兴趣的商人不再抱有幻想，抑制了商人将他们的资本投资于近代企业的意愿。在官僚控制下，招商局的经营管理质量更是严重下降，运作受损。招商局的盈利亦不再投资于扩展经营。1884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后，它的利润也没有再投资在技术改良方面。资本投资停滞，船队的吨位维持不变。公司在1877年拥有30艘轮船，是中国最大的华商航运公司，而到1893年，招商局只剩26艘船。
平衡之艰难
从招商局最初30年的简史中，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当所推行的政策正确时，政府对工业化有正面的作用，而当政府的资助引致官僚直接控制企业的运营时，就破坏了管理的自主权，推翻了这个平衡。例如，洋务企业的初步成功，是由于在政府财政资助（利润获得保证）及企业自主（保证得到良好的管理）之间取得平衡。而在1883年金融危机后，清政府改变了它的政策，让官僚直接控制企业运营，严重损害了管理的质素，使得商人不愿进一步投资。
轮船招商局是清末大型官督商办企业之典范，其经营成败足以影响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成果。李鸿章在创局时，即希望“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毫无疑问，该局在早期曾有光辉成果，业务蒸蒸日上。招商局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达到了收归航运业利权的目的，而且它还继续发展了几十年，一直到1883年，但为什么后来会停滞不前呢？
在体制上，招商局乃官督商办之局。这体制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在制订局规和章程时，唐、徐等局董即设法严防官僚干涉局务和掣肘，企图建立合理化的现代管理制度，用以保障该局商办体制。尽管该局借用“西法经理”，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特别是现代船务经验，并模仿西式合股公司的规章制度和营运策略，但实际运作无不受制于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
该局在创局初期，由于唐、徐等商董受到李鸿章信任和支持，商权得以保障。虽外有言官批评，内有国有方案，李鸿章之信任态度足以维持该局商权的利益。但上海金融危机之后，李鸿章只好委任盛宣怀督办局务，其后则官权日增。盛氏虽有大量股权，但他主要乃有官职在身，盛氏之经营局务受制于官场习例，对该局之业务影响极大。
招商局的主要问题在于商办体制全赖李鸿章一人支持，而非建立于法制基础上。这种体制弊病，曾在招商局任职多年的郑观应在1882年间即已察觉。招商局能受李鸿章支持二十多年，已属幸运。后来李鸿章于1901年逝世，直督换了袁世凯，官权更重。郑观应于1909年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所装之船虽快，而吃水深，烧煤多，价局不合用。官气日重，亏耗日巨，今不幸而言中矣。”
招商局早期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李鸿章不仅有能力获得政府支持，而且有能力使招商局的事务尽量少受官僚干预。然而，李鸿章在中国早期工业现代化中的个人角色，亦引申出国家政策及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难题。
笔者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史中得出一个初步看法：中国早期大型企业确有在引进科技及在企业营运上难于避免的成本高昂问题，但最基本问题却是中国社会结构内的官商关系和商人人际关系网所引致之经营管理问题。这种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进展比较缓慢的原因。
从倡议到创办
北洋大臣李鸿章是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者。招商局于1872年筹备，1873年1月14日正式成立。在这之前，早有官员及绅商倡议国人自办新式轮船航运业。1867年候补同知容闳和绅商许道身在上海议设华商轮船公司，输入先进的西方航运经营方式以分洋商之利。两江总督曾国藩及江苏巡抚丁日昌将容闳所拟的章程和规条刊印送呈总理衙门查阅，但因“日久因循，未有成局，仅于同治七年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该等方案虽未见诸实现，但成为日后轮船招商局筹办时的蓝图。
招商局于1872年筹办时，李鸿章深感“若徒议章程而不即试行，仍属无济于事”，他知道“若不及此时试行，恐以后更无必行之日”。该年夏天，李鸿章遵照总理衙门函示，于验收海运事宜时，商命经办浙江海运多年的朱其昂草议轮船招商局章程二十条。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以广招徕”。所议合股方式是“按照机器局所造轮船造价之多寡核定股份，招商承倾，若商股不足，即由商局禀请（将）所余下股份作为官股”。同年十月，朱其昂回上海设立招商局。
朱其昂试办半年，承运江浙漕粮，并揽客货。朱氏虽熟识官场漕务，但不善经营现代化的船务。由于船务需要引进先进的科技，各船需用洋人，非识洋文通洋话者不能驾驭。朱氏购买的第一条船“名伊敦，船大而旧；第二船名福星，舱通而小，均即沉溺，余船合用者少，致连年皆有漂没，而购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朱氏不谙商务，“用人滥而糜多”，招股又不足。李鸿章本想招罗经营丝、茶和军需生意的富商胡光墉（雪岩）入局，但胡氏因“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
在这种情形下，在总理衙门任事的孙竹堂（士达）以“闽粤人财雄力厚”为由，建议李鸿章招致粤商入局办事。该年夏天，经其僚属盛宣怀、天津海关道员陈钦和委员林士志等人的介绍，李鸿章罗致曾任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景星）充当总办，前宝顺洋行买办徐润（雨之）任会办。轮船招商局改组，改归商人包办，“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1873至1884年，唐廷枢及徐润这两个买办商人，变成招商局的实际管理人。
商办之兴
唐、徐二人都有长期经营轮船的经验，是当时中国商人中能经营管理新式航运企业的最合适人选。1873年6月唐、徐二人入局后，根据在华英美轮船公司所采用的西方合资公司的模式，对招商局在管理体制、人事、财务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唐、徐所确立“商为承办”体制的特色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结合（招商局改组后的组织结构见图1）。局董根据“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的原则选任，确立大股东享有经营大权的商董商总承包制：“每百股举一商董，于众董之中推一总董，分派总局各局办事，以三年为期。”朱其莼和徐润作为上海总局商董，宋缙为天津分栈商董、刘绍宗、陈树棠、范世尧分管汉口、香港和汕头三处事务。
在局务经理方面，商总由众商董推举，“为总局主政，以一、二商董副之，如商总公出，令商董代理，其余商董分派各分局任事，仍归总局调度”。但局规说明直隶总督握有最高层人事控制权：“商董若不称职，许商总禀请大宪裁撤，另行选举，商总倘不胜任，亦应由各董联名禀请更换。”至于总局、分局及栈房司事人员则由商总及商董挑选。船主、大伙、铁匠、司事、水手等职员则归总局选用。
唐、徐深知官权若不严加限制，会带来日后官僚干涉的恶果。他们拟定了公司事务必须按照商人原则处理的《局归》和《章程》。《局归》和《章程》力图限制官督的权限，而行商办之实。例如《章程》中第二条写道：“唯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办常规，庶易遵守。”此外，根据《章程》，免派官员入局；并拟除去文案、书写、听差等名目；制作公文报告和具呈账册官方审核等官僚主义做法一概摒弃不用。
唐徐二人不仅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才能，且勇于承担风险。唐、徐二人指出：“故就大局论，亟宜多集二、三百万之资，广购轮船往来各口，今且立定脚跟，由小而大，俟漕粮日增，装运日旺，乃逐渐推广，以期权利之尽收焉。”招商局在唐徐时代，至始自终力行推广业务的经营方针，创设有华商自办保险公司，引进商业方法及先进科技。
招商局在唐、徐接任后，业务蒸蒸日上，具有辉煌成果。他们的组织能力、销售策略和投资意愿与局务扩展息息相关。李鸿章曾于1877年12月29曰对两江总督沈葆桢指出招商局“两年以来，局势最为纷拿，徐雨之独力支撑，艰苦万状，而粤人性愎，不受谏诤，同事多与齮龁，然无雨之则已倾覆。”李鸿章的说法一点也没有夸张，招商局在创局之初，若没有唐、徐等局员的努力和识见，业务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扩展。
李鸿章的支持
李鸿章设立招商局的主要动机是为“分洋人之利”，同在中国水域运营的外国轮船公司进行商业竞争。他的目标是建立一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争取外商在华所赚得的部份利润，这可说是一种商业民族主义。
李鸿章认识到单靠国家的财力，不足以支撑工业化。私人资本必须调动起来。但同时，他也明白这类新式企业，会遇到“招商难”的问题，在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只有在企业的独立性有所保证，而企业必须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会投资于官方资助的企业。
因此，李鸿章决定招商局应完全归中国商人所有，提出“官督商办”的原则，亦企业虽然在政府监督之下，但是盈亏全归商队，与官无涉。他认为“官督商办”的合作应以借贷而非入股形式进行。他觉得合资企业有更大的潜力吸引私人资金，而私人投资者应负起管理企业的全部责任。 在朱其昂任总办期间，招商局招股事宜裹足不前。即使招商局保证可取得年息10厘的丰厚官利，华商仍不愿入股。到1873年4月，华商承诺入股10万两，但实收股本只有1万两。事实证明，朱对直接经营轮船和募集资本完全不能胜任。他在1873年6月被调职主管漕运业务，由唐、徐二人接任总办、会办，而招商局亦进行改组。
李鸿章十分认可唐徐二人的改革。直到1885年以前，就李鸿章而言，招商局是一家严格立足于以获利为目的的企业。李鸿章指派了一些政府官员，包括盛宣怀（1873年以前在李幕中）和朱其昂，作为管理漕运的会办。盛宣怀一开始就想成为招商局的主要督办，数次试图说服李鸿章派给他这样一个职位，然而李鸿章支持商人，李鸿章不但时常写信给其他官员，说到唐、徐二人对招商局贡献重大，而且甚至将盛宣怀调离招商局漕运会办的职位。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经营管理的独立自主性保持下来，商人的投资得到了鼓励。其结果不仅招商局资本扩充两倍，而且许多商人还被吸引去投资中国其他近代企业。一个主要的例子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该局于1881年按计划收到实缴资本40万两，这个数额以外的股份，认购热烈。此外，在招商局开始营运以后，为了同招商局竞争，外国航运公司不得不降低运费率，漕运运费稳步下降，使中国整个商界都从中获利。
官营之后的衰落
当招商局扩充及日渐获利后，许多官员提出政府收回招商局的拥有权。李鸿章虽尽力保障公司的自主权，并且鼓励商人投资企业，然而却不能避免来自北京和两江地区保守官员的批评和干预。
曾一度为上海道台的叶廷眷在给李鸿章的信件中虽然没有使用“国有化”这样的现代词汇，但却建议，官方出资200万两将招商局归国有。叶氏认为招商局收归国有，可省却每年应付钱庄利息20万两，股东股息7万两。他相信十年内政府便可全数收回200万两的投资。不过李鸿章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而是将其调离招商局经营管理。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将官方借款转为官股，使政府成为招商局的最大单一股东。刘氏的建议对招商局构成严重威胁，招商局的股东立刻把刘氏的意见理解为官方控制该局管理的策略。幸得李鸿章的反对，刘坤一的计划没有实现。
然而，在1880年代中外关系出现危机时，李鸿章已经无法维持他先前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当海防的需要上升，李鸿章决定将招商局的资源转投北洋舰队及其它事业，他甚至在1885年8月将局内的船务人员调往北洋舰队。在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结束后一段时期，李鸿章不得不屈从于财政和政治压力，命令重组招商局。他最终于1885年任命盛宣怀为督办，而旧有的商董因在金融危机中赔上他们的股本而退出。
盛氏其时已购入公司的股份，并在1885年成为大股东。在他的管治下，由1885至1902年间，他挑选自己的亲信为上海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不问他们所持股份的多寡。公司内的官僚控制日见增加，大部份高层管理人员有官方背景，缺乏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
1885年，户部彻底清查招商局经营管理情况，坚持招商局总办应由高级官员会商遴选。户部还提议朝廷应下旨招商局呈交许多详尽明确的财务报表。从1885年起，有关总局、分局人事、贷款、收入、支出、利润、日常经营、船只和码头所有主和所在地的情况，均造册报部备案。
招商局失去商人管理，导致曾经对官督企业有兴趣的商人不再抱有幻想，抑制了商人将他们的资本投资于近代企业的意愿。在官僚控制下，招商局的经营管理质量更是严重下降，运作受损。招商局的盈利亦不再投资于扩展经营。1884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后，它的利润也没有再投资在技术改良方面。资本投资停滞，船队的吨位维持不变。公司在1877年拥有30艘轮船，是中国最大的华商航运公司，而到1893年，招商局只剩26艘船。
平衡之艰难
从招商局最初30年的简史中，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当所推行的政策正确时，政府对工业化有正面的作用，而当政府的资助引致官僚直接控制企业的运营时，就破坏了管理的自主权，推翻了这个平衡。例如，洋务企业的初步成功，是由于在政府财政资助（利润获得保证）及企业自主（保证得到良好的管理）之间取得平衡。而在1883年金融危机后，清政府改变了它的政策，让官僚直接控制企业运营，严重损害了管理的质素，使得商人不愿进一步投资。
轮船招商局是清末大型官督商办企业之典范，其经营成败足以影响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成果。李鸿章在创局时，即希望“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毫无疑问，该局在早期曾有光辉成果，业务蒸蒸日上。招商局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达到了收归航运业利权的目的，而且它还继续发展了几十年，一直到1883年，但为什么后来会停滞不前呢？
在体制上，招商局乃官督商办之局。这体制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在制订局规和章程时，唐、徐等局董即设法严防官僚干涉局务和掣肘，企图建立合理化的现代管理制度，用以保障该局商办体制。尽管该局借用“西法经理”，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特别是现代船务经验，并模仿西式合股公司的规章制度和营运策略，但实际运作无不受制于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
该局在创局初期，由于唐、徐等商董受到李鸿章信任和支持，商权得以保障。虽外有言官批评，内有国有方案，李鸿章之信任态度足以维持该局商权的利益。但上海金融危机之后，李鸿章只好委任盛宣怀督办局务，其后则官权日增。盛氏虽有大量股权，但他主要乃有官职在身，盛氏之经营局务受制于官场习例，对该局之业务影响极大。
招商局的主要问题在于商办体制全赖李鸿章一人支持，而非建立于法制基础上。这种体制弊病，曾在招商局任职多年的郑观应在1882年间即已察觉。招商局能受李鸿章支持二十多年，已属幸运。后来李鸿章于1901年逝世，直督换了袁世凯，官权更重。郑观应于1909年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所装之船虽快，而吃水深，烧煤多，价局不合用。官气日重，亏耗日巨，今不幸而言中矣。”
招商局早期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李鸿章不仅有能力获得政府支持，而且有能力使招商局的事务尽量少受官僚干预。然而，李鸿章在中国早期工业现代化中的个人角色，亦引申出国家政策及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难题。
笔者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史中得出一个初步看法：中国早期大型企业确有在引进科技及在企业营运上难于避免的成本高昂问题，但最基本问题却是中国社会结构内的官商关系和商人人际关系网所引致之经营管理问题。这种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进展比较缓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