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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热衷于在被固定的生活路径中，寻找不同的灵感与面貌，比如放飞自我的飞行员，比如在行走中丰富人生的旅行者。创新和发现共属于不甘循规蹈矩的灵魂：“上船吧，投身于时间那不可测度的深渊。”本期大师栏目以“冒险的玫瑰”为主题，我们将见到三位女性冒险者，触碰到气流颠簸，听到枪声炮火，感受到外国人眼中的东方风情，更将触摸到跨越了无限壁垒的写作者的笔力。她们都是女性主义者吗？很有可能。但最重要的是，她们拒绝“有些事只有男性才能做”的看法。
《夜航西飞》
“我们要去距离这里三千六百英里的地方——其中两千英里是连绵不绝的海洋。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是夜晚。我们将趁着夜色西飞。” 1936年9月，柏瑞尔驾驶着一架名为“银鸥号”的飞机，由伦敦出发，横跨深夜和大西洋，途中经历了两次引擎熄火，最后降落在加拿大东部的沼泽里，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单人由东向西飞越大西洋的人。
这次传奇经历被柏瑞尔记录在自传《夜航西飞》里。这本书以1920-1930年的肯尼亚为背景，真实再现了柏瑞尔在广袤的非洲生活的点滴片段。父母离婚后，柏瑞尔被父亲带到非洲，在这里，她和马塞族人一起去狩猎，她驯养的小母马夺得了内罗毕赛马大赛第一名，成为肯尼亚公认的最优秀的驯马师;她学会了驾驶飞机，在飞行中寻找大象行踪，深夜飞越半个非洲大陆为垂死之人运送氧气瓶;34岁时，她驾驶单人飞机逆风横跨大西洋，落地时等待着的五千人为她喝彩。如果愿意，柏瑞尔可以用更为闪烁的笔法讲述她的人生传奇。但她的笔法克制，绝少抒情，尽管声称驾驭缰绳和操纵控制杆远比舞文弄墨让她自在得多，但她写起自己的经历时又是从容自信、游刃有余的。终身以硬汉为奋斗目标的海明威在给友人的信里不甘地承认：“她（柏瑞尔）写得很好，事实上是精彩之极……让我愧为作家，让我感觉自己只是个处理词语的木匠。”
柏瑞尔 · 马卡姆高挑修长，有魅力十足的脸形、弧度恰好的嘴唇，一头金发，眼神冷静。虽然有的人靠美丽便可成为传奇，她却是除去美貌外，依然拥有真正意义上可谓惊心动魄一生的女人。
在空中的时间越多，飞行员对人类和大地看得越清晰。她在记述那次横渡大西洋的单人飞行时写道：“最后一箱油还有四分之三，世界在我眼前就像崭新的世界般明亮，从未被染指。如果我有更多智慧，我早该知道，这样的时刻就像童真一样转瞬即逝。”更多的时候，她承受着飞行带给她的绝对孤独：“我独自一人度过了太多的时光，因而沉默已成为习惯。”这也可以解释，尽管感情生活丰富，柏瑞尔在书中对此却只字未提——她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时她只有18岁，父亲在肯尼亚经营的农庄因为大旱而破产，她嫁给邻居来帮助父亲还债。第二次她嫁给了一个导演兼制片人，喜欢艺术，对她痴迷。这段婚姻以柏瑞尔一次震惊伦敦上流社会的劈腿告终，对象是亨利公爵，乔治五世的三儿子。第三次婚姻里的男性叫拉乌尔·舒马赫，是好莱坞影子写手，仍然无法使她安定。她的情人还包括著名飞行员汤姆·布莱克和丹尼斯·芬顿——后者是《走出非洲》里男主角的原型。或许，对于长时间生活在八千米高空的人，她必然早就明白什么有意义、什么毫无意义。她曾写道：“过去的岁月看来安全无害，被轻易跨越，而未来藏在迷雾之中，隔着距离，叫人看来胆怯。但当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
《我和一個人的旅行》
《直面战争》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虽然与柏瑞尔只有一面之缘，却很是惺惺相惜，她在给她1984年再版的新书序言里写道：柏瑞尔·马卡姆不是寻常的肯尼亚喀耳刻女巫（希腊神话中的巫术女神，善于用药）……让众人着迷是容易的事，那是她天性使然，而且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学识与冒险。
类似的冒险经历，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也有不少，她自20多岁起就开始从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发回报道，直到80多岁，她仍在报道美军对巴拿马的入侵。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在她去世之后，新闻界以其名设立了一个新闻奖，以纪念她一生勇敢追求新闻真相的贡献。而她与海明威之间汹涌激烈的感情，更加深了她在人们心目中敢做敢当的女英雄形象。
玛莎是在一种非常进步的氛围中长大的——她的父亲是一名妇科医生，还曾去学校请愿，要求将高中生物课本里刻意模糊的器官图片换为更加准确的图片，她的母亲则是妇女投票权的积极倡导者。玛莎面容姣好、身段迷人、雄心勃勃、才华横溢，在认识海明威之前已经是发表过小说的著名作家、有成就的记者、足迹遍及海外的旅行家。她还是个烟不离手的新女性，交友甚广，她曾调查并报导经济大萧条对于美国社会所产生的重大的冲击，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 （Eleanor Roosevelt） 也是一名民权运动者，注意到了玛莎的报道，两人因此意外地成为莫逆至交。
盖尔霍恩最在意的是活在别人——尤其是海明威——的阴影中。“我为什么要变成别人生活里的一个脚注？”她提出了这个著名的问题。她的一生一共写了五部小说，其中两部是在遇到海明威之前出版的，她还写过十四部中篇小说和两本短篇小说集。
在玛莎长达60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中，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场世界重大战争。尤其是在1940年代国际冲突与战争频仍的欧洲，她不畏艰险设法到达战争前线，提供尽可能详实的报道，包括西班牙内战和德国希特勒政权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从芬兰、缅甸、香港、新加坡及英国等烽火连天的战地提供了第一手新闻消息，甚至见证了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她曾表示：“只要有战争的地方，就有我的身影。”
“自从玛莎率先开始报道战争冲突以来，女性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如今，许多女性记者都加入到了战争的报道中，这与玛莎的影响密不可分。”曾获得过奥威尔新闻奖和玛莎·盖尔霍恩新闻奖的英国调查记者艾奥娜·克雷格（Iona Craig）说道。“当人们记得的不再是‘某某的妻子’这个身份，而是玛莎自己的成就时，那才算是更大的进步。”
晚年的玛莎居住在伦敦卡多根广场旁的一套公寓中，在这里，她接待过各行各业的名流，而她唯一的规矩就是，不许谈论海明威。甚至，他在她晚年的回忆录中只是一个代号UC（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愿的伴侣）的人物。
《中国与我》
《宋氏姐妹》
作为海明威见过的“最有野心的女人”，玛莎一方面有着美丽而“女性化”的外表，另一方面又有着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化”的野心。这种融合使海明威受到了威胁。他无法控制她，他在她面前感到了挫败——比如玛莎对诺曼底登陆的报道，就彻底赢过了海明威。因此，他只好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方式来争夺这段关系中的主动权，但玛莎却不想再忍受了，完全从这种性别之争中跳脱了出来，对她来说，这些根本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写出好的故事，做出好的报道，让全球的霸权主义者们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
离世之前，她曾穿着丝绸衬裙，在伦敦的公寓里整理自己的文件和合同，并打电话给朋友，仔细交代好哪些珠宝要送给哪些人。1998年2月15日，在梳理完这些之后，她吞下了一枚氰化物胶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89岁。此前，因为一次失败的白内障手术，她已经处在了半失明的状态，而卵巢癌细胞也已扩散到了肝脏。
“我从来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不过，玛莎可能也意识到了，她对性别成见的摒弃——以及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保持的独立——使她摆脱了困扰着许多人的乏味与平庸：“我所拥有的一生非常精彩，这并不是我应得的，但我的确拥有過。”
玛莎的困扰在于，她成为了鼎鼎大名海明威的注脚。而对项美丽（Emily Hahn）来说，虽然她与中国诗人邵洵美的关系总是众人的焦点，但是旅行也好，书写也罢，都是自我的表达。项美丽是一位美国记者、作家，被《纽约客》称为“被遗忘的美国文学瑰宝”，为该杂志共创作了54本书、200多篇文章和短篇小说。
受林德伯格穿越大西洋飞行的启发，艾米莉踏上了走进非洲的旅程，前往刚果，为红十字会工作，在矮人部落里生活了两年，然后独自徒步穿越中非。旅行和对动物的热爱影响了她一生，也是她写作的两大主题。后来她养过几只猴子做宠物。有人曾经问她，难道对独自旅行不感到害怕吗？项美丽惊讶地说，为什么？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她一生不停旅行，进行各种意义上的冒险，因为永远有什么在对她召唤，而“没人说别去”（这是她一本回忆录的名字）;又因为像她自传名“不着急回家”所说的那样，她的冒险没有尽头。
1935年，《纽约客》聘请她担任中国特派记者。三十岁的艾米莉到达中国时，战争阴云密布，国际和各方势力波谲云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结识了出版人、诗人邵洵美，那个给了她“项美丽”这个名字的人。如今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与邵洵美那奇特的关系（为了进出方便，两人曾签署“婚约”，后来正是这份婚约在香港沦陷时期使得项美丽以“中国人妻子”的身份免于被羁押），实际上，这段时间在工作上二人是相互激发和亲密合作的高产时期。他们共同创办双语《声色画报》，联手创办抗日杂志《自由谭》，合作在《直言评论》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节译，之后印发《论持久战》英文单行本等。1939年，项美丽飞往香港采访宋氏姐妹，写完《宋氏三姐妹》后，项美丽没有再回上海。
项美丽：我要一头扎进中国、扎进战争、扎进真正的生活了。
项美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字，曾经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现在则成为中国人回望那段历史的珍贵文献。除《宋氏三姐妹》外，还有以邵洵美及家人为原型的短篇小说集《潘先生》、回顾这一时期生活的回忆录《中国与我》、回忆日据时期香港生活的《香港假日》，以及以沦陷的上海和香港为背景的虚构小说《吉尔小姐》。此外，为了给女儿卡罗拉讲述中国，她还写了两本童书，分别是《中国ABC》和《中国故事绘本》。
据项美丽的传记作家库特柏森的说法，虽然她的书受到好评，然而由于她太多才多艺，在任何题材上都可以游刃有余，反而让她的出版商在包装和营销她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她的作品不容易放进任何常见的类别，她是一个超乎文类的作者。
同样，她也是一个无法被定义、拒绝被归类的人。据说她的一个女儿曾经抱怨她不像别人的母亲一样，她问，别人的母亲是什么样？女儿说，就是会在厨房烤饼干的那种。项美丽说，那你去找一个能给你烤饼干的妈吧。反倒是她的外孙女对这样酷的外祖母感到非常骄傲：“你的祖母大概不会抽着雪茄，在公寓里办疯狂派对;你的祖母大概不会教你用斯瓦西里语说脏话。你的祖母也不会带你去动物园时在猿猴区域高声大叫。唉，真可悲，你的祖母不是艾米莉·哈恩！”
冲上云霄：柏瑞尔·马卡姆（Beryl Markham）
“我们要去距离这里三千六百英里的地方——其中两千英里是连绵不绝的海洋。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是夜晚。我们将趁着夜色西飞。” 1936年9月，柏瑞尔驾驶着一架名为“银鸥号”的飞机，由伦敦出发，横跨深夜和大西洋，途中经历了两次引擎熄火，最后降落在加拿大东部的沼泽里，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单人由东向西飞越大西洋的人。
这次传奇经历被柏瑞尔记录在自传《夜航西飞》里。这本书以1920-1930年的肯尼亚为背景，真实再现了柏瑞尔在广袤的非洲生活的点滴片段。父母离婚后，柏瑞尔被父亲带到非洲，在这里，她和马塞族人一起去狩猎，她驯养的小母马夺得了内罗毕赛马大赛第一名，成为肯尼亚公认的最优秀的驯马师;她学会了驾驶飞机，在飞行中寻找大象行踪，深夜飞越半个非洲大陆为垂死之人运送氧气瓶;34岁时，她驾驶单人飞机逆风横跨大西洋，落地时等待着的五千人为她喝彩。如果愿意，柏瑞尔可以用更为闪烁的笔法讲述她的人生传奇。但她的笔法克制，绝少抒情，尽管声称驾驭缰绳和操纵控制杆远比舞文弄墨让她自在得多，但她写起自己的经历时又是从容自信、游刃有余的。终身以硬汉为奋斗目标的海明威在给友人的信里不甘地承认：“她（柏瑞尔）写得很好，事实上是精彩之极……让我愧为作家，让我感觉自己只是个处理词语的木匠。”
在空中的时间越多，飞行员对人类和大地看得越清晰。她在记述那次横渡大西洋的单人飞行时写道：“最后一箱油还有四分之三，世界在我眼前就像崭新的世界般明亮，从未被染指。如果我有更多智慧，我早该知道，这样的时刻就像童真一样转瞬即逝。”更多的时候，她承受着飞行带给她的绝对孤独：“我独自一人度过了太多的时光，因而沉默已成为习惯。”这也可以解释，尽管感情生活丰富，柏瑞尔在书中对此却只字未提——她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时她只有18岁，父亲在肯尼亚经营的农庄因为大旱而破产，她嫁给邻居来帮助父亲还债。第二次她嫁给了一个导演兼制片人，喜欢艺术，对她痴迷。这段婚姻以柏瑞尔一次震惊伦敦上流社会的劈腿告终，对象是亨利公爵，乔治五世的三儿子。第三次婚姻里的男性叫拉乌尔·舒马赫，是好莱坞影子写手，仍然无法使她安定。她的情人还包括著名飞行员汤姆·布莱克和丹尼斯·芬顿——后者是《走出非洲》里男主角的原型。或许，对于长时间生活在八千米高空的人，她必然早就明白什么有意义、什么毫无意义。她曾写道：“过去的岁月看来安全无害，被轻易跨越，而未来藏在迷雾之中，隔着距离，叫人看来胆怯。但当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虽然与柏瑞尔只有一面之缘，却很是惺惺相惜，她在给她1984年再版的新书序言里写道：柏瑞尔·马卡姆不是寻常的肯尼亚喀耳刻女巫（希腊神话中的巫术女神，善于用药）……让众人着迷是容易的事，那是她天性使然，而且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学识与冒险。
穿越火线：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
类似的冒险经历，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也有不少，她自20多岁起就开始从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发回报道，直到80多岁，她仍在报道美军对巴拿马的入侵。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在她去世之后，新闻界以其名设立了一个新闻奖，以纪念她一生勇敢追求新闻真相的贡献。而她与海明威之间汹涌激烈的感情，更加深了她在人们心目中敢做敢当的女英雄形象。
玛莎是在一种非常进步的氛围中长大的——她的父亲是一名妇科医生，还曾去学校请愿，要求将高中生物课本里刻意模糊的器官图片换为更加准确的图片，她的母亲则是妇女投票权的积极倡导者。玛莎面容姣好、身段迷人、雄心勃勃、才华横溢，在认识海明威之前已经是发表过小说的著名作家、有成就的记者、足迹遍及海外的旅行家。她还是个烟不离手的新女性，交友甚广，她曾调查并报导经济大萧条对于美国社会所产生的重大的冲击，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 （Eleanor Roosevelt） 也是一名民权运动者，注意到了玛莎的报道，两人因此意外地成为莫逆至交。
在玛莎长达60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中，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场世界重大战争。尤其是在1940年代国际冲突与战争频仍的欧洲，她不畏艰险设法到达战争前线，提供尽可能详实的报道，包括西班牙内战和德国希特勒政权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从芬兰、缅甸、香港、新加坡及英国等烽火连天的战地提供了第一手新闻消息，甚至见证了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她曾表示：“只要有战争的地方，就有我的身影。”
“自从玛莎率先开始报道战争冲突以来，女性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如今，许多女性记者都加入到了战争的报道中，这与玛莎的影响密不可分。”曾获得过奥威尔新闻奖和玛莎·盖尔霍恩新闻奖的英国调查记者艾奥娜·克雷格（Iona Craig）说道。“当人们记得的不再是‘某某的妻子’这个身份，而是玛莎自己的成就时，那才算是更大的进步。”
晚年的玛莎居住在伦敦卡多根广场旁的一套公寓中，在这里，她接待过各行各业的名流，而她唯一的规矩就是，不许谈论海明威。甚至，他在她晚年的回忆录中只是一个代号UC（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愿的伴侣）的人物。
作为海明威见过的“最有野心的女人”，玛莎一方面有着美丽而“女性化”的外表，另一方面又有着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化”的野心。这种融合使海明威受到了威胁。他无法控制她，他在她面前感到了挫败——比如玛莎对诺曼底登陆的报道，就彻底赢过了海明威。因此，他只好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方式来争夺这段关系中的主动权，但玛莎却不想再忍受了，完全从这种性别之争中跳脱了出来，对她来说，这些根本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写出好的故事，做出好的报道，让全球的霸权主义者们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
离世之前，她曾穿着丝绸衬裙，在伦敦的公寓里整理自己的文件和合同，并打电话给朋友，仔细交代好哪些珠宝要送给哪些人。1998年2月15日，在梳理完这些之后，她吞下了一枚氰化物胶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89岁。此前，因为一次失败的白内障手术，她已经处在了半失明的状态，而卵巢癌细胞也已扩散到了肝脏。
“我从来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不过，玛莎可能也意识到了，她对性别成见的摒弃——以及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保持的独立——使她摆脱了困扰着许多人的乏味与平庸：“我所拥有的一生非常精彩，这并不是我应得的，但我的确拥有過。”
行走东方：项美丽（Emily Hahn）
玛莎的困扰在于，她成为了鼎鼎大名海明威的注脚。而对项美丽（Emily Hahn）来说，虽然她与中国诗人邵洵美的关系总是众人的焦点，但是旅行也好，书写也罢，都是自我的表达。项美丽是一位美国记者、作家，被《纽约客》称为“被遗忘的美国文学瑰宝”，为该杂志共创作了54本书、200多篇文章和短篇小说。
受林德伯格穿越大西洋飞行的启发，艾米莉踏上了走进非洲的旅程，前往刚果，为红十字会工作，在矮人部落里生活了两年，然后独自徒步穿越中非。旅行和对动物的热爱影响了她一生，也是她写作的两大主题。后来她养过几只猴子做宠物。有人曾经问她，难道对独自旅行不感到害怕吗？项美丽惊讶地说，为什么？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她一生不停旅行，进行各种意义上的冒险，因为永远有什么在对她召唤，而“没人说别去”（这是她一本回忆录的名字）;又因为像她自传名“不着急回家”所说的那样，她的冒险没有尽头。
1935年，《纽约客》聘请她担任中国特派记者。三十岁的艾米莉到达中国时，战争阴云密布，国际和各方势力波谲云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结识了出版人、诗人邵洵美，那个给了她“项美丽”这个名字的人。如今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与邵洵美那奇特的关系（为了进出方便，两人曾签署“婚约”，后来正是这份婚约在香港沦陷时期使得项美丽以“中国人妻子”的身份免于被羁押），实际上，这段时间在工作上二人是相互激发和亲密合作的高产时期。他们共同创办双语《声色画报》，联手创办抗日杂志《自由谭》，合作在《直言评论》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节译，之后印发《论持久战》英文单行本等。1939年，项美丽飞往香港采访宋氏姐妹，写完《宋氏三姐妹》后，项美丽没有再回上海。
项美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字，曾经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现在则成为中国人回望那段历史的珍贵文献。除《宋氏三姐妹》外，还有以邵洵美及家人为原型的短篇小说集《潘先生》、回顾这一时期生活的回忆录《中国与我》、回忆日据时期香港生活的《香港假日》，以及以沦陷的上海和香港为背景的虚构小说《吉尔小姐》。此外，为了给女儿卡罗拉讲述中国，她还写了两本童书，分别是《中国ABC》和《中国故事绘本》。
据项美丽的传记作家库特柏森的说法，虽然她的书受到好评，然而由于她太多才多艺，在任何题材上都可以游刃有余，反而让她的出版商在包装和营销她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她的作品不容易放进任何常见的类别，她是一个超乎文类的作者。
同样，她也是一个无法被定义、拒绝被归类的人。据说她的一个女儿曾经抱怨她不像别人的母亲一样，她问，别人的母亲是什么样？女儿说，就是会在厨房烤饼干的那种。项美丽说，那你去找一个能给你烤饼干的妈吧。反倒是她的外孙女对这样酷的外祖母感到非常骄傲：“你的祖母大概不会抽着雪茄，在公寓里办疯狂派对;你的祖母大概不会教你用斯瓦西里语说脏话。你的祖母也不会带你去动物园时在猿猴区域高声大叫。唉，真可悲，你的祖母不是艾米莉·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