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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辈想给袁兴大、徐菊凤二老庆祝生日的时候，徐婆婆拒绝了。节俭一生的二老把生日看得很淡，但是两人都数着一个日子：1月21日，这是他们金婚（结婚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得办好！”徐婆婆笑眯眯地下了“命令”。
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袁爹爹和徐婆婆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同住一个县，同饮一江水，又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直到18岁那年他们才相识。有缘千里，与子偕老，原来都不是传说。
一张表格“填”出一段缘分
“你填错表格了，不能照着我的写啊！”
坐在我前面那个女生扭过头来，把我刚刚回传给她的学生登记表亮给我看。上面写着：徐菊凤，1938年11月5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我大吃一惊：“你和我居然是同乡，而且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1956年，我考入武汉市商业学校，当时一个班上40个同学都来自江苏。我坐在最后一排，菊凤坐在我前面。开学第一天，学生都要填写登记表，表格从她那里传给我，我又回传给她，这样她才误会我填错了。
一个小小的误会，把这个年轻姑娘印在了我心里。因为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我对她格外关注。那时候还小，并不懂感情，但我和她的关系比别人就是要好些。
在班上，我是团支部书记，她是学习委员，开会的时候常在一起；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很好，在学校里面小有名气，老师也挺喜欢我们两个；那时候学校鼓励勤工俭学，搞劳动，我们又一起到了当时的武锅工地……形影不离，谈心也容易谈到一起去。
毕业之后，我分到了省商业厅，而菊凤留在商业学校。我们还经常来往，双方的领导也知道我们合得来，达成了默契，不给我们另外介绍对象了。在所有人眼里，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走到一起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那时候不像现在，两个人谈恋爱可以逛街、吃饭、看电影，我们只能去广埠屯转转，“压压马路”。刚刚毕业，月工资只有37.5元，后来涨到每人41元，两个人每月82元的工资，从1961年一直拿到1978年。
因为拮据，我心里留下了一个一辈子的遗憾，那就是没能给菊凤一个像样的婚礼。
一场婚礼留下一个遗憾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和菊凤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为结婚犯了愁。
清点一下那时的家当，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行李架，还有衣服上重重叠叠的补丁，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已经谈了4年，但是想结婚都难。
那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曾买过一本老黄历，那上面说我俩都属虎，“一山不容二虎”，非常不利，不能在一起，越早分开越好。我不相信，想着这本书不能给菊凤看到，趁着我练书法的当儿，赶紧拿墨汁把那几行涂抹掉，最后干脆把书都扔了。
“您和徐婆婆都走到今天，黄历也不一定准了。”我说。袁爹爹大笑：“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我也不会按书上的来嘛！”
不信邪归不信邪，结婚还是得发愁。最后还是朋友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旅行结婚”。我们不在武汉办酒席，对双方领导就说要旅行结婚；而回老家呢，我们就说已经在单位上办过集体婚礼了，这样两边都能省掉了。
菊凤一拍巴掌：这个主意好！
那年1月，我们一起坐上了回老家的船，顺长江而下，完成了“旅行结婚”。没有钱买好舱位，我们只能坐5等舱，睡在甲板上，6元钱一条的毯子盖着，挺过那3天2夜。身上是冷的，梦却是热的。
一份支持坚守一份幸福
虽然我们同在武汉，但是三镇太大了，我又长期出差，家里的重担都压到了菊凤的肩膀上。
我在汉口上班，菊凤在武昌任教。我要回家，得先坐7路车到四官殿，换乘轮渡，然后坐12路车到广埠屯。一般也就周六能回家。实际上，我负责统计工作，长年累月在全省跑，出差多，蹲点多，山区多，一年有半年在外头。
说到这里，袁爹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时候年轻，出差常去鄂西大山，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吃得也多。一人1个月27斤粮票，哪够一个小伙子吃呢？”是徐菊凤省下了家里的口粮，补贴给袁兴大，他的双脚才迈得更有力。我问徐婆婆，丈夫天长日久在外面，挂念吗？埋怨吗？徐婆婆“嗨”了一声：“那时候都想着支持工作，谁想那么多呢？”
袁爹爹也说，那时候出差多，刚结束一趟长差，回到家可能就是另一个月的风餐露宿在等着，回家她发两句牢骚，我从不还嘴，家里真的都是她在撑着，总是心里愧对她。
徐婆婆回忆说，丈夫出差太久，连女儿都不认识他了，把他堵在门外不让进，也不让抱，“后来他给她买了双球鞋，才进了这个门。”
菊凤也曾遇过波折。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她所在的学校停办、分家，她被分到下面一家供销社做事，我跟她说，要下就一起下。那一年，我也申请调到了供销这个领域，跟菊凤共同进退。
一次牵手走过一生岁月
随着两个女儿出生，我们也一天天老了，最令我欣慰的是，我们这么多年，没有打过架，声调高了我就不作声。我知道，菊凤对这个家付出太大，相互体谅，相互理解，才能走得顺。
两个女儿是在我肩膀上长大的，家里的煤和米也是我去挑回来的。我也抢着付出，因为我知道菊凤对我的支持。一家人没有谁是主人谁不是主人，也没有逞强不逞强，要是争这个，家里肯定太平不了。
年纪大了，我和菊凤也有一大堆“老朋友”——她有糖尿病，我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就帮她“管嘴巴”，跟着她的食谱吃饭。家里有几大本剪报，有一本专门讲预防糖尿病的。菊凤每天要打胰岛素，不能太早打，否则低血糖；也不能打得太晚，只能在中午打。常常是我在厨房做饭，她在房里喊“打针”，我就得放下手里的饭菜，赶紧出来帮忙，这个时间得掌握好，拿捏得正是时候。
我问二老，锅铲总有碰锅沿的时候，一辈子不吵嘴，我不信，怎么能做到？袁爹爹说，一个声调高起来，另一个就不出声，这样就吵不起来了，还有，碰到事情只能听一个人的，两个人都不要争，这样就不容易产生矛盾。
结束采访时，我问二老，回顾50多年同行路，有什么可以作为总结的。袁爹爹说了八个字：“家庭和睦，互相尊重。”徐婆婆望了望老伴，沉吟一下，然后笑起来：“对，就是他说的这个！”
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袁爹爹和徐婆婆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同住一个县，同饮一江水，又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直到18岁那年他们才相识。有缘千里，与子偕老，原来都不是传说。
一张表格“填”出一段缘分
“你填错表格了，不能照着我的写啊！”
坐在我前面那个女生扭过头来，把我刚刚回传给她的学生登记表亮给我看。上面写着：徐菊凤，1938年11月5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我大吃一惊：“你和我居然是同乡，而且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1956年，我考入武汉市商业学校，当时一个班上40个同学都来自江苏。我坐在最后一排，菊凤坐在我前面。开学第一天，学生都要填写登记表，表格从她那里传给我，我又回传给她，这样她才误会我填错了。
一个小小的误会，把这个年轻姑娘印在了我心里。因为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我对她格外关注。那时候还小，并不懂感情，但我和她的关系比别人就是要好些。
在班上，我是团支部书记，她是学习委员，开会的时候常在一起；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很好，在学校里面小有名气，老师也挺喜欢我们两个；那时候学校鼓励勤工俭学，搞劳动，我们又一起到了当时的武锅工地……形影不离，谈心也容易谈到一起去。
毕业之后，我分到了省商业厅，而菊凤留在商业学校。我们还经常来往，双方的领导也知道我们合得来，达成了默契，不给我们另外介绍对象了。在所有人眼里，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走到一起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那时候不像现在，两个人谈恋爱可以逛街、吃饭、看电影，我们只能去广埠屯转转，“压压马路”。刚刚毕业，月工资只有37.5元，后来涨到每人41元，两个人每月82元的工资，从1961年一直拿到1978年。
因为拮据，我心里留下了一个一辈子的遗憾，那就是没能给菊凤一个像样的婚礼。
一场婚礼留下一个遗憾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和菊凤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为结婚犯了愁。
清点一下那时的家当，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行李架，还有衣服上重重叠叠的补丁，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已经谈了4年，但是想结婚都难。
那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曾买过一本老黄历，那上面说我俩都属虎，“一山不容二虎”，非常不利，不能在一起，越早分开越好。我不相信，想着这本书不能给菊凤看到，趁着我练书法的当儿，赶紧拿墨汁把那几行涂抹掉，最后干脆把书都扔了。
“您和徐婆婆都走到今天，黄历也不一定准了。”我说。袁爹爹大笑：“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我也不会按书上的来嘛！”
不信邪归不信邪，结婚还是得发愁。最后还是朋友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旅行结婚”。我们不在武汉办酒席，对双方领导就说要旅行结婚；而回老家呢，我们就说已经在单位上办过集体婚礼了，这样两边都能省掉了。
菊凤一拍巴掌：这个主意好！
那年1月，我们一起坐上了回老家的船，顺长江而下，完成了“旅行结婚”。没有钱买好舱位，我们只能坐5等舱，睡在甲板上，6元钱一条的毯子盖着，挺过那3天2夜。身上是冷的，梦却是热的。
一份支持坚守一份幸福
虽然我们同在武汉，但是三镇太大了，我又长期出差，家里的重担都压到了菊凤的肩膀上。
我在汉口上班，菊凤在武昌任教。我要回家，得先坐7路车到四官殿，换乘轮渡，然后坐12路车到广埠屯。一般也就周六能回家。实际上，我负责统计工作，长年累月在全省跑，出差多，蹲点多，山区多，一年有半年在外头。
说到这里，袁爹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时候年轻，出差常去鄂西大山，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吃得也多。一人1个月27斤粮票，哪够一个小伙子吃呢？”是徐菊凤省下了家里的口粮，补贴给袁兴大，他的双脚才迈得更有力。我问徐婆婆，丈夫天长日久在外面，挂念吗？埋怨吗？徐婆婆“嗨”了一声：“那时候都想着支持工作，谁想那么多呢？”
袁爹爹也说，那时候出差多，刚结束一趟长差，回到家可能就是另一个月的风餐露宿在等着，回家她发两句牢骚，我从不还嘴，家里真的都是她在撑着，总是心里愧对她。
徐婆婆回忆说，丈夫出差太久，连女儿都不认识他了，把他堵在门外不让进，也不让抱，“后来他给她买了双球鞋，才进了这个门。”
菊凤也曾遇过波折。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她所在的学校停办、分家，她被分到下面一家供销社做事，我跟她说，要下就一起下。那一年，我也申请调到了供销这个领域，跟菊凤共同进退。
一次牵手走过一生岁月
随着两个女儿出生，我们也一天天老了，最令我欣慰的是，我们这么多年，没有打过架，声调高了我就不作声。我知道，菊凤对这个家付出太大，相互体谅，相互理解，才能走得顺。
两个女儿是在我肩膀上长大的，家里的煤和米也是我去挑回来的。我也抢着付出，因为我知道菊凤对我的支持。一家人没有谁是主人谁不是主人，也没有逞强不逞强，要是争这个，家里肯定太平不了。
年纪大了，我和菊凤也有一大堆“老朋友”——她有糖尿病，我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就帮她“管嘴巴”，跟着她的食谱吃饭。家里有几大本剪报，有一本专门讲预防糖尿病的。菊凤每天要打胰岛素，不能太早打，否则低血糖；也不能打得太晚，只能在中午打。常常是我在厨房做饭，她在房里喊“打针”，我就得放下手里的饭菜，赶紧出来帮忙，这个时间得掌握好，拿捏得正是时候。
我问二老，锅铲总有碰锅沿的时候，一辈子不吵嘴，我不信，怎么能做到？袁爹爹说，一个声调高起来，另一个就不出声，这样就吵不起来了，还有，碰到事情只能听一个人的，两个人都不要争，这样就不容易产生矛盾。
结束采访时，我问二老，回顾50多年同行路，有什么可以作为总结的。袁爹爹说了八个字：“家庭和睦，互相尊重。”徐婆婆望了望老伴，沉吟一下，然后笑起来：“对，就是他说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