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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下滑,既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金融安全、对外贸易及投资构成了挑战,又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需型发展模式提供了机遇,而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内需增长的核心问题。城市功能叠加式的拓展,与农民工市民化互相促动,具有良性互动的系统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清除体制性障碍,致力于创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生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内需型发展模式;城市功能拓展;体制性障碍
[中图分类号]F2;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5-0037-03
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发地。金融危机纵深发展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一方面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危机;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信心的危机。前者影响虚拟经济,后者影响实体经济,世界经济的两大领域都出了问题。当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危机本身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可能在继续引爆的过程中,这样就会出现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替出现,而且呈现出互相加强的现象。世界经济从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突然转向一个恐慌的危机时期,正面临着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局面。
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滑的波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趋于严峻。这既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金融安全和对外贸易及投资构成了挑战,又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需型发展模式,拓展海外战略投资,提高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重大机遇。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需求大幅度收缩,而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利用这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众所周知,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随着城市功能的拓展优化,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从而消解和弱化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与之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一、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内需增长的核心问题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与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更不可能建成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因为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我国城市功能薄弱、单一,城市化水平之所以滞后于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原因是在发展机制上出现了障碍。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窒息了城乡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与潜力,限制了它们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功能的拓展强化,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主的管理体制的制约,这种体制因素的制约,将城市与乡村人为地割裂为两大相互封闭的部分,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人为地划分为两大不同的阶层。它不仅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向城市的流动,也限制了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向农村转移。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造成了内需增长的严重障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原有身份体系只是弱化而非消失,所以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属于外来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能在城市真正立足,城市只是他们挣钱的地方。相对农村而言,他们又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他们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是一群“边缘人”,是一种过渡性的群体。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农民工在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熏这是我们依赖外部需求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繁衍和教育培训的费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尽乎无限的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更新与升级换代。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从而进一步扭曲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城市作为最早的商品集散地,通过商品交换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法国经济学家佩属鲁把城市比作“发展极”,它像磁场一样,把生产要素聚集起来,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功能的拓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形成与生产要素集聚相适应的产业空间分布体系,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城市化有效地促进了要素集聚和资源合理配置。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已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工已经、正在和必将会逐步离开的地方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居,影响了农村土地资金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正常进程。
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脱离了我国土地等资源禀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正是因为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其他的占用,从而造成城市供地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城市的聚集引力,即劳动、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功能,势必产生了规模经济的乘数效益。城市对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聚合效应,产生规模效益,规模效益产生更高层次的资源和要素聚合效应,这就是城市化聚集引力的表现,城市功能将呈叠加强化的发展趋势。现在进行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即城乡隔绝体制的制度创新,平稳地疏导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已经成为今后保证内需增长、矫正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和振兴农村的核心问题。
二、在城市功能拓展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社会生产力最终总是要落实到特定的地域空间及其周围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而特定的地域空间及其周围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与经济效益又有相当大的制约性,城市化是工业繁荣的必然结果。在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在分散的地理条件下就可以维持和发展,有限的产出不需要大规模的交换。城市的根本特点是集中,城市化正好适应了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要求,能够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先进发达的城市文明,极大地推动工业化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进一步扩大升级。关注西方发达城市功能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自18世纪以来,西方最发达城市的主导功能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一同演进,经历了从生产功能——服务功能——管理功能——创新功能的转变。由此可知,城市功能呈现出叠加性发展趋势。随着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交流与沟通,教育的普及与完善,文化的积累与进步,金融、贸易的联系与发展,以及人际交往和社会创新活动,越来越成为衡量城市功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城市功能经历了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功能,从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从低级功能到高级功能的发展过程,原来没有的功能产生并发展起来,已有的功能进一步完善,使得现代城市成为多元功能的结合体,如政治中心、工业中心、交通中心、市场中心、金融中心、服务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生活中心等。这些功能的有机结合,使得现代城市具有一个完善的功能体系。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城市功能的拓展,既是城市发展的轨迹和动态过程,又是城市和乡村相互运动的结果。它既包括了现代工业推动的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包括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及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新型工业化的推动下,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主导产业不断升级,表现为各产业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空间位置不断发生改变。与之同步,城市功能也在不断演化。一方面产业结构软化,即农业、工业产值比重降低,服务业比重不断升高,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制造业开始扩展出市区以追求较低成本,服务业则因服务产品的消费特性(即时间、空间的不可分性)而日趋集中于城市。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趋势的增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产业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以现代物流和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现代消费性服务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现代消费性服务业是个宽泛的概念,指的是房地产、旅游、卫生、体育、教育、娱乐、文化等行业的总称。因此,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对新型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就要以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为方向,增加供给,优化结构,拓宽领域,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辅相成,互动促进,城市功能叠加式的拓展,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使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变成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城市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同时城市可以通过其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和优化配置,以及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等措施,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和为农民工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提供条件。在城市拓展进程中,农村城市化与之同步,农民的自由度增加后,无论是亲缘还是地缘关系,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空间都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并且在这种扩展中与经济资本相互转化而得到强化。农村群体会渐渐向城市群体过渡,农民的生活方式如劳动、闲暇、消费、交往、家庭生活会慢慢发生变化。在温饱未解决之前,人们更关注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状况及人际关系等外延要素的发展。而在向小康社会迈进时期,人们的注意力、聚焦点便开始转向发展的内涵和质量。农村居民不再停留在要求少生病、吃饱饭的水平上,而是注重健康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要求有大容量的智力开发和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城市功能叠加式的拓展,正是满足了这些要求,两者的相互促动,以结束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因此,加速城市化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有着异乎寻常的战略意义。
三、清除体制性障碍构建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实际上将农民作为二等公民,无法享受起码的国民待遇,这是导致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功能单一、薄弱,城市化水平提高不快的重要原因。一是工农二元产业结构。我国工业借助于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带动下,正快速地向现代产业方向发展。而在农业发展上,为解决小规模分散经营格局而作出的推进集约化、专业化生产的种种劳动,受到人增地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的严重制约。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规模扩张的工业与小规模经营、生产效益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的反差,构成我国二元产业结构的主体特征。二是我国城乡二元区域结构。我国城市借助于政府力量和建设用地制度、投资体制的改革等获得巨额的城市建设资金,城市建设不断加速,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由于社会经济体制和地理位置的制约,农村建设资源匮乏,政府财政和外资、社会资金的投入不足,面貌日新月异的城市与贫穷落后的农村形成了鲜明反差,构成了我国二元区域结构的主体特征。三是居民二元阶层结构。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求生存、图发展,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由于受到种种政策歧视,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占我国总人口绝对数量的农民不能在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分享城市居民已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工伤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更没有平等地分享城市居民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方面正享受到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有很深的寓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城市功能的叠加式拓展、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的聚集引力、城市的辐射张力以及乡村自身的裂变推力,提供了内在需求与强大的外部动力。而清除体制性的障碍与壁垒,则是二者良性互动发展的先决条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在理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时代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提出的新要求、赋予的新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城市化被看作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城市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其发展、演化和效果必然受到种种制度、体制的深刻影响。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以后,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已经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体制层面,城市化的发展也不例外。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过程,在真正意义上使农民融入城市文明,由农民变为农民工,这体现了制度变迁的进步,但同时由于农民工保留了农民的身份,不能顺利转变为市民,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的目标,这些都表明制度变迁仍然十分滞后。农民工要彻底摆脱农民身份成为市民尚需要进一步清除体制性的障碍。如前所述,城市功能的拓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很发达的非农产业,能吸纳大多数人口,使他们脱离农村和农业领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和非农产业;同时农业的生产水平之高也足以维持高水平的城市生活。城市由于教育较发达,信息量大,工作与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力强,这些都有利于人的能力培养,工作效率和文明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被城镇、非农产业部分吸纳后,减轻了土地的人口压力,提高了农业的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农民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又使农民进城居住,增加了城市人口,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投资需求,推动了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由生产消费到生活消费,由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最终增加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据未来学家称,城镇人口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可拉动房地产业投资1000亿元,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
工业化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的功能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城市传统的功能在弱化,“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将更加突出组织管理、生产协调方面的要求,相应需要具备优良的生活和服务水平。此外,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在文化、信息化创新方面的功能也越来越重要。在城市功能拓展的进程中,我们要迎难而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制度层面消除不利于农民向现代化市民转化的政策因素。在户籍制度上,让农民真正享有进城后自由迁徙的权利,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的规定全部剥离出去,城乡都按照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进行户籍登记,只要在城里有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都能登记为常住居民。在劳动就业方面,打破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在政策上、制度上的界限,以劳动力素质高低作为就业的主要标准,建立城乡统一就业制度,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在社会保障方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为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编织一张社会安全网。建立国家公共财政体制,加快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为满足民众的公共需求,提供充裕的公共产品和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全社会致力于创造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共生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在更高层次上与多元互动的状态下拓展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化水平。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2]秦甫.现代城市管理[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3]城市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EB/OL].http://www.sina.com.cn.2005-01-15.
[4]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5]勒纳.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荀福文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内需型发展模式;城市功能拓展;体制性障碍
[中图分类号]F2;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5-0037-03
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发地。金融危机纵深发展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一方面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危机;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信心的危机。前者影响虚拟经济,后者影响实体经济,世界经济的两大领域都出了问题。当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危机本身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可能在继续引爆的过程中,这样就会出现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替出现,而且呈现出互相加强的现象。世界经济从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突然转向一个恐慌的危机时期,正面临着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局面。
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滑的波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趋于严峻。这既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金融安全和对外贸易及投资构成了挑战,又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需型发展模式,拓展海外战略投资,提高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重大机遇。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需求大幅度收缩,而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利用这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众所周知,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随着城市功能的拓展优化,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从而消解和弱化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与之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一、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内需增长的核心问题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与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更不可能建成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因为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我国城市功能薄弱、单一,城市化水平之所以滞后于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原因是在发展机制上出现了障碍。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窒息了城乡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与潜力,限制了它们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功能的拓展强化,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主的管理体制的制约,这种体制因素的制约,将城市与乡村人为地割裂为两大相互封闭的部分,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人为地划分为两大不同的阶层。它不仅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向城市的流动,也限制了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向农村转移。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造成了内需增长的严重障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原有身份体系只是弱化而非消失,所以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属于外来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能在城市真正立足,城市只是他们挣钱的地方。相对农村而言,他们又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他们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是一群“边缘人”,是一种过渡性的群体。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农民工在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熏这是我们依赖外部需求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繁衍和教育培训的费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尽乎无限的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更新与升级换代。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从而进一步扭曲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城市作为最早的商品集散地,通过商品交换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法国经济学家佩属鲁把城市比作“发展极”,它像磁场一样,把生产要素聚集起来,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功能的拓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形成与生产要素集聚相适应的产业空间分布体系,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城市化有效地促进了要素集聚和资源合理配置。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已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工已经、正在和必将会逐步离开的地方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居,影响了农村土地资金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正常进程。
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脱离了我国土地等资源禀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正是因为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其他的占用,从而造成城市供地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城市的聚集引力,即劳动、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功能,势必产生了规模经济的乘数效益。城市对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聚合效应,产生规模效益,规模效益产生更高层次的资源和要素聚合效应,这就是城市化聚集引力的表现,城市功能将呈叠加强化的发展趋势。现在进行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即城乡隔绝体制的制度创新,平稳地疏导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已经成为今后保证内需增长、矫正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和振兴农村的核心问题。
二、在城市功能拓展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社会生产力最终总是要落实到特定的地域空间及其周围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而特定的地域空间及其周围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与经济效益又有相当大的制约性,城市化是工业繁荣的必然结果。在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在分散的地理条件下就可以维持和发展,有限的产出不需要大规模的交换。城市的根本特点是集中,城市化正好适应了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要求,能够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先进发达的城市文明,极大地推动工业化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进一步扩大升级。关注西方发达城市功能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自18世纪以来,西方最发达城市的主导功能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一同演进,经历了从生产功能——服务功能——管理功能——创新功能的转变。由此可知,城市功能呈现出叠加性发展趋势。随着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交流与沟通,教育的普及与完善,文化的积累与进步,金融、贸易的联系与发展,以及人际交往和社会创新活动,越来越成为衡量城市功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城市功能经历了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功能,从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从低级功能到高级功能的发展过程,原来没有的功能产生并发展起来,已有的功能进一步完善,使得现代城市成为多元功能的结合体,如政治中心、工业中心、交通中心、市场中心、金融中心、服务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生活中心等。这些功能的有机结合,使得现代城市具有一个完善的功能体系。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城市功能的拓展,既是城市发展的轨迹和动态过程,又是城市和乡村相互运动的结果。它既包括了现代工业推动的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包括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及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新型工业化的推动下,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主导产业不断升级,表现为各产业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空间位置不断发生改变。与之同步,城市功能也在不断演化。一方面产业结构软化,即农业、工业产值比重降低,服务业比重不断升高,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制造业开始扩展出市区以追求较低成本,服务业则因服务产品的消费特性(即时间、空间的不可分性)而日趋集中于城市。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趋势的增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产业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以现代物流和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现代消费性服务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现代消费性服务业是个宽泛的概念,指的是房地产、旅游、卫生、体育、教育、娱乐、文化等行业的总称。因此,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对新型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就要以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为方向,增加供给,优化结构,拓宽领域,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辅相成,互动促进,城市功能叠加式的拓展,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使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变成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城市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同时城市可以通过其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和优化配置,以及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等措施,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和为农民工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提供条件。在城市拓展进程中,农村城市化与之同步,农民的自由度增加后,无论是亲缘还是地缘关系,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空间都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并且在这种扩展中与经济资本相互转化而得到强化。农村群体会渐渐向城市群体过渡,农民的生活方式如劳动、闲暇、消费、交往、家庭生活会慢慢发生变化。在温饱未解决之前,人们更关注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状况及人际关系等外延要素的发展。而在向小康社会迈进时期,人们的注意力、聚焦点便开始转向发展的内涵和质量。农村居民不再停留在要求少生病、吃饱饭的水平上,而是注重健康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要求有大容量的智力开发和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城市功能叠加式的拓展,正是满足了这些要求,两者的相互促动,以结束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因此,加速城市化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有着异乎寻常的战略意义。
三、清除体制性障碍构建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实际上将农民作为二等公民,无法享受起码的国民待遇,这是导致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功能单一、薄弱,城市化水平提高不快的重要原因。一是工农二元产业结构。我国工业借助于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带动下,正快速地向现代产业方向发展。而在农业发展上,为解决小规模分散经营格局而作出的推进集约化、专业化生产的种种劳动,受到人增地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的严重制约。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规模扩张的工业与小规模经营、生产效益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的反差,构成我国二元产业结构的主体特征。二是我国城乡二元区域结构。我国城市借助于政府力量和建设用地制度、投资体制的改革等获得巨额的城市建设资金,城市建设不断加速,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由于社会经济体制和地理位置的制约,农村建设资源匮乏,政府财政和外资、社会资金的投入不足,面貌日新月异的城市与贫穷落后的农村形成了鲜明反差,构成了我国二元区域结构的主体特征。三是居民二元阶层结构。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求生存、图发展,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由于受到种种政策歧视,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占我国总人口绝对数量的农民不能在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分享城市居民已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工伤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更没有平等地分享城市居民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方面正享受到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有很深的寓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城市功能的叠加式拓展、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的聚集引力、城市的辐射张力以及乡村自身的裂变推力,提供了内在需求与强大的外部动力。而清除体制性的障碍与壁垒,则是二者良性互动发展的先决条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在理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时代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提出的新要求、赋予的新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城市化被看作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城市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其发展、演化和效果必然受到种种制度、体制的深刻影响。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以后,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已经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体制层面,城市化的发展也不例外。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过程,在真正意义上使农民融入城市文明,由农民变为农民工,这体现了制度变迁的进步,但同时由于农民工保留了农民的身份,不能顺利转变为市民,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的目标,这些都表明制度变迁仍然十分滞后。农民工要彻底摆脱农民身份成为市民尚需要进一步清除体制性的障碍。如前所述,城市功能的拓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很发达的非农产业,能吸纳大多数人口,使他们脱离农村和农业领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和非农产业;同时农业的生产水平之高也足以维持高水平的城市生活。城市由于教育较发达,信息量大,工作与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力强,这些都有利于人的能力培养,工作效率和文明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被城镇、非农产业部分吸纳后,减轻了土地的人口压力,提高了农业的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农民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又使农民进城居住,增加了城市人口,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投资需求,推动了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由生产消费到生活消费,由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最终增加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据未来学家称,城镇人口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可拉动房地产业投资1000亿元,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
工业化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的功能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城市传统的功能在弱化,“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将更加突出组织管理、生产协调方面的要求,相应需要具备优良的生活和服务水平。此外,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在文化、信息化创新方面的功能也越来越重要。在城市功能拓展的进程中,我们要迎难而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制度层面消除不利于农民向现代化市民转化的政策因素。在户籍制度上,让农民真正享有进城后自由迁徙的权利,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的规定全部剥离出去,城乡都按照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进行户籍登记,只要在城里有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都能登记为常住居民。在劳动就业方面,打破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在政策上、制度上的界限,以劳动力素质高低作为就业的主要标准,建立城乡统一就业制度,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在社会保障方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为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编织一张社会安全网。建立国家公共财政体制,加快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为满足民众的公共需求,提供充裕的公共产品和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全社会致力于创造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共生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在更高层次上与多元互动的状态下拓展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化水平。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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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荀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