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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东南沿海的泉州、厦门、漳州等市以及台湾地区分布着一种独特的地方建筑文化，千百年来，自成一派。因其最大特点在于以红砖为主要建筑材料，故被称为闽南红砖建筑。它不同于国内大多数地区广泛分布的灰砖建筑，在我国大陆绝无仅有。这种红砖建筑不但是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成为闽台文化渊源的见证。正是由于它的独特魅力，2013年7月闽南红砖建筑申报世遗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闽南红砖建筑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不仅使红砖文化有了新的身份，表明其价值已达到世界文化遗产水平，还掀起一场社会各界参与红砖建筑保护的热潮。
然而，到目前为止，闽南的红砖建筑文化还有许多尚未解开的谜团，譬如，它是从哪里来的？其成因是什么？闽南红砖大量使用始于何时？对于这些问题，各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舶来说”和“本土说”两大类，至今尚无定论。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困扰人们许久的谜团，如今却有可能从当地民间瓦当爱好者丰富的收藏品中找到答案，而这一突破性发现相较于人们以往对闽南红砖建筑文化有可能是颠覆性，因此意义重大。
瓦当，是古代建筑材料之一，是筒瓦最前端下垂部分，俗称瓦头。其质地一般为陶质，即可蔽护木制椽头，又有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由于历代瓦当当面多饰有图案、画像或文字，构图雍容，制作精美，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是研究古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重要信息载体，从一千多年的唐宋时期开始，中国古人特别是一些文人雅士当中古瓦当的收藏和鉴赏之风十分盛行。清代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盛，专门论述瓦当的专著更是不断出现。时至今日，古代瓦当收藏早成了收藏界的一大特殊门类。然而，瓦当收藏有一个典型的特色就是以先秦、汉唐时期具有浓厚金石文化内涵的瓦当为对象，唐宋以后瓦当则似乎极少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因此这一时期以来的历代瓦当多为人忽视，以至于不管私人还是公家的博物馆在这方面收藏竟存在着诸多空白，这些都间接影响到人们对这一时期建筑文化的认识和研究。
在泉州民间收藏圈内，笔者结识几位瓦当收藏爱好者，许鑫算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由于长期在泉州建设部门工作，有机会参与许多古城街区改造工程，工作原因使他养成了这个与众不同的癖好。许鑫说虽然这些古代瓦当没有古董瓷器漂亮，更值不上几个钱，但每当在工地上翻起的堆土中发现一块流淌着岁月沧桑的古代瓦当，他就像见到宝贝一样，迫不及待地将它清洗干净，一个人或与朋友一起慢慢欣赏，每到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与古人相通的说不出的惬意和舒畅。到后来，有人知道还会特意送给他一些捡来的瓦当，渐渐地他的瓦当越积越多，知名度也大了，泉州电视台和海峡都市报都有专门报道，也引起不小关注。
当然，其他一些朋友的瓦当收藏也有不俗的表现，这些都使得笔者能和闽南深厚文化底蕴零距离触摸的同时，也为能有这么多有心市民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和方式为“文都”泉州留下历史根脉而感动。为此，笔者将这些浓缩着闽南建筑发展脉络的珍贵的古瓦当资料整理出来，与大家一起鉴赏。
这些藏友的丰富瓦当藏品，从年代上看，从六朝、隋唐时期至宋、元，以及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共计一百余枚。其中，隋唐以前的相对较少，约二十余枚，稍晚的为五代至宋元时期的瓦当，其数量最多，也最为精美，约七十余枚，其代表性精品约有二三十枚，其余的则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建筑构件遗存。
从形制特性和颜色来看，隋唐以前瓦当与宋元时期瓦当略有不同，前者多是浅灰、中灰色，细泥烧制，整体宽大厚重，深浮雕，装饰线条粗犷有力。也有部分夹少量粗砂，质地坚硬。而宋元时期瓦当则呈灰黑、中灰、灰白、紫红、橙红、浅黄色等。大多含粗砂，质地坚硬致密，灰白、橙、黄色则质地较软。形体相对较小，图案装饰繁杂精美。
从装饰图案内容来看，隋唐时期瓦当主题图案以莲瓣纹为主，这反映了当时佛教的盛行。也有菊瓣纹、葵瓣纹、梅瓣纹的，其中莲瓣纹的最普遍且数量最多，可细分为宝相纹、莲瓣纹和普通莲瓣纹三种，主题纹饰外侧的边廓部位有凸起或平底边廓，边廓多宽且素面无纹，也有极少量窄边廓，其上饰联珠纹。
与早期瓦当相比，宋、元时期瓦当纹饰和构成逐渐由单一变得丰富，这一时期不仅保留之前已有的反映佛、道宗教文化元素的莲纹、菊纹、梅纹以及兽面纹外，还开始出现了富有生活气息，寓意吉祥的各种花卉图案，如折枝牡丹花、枙子花、喇叭花、月季花、石榴花等。在主题纹饰外侧的边廓部位装饰有联珠纹、回纹、罗草纹、勾云纹、螺旋纹等辅助纹饰，这些纹饰或单独出现或多组交替组合，主题纹饰和辅助纹饰以及辅助纹饰和辅助纹饰间多以单、双凸弦纹间隔。从而使这一时期瓦当内容丰富层次感强，达到极佳的装饰效果，这反映了宋元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社会财富充盈、经济文化繁荣的盛况。
到了明清时期，瓦当上宗教色彩浓厚的莲瓣纹、菊瓣纹完全看不到了，而各式花卉图案却得以保存，只不过构图已趋于简单化，且图案常常模糊不清。另外，主辅图案只有内外两层，且大多无间隔，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瓦当艺术走向没落的史实现实，而这无疑是对当时动荡社会环境下经济困难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这批历代瓦当藏品中，最让笔者觉得弥足珍贵的是各个历史时期数量不等的红色瓦当，这些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瓦当精品数量众多、品相一流，它不但可以填补国有博物馆这方面收藏的空白，也为解开闽南红砖建筑文化的诸多历史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现就相关问题作简要论述。
首先，这些红色瓦当的发现揭示闽南红砖建筑在闽南地区普遍出现的时间之谜在宋元时候。
在很多时侯，一提到红砖建筑的起源问题，人们常喜欢用“移入”二字，言下之意，即闽南红砖是“舶来品”。持此观点的人甚多，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以闽南红砖为主要材料的建筑，依据留存的建筑遗迹，最早只能推至明中后期，至今约四百余年（或者实际出现时间可能更早，疑为郑和下西洋时期或17世纪大航海时代由境外移入）；其二，即使闽南历代墓葬中也不时发现有红砖出现，但不能代表性地表示建筑就使用红砖。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从而被许多人所接受。然而，当这些图案精美、形态各异的红瓦当藏品以无可辩驳的实物摆在人们眼前时，我们这才发现早在隋唐时期红砖就已经出现，而最迟到了宋元时期，红砖就开始大量使用于建筑物上。这些红砖瓦当与同时期的青灰瓦当在构图、纹饰上可以说基本相同或相近，同时，不同时期红色瓦当之间也有明显的早、晚差异和上下传承关系。因为这些瓦当实物的发现，相信明中期之前红砖建筑是否存在的疑问将就此不会出现，红砖在闽南起源时间，因此也被推进至宋元时期，至少提前了二百多年。 其次，该批瓦当的发现解开了红砖成因之谜，揭示出了“闽南‘红砖’建筑”其实是“闽南‘黄砖’建筑”的史实。
虽然闽南红砖建筑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那为何我们在这一时期丰富著述中却未能发现反映红砖建筑颜色方面的哪怕只言片语呢？其实，这样疑问不仅于宋元时期，而稍晚的明代同样缺乏这方面明确记载。出现这种情况有一种解释，就是或许当时人们习以为常，另外也有一种可能即今人眼中的红砖建筑在当时是以另一种形象示人也说不定。笔者的后一种推测，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一定史料依据。例如，明末来福建做官的江苏人王世懋留下的一部刊于1585年的《闽部疏》，其中就云：“泉、漳间烧山土为瓦，皆黄色，郡人以海风能飞瓦，奏请用筒瓦。民居皆俨以黄屋，吻异状。宫廨、缙绅之居尤不可辨。”
这段文字是否为现有的关于闽南红砖建筑的最早文献记载，笔者不知道，然而，这段内容描述却是含信息量最多、最重要详细的文献资料。因为它不但有关于闽南建筑形制的记录，还明确交代了闽南古厝用砖的成因及颜色。如：“泉、漳间烧山土为瓦，皆‘黄’色”，以及“俨以‘黄’屋”。这里要注意王世懋两次提到的是“黄”，而非今天我们大家常挂在嘴边的“红”颜色。
无独有偶，《明实录》中也有一段记述文字，记载天启三年﹙1623﹚福建巡抚商周祚报吿中有荷兰人以求市不得，曾“登岸攻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实录中所谓的“黄金房屋”应该不是“黄金制作的房屋”，而是“黄金色的房屋”之意，这就与同一时期王世懋来闽南看到的“黄屋”有惊人的相似了。
以上两则文献资料明白无误地说明，至迟到明代中后期闽南官式民居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它不是“红”砖建筑而是“黄”砖建筑。对此，笔者最初也感到万分困惑。然而，当看到这些数量众多的宋元时期红瓦当的颜色就完全明白了，它们确实也不符合我们今天红色的严格标准，其实当时闽南民居用砖正如王世懋所言就是一种以黄色为总基调的介于黄、红之间的颜色。不仅是民间建筑，宋元时期墓葬用砖也同是这一色调。看来，我们今天早已约定俗成的“红砖建筑”其实应是“黄砖建筑”。或许还会有人觉得难以置信，然而，如果你回过头来仔细审视周围现有众多古大厝，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沮丧，因为就是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传统古厝砖瓦颜色竟然“黄的基调远大于红色基调”，而真正意义上的红砖建筑可谓少之又少，看来古人之言不谬也！
当然，不管是红砖，抑或是黄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闽南红砖是古代闽南制砖工匠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重要分支，而非西方红砖文化的“舶来品”。
最后，就是闽南民居红砖建筑的僭越违制问题。
相信每一位外地来的人看到传统红砖古厝时都会被它的富丽堂皇、气势宏大所震撼，认为这种透着皇家范儿的传统民居不应该是普通老百姓住的房屋。那么闽南民居建筑在封建社会是否存在严重僭越违制的问题。闽南传统红砖民居，当地人称之为“皇宫起”，所谓“皇宫起”其实应为“起‘皇宫’”或“‘皇宫’被起”，这是古文中常用的一种语法，即动宾结构词组，宾语本应放在动词前，但为了强调宾语而将其前置了，其意即“建造皇宫”之意。然而，这种观点绝对有点不靠谱。我们说，既然皇帝在封建社会是至高无上的，皇宫也是最美的、最豪华的，那么在古代随意建造皇宫样式的房屋则为传统礼制所不允许，因为那无疑是僭越身份的狂妄之举，轻者有牢狱之灾，重者则会掉脑袋。联系着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皇宫起”还有一种解释即“皇宫起”应即“黄宫起”的讹传，实乃“建造‘黄色’房子”之意，这不但与前面历史文献相吻合，同时也为考古出土物及现存传统民居相印证。
由于我国唐宋时期以后，黄色便逐渐作为最高贵的颜色而为皇家所垄断。如，唐高宗曾下令“﹙庶民﹚一切不许着黄”，而“黄袍”因为帝王专用而成为皇权的象征。虽然具体规定涉及到地方建筑民居上是否有很大的效力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而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政策酷苛、等级制度森严的明代，于是人们为了趋利避嫌，才会杜撰出各种与皇亲国戚有关的民间传说来。
然而，到目前为止，闽南的红砖建筑文化还有许多尚未解开的谜团，譬如，它是从哪里来的？其成因是什么？闽南红砖大量使用始于何时？对于这些问题，各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舶来说”和“本土说”两大类，至今尚无定论。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困扰人们许久的谜团，如今却有可能从当地民间瓦当爱好者丰富的收藏品中找到答案，而这一突破性发现相较于人们以往对闽南红砖建筑文化有可能是颠覆性，因此意义重大。
瓦当，是古代建筑材料之一，是筒瓦最前端下垂部分，俗称瓦头。其质地一般为陶质，即可蔽护木制椽头，又有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由于历代瓦当当面多饰有图案、画像或文字，构图雍容，制作精美，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是研究古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重要信息载体，从一千多年的唐宋时期开始，中国古人特别是一些文人雅士当中古瓦当的收藏和鉴赏之风十分盛行。清代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盛，专门论述瓦当的专著更是不断出现。时至今日，古代瓦当收藏早成了收藏界的一大特殊门类。然而，瓦当收藏有一个典型的特色就是以先秦、汉唐时期具有浓厚金石文化内涵的瓦当为对象，唐宋以后瓦当则似乎极少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因此这一时期以来的历代瓦当多为人忽视，以至于不管私人还是公家的博物馆在这方面收藏竟存在着诸多空白，这些都间接影响到人们对这一时期建筑文化的认识和研究。
在泉州民间收藏圈内，笔者结识几位瓦当收藏爱好者，许鑫算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由于长期在泉州建设部门工作，有机会参与许多古城街区改造工程，工作原因使他养成了这个与众不同的癖好。许鑫说虽然这些古代瓦当没有古董瓷器漂亮，更值不上几个钱，但每当在工地上翻起的堆土中发现一块流淌着岁月沧桑的古代瓦当，他就像见到宝贝一样，迫不及待地将它清洗干净，一个人或与朋友一起慢慢欣赏，每到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与古人相通的说不出的惬意和舒畅。到后来，有人知道还会特意送给他一些捡来的瓦当，渐渐地他的瓦当越积越多，知名度也大了，泉州电视台和海峡都市报都有专门报道，也引起不小关注。
当然，其他一些朋友的瓦当收藏也有不俗的表现，这些都使得笔者能和闽南深厚文化底蕴零距离触摸的同时，也为能有这么多有心市民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和方式为“文都”泉州留下历史根脉而感动。为此，笔者将这些浓缩着闽南建筑发展脉络的珍贵的古瓦当资料整理出来，与大家一起鉴赏。
这些藏友的丰富瓦当藏品，从年代上看，从六朝、隋唐时期至宋、元，以及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共计一百余枚。其中，隋唐以前的相对较少，约二十余枚，稍晚的为五代至宋元时期的瓦当，其数量最多，也最为精美，约七十余枚，其代表性精品约有二三十枚，其余的则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建筑构件遗存。
从形制特性和颜色来看，隋唐以前瓦当与宋元时期瓦当略有不同，前者多是浅灰、中灰色，细泥烧制，整体宽大厚重，深浮雕，装饰线条粗犷有力。也有部分夹少量粗砂，质地坚硬。而宋元时期瓦当则呈灰黑、中灰、灰白、紫红、橙红、浅黄色等。大多含粗砂，质地坚硬致密，灰白、橙、黄色则质地较软。形体相对较小，图案装饰繁杂精美。
从装饰图案内容来看，隋唐时期瓦当主题图案以莲瓣纹为主，这反映了当时佛教的盛行。也有菊瓣纹、葵瓣纹、梅瓣纹的，其中莲瓣纹的最普遍且数量最多，可细分为宝相纹、莲瓣纹和普通莲瓣纹三种，主题纹饰外侧的边廓部位有凸起或平底边廓，边廓多宽且素面无纹，也有极少量窄边廓，其上饰联珠纹。
与早期瓦当相比，宋、元时期瓦当纹饰和构成逐渐由单一变得丰富，这一时期不仅保留之前已有的反映佛、道宗教文化元素的莲纹、菊纹、梅纹以及兽面纹外，还开始出现了富有生活气息，寓意吉祥的各种花卉图案，如折枝牡丹花、枙子花、喇叭花、月季花、石榴花等。在主题纹饰外侧的边廓部位装饰有联珠纹、回纹、罗草纹、勾云纹、螺旋纹等辅助纹饰，这些纹饰或单独出现或多组交替组合，主题纹饰和辅助纹饰以及辅助纹饰和辅助纹饰间多以单、双凸弦纹间隔。从而使这一时期瓦当内容丰富层次感强，达到极佳的装饰效果，这反映了宋元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社会财富充盈、经济文化繁荣的盛况。
到了明清时期，瓦当上宗教色彩浓厚的莲瓣纹、菊瓣纹完全看不到了，而各式花卉图案却得以保存，只不过构图已趋于简单化，且图案常常模糊不清。另外，主辅图案只有内外两层，且大多无间隔，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瓦当艺术走向没落的史实现实，而这无疑是对当时动荡社会环境下经济困难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这批历代瓦当藏品中，最让笔者觉得弥足珍贵的是各个历史时期数量不等的红色瓦当，这些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瓦当精品数量众多、品相一流，它不但可以填补国有博物馆这方面收藏的空白，也为解开闽南红砖建筑文化的诸多历史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现就相关问题作简要论述。
首先，这些红色瓦当的发现揭示闽南红砖建筑在闽南地区普遍出现的时间之谜在宋元时候。
在很多时侯，一提到红砖建筑的起源问题，人们常喜欢用“移入”二字，言下之意，即闽南红砖是“舶来品”。持此观点的人甚多，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以闽南红砖为主要材料的建筑，依据留存的建筑遗迹，最早只能推至明中后期，至今约四百余年（或者实际出现时间可能更早，疑为郑和下西洋时期或17世纪大航海时代由境外移入）；其二，即使闽南历代墓葬中也不时发现有红砖出现，但不能代表性地表示建筑就使用红砖。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从而被许多人所接受。然而，当这些图案精美、形态各异的红瓦当藏品以无可辩驳的实物摆在人们眼前时，我们这才发现早在隋唐时期红砖就已经出现，而最迟到了宋元时期，红砖就开始大量使用于建筑物上。这些红砖瓦当与同时期的青灰瓦当在构图、纹饰上可以说基本相同或相近，同时，不同时期红色瓦当之间也有明显的早、晚差异和上下传承关系。因为这些瓦当实物的发现，相信明中期之前红砖建筑是否存在的疑问将就此不会出现，红砖在闽南起源时间，因此也被推进至宋元时期，至少提前了二百多年。 其次，该批瓦当的发现解开了红砖成因之谜，揭示出了“闽南‘红砖’建筑”其实是“闽南‘黄砖’建筑”的史实。
虽然闽南红砖建筑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那为何我们在这一时期丰富著述中却未能发现反映红砖建筑颜色方面的哪怕只言片语呢？其实，这样疑问不仅于宋元时期，而稍晚的明代同样缺乏这方面明确记载。出现这种情况有一种解释，就是或许当时人们习以为常，另外也有一种可能即今人眼中的红砖建筑在当时是以另一种形象示人也说不定。笔者的后一种推测，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一定史料依据。例如，明末来福建做官的江苏人王世懋留下的一部刊于1585年的《闽部疏》，其中就云：“泉、漳间烧山土为瓦，皆黄色，郡人以海风能飞瓦，奏请用筒瓦。民居皆俨以黄屋，吻异状。宫廨、缙绅之居尤不可辨。”
这段文字是否为现有的关于闽南红砖建筑的最早文献记载，笔者不知道，然而，这段内容描述却是含信息量最多、最重要详细的文献资料。因为它不但有关于闽南建筑形制的记录，还明确交代了闽南古厝用砖的成因及颜色。如：“泉、漳间烧山土为瓦，皆‘黄’色”，以及“俨以‘黄’屋”。这里要注意王世懋两次提到的是“黄”，而非今天我们大家常挂在嘴边的“红”颜色。
无独有偶，《明实录》中也有一段记述文字，记载天启三年﹙1623﹚福建巡抚商周祚报吿中有荷兰人以求市不得，曾“登岸攻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实录中所谓的“黄金房屋”应该不是“黄金制作的房屋”，而是“黄金色的房屋”之意，这就与同一时期王世懋来闽南看到的“黄屋”有惊人的相似了。
以上两则文献资料明白无误地说明，至迟到明代中后期闽南官式民居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它不是“红”砖建筑而是“黄”砖建筑。对此，笔者最初也感到万分困惑。然而，当看到这些数量众多的宋元时期红瓦当的颜色就完全明白了，它们确实也不符合我们今天红色的严格标准，其实当时闽南民居用砖正如王世懋所言就是一种以黄色为总基调的介于黄、红之间的颜色。不仅是民间建筑，宋元时期墓葬用砖也同是这一色调。看来，我们今天早已约定俗成的“红砖建筑”其实应是“黄砖建筑”。或许还会有人觉得难以置信，然而，如果你回过头来仔细审视周围现有众多古大厝，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沮丧，因为就是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传统古厝砖瓦颜色竟然“黄的基调远大于红色基调”，而真正意义上的红砖建筑可谓少之又少，看来古人之言不谬也！
当然，不管是红砖，抑或是黄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闽南红砖是古代闽南制砖工匠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重要分支，而非西方红砖文化的“舶来品”。
最后，就是闽南民居红砖建筑的僭越违制问题。
相信每一位外地来的人看到传统红砖古厝时都会被它的富丽堂皇、气势宏大所震撼，认为这种透着皇家范儿的传统民居不应该是普通老百姓住的房屋。那么闽南民居建筑在封建社会是否存在严重僭越违制的问题。闽南传统红砖民居，当地人称之为“皇宫起”，所谓“皇宫起”其实应为“起‘皇宫’”或“‘皇宫’被起”，这是古文中常用的一种语法，即动宾结构词组，宾语本应放在动词前，但为了强调宾语而将其前置了，其意即“建造皇宫”之意。然而，这种观点绝对有点不靠谱。我们说，既然皇帝在封建社会是至高无上的，皇宫也是最美的、最豪华的，那么在古代随意建造皇宫样式的房屋则为传统礼制所不允许，因为那无疑是僭越身份的狂妄之举，轻者有牢狱之灾，重者则会掉脑袋。联系着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皇宫起”还有一种解释即“皇宫起”应即“黄宫起”的讹传，实乃“建造‘黄色’房子”之意，这不但与前面历史文献相吻合，同时也为考古出土物及现存传统民居相印证。
由于我国唐宋时期以后，黄色便逐渐作为最高贵的颜色而为皇家所垄断。如，唐高宗曾下令“﹙庶民﹚一切不许着黄”，而“黄袍”因为帝王专用而成为皇权的象征。虽然具体规定涉及到地方建筑民居上是否有很大的效力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而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政策酷苛、等级制度森严的明代，于是人们为了趋利避嫌，才会杜撰出各种与皇亲国戚有关的民间传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