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和8日是2020年全国高考的日子。疫情没有阻止这一对国人来说无比重要时刻的到来。这就像一个隐喻，无论经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都不能阻止国人对改变命运的不懈追求。
　　就在高考的前几天，7月3日，山东方面公布了对苟晶举报高考被冒名顶替的调查处理情况。从通报来看，苟晶举报的基本事实是成立的，1997年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后，真苟晶继续复读，假“苟晶”则在北京煤炭工业学校读书。神奇的是，毫不知情的苟晶，第二年仍能继续参加高考。更神奇的是，顶替者参加工作后，又成功地再将户籍姓名改回真名。
　　23年后，当年的幕后操作被揭开，参与其中的当事人，有的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
　　从陈春秀、王丽丽到苟晶，发生在山东的这些高考被冒名顶替案件，在舆论场掀起巨大的波澜。每一起成功的高考冒名顶替，都像一段当代版的“拍案惊奇”。只不过，相比于陈春秀、王丽丽，苟晶的举报话题性更强，围绕苟晶的舆论出现了分裂。

机会的平等开放

　　但无论什么样的非议，都改变不了苟晶是受害者的事实。重要的是，不管举报者本人内心是怎么想的，没有她们的勇气和坚持，那些十多年二十多年前的幕后操作很可能会被彻底尘封在历史之中。正是从她们的遭遇当中，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任何社会的公平价值都会有脆弱的一面，就像风云飘摇之中的烛火，如果得不到持续的和“顽固的”呵护，结果就是慢慢熄灭。
　　高考制度对国人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可以这样说，高考制度是中国社会最能彰显公平价值的制度，这与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科举制度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高考制度下，出身贫寒，经过努力有机会读最好的大学，跳出农村进入大城市甚至世界的广阔舞台。高考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制度，基础者，根基也。
　　正因为如此，也没有什么制度比高考制度更能牵动国人的敏感神经。无论社会阶层结构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高考的改变人生命运的意义从来没有被根本动摇，高考对于维系国人的公平感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减弱一分。
　　这种公平感就是机会的平等开放。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通过自然状态和无知之幕的假设，推演出公平社会的基本原则，即自由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平等原则又有两个子原则，第一个就是公平机会平等原则，各项职位及地位，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下，对所有人开放。
　　所谓无知之幕假设，是完全遮蔽了各方的利益、身份、地位和偏好之后，让人人在完全平等的公平环境下进行博弈。罗尔斯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只能去设想一种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落入悲惨境地的社会制度。
　　不管無知之幕假设有多少缺陷，当和高考冒名顶替案件结合起来看，就让人感到，现实有另外一种黑幕，让有的人可以利用身份和地位等优势，去把属于别人的上升机会占为己有。在罗尔斯那里，在作出选择之前，无知之幕不能揭开，而在现实中，挡住暗箱操作的黑幕必须被揭开。

不难发现，公开披露的受害案例多是发生在乡土社会基层的贫寒家庭身上。

　　在我们的一般印象中，高考制度应该是很严密的。从陈春秀、王丽丽、苟晶，包括山东查处的242人冒名顶替取得学历的受害者，再到过往披露的那些高考被冒名顶替者的遭遇，说明冒名顶替不能仅仅被当作是偶然的个别的“意外”。事情的发生虽然有当年的特殊时代条件的背景，比如信息化技术水平远不如今天—今天的信息化水平也极大降低了冒名顶替的可能性，但只要仔细梳理高考冒名顶替案件的各个通报的内容，就可以发现，技术只能解释一部分内容。应当引起思考的恰恰是技术不能解释的那些内容。

为什么是她们

　　目前公开的高考冒名顶替案件，涉及的链条非常长，从考试到入学，就涉及高中学校、招生机构、教育部门、基层政府、公安机关，一直到高校。不仅如此，毕业后参加工作，又涉及就业的单位和掌管户籍、档案等的部门。要能在这么长的链条上一直不出意外，实在是太难了。但现实是，事情不仅发生了，而且发生的面积可能还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要先从受害者身处的地方去找。
　　不难发现，公开披露的受害案例多是发生在乡土社会基层的贫寒家庭身上。“乡土社会的基层”是容易发生高考冒名顶替案件的土壤。不是说其他区域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从概率上说要小得多。
　　基本的原因在于，乡土社会的基层是熟人社会，对高考来说重要的相关各方，很容易形成圈子或者圈子之间的勾连。发生在那里的高考冒名顶替案件，折射的正是真实的政治生态。
　　比如，在苟晶被冒名顶替案件中，有一个环节是这样的：顶替者邱小慧的父亲邱印林是苟晶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在他的请托下，亲戚、镇长邱印水找到小孟派出所所长王卫中，安排出具姓名为苟晶的虚假户籍资料。邱小慧的长兄邱通，当时担任济宁市任城区唐口派出所民警，又找人办理了虚假《户口迁移证》。邱小慧以苟晶之名在济宁市任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参加工作后，为了将户籍姓名改回本名，又是已经担任任城区分局督察大队副大队长的哥哥出面，请托当地公安机关的干部，安排户籍警更改户籍姓名。
　　从将苟晶考生档案卡及准考证上的照片替换掉，涂改学生档案，到参加工作后的再次修改户籍，两头可以说都是在顶替者关系网的掌控之下，一方面是自己的家族势力，另一方面是关系网通过收买等手段进行的延伸。再加上制度的空子—表现为相关方的失职失责，整个看似不可能的完整链条就这样形成了。
　　而乡土社会的贫寒家庭，面对这样的关系网，处处表现出命运被人掌控而不自知，在博弈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陈春秀就回忆说，当年因为家里穷没电话，邮寄地址就写了邻居家，但邻居家始终没收到她的录取通知书，于是就认为自己落榜了，没再追问自己的录取情况。当别人可以偷偷更改自己的档案等资料时，本人却连最起码的问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年以后在登录学信网开始发现事情的真相，去县教育查询个人相关信息时，被告知的却是，需要她提供身份证以外的证明来证明自己是自己，无奈之下，村委会出具了一封证明信，但仍然没有任何进展，以后又陆续向公安、纪委等多部门反映情况，都没有得到有效答复。 　　如果说高考被冒名顶替是第一次伤害，那么维权之路上面对的失职失责，就是第二次伤害。即使勇敢地走上了维权之路，也很有可能在这些体制性障碍面前却步。“正义虽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事实却是，对很多人来说，正义不是缺席一段时间，而是可能已经永远的沉默了。多亏了陈春秀、王丽丽和苟晶等人的勇气和坚持，黑幕的一角终于被掀开。
　　请注意，让基层的贫寒家庭子女能够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正是最能体现高考制度公平价值的地方。而正是这些人，也是高考冒名顶替链条最容易伤害到的群体。有关方面严肃查处这些案件，十几二十几年后仍然要追究相关人等的法律责任，不仅没有抹黑高考制度，而是极大维护了高考制度的公平。这也是评价苟晶举报行为的基本价值支点。

博弈走向更加平衡

　　即使像苟晶这样面临非议的，不管你指责她有些说辞与事实不符也好，还是指责她善于“借势”也好，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如果一个不完美受害者可以如此被“反转”的话，如果因为顶替者是班主任的女儿、顶替的名额是苟晶自愿放弃的，事情就可以被原谅的话，那么大家所关心的陈春秀等人的遭遇也就是迟早要发生的—不仅会发生在陈春秀身上，而且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诉诸舆论、善于“借势”等等，改变的只是博弈的平衡，准确地说是让博弈变得更加平衡。这个事情的发生，和多年前受害者的命运被人操控，在时间跨度上很长，但绝不能割裂开来看，因为陈春秀、王丽丽和苟晶等人今天已经摆脱了原来乡土社会的基层的关系网的掌控。

能抵抗潜规则的人往往不多，而容易做潜规则俘虏的人往往很多，包括那些受害者。

　　在那种掌控之下，受害者碰到的只能是一面面難以翻过去的墙，一个贫寒家庭不仅要面临极大的权力不对等关系，而且要面临乡土社会人情世故的束缚。但在内部不断开放、社会大流动持续进行的中国，已经走出农村的她们，不需要再面对这样的权力关系的压力，也不再受人情世故的牵绊—面对前来游说、承诺开价一定很满意的中间人，陈春秀们一定只会感到再次受到了羞辱。
　　在很多人那里，中间人带来的是好处，但权利意识觉醒了的陈春秀们，感受到的只是当初伤害自己的那套逻辑又想再来搞定自己。
　　仔细想想，难道没有受害者已经无奈地被这种逻辑摆平了？
　　从报道可以知道，在当地，对于高考冒名顶替，人们是多有议论的。一个隐秘的冒名顶替链条，慢慢变成了半公开的秘密，说明这样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为潜规则。潜规则和个别的“意外”完全不同，它往往攀附着明规则顽强地生存。潜规则还意味着，人们说起来都会痛恨它，但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往往又想利用这个潜规则。能抵抗潜规则的人往往不多，而容易做潜规则俘虏的人往往很多，包括那些受害者。
　　改变的希望就是让事情彻底跳出原来乡土社会的基层所能掌控的范围。陈春秀、王丽丽和苟晶等人推动了这个进程，她们打破了那些以为仍然可以像当年一样，摆平一切的人们的幻想。
　　回到前面提到的罗尔斯的正义观，在当代中国守护社会公平，一定要首先最大化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还记得上一个引起重大争论的高考话题是什么吗？是多年前逐步尝试的高校的自主招生，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争论，16年后也被叫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自主招生很容易变成暗箱操作（这已经为陆续曝出的自主招生中的腐败所证明），而这对贫寒家庭子弟的影响最大。
　　守住贫寒子弟的上升的希望，才能守住这个国家的希望。高考冒名顶替案件说明，照亮贫寒子弟的那点公平之光，随时会有风吹雨打发生。围绕他们所应实现的社会公平还处于远远不足的状态。
　　感谢陈春秀、王丽丽和苟晶等人，她们是记者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