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以不自爱。1942年，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先生在作《四勉》《一戒》时指出：“凡爱之深者，必有所欲，故曰爱之欲其生，又曰爱之欲其富。惟自爱者必养其仁义之良心，既不贪不义之生，亦不羡不仁之富，其有所欲，则欲己之立，欲己之达也。己立，是能得合理的生存，而为善自乐；己达，是能受良好的教育，而行义咸宜。”这表明自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尤其是在学术上做到“不贪人功”，更是可贵的学者风范。
　　鲁迅：“照单全收”
　　鲁迅以杂文闻名于世，其实，他治学也严谨有方，为人称道。《中国小说史略》是他的学术代表作，凝聚了他很多心血。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鲁迅不轻易采信同代学人的观点，对胡适却是个例外。他引证胡适的观点，不仅次数多，而且每次引证，几乎照单全收，没有半点怀疑。例如，在论及《水浒传》一百一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同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性情、《镜花缘》的主题思想等问题，他都引了胡适相关的见解，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评析《红楼梦》时，更是大段引用，不存异议。如，胡适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鲁迅完全赞同：“殆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他还特别注明这是胡适考证的结果，以示不贪功之心。
　　孙冶方：“不能遗漏”
　　1983年2月22日，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叮嘱学生吴敬琏和张卓元：“将来，替我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把刊登在1956年第六期《经济研究》上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中的后记原文附上，不能遗漏！”是什么样的后记让孙冶方弥留之际还念念在心呢？原来，孙冶方曾在那篇后记中这样写道：“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顾准的笔名）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证给我看……”这段话表明，顾准曾向孙冶方提出过关于价值规律的看法，顾准才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孙冶方执意要补上这篇后记，为的是尊重实事，不贪人功。
　　金毓黼：“不出也罢”
　　金毓黼是上世纪上半叶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在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一书时，学者向达、王重民将他们在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抄录的相关文件提供给金毓黼编了进去。然而，当该书再版时，恰逢动乱时局，向达、王重民已被列为“右派分子”，不能再“招摇过市”了。当出版社方面要求将两人的名字去掉时，金毓黼断然表示：“我决不做这样的事，不署他们的名字，不出也罢！”家人写信劝金毓黼识时务，金毓黼却回复：“此书材料之来源，悉出自两君，若没其不言，几同于余攘为己有，余不肯为，亦不忍为也！”原来，在金毓黼看来，如果《太平天国史料》再版没有了向、王二人的名字，那他俩的成果就等于是被作为编纂者的自己“攘为己有”了。如今，像金先生这样的学人，“一是一，二是二”，已经少见了。
　　俞平伯：“奇思妙想”
　　俞平伯早年以诗歌、散文享誉文坛，同时潜心研究诗词，还在大学开设“词课”。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读词偶得》。书中，有一文论说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内有一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晚年，俞平伯撰写并修改了《唐宋词选释》。在赏析李煜的那首词时，俞平伯将“独自莫凭栏”改为了“独自暮凭栏”。给学生上课时，俞平伯说明了改动的缘由。学生感叹俞平伯的“奇思妙想”，俞平伯却向学生强调，这是听取了废名的意见，不是自己的“灵感”。当年的学生、后来的学者吴小如感慨：“平伯师不仅从善如流，而且不掠人之美。这对于他们的学生来说，不独长了见识，而且从老师的身教中大获裨益。”
　　王蒙：“神来之笔”
　　《青春万岁》是作家王蒙的处女作，也是他步入文坛的代表作。此书中，北京女二中那群高三学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这部小说的序言也让人记忆犹新。因为它不是故作谦虚的自序，也不是托人溢美的他言，而是一首关于青春的诗。诗的开场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多么新奇的修辞，多么美好的意境。然而，这最精彩的一句却不是王蒙的神来之笔，而是出自邵燕祥之手。对此，王蒙念念不忘，却始终苦于没有好机会言明。半个多世纪后，王蒙在自传《半生多事》里作了交代，以示谢意：“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王蒙不掩邵燕祥的修改之功，可见厚道。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肇庆外国语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