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4日，大川周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法庭上，他前一天打了东条英机的脑袋。上午八点半，大法官威廉·韦布在议事厅内考虑了一下，同意大川周明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和主辩护律师贝弗利·科尔曼上尉的请求，让他接受是否具有出庭能力的检查。
　　大川周明和其他被告一起被送回巢鸭监狱。路上，他说，他在东京一间艺伎馆预订了餐桌，邀请大家和他一起去。那天晚些时候，他住进了三六一驻地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在病房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对护士颐指气使。不过到了夜晚，他睡得很好。
　　几天后，祖父到检查室时发现大川周明已经在等着了，他们两个人的形象构成了奇怪的画面：一个是高瘦邋遢的59岁的日本人，戴着厚厚的眼镜；另一个是比他矮了很多的31岁的美国人，穿着笔挺的制服。大川周明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说他“快乐似神仙”。
　　很明显，是“欣快症”的症状。祖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它写进了正式报告中。
　　大川周明稍微平静下来后，祖父问起他的个人经历。他清晰而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生平。当谈到精神健康时，大川周明有点生气。他承认他拥有某种奇异的力量，比如吻一下就能杀死一个人，他说他用这种方法杀死了两个中国人，但还得杀害几百人，才能检验这一机制的有效性。
　　祖父问大川周明是否有幻觉。“是启示。”大川周明回答。祖父问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打东条英机，他说他想杀死东条英机，因为他深爱着东条英机，想保护东条英机的家人免受审判的羞辱。
　　他在演戏？或是在扮演精神疾病患者？祖父如此自问。
　　之后祖父开始给他做身体检查，第一项重大异常是在反射检查时发现的。祖父用小锤子敲了敲他的两腿膝盖反射区，他踢了一脚，但反应很弱。祖父想到了一个可能，接着检查大川周明的眼睛，猜测变成确定的结论——性病，那些可笑的幻想或是风趣的洞见都可能来自于性病。化验结果证实了祖父的猜想，大川周明的脑部受到梅毒感染。
　　有人悄悄议论大川周明是在装病，这让祖父有所怀疑，但祖父相信自己的专业经验。辩方的内村医生和祖父得出相同的结论，一致认为大川周明没有能力出庭。大川周明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1946年末，大川周明的神志恢复了清醒，十月，他写了一份500頁的手稿，主题是统一全世界的宗教。
　　大川周明继续住在精神病院中，他靠翻译来打发时间。1948年做结案陈词时，辩方多次提到他的病，企图全盘否定控方的指责。
　　1948年11月，距最初开庭大约两年前，东京审判结束。尽管大川周明没有出庭，判决依然将他置于整块阴谋的核心位置。
　　东京审判结束时，大川周明逃脱了，最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已经对战后的正义厌倦了。
　　1948年12月25日，七名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在巢鸭监狱外被绞死，大川周明躺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思考着他们的命运，他几个星期前把《古兰经》翻译完了。
　　战后美国人一直抱着一个想法：公正地审判，然后处死。祖父的思路和他们不同，或许他简单地把临床上的发疯等同于没有能力出庭。或许他是用理智来判断，或许他回想起他的母亲因为发疯而摆脱谋杀的指控，他明白他的存在即是为了证明疯狂和罪孽不是一回事，然后得出结论：病人应该接受治疗，而非遭受惩罚——无论是多么打击我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摘自《逃脱东京审判》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