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是中国的十大商帮之一。不少商帮历经荣辱沉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宁波帮”依然长盛不衰，活跃在世界各地。邵逸夫、包玉刚、董浩云、李达三、曹光彪、王宽诚等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据宁波帮博物馆提供的数据，目前“宁波帮”所经营的事业已经拓展到工商、科教、文化等各个领域，活跃在世界10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宁波帮”人数达42.7万人。
　　“宁波帮”之所以经久不衰、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艰辛的创业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至今影响力巨大的“宁波帮”文化。这种文化既以中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义礼”为基础，又融合了宁波当地开拓创新、兼容并包的海洋文化。
　　团结开拓
　　“宁波帮”也称甬商，泛指旧宁波府属地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6县在外地的商人。清末民初有俗语道“无宁不成市”，可见宁波商人涉足地域之广，影响之大。
　　“宁波帮”的兴起与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联。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但是地少人多。宁波有句谚语“要窜头，海三湾”，意思就是要发迹，就要出海闯世界。宁波人不愿在狭小的家园抱残守缺，碌碌无为，宁愿背井离乡，拼搏创业。所以宁波自古就有泛海航贾、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
　　《定海县志》记载，自唐朝开始，宁波就有从事海外贸易者。海上丝绸之路又使宁波在宋代名扬东南亚。清末上海开埠以来，宁波人如潮水般涌入，从最低微卑贱的劳动做起，终在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老一辈的宁波人还记得，麦熟季节夜间撮泥螺，下海之前有道雷打不动的程序——清点人数。然后一字排开，边赶海，边隔三差五吆喝旁边人的名字，听到的人要及时应答，“一个都不能少”。
　　险恶生存环境激发了宁波人的群体意识，与风浪搏斗的谋生方式培养了宁波人的合作精神。在日后“宁波帮”的发迹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重视团体的力量，善于发挥联合优势。
　　如上海开埠后大批涌入的宁波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通过同乡关系找到职业。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等名商大贾，早年也都是由同乡人或亲戚从宁波乡下带到上海学徒创业，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发迹的重要契机。
　　《鄞县通志》说，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在创业过程中，近代“宁波帮”借助家族同乡关系，相互支持、相互依存、风雨共济，抵御经营风险，得以度过艰难险阻。
　　典型的例子是1911年的“宁绍轮船公司事件”。当时经营沪甬航线的英商太古公司为了搞垮宁波商人刚成立的宁绍轮船公司，进行削价倾轧，致使宁绍公司亏损日甚，难以为继。为此旅沪宁波同乡会发起组织“宁波航业维持会”，集资予以补贴，并发动宁绍两地人士不乘载太古外轮，最后迫使英商妥协，宁绍公司转危为安。
　　兼容并包
　　海洋精神除了拼搏开拓，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作为通商口岸之一，洋人与外来文化源源不断地涌入。宁波人以包容性，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借助西方实行自由贸易之机，开拓国内外商贸、金融活动。
　　《觐县通志》记载：甬人具有冒险性，以是与西人接触较早，接受资本主义经营思想较快。与传统商帮晋、徽帮相比，“宁波帮”最早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的经营手腕和经济观念，这也使其能够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立足。
　　19世纪末，在上海经营钱庄的宁波商人意识到钱庄不久将被银行所替代，便设法成立了银行。1908年开业的四明银行是中国最早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组成的新式银行。此后“宁波帮”还创设划汇制度，办理地区收解、经营汇兑，同时还建立二七宝银为实货的九八规元虚银本位制，成为旧上海金融业的翘楚。
　　金融立足之后，“宁波帮”更是将商业、金融、工业、航运紧密结合，同时并举，使资本得到了最大运用。
　　《定海县志》说“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善于捕捉机遇，锐意开拓新领域，是“宁波帮”循序崛起的秘诀。
　　宁波籍实业家竺梅先在经营民丰、华丰造纸厂的过程中，不断改进传统产品。1923年民丰、华丰造纸厂又试制“帆船牌”卷烟纸成功，成为民族资本企业中最早生产卷烟纸的厂家。此后获得当局认可的卷烟纸制造专利权，“帆船牌”卷烟纸畅销于国内市场，为民丰、华丰厂带来了更大的利润。
　　在历史上，“宁波帮”不止一次表现出敢为人先的胆魄。1887年慈溪人严信厚在宁波联络本地实业家，集资5万两白银，于宁波北郊湾头创办通久源轧花厂，这是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之后严信厚拉股集资45万银元。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
　　其实，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第一家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均出自“宁波帮”。
　　进入20世纪以后，为了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较大规模的“宁波帮”企业纷纷改制，譬如1901年商务印书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也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契机，也使得“宁波帮”日益兴盛。
　　儒学为基础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宁波也不例外。儒家文化强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也贯彻在“宁波帮”的经营思路中。
　　《抹云楼家信》记载，素有上海钱业界领袖之称的秦润卿从事钱业50多年，自奉俭约，不吸烟，不饮酒，不玩牌，不赌钱，“抱定勤俭为宗旨，事无论大小与难易，分所为之，无不量力赴之”。
　　而儒家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也让“宁波帮”十分注重诚信。慈溪药材商乐氏于清康熙年间在北京创办了药铺——同仁堂。历代同仁堂人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务求真货而不惜重金，配方未敢有丝毫差错。同仁堂历经300年不衰，成为“宁波帮”事业的代表之一。
　　宁波人开设的钱庄，也以其信用卓著而闻名于世。历史上，宁波有“赊销码头”和“过账码头”之称，商品买卖多凭信用放账，大大方便了商品流通。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宁波商人在经营方式上，大多不谋暴利，而是从长计议，坚持薄利多销，长期稳定经营，积小成多，成就自己的事业。事实证明，在贫穷落后、消费水平很低的近代中国，这是一种成功的经营方针。
　　拜师学艺，曾是众多宁波子弟跨入商界的必修课。清末民初，宁波城乡的少年，无论其家庭贫富，一般都要被送到店铺拜师学艺。他们在师傅那里学生意，也学为人处世之道。传统的“宁波帮”提倡儒家的勤俭、务实、忠诚、守信等传统道德，力戒赌博、偷盗、懒惰、不孝等陋习。这一精神，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宁波籍学徒传承了下来。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被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也是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近代宁波商人也深知“善用人才者胜”，他们认为用人的关键在于善任与厚待，这样才能使之尽心竭力地为己所用，同时也能使上下之间和谐共处。
　　“宁波帮”重视人才培养。大买办穆炳元就曾广收宁波人做学徒，教会他们如何同外国人做生意。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宁波人充当买办。史料记载，宁波籍买办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现，但它重视人才培养，因而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后来者居上，超越了香山籍买办，成为近代中国买办中最大的群体。这为同外商广泛建立经贸联系提供了方便，也为“宁波帮”大力拓展海外业务提供了条件。
　　仁义是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宁波自古就有“义乡”之称。“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的“仁厚”品质可以说是“宁波帮”的共性。取得事业成功的宁波商人总忘记不了桑梓故土。曾经宁波商人做得最多的两件事情：一是修祠堂，二是建“义庄”。
　　近代，宁波帮更是把仁义之举投向了教育、医疗、公益事业等方面。助学楷模邵逸夫，在中国多所重点大学捐建了逸夫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1月，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