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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年年底，在网络上见《武汉晨报》刊出一篇题为《坡上的云：日本近代的历史》的文章：
《坡上的云》是日本文坛巨匠司马辽太郎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这位擅长把严肃的日本历史用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调撰写成小说的大师的代表作之一。所谓“坡上的云”，是指经历过战争末期的司马辽太郎，看着日本一步步正常起来充满了深深的感慨。当时的日本刚刚打开国门从封建皇朝中觉醒，向往并且焦急地努力学习西方国家的各种先进文化，有语谓之“朝着坡上一门心思前进的云”，于是有了《坡上的云》这个名字。
此时日本NHK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司马辽太郎小说改编的《坡上的云》连续剧的第二部分。连续剧共十三集，计划分三次分别在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播出，去年年底是第二年播放第二部分，要看完此剧要等到今年12月播放第三部分。正如《武汉晨报》文章中所言，电视台安排的“播出时间跨度却非常长”，对于该剧的收视率有相当的自信，是因为“司马辽太郎的金字招牌当然居功至伟”。今天资讯传播神速，日本影视娱乐圈开播《坡上的云》的消息也很快出现在我国媒体上。但是，我国媒体却不知也因为《坡上的云》连续剧的播放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热点，所以自2009年起至今一年多间，《坡上的云》与司马其他的历史小说中隐含的“司马史观”，再度成为学术界左翼学者，特别史学界的左翼的批判对象，这里只简略介绍两本代表性的著作。中村政则的《坡上的云与司马史观》（《坂の上の雲と司馬史観》，岩波书店，2009年11月）和和田春树的《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日露戦争：起源と開戦》，岩波书店，2009年12月）。
中村政则是批判司马史观的最主要左翼史学家（2008年，人大出版社推出他的《日本战后史》中译本）。他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批判“司马史观”，1997年就出版了一本《如何读近现代史：责问司马史观》。书中，中村认为，“司马史观”实质是右翼“自由主义史观”的老师、前辈。1990年代中期，藤冈信胜等右翼学者组织起一个“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打出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旗号，为右翼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辩护，提出战后学术界左翼占主流的历史观是“自虐史观”、“反日史观”，所以“自由主义史观”也被称为“靖国史观”。藤冈胜信在他的最初代表作《被污辱的近现代史》（德间书店，1996）中也承认“司马史观意义极大，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司马辽太郎的作品，历史学界要从战后（自虐）史观中解脱出来是难以想象的。”其实，司马作品影响力极大，也是中村等左翼历史学家要批判司马史观的原因之一。司马辽太郎的作品销售量超过2亿册，被日本媒体神化为“国民作家”，拥有大量读者。连自民党和现在执政民主党不少政客都是司马辽太郎的粉丝。因此2008年7月，听到NHK要放映《坡上的云》电视连续剧后，中村政则针锋相对对文化界做过一次题为“《坡上的云》说些什么——在开拍连续剧之际”的演讲（以后又做过五六次雷同的演讲）。《坡上的云与司马史观》就是由这次演讲稿和11年前出版的那本书扩展而成，也赶在电视剧首播之时出版。
照中村政则的话来说，小说《坡上的云》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小说讴歌三位拥有超人才华和忧国爱民、志向远大的挚友的人生——投笔从戎、屡建战功军人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兄弟俩与同时代夏目漱石齐名的作家正冈子规。三人都拾坡而上，仰望蓝天间一朵白云——象征着明治时期的时代进步和美好的社会理想。中村在后记中说自己之所以要批判《坡上的云》（和司马其他的历史小说），是因为司马辽太郎不仅在文学性的人物塑造之余不时要插入史论，还强调自己的《坡上的云》“是不是小说，还是个问题，因为几乎100%都拘泥于事实来写的”。（224-225页）读者在赏识其艺术性的一面，也把它作为信史来读，作者的夹叙夹议，犹如一种历史评论。在小说连载完引起极大反响的70年代，日本历史学界有人就把它的总和叫做“司马史观”。在历史学者中村、和田等人看来，司马及其《坡上的云》要超越小说和文学虚构的框架，以貌似真实的历史面貌出现，不仅在学理上不能容忍，而且其建立在一些对史实错误认定基础上的“时评”也是需要澄清的，尤其是他对全体国民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中村甚至说“讨论司马，就是讨论日本文化！”中村认为，要最概括地说明“司马史观”特征的话，那就是他把日本近现代史割裂为“明治光明，进入昭和黑暗起来”。即明治时代是走上坡路，社会不断进步；日俄战争是个分水岭，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得陇望蜀，就走上军国主义邪道了。自明治维新起，历史每40年一个循环，1945年开始时运又好转，但是到了1980年代，政府不控制房地产投机，司马辽太郎1990年感叹，连国土都作为投机的短暂繁荣，标志40年的好日子已完了，进入灾难周期了。1989年起日本的泡沫经济破产起已持续20年，今天他的粉丝读者更感到他生前预言的40年循环说之灵验。与拙文《日本模式》（刊于2010年第12期《中国图书评论》）介绍的美国“日本学”的左派学者呼应（中村政则是《作为历史的战后日本》日文版的监译者），中村认为明治时期本身也孕育着致命弱点，是以后走上军国主义的基础，也是战后日本社会病灶的源头，历史有其自身的连续性。中村指出，司马强调昭和年间统帅权落到陆军军阀手中，是国家变质的根本原因，其实则不然。1878年参谋本部独立成政府控制之外的机构、1882年出台的军人敕谕、1893年军令部独立、1900年现役军人任军部大臣等军部，一步一步逼近建立完全掌握统帅权、逐步升级的制度都是发生在明治时期。中村还指出，《坡上的云》的背景是日俄战争，司马史观要害在于对日俄战争性质的错误认识，对于日本来说是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还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战争？虽然与藤冈胜信完全把开战责任归咎于沙俄相比，司马还承认日本需对战争发生负20%责任。司马虽然看到日俄战争取胜后日本国民的恶性民族主义高涨是一种误国的“狂气”，但这种盲动的狂气不是突然产生的，其根源也在明治，明治年间形成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如司马、藤冈所认为的是一种健康的意识形态。司马的历史小说遇到不符合自己史观的史实，总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比如，在《坡上的云》中，读不到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朝鲜的暴行：攻入皇宫、杀害亲俄的闵妃，吓得高宗逃入俄国使馆。暴行本身导致高宗更加倒向沙俄，但是司马无视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竟然说“日本士兵中没有发生过一件抢夺事件”。日俄战争的最终结果，朝鲜完全沦为殖民地。中村认为，和藤冈胜信一样，司马遇到与己立场不一致的史实，因为自虐而回避。
二
年逾70的和田春树的巨著《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也是在《坡上的云》连续剧首播之际出版的。在第一章中，和田春树进行了漫长的文献回顾。从准备到撰写该书过程中，他巨细无遗地阅读了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俄苏、韩国、英美学者汗牛充栋的先行研究。20世纪中，各国先行研究者们辛劳耕耘，不断挖掘出新史料，日俄战争的真貌才逐渐丰满起来。进入21世纪后他本人也不辞劳苦7次前往俄罗斯搜集史料，在这个基础上写成这本上下两册将近千页巨著。读了他的这段漫长文献回顾，笔者感叹历史学这门古老、传统、成熟的学科也许正是人文学科中最需要从业者具有非凡的耐心和勤劳品性的一门学科。《周刊文春》曾刊出过这样佳话：司马辽太郎写作《坡上的云》之前，让神田的旧书店给他送去一卡车史料，而且几乎每页都亲自过目，所以读者一般都相信他的历史小说史实性胜过历史学家的著作。和田春树在第一章“为何爆发日俄战争”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醒目的“司马辽太郎的观点”，表达自己与其对抗的立场。他援引了20多条司马在《坡上的云》中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所作的辩解（反复强调日本是在沙俄逼迫下，即感到安全受到威胁被动地应战、为了保卫祖国，不得不开战）之后，开门见山表示要以俄罗斯的新史料，来否定“司马史观”：“司马辽太郎在这作品中一贯强调是俄罗斯显示出侵略意图，让日本人强烈感觉到俄罗斯扩张的威胁”，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日本人真是因为被迫与俄罗斯一战，以此作为国民的宿命的任务所以才拼命准备战争的吗？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这样的认识从历史来看是正确无误的吗？”（5页）和田的书名虽然是“日俄战争”，但是实际上详细的叙述，正如其副标题所示，只写到开战（第九章）为止，在最后的第十章，与书的开首相呼应，回答了日俄战争为何发生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和田的新著在俄方史料发掘上的贡献之一，也是否定司马的结论——日本只是被动应战的、被逼与俄战争最具有杀伤力的证据。和田多次赴俄搜索史料最大的收获是，查到尼古拉二世的私人幕僚、远东事务委员会委员贝索波拉佐夫在战争爆发前的1904年1月10日提出的回避战争的、俄日媾和案。而贝索波拉佐夫被司马辽太郎描绘成“主战派”的领头人，提出“俄国完全没有必要把势力扩大到辽东半岛以南的中国内地和朝鲜半岛,那样只会削弱俄罗斯”。据当时媒体报道，日本外务省是1月12日获悉这一提案。而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事先(1月8日)已获得提案之大概，与总理桂太郎、陆海军大臣商量后，仍坚持与俄开战的方针，12日在御前会议决定了与俄开战。2月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和田强调的，历史并非如司马辽太郎所描述的俄国决策层都是铁板一块、坚决主张决一雌雄对日开战的。俄国决策层也有反对强硬战争对抗政策的鸽派存在。即使俄国有南下满洲的野心，至少在1904年暂时不想在朝鲜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倒是希望朝鲜政局动荡之后，朝鲜半岛的难民流入俄国的远东，有利于解决远东所缺少的劳动力问题。
尽管和田拿出了有力的物证，日本学界还是有反驳和田的观点，最主要的理由是：1903年开始，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谈判对象是俄国远东地区总督亚历克山夫，而不是贝索波拉佐。贝索波拉佐提案只是作为一个私人提案，并不能代表政府立场。然而，事实是贝索波拉佐尼古拉二世的顾问，开展前任外交大臣。我想，这类琐屑的争议不是最主要的。同样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解读结论并不奇怪，可是如果站在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立场看来，不管俄、日两国哪一方更迫不及待、更依仗武力，今天的历史研究者都不能以对方更迫不及待、更依仗武力、更早出手为理由，美化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而且，真要依照史实的话，甲午战争以后的10年中，朝鲜的高宗始终希望借助俄国的力量来遏制日本对其主权侵犯，尽管是不得已之举，俄国对朝鲜干涉还有点“事出有因”。
民族主义再度兴盛的21世纪初的今天，和田春树的《日俄战争》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无疑也有相当学术价值，何况日俄战争本身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企盼该书中文版早日问世。
三
日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要求与既成列强平起平坐，并非追求一种真的民族平等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到手的殖民地或强占之地民族的多元性，以后的40年中不断打出明显自欺欺人的“满洲国五族协和”、“日满支三国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民族主义成为实施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形态手段。严重问题是，追求共和的中国辛亥志士们竟然照单全收这种理论和手法。比如，所谓国民党内的理论家、日本通戴季陶在其“名著”《日本论》中有一段专门谈“孙中山最知己日本朋友：把俄国舰队打得片甲不存”。这个“最知己朋友”也就是司马辽太郎《坡上的云》中三个主角之一——秋山真之。戴季陶对秋山真之依靠一种“坚确的信念”打败波罗的海舰队赞不绝口：
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和总理（孙中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
可见明治时期的负面历史遗产——以亚洲主义名义出现的的民族主义，也腐蚀辛亥志士。戴季陶赞美的秋山、桂太郎都是日俄战争中主角。20年后，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做的“大亚细亚主义”演讲中，依然高度评价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积极意义。[《近代国家的摸索》（《近代国家への摸索》，岩波新书，2010月12月，55-59页）]百年后在全球化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转入“40年循环论”最黯淡时期的日本，今天《坡上的云》所宣传“司马史观”中的民族主义，是大好时机，还是孕育着更大的危机？更让人担心的是“司马史观”的思维方法在盛世的中国还有很大市场。
（责任编辑 王倩）
去年年底，在网络上见《武汉晨报》刊出一篇题为《坡上的云：日本近代的历史》的文章：
《坡上的云》是日本文坛巨匠司马辽太郎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这位擅长把严肃的日本历史用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调撰写成小说的大师的代表作之一。所谓“坡上的云”，是指经历过战争末期的司马辽太郎，看着日本一步步正常起来充满了深深的感慨。当时的日本刚刚打开国门从封建皇朝中觉醒，向往并且焦急地努力学习西方国家的各种先进文化，有语谓之“朝着坡上一门心思前进的云”，于是有了《坡上的云》这个名字。
此时日本NHK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司马辽太郎小说改编的《坡上的云》连续剧的第二部分。连续剧共十三集，计划分三次分别在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播出，去年年底是第二年播放第二部分，要看完此剧要等到今年12月播放第三部分。正如《武汉晨报》文章中所言，电视台安排的“播出时间跨度却非常长”，对于该剧的收视率有相当的自信，是因为“司马辽太郎的金字招牌当然居功至伟”。今天资讯传播神速，日本影视娱乐圈开播《坡上的云》的消息也很快出现在我国媒体上。但是，我国媒体却不知也因为《坡上的云》连续剧的播放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热点，所以自2009年起至今一年多间，《坡上的云》与司马其他的历史小说中隐含的“司马史观”，再度成为学术界左翼学者，特别史学界的左翼的批判对象，这里只简略介绍两本代表性的著作。中村政则的《坡上的云与司马史观》（《坂の上の雲と司馬史観》，岩波书店，2009年11月）和和田春树的《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日露戦争：起源と開戦》，岩波书店，2009年12月）。
中村政则是批判司马史观的最主要左翼史学家（2008年，人大出版社推出他的《日本战后史》中译本）。他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批判“司马史观”，1997年就出版了一本《如何读近现代史：责问司马史观》。书中，中村认为，“司马史观”实质是右翼“自由主义史观”的老师、前辈。1990年代中期，藤冈信胜等右翼学者组织起一个“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打出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旗号，为右翼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辩护，提出战后学术界左翼占主流的历史观是“自虐史观”、“反日史观”，所以“自由主义史观”也被称为“靖国史观”。藤冈胜信在他的最初代表作《被污辱的近现代史》（德间书店，1996）中也承认“司马史观意义极大，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司马辽太郎的作品，历史学界要从战后（自虐）史观中解脱出来是难以想象的。”其实，司马作品影响力极大，也是中村等左翼历史学家要批判司马史观的原因之一。司马辽太郎的作品销售量超过2亿册，被日本媒体神化为“国民作家”，拥有大量读者。连自民党和现在执政民主党不少政客都是司马辽太郎的粉丝。因此2008年7月，听到NHK要放映《坡上的云》电视连续剧后，中村政则针锋相对对文化界做过一次题为“《坡上的云》说些什么——在开拍连续剧之际”的演讲（以后又做过五六次雷同的演讲）。《坡上的云与司马史观》就是由这次演讲稿和11年前出版的那本书扩展而成，也赶在电视剧首播之时出版。
照中村政则的话来说，小说《坡上的云》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小说讴歌三位拥有超人才华和忧国爱民、志向远大的挚友的人生——投笔从戎、屡建战功军人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兄弟俩与同时代夏目漱石齐名的作家正冈子规。三人都拾坡而上，仰望蓝天间一朵白云——象征着明治时期的时代进步和美好的社会理想。中村在后记中说自己之所以要批判《坡上的云》（和司马其他的历史小说），是因为司马辽太郎不仅在文学性的人物塑造之余不时要插入史论，还强调自己的《坡上的云》“是不是小说，还是个问题，因为几乎100%都拘泥于事实来写的”。（224-225页）读者在赏识其艺术性的一面，也把它作为信史来读，作者的夹叙夹议，犹如一种历史评论。在小说连载完引起极大反响的70年代，日本历史学界有人就把它的总和叫做“司马史观”。在历史学者中村、和田等人看来，司马及其《坡上的云》要超越小说和文学虚构的框架，以貌似真实的历史面貌出现，不仅在学理上不能容忍，而且其建立在一些对史实错误认定基础上的“时评”也是需要澄清的，尤其是他对全体国民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中村甚至说“讨论司马，就是讨论日本文化！”中村认为，要最概括地说明“司马史观”特征的话，那就是他把日本近现代史割裂为“明治光明，进入昭和黑暗起来”。即明治时代是走上坡路，社会不断进步；日俄战争是个分水岭，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得陇望蜀，就走上军国主义邪道了。自明治维新起，历史每40年一个循环，1945年开始时运又好转，但是到了1980年代，政府不控制房地产投机，司马辽太郎1990年感叹，连国土都作为投机的短暂繁荣，标志40年的好日子已完了，进入灾难周期了。1989年起日本的泡沫经济破产起已持续20年，今天他的粉丝读者更感到他生前预言的40年循环说之灵验。与拙文《日本模式》（刊于2010年第12期《中国图书评论》）介绍的美国“日本学”的左派学者呼应（中村政则是《作为历史的战后日本》日文版的监译者），中村认为明治时期本身也孕育着致命弱点，是以后走上军国主义的基础，也是战后日本社会病灶的源头，历史有其自身的连续性。中村指出，司马强调昭和年间统帅权落到陆军军阀手中，是国家变质的根本原因，其实则不然。1878年参谋本部独立成政府控制之外的机构、1882年出台的军人敕谕、1893年军令部独立、1900年现役军人任军部大臣等军部，一步一步逼近建立完全掌握统帅权、逐步升级的制度都是发生在明治时期。中村还指出，《坡上的云》的背景是日俄战争，司马史观要害在于对日俄战争性质的错误认识，对于日本来说是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还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战争？虽然与藤冈胜信完全把开战责任归咎于沙俄相比，司马还承认日本需对战争发生负20%责任。司马虽然看到日俄战争取胜后日本国民的恶性民族主义高涨是一种误国的“狂气”，但这种盲动的狂气不是突然产生的，其根源也在明治，明治年间形成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如司马、藤冈所认为的是一种健康的意识形态。司马的历史小说遇到不符合自己史观的史实，总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比如，在《坡上的云》中，读不到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朝鲜的暴行：攻入皇宫、杀害亲俄的闵妃，吓得高宗逃入俄国使馆。暴行本身导致高宗更加倒向沙俄，但是司马无视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竟然说“日本士兵中没有发生过一件抢夺事件”。日俄战争的最终结果，朝鲜完全沦为殖民地。中村认为，和藤冈胜信一样，司马遇到与己立场不一致的史实，因为自虐而回避。
二
年逾70的和田春树的巨著《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也是在《坡上的云》连续剧首播之际出版的。在第一章中，和田春树进行了漫长的文献回顾。从准备到撰写该书过程中，他巨细无遗地阅读了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俄苏、韩国、英美学者汗牛充栋的先行研究。20世纪中，各国先行研究者们辛劳耕耘，不断挖掘出新史料，日俄战争的真貌才逐渐丰满起来。进入21世纪后他本人也不辞劳苦7次前往俄罗斯搜集史料，在这个基础上写成这本上下两册将近千页巨著。读了他的这段漫长文献回顾，笔者感叹历史学这门古老、传统、成熟的学科也许正是人文学科中最需要从业者具有非凡的耐心和勤劳品性的一门学科。《周刊文春》曾刊出过这样佳话：司马辽太郎写作《坡上的云》之前，让神田的旧书店给他送去一卡车史料，而且几乎每页都亲自过目，所以读者一般都相信他的历史小说史实性胜过历史学家的著作。和田春树在第一章“为何爆发日俄战争”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醒目的“司马辽太郎的观点”，表达自己与其对抗的立场。他援引了20多条司马在《坡上的云》中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所作的辩解（反复强调日本是在沙俄逼迫下，即感到安全受到威胁被动地应战、为了保卫祖国，不得不开战）之后，开门见山表示要以俄罗斯的新史料，来否定“司马史观”：“司马辽太郎在这作品中一贯强调是俄罗斯显示出侵略意图，让日本人强烈感觉到俄罗斯扩张的威胁”，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日本人真是因为被迫与俄罗斯一战，以此作为国民的宿命的任务所以才拼命准备战争的吗？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这样的认识从历史来看是正确无误的吗？”（5页）和田的书名虽然是“日俄战争”，但是实际上详细的叙述，正如其副标题所示，只写到开战（第九章）为止，在最后的第十章，与书的开首相呼应，回答了日俄战争为何发生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和田的新著在俄方史料发掘上的贡献之一，也是否定司马的结论——日本只是被动应战的、被逼与俄战争最具有杀伤力的证据。和田多次赴俄搜索史料最大的收获是，查到尼古拉二世的私人幕僚、远东事务委员会委员贝索波拉佐夫在战争爆发前的1904年1月10日提出的回避战争的、俄日媾和案。而贝索波拉佐夫被司马辽太郎描绘成“主战派”的领头人，提出“俄国完全没有必要把势力扩大到辽东半岛以南的中国内地和朝鲜半岛,那样只会削弱俄罗斯”。据当时媒体报道，日本外务省是1月12日获悉这一提案。而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事先(1月8日)已获得提案之大概，与总理桂太郎、陆海军大臣商量后，仍坚持与俄开战的方针，12日在御前会议决定了与俄开战。2月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和田强调的，历史并非如司马辽太郎所描述的俄国决策层都是铁板一块、坚决主张决一雌雄对日开战的。俄国决策层也有反对强硬战争对抗政策的鸽派存在。即使俄国有南下满洲的野心，至少在1904年暂时不想在朝鲜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倒是希望朝鲜政局动荡之后，朝鲜半岛的难民流入俄国的远东，有利于解决远东所缺少的劳动力问题。
尽管和田拿出了有力的物证，日本学界还是有反驳和田的观点，最主要的理由是：1903年开始，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谈判对象是俄国远东地区总督亚历克山夫，而不是贝索波拉佐。贝索波拉佐提案只是作为一个私人提案，并不能代表政府立场。然而，事实是贝索波拉佐尼古拉二世的顾问，开展前任外交大臣。我想，这类琐屑的争议不是最主要的。同样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解读结论并不奇怪，可是如果站在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立场看来，不管俄、日两国哪一方更迫不及待、更依仗武力，今天的历史研究者都不能以对方更迫不及待、更依仗武力、更早出手为理由，美化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而且，真要依照史实的话，甲午战争以后的10年中，朝鲜的高宗始终希望借助俄国的力量来遏制日本对其主权侵犯，尽管是不得已之举，俄国对朝鲜干涉还有点“事出有因”。
民族主义再度兴盛的21世纪初的今天，和田春树的《日俄战争》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无疑也有相当学术价值，何况日俄战争本身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企盼该书中文版早日问世。
三
日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要求与既成列强平起平坐，并非追求一种真的民族平等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到手的殖民地或强占之地民族的多元性，以后的40年中不断打出明显自欺欺人的“满洲国五族协和”、“日满支三国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民族主义成为实施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形态手段。严重问题是，追求共和的中国辛亥志士们竟然照单全收这种理论和手法。比如，所谓国民党内的理论家、日本通戴季陶在其“名著”《日本论》中有一段专门谈“孙中山最知己日本朋友：把俄国舰队打得片甲不存”。这个“最知己朋友”也就是司马辽太郎《坡上的云》中三个主角之一——秋山真之。戴季陶对秋山真之依靠一种“坚确的信念”打败波罗的海舰队赞不绝口：
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和总理（孙中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
可见明治时期的负面历史遗产——以亚洲主义名义出现的的民族主义，也腐蚀辛亥志士。戴季陶赞美的秋山、桂太郎都是日俄战争中主角。20年后，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做的“大亚细亚主义”演讲中，依然高度评价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积极意义。[《近代国家的摸索》（《近代国家への摸索》，岩波新书，2010月12月，55-59页）]百年后在全球化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转入“40年循环论”最黯淡时期的日本，今天《坡上的云》所宣传“司马史观”中的民族主义，是大好时机，还是孕育着更大的危机？更让人担心的是“司马史观”的思维方法在盛世的中国还有很大市场。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