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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洲镇位于大理市北部之平坝中，西面苍山，东临洱海，山明水秀，土地肥沃，经济繁荣，历史悠久。汉至晋为叶榆县治所，是滇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国至大理国时期为京畿要地，交通便利，水路、旱路直通上关、下关，出上关可至西藏，出下关可至昆明、四川、缅甸。早在南诏时期，喜洲商业、手工业就具有一定规模，清朝末年以后，喜洲陆续涌现出一批以商业为主的民族资本家，被当时的人们统称为“喜洲商帮”，其中，严、董、杨、尹“四大家”最为出名，“八中家”、“十二小家”次之，此外还有一大批大小不等的商号。他们主要经营矿砂、猪鬃、茶、丝、棉纱、棉布、鸦片、山货药材等，范围遍及滇西各地，许多人到昆明、四川、上海、武汉等地开设商号，有的还把商业发展到缅甸、印度、香港等地。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一些资本雄厚者将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在昆明、个旧、下关、喜洲等地创办工矿企业、原料加工业，或者投资开设银行。这些喜洲商人在获得丰厚财富的同时，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他们为主体的“喜洲商帮”成为云南省内第一大商帮。
本文谨就“喜洲商帮”的产生、“喜洲商帮”经商成功的原因、“喜洲商帮”对喜洲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做粗浅的探讨。
“喜洲商帮”的产生
喜洲自古以来就是大理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充分的部分，具有悠久的手工业、商业传统。从二千多年前连接中国与印度、缅甸、阿富汗乃至地中海的“蜀身毒道”到绵亘千年的“观音市”，无不留下喜洲商人的足迹。明清以后，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多，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喜洲人出门经商。从小商小贩逐渐积累，从挑担叫卖到开设商号，通过祖祖辈辈一点一滴，聚沙成塔的经营积累，喜洲人形成了对商业独特的认识和体验——经商，在喜洲从来不是按“仕农工商”的观念列入社会阶层的末等，而是和读书同等重要的人生成功路径。
但是，古代的商业贸易，如“蜀身毒道”、“观音市”等都不可能造就出真正意义上的“喜洲商帮”。因为，商业的实质是输通有无赚取差价，市场的大小、货物的种类数量直接决定了商业的规模和商人的赢利能力，从这个角度讲，喜洲商业质的飞跃是在清朝末年，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动荡而开始的。《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4对此有精要的评述：“云南地处边陲，交通梗阻，故货弃于地，商务晚开。洎乎法并越南、英吞缅甸，蒙自、河口、思茅、腾越、昆明相继辟为商埠，藩篱尽撤，门户洞开。迨滇越路成，西人之经济势力乃随之而深入，三迤商务亦因之丕变矣。向之家庭伎艺、稗贩贸迁，浸假俱为产业革命与经济侵略之怒潮所荡洗，而沦胥以亡。”西方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棉纱、棉布等洋货呼啸而入，冲击、瓦解、破坏着喜洲传统的家庭手工业，迫使许多城镇乡村人口从手工业、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商业，“藩篱尽撤”在客观上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商业的规模、内容及环境和以前相比有了本质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严子珍、董澄农等一批喜洲商人抓住机遇，适应市场，锐意进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后，纷纷创设商号，形成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一百二十个普通小家林立，商业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中规模较大的四大家是：“永昌祥”（创始人为严子珍、彭永昌、杨鸿春，后由严子珍独资经营）、“锡庆祥”（创始人为董澄农）、“鸿兴源”（创始人为杨鸿春）、“复春和”（创始人为尹辅成）。
二战以后，云南成为中国抗日物资输入的重要国际通道，对外贸易极大发展，地处滇湎公路枢纽地段的大理地区，成为当时各种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喜洲商人再一次抓住时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达到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永昌祥在1941年资本总额达二千多万银元；锡庆祥在1940年资本总额达一千五百多万元；鸿兴源和复春和解放前资本总额估计都在一千万元以上。
“喜洲商帮”经商成功的原因
“喜洲商帮”经商成功有许多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学徒做起、从基层开始，能吃苦，一步步积累而成。“永昌祥”的创始人严子珍“父承园，武庠生，以家贫兼营商业。镇圭生而颖异，年十二辍学，就父埠习贾，经商于大理、下关、会理、建昌间。”⑴即使后来严子珍生意越做越大，与江西人彭永昌、喜洲人杨鸿春合伙创建了“永昌祥”，还是让长子严燮成到另外一家商号当学徒，以锻炼其能力。“锡庆祥”的创始人董澄农“少孤，赖母氏抚育。稍长，遣就外傅，敏悟勤读，深为塾师所喜。万川目击母氏劳瘁，力请辍读习商，以减家累。初入商肆为学徒，躬执劳役，暇习书算。肆主知其能，委赴邻邑及省、榆间，采运商货。操奇计赢，悉中机宜，厥后遂自谋经商。”⑵从学徒做起，可以说是“喜洲商帮”的一个共同特点，通过日常具体的商业经营，喜洲商人养成了能吃苦的坚韧性格和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以诚信为经商根本。喜洲商人讲信誉、讲道德是十分突出的，他们曾经制定了《喜洲商帮从业人员须知》，提出了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和“职业修养原则”，归结起来就是：宗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箴言——涵养怒中气，谨防顺口言，斟酌忙里错，爱惜有时钱。“永昌祥”还制定了“号规十条”，其中心内容是“严禁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特别提及“维护信用”、“礼貌待客”。⑶喜洲翔龙村张姓家族是“八中家”之一，百余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知识，由族人编辑成文载于家乘中，传之于子孙后代。最近发现张睿卿家珍藏的《百忍传家》一书中，有手抄墨书的《敬告商业练习生金玉良言》一份，其中的“商业号规”部分有这样的内容：“生意一言为定，当面斟酌看货，过后不许退还。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记载：严子珍“性伉爽，重然诺，以此见称于人”，董澄农“重然诺，轻货财”。
第三，锐意进取、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喜洲商业的变迁和“喜洲商帮”的形成发展，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商业传统是喜洲商人经商禀赋的源泉，历史机遇是促使“喜洲商帮”形成的契机，诚信精神是“喜洲商帮”得以立足的根本，那么，锐意进取、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就是“喜洲商帮”在极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在这点上，“喜洲商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严子珍、董澄农的经商经历表现得非常充分。严子珍为人称道的其中一项是茶、丝的销售，“云南丝茶业之振兴，自镇圭始”⑷，云南是产茶大省，每年有大量的茶叶销往外地，但是茶叶的生产、经营一直都非常粗放，“滇茶制造包装，均甚简陋，而贮藏一端，根本不予注意，是以颜色黝黑，汤色不清，香气消失，色、香、味三者无不受损，甚可惜也”⑸，严子珍起初经营布业，业务蒸蒸日上，但是，他“平居以此乃一家之生计事业，非社会生产事业也，心惘惘以为未足。时顺宁及勐库茶未尝起于世，光绪三十一二年间，乃购置顺宁春尖数十驮，于下关雇工拣选，制成沱茶。装潢精美，品味绝佳，远寄川中，遍赠亲友，社会人士，品而甘之，于是销路渐开，初制数百驮，继而数千驮，洎后同业继起，岁增至数万驮。迄今全川人士，盛称永昌祥下关沱茶，村镇茶肆，亦以其名标榜。其商号创制沱茶，垂三十年，茶色品质始终如一，宜其称道弗衰也。”⑹“永昌祥”用顺宁及勐库茶创制沱茶使原来默默无名的顺宁茶名声大振，带动了当地的茶树栽植业，顺宁藉此“民生富庶、成为一大茶产地”⑺。贩丝入缅是“永昌祥”的另一大宗生意，缅甸瓦城（曼德勒）原来有许多华商丝庄，二战后，银贵金贱，丝销锐减，华商丝庄被迫停业者甚多，瓦城仅余福春恒、永昌祥、茂恒及陕西天增公四家，“永昌祥锐意改良，在嘉定购茧，自抽改制四十余条份以下之洋纺丝，加工纺制，更能迎合顾主之需要，于是驰名全缅，牌誉销数俱跻福春恒而上之。永昌祥所出丝品，有绿缎商标者，条丝也；双狮商标者，纺丝也；单狮商标者，洋纺也。以洋纺为最精良，且货色始终如一，故销路日广。该号缅庄门楣，即以单狮商标为识，使缅人一望而知其为屯售佳丝之市场。”⑻董澄农的经商生涯曲折起伏，他经营过土特产品、白铅、布匹、棉纱等，开办过火柴厂，与官府合办了云南钨锑公司，“抗战军兴，京沪沦胥，政府西迁。万川因缘时会，延聘专才考察地质，探采各矿区蕴量，研求实业以助生产，筹组大成实业公司。继以金融事业为社会经济之枢纽，合资组设昆明商业银行，被推任董事长。其他生产、建设、民生、经济之企业，或躬自兴创，或量力投资，先后被推为昆华煤铁公司、澄和企业公司、云南实业银行、永丰银公司常务董事，云南劝业银行监察等职务。”⑼纵观严子珍、董澄农的一生，可以说开拓创新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享誉中外的下关沱茶，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前半程辗转起伏的董澄农不会迎来日后的辉煌。
第四，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喜洲商帮”作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商业资本，其本身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烙印，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其一。严子珍结交官府由来已久，其被“委办下关、蒙化厘金，兼大理税务”不能说与此无关，“永昌祥”总号从下关迁到昆明后，严子珍又结交了云南省军政要员龙云、卢汉等人，并给他们干股，使他们不必投资而分享厚利。⑽让董澄农赚得巨额财富的云南钨锑公司，性质是官商合办，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官僚背景，董澄农后来任职的许多公司、银行也是采用官商合办的形式。杨鸿春从“永昌祥”分伙后在下关、丽江开设“鸿兴源”商号，“鸿兴源”主要经营山货药材，此外，还勾结地方官吏倒卖鸦片，获利甚丰。尹辅成的“复春和”，经营内容与鸿兴源大致相同。结交官府，或者说背靠官府给严子珍、董澄农、杨鸿春、尹辅成等人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个政治、经济转型、嬗变的特定历史时期，商人结交官府是以一定的利益转送来换取政治庇护，进而谋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喜洲商帮”发展之路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同一时期中国各地民族资本发展之路的历史局限性。
“喜洲商帮”对喜洲
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
“喜洲商帮”经商成功后不忘造福桑梓，以各种方式对喜洲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喜洲地方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澄农“于社会公益、慈善团体事业靡不热心参与，如建云大西郊医院及病菌学院、大理县中学、大理图书馆，设置县中学奖、助学金，以勖学子，捐助云大及女高中开办经费、大理图书馆基金，更提倡建喜洲五台中学，其次如中山学社，大夏大学及邑各中心小学，均捐助有差。又与严镇圭合力创设喜洲医院，修建镇川桥。他如义仓、平粜、施棺、施药、修桥、筑路，以及历年应募公债、储金、献金、赈灾、慰劳等款，凡有利抗战大计、社会福利之事，均慷慨输将。”董澄农还“捐资刊印《滇八家诗选》，以广流传”，“修大理遗存南诏胜迹、庄严三塔寺残存佛像”⑾等。
严子珍“尤致力于地方公益，常提倡教育文化，独捐十余万元，创办喜洲两级小学及女子小学；捐五万元以助五台中学；捐三十余万元建苍逸图书馆，兴修乡贤杨桂楼先生祠堂；重印《大理府志》。其输助各学校、图书室、教育馆、奖学金，尤汲汲恐后。”喜洲北面有条河，经常造成洪涝，严子珍导民浚治，数十年不懈，解除了这一隐患，又垫款六万元以疏通水道淤塞的洱海分支，长期资助喜洲义仓，救济贫民，又“分设贫民工厂，染织厂，以救济失业。既创办大理苍逸医院，复设立喜洲医院、助产学校，以医药济世，活人无算。抗战军兴，镇圭首捐十万元，以济军饷。其后滇省寒衣、公债之劝募，亦以镇圭为倡导，故众皆踊跃输将。”⑿
结语
“喜洲商帮”是在云南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时期出现、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群，其形成、发展的过程既是喜洲地方的经济演化史，也充分折射出大理乃至云南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虽然，“喜洲商帮”有种种自身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喜洲商人的经商智慧、诚信、开拓创新、热心公益的精神构成了“喜洲商帮”最优秀的精华部分，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深深的启迪和思索——诚信和开拓创新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力提倡的，热心公益，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呼唤的。历史在前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眸过去，通过前人遗留的脚印，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当年他们曾走过的路，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了解和认识将使我们对现在正坚持的方向和价值充满信心。
注 释：
①②④⑨{11}{12}均见于《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出版）
③参见《喜洲史韵》（赵勤著，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27页
⑤⑥⑦⑧均见于《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5·商业》（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出版）
⑩参见《喜洲史韵》（赵勤著，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19页
（史海漫游主持 廖惠群）
本文谨就“喜洲商帮”的产生、“喜洲商帮”经商成功的原因、“喜洲商帮”对喜洲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做粗浅的探讨。
“喜洲商帮”的产生
喜洲自古以来就是大理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充分的部分，具有悠久的手工业、商业传统。从二千多年前连接中国与印度、缅甸、阿富汗乃至地中海的“蜀身毒道”到绵亘千年的“观音市”，无不留下喜洲商人的足迹。明清以后，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多，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喜洲人出门经商。从小商小贩逐渐积累，从挑担叫卖到开设商号，通过祖祖辈辈一点一滴，聚沙成塔的经营积累，喜洲人形成了对商业独特的认识和体验——经商，在喜洲从来不是按“仕农工商”的观念列入社会阶层的末等，而是和读书同等重要的人生成功路径。
但是，古代的商业贸易，如“蜀身毒道”、“观音市”等都不可能造就出真正意义上的“喜洲商帮”。因为，商业的实质是输通有无赚取差价，市场的大小、货物的种类数量直接决定了商业的规模和商人的赢利能力，从这个角度讲，喜洲商业质的飞跃是在清朝末年，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动荡而开始的。《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4对此有精要的评述：“云南地处边陲，交通梗阻，故货弃于地，商务晚开。洎乎法并越南、英吞缅甸，蒙自、河口、思茅、腾越、昆明相继辟为商埠，藩篱尽撤，门户洞开。迨滇越路成，西人之经济势力乃随之而深入，三迤商务亦因之丕变矣。向之家庭伎艺、稗贩贸迁，浸假俱为产业革命与经济侵略之怒潮所荡洗，而沦胥以亡。”西方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棉纱、棉布等洋货呼啸而入，冲击、瓦解、破坏着喜洲传统的家庭手工业，迫使许多城镇乡村人口从手工业、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商业，“藩篱尽撤”在客观上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商业的规模、内容及环境和以前相比有了本质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严子珍、董澄农等一批喜洲商人抓住机遇，适应市场，锐意进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后，纷纷创设商号，形成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一百二十个普通小家林立，商业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中规模较大的四大家是：“永昌祥”（创始人为严子珍、彭永昌、杨鸿春，后由严子珍独资经营）、“锡庆祥”（创始人为董澄农）、“鸿兴源”（创始人为杨鸿春）、“复春和”（创始人为尹辅成）。
二战以后，云南成为中国抗日物资输入的重要国际通道，对外贸易极大发展，地处滇湎公路枢纽地段的大理地区，成为当时各种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喜洲商人再一次抓住时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达到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永昌祥在1941年资本总额达二千多万银元；锡庆祥在1940年资本总额达一千五百多万元；鸿兴源和复春和解放前资本总额估计都在一千万元以上。
“喜洲商帮”经商成功的原因
“喜洲商帮”经商成功有许多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学徒做起、从基层开始，能吃苦，一步步积累而成。“永昌祥”的创始人严子珍“父承园，武庠生，以家贫兼营商业。镇圭生而颖异，年十二辍学，就父埠习贾，经商于大理、下关、会理、建昌间。”⑴即使后来严子珍生意越做越大，与江西人彭永昌、喜洲人杨鸿春合伙创建了“永昌祥”，还是让长子严燮成到另外一家商号当学徒，以锻炼其能力。“锡庆祥”的创始人董澄农“少孤，赖母氏抚育。稍长，遣就外傅，敏悟勤读，深为塾师所喜。万川目击母氏劳瘁，力请辍读习商，以减家累。初入商肆为学徒，躬执劳役，暇习书算。肆主知其能，委赴邻邑及省、榆间，采运商货。操奇计赢，悉中机宜，厥后遂自谋经商。”⑵从学徒做起，可以说是“喜洲商帮”的一个共同特点，通过日常具体的商业经营，喜洲商人养成了能吃苦的坚韧性格和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以诚信为经商根本。喜洲商人讲信誉、讲道德是十分突出的，他们曾经制定了《喜洲商帮从业人员须知》，提出了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和“职业修养原则”，归结起来就是：宗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箴言——涵养怒中气，谨防顺口言，斟酌忙里错，爱惜有时钱。“永昌祥”还制定了“号规十条”，其中心内容是“严禁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特别提及“维护信用”、“礼貌待客”。⑶喜洲翔龙村张姓家族是“八中家”之一，百余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知识，由族人编辑成文载于家乘中，传之于子孙后代。最近发现张睿卿家珍藏的《百忍传家》一书中，有手抄墨书的《敬告商业练习生金玉良言》一份，其中的“商业号规”部分有这样的内容：“生意一言为定，当面斟酌看货，过后不许退还。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记载：严子珍“性伉爽，重然诺，以此见称于人”，董澄农“重然诺，轻货财”。
第三，锐意进取、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喜洲商业的变迁和“喜洲商帮”的形成发展，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商业传统是喜洲商人经商禀赋的源泉，历史机遇是促使“喜洲商帮”形成的契机，诚信精神是“喜洲商帮”得以立足的根本，那么，锐意进取、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就是“喜洲商帮”在极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在这点上，“喜洲商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严子珍、董澄农的经商经历表现得非常充分。严子珍为人称道的其中一项是茶、丝的销售，“云南丝茶业之振兴，自镇圭始”⑷，云南是产茶大省，每年有大量的茶叶销往外地，但是茶叶的生产、经营一直都非常粗放，“滇茶制造包装，均甚简陋，而贮藏一端，根本不予注意，是以颜色黝黑，汤色不清，香气消失，色、香、味三者无不受损，甚可惜也”⑸，严子珍起初经营布业，业务蒸蒸日上，但是，他“平居以此乃一家之生计事业，非社会生产事业也，心惘惘以为未足。时顺宁及勐库茶未尝起于世，光绪三十一二年间，乃购置顺宁春尖数十驮，于下关雇工拣选，制成沱茶。装潢精美，品味绝佳，远寄川中，遍赠亲友，社会人士，品而甘之，于是销路渐开，初制数百驮，继而数千驮，洎后同业继起，岁增至数万驮。迄今全川人士，盛称永昌祥下关沱茶，村镇茶肆，亦以其名标榜。其商号创制沱茶，垂三十年，茶色品质始终如一，宜其称道弗衰也。”⑹“永昌祥”用顺宁及勐库茶创制沱茶使原来默默无名的顺宁茶名声大振，带动了当地的茶树栽植业，顺宁藉此“民生富庶、成为一大茶产地”⑺。贩丝入缅是“永昌祥”的另一大宗生意，缅甸瓦城（曼德勒）原来有许多华商丝庄，二战后，银贵金贱，丝销锐减，华商丝庄被迫停业者甚多，瓦城仅余福春恒、永昌祥、茂恒及陕西天增公四家，“永昌祥锐意改良，在嘉定购茧，自抽改制四十余条份以下之洋纺丝，加工纺制，更能迎合顾主之需要，于是驰名全缅，牌誉销数俱跻福春恒而上之。永昌祥所出丝品，有绿缎商标者，条丝也；双狮商标者，纺丝也；单狮商标者，洋纺也。以洋纺为最精良，且货色始终如一，故销路日广。该号缅庄门楣，即以单狮商标为识，使缅人一望而知其为屯售佳丝之市场。”⑻董澄农的经商生涯曲折起伏，他经营过土特产品、白铅、布匹、棉纱等，开办过火柴厂，与官府合办了云南钨锑公司，“抗战军兴，京沪沦胥，政府西迁。万川因缘时会，延聘专才考察地质，探采各矿区蕴量，研求实业以助生产，筹组大成实业公司。继以金融事业为社会经济之枢纽，合资组设昆明商业银行，被推任董事长。其他生产、建设、民生、经济之企业，或躬自兴创，或量力投资，先后被推为昆华煤铁公司、澄和企业公司、云南实业银行、永丰银公司常务董事，云南劝业银行监察等职务。”⑼纵观严子珍、董澄农的一生，可以说开拓创新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享誉中外的下关沱茶，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前半程辗转起伏的董澄农不会迎来日后的辉煌。
第四，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喜洲商帮”作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商业资本，其本身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烙印，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其一。严子珍结交官府由来已久，其被“委办下关、蒙化厘金，兼大理税务”不能说与此无关，“永昌祥”总号从下关迁到昆明后，严子珍又结交了云南省军政要员龙云、卢汉等人，并给他们干股，使他们不必投资而分享厚利。⑽让董澄农赚得巨额财富的云南钨锑公司，性质是官商合办，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官僚背景，董澄农后来任职的许多公司、银行也是采用官商合办的形式。杨鸿春从“永昌祥”分伙后在下关、丽江开设“鸿兴源”商号，“鸿兴源”主要经营山货药材，此外，还勾结地方官吏倒卖鸦片，获利甚丰。尹辅成的“复春和”，经营内容与鸿兴源大致相同。结交官府，或者说背靠官府给严子珍、董澄农、杨鸿春、尹辅成等人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个政治、经济转型、嬗变的特定历史时期，商人结交官府是以一定的利益转送来换取政治庇护，进而谋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喜洲商帮”发展之路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同一时期中国各地民族资本发展之路的历史局限性。
“喜洲商帮”对喜洲
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
“喜洲商帮”经商成功后不忘造福桑梓，以各种方式对喜洲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喜洲地方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澄农“于社会公益、慈善团体事业靡不热心参与，如建云大西郊医院及病菌学院、大理县中学、大理图书馆，设置县中学奖、助学金，以勖学子，捐助云大及女高中开办经费、大理图书馆基金，更提倡建喜洲五台中学，其次如中山学社，大夏大学及邑各中心小学，均捐助有差。又与严镇圭合力创设喜洲医院，修建镇川桥。他如义仓、平粜、施棺、施药、修桥、筑路，以及历年应募公债、储金、献金、赈灾、慰劳等款，凡有利抗战大计、社会福利之事，均慷慨输将。”董澄农还“捐资刊印《滇八家诗选》，以广流传”，“修大理遗存南诏胜迹、庄严三塔寺残存佛像”⑾等。
严子珍“尤致力于地方公益，常提倡教育文化，独捐十余万元，创办喜洲两级小学及女子小学；捐五万元以助五台中学；捐三十余万元建苍逸图书馆，兴修乡贤杨桂楼先生祠堂；重印《大理府志》。其输助各学校、图书室、教育馆、奖学金，尤汲汲恐后。”喜洲北面有条河，经常造成洪涝，严子珍导民浚治，数十年不懈，解除了这一隐患，又垫款六万元以疏通水道淤塞的洱海分支，长期资助喜洲义仓，救济贫民，又“分设贫民工厂，染织厂，以救济失业。既创办大理苍逸医院，复设立喜洲医院、助产学校，以医药济世，活人无算。抗战军兴，镇圭首捐十万元，以济军饷。其后滇省寒衣、公债之劝募，亦以镇圭为倡导，故众皆踊跃输将。”⑿
结语
“喜洲商帮”是在云南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时期出现、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群，其形成、发展的过程既是喜洲地方的经济演化史，也充分折射出大理乃至云南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虽然，“喜洲商帮”有种种自身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喜洲商人的经商智慧、诚信、开拓创新、热心公益的精神构成了“喜洲商帮”最优秀的精华部分，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深深的启迪和思索——诚信和开拓创新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力提倡的，热心公益，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呼唤的。历史在前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眸过去，通过前人遗留的脚印，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当年他们曾走过的路，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了解和认识将使我们对现在正坚持的方向和价值充满信心。
注 释：
①②④⑨{11}{12}均见于《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出版）
③参见《喜洲史韵》（赵勤著，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27页
⑤⑥⑦⑧均见于《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5·商业》（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出版）
⑩参见《喜洲史韵》（赵勤著，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19页
（史海漫游主持 廖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