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间,没有质量,没有记忆⋯⋯一半真实与一半无意识的梦境冻结在画布上,将惊愕,甚至死亡的情绪转变成漠不关心,欧洲魔幻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以全然无邪的亲密态度,引导你走到断崖边上,然后突然要你窥视崖下的人物,马格利特式的诡谲,会让你忍不住大喊:“我受够了。”
　　变形错乱,异种混合,自我圈套,都存在于马格利特所创造的无重力空间里。而现实中的他,渴望不带有一丝历史包袱地活着。每天早上牵着他的狗,散步、买杂货,下午到咖啡馆里坐上几小时,看人下棋。活得简单、纯粹，无须考虑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压力哪个更重要。
　　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经不起转身,转身即是经年。6月2日UT斯达康中国区CEO吴鹰辞职,挥别自己一手创办了12年的公司；6月18日雅虎全球CEO塞梅尔离职,杨致远接任自己联合创办了13年的公司。两个创始人的一退一进,看似不相干的新闻,却都有着一言难尽的故事。如同看日升日落,花开花谢,就是一个过程,有些美好,有些缺憾,有些惆怅。
　　无能的力量,每个人的体验不同。这种感觉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主人公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个人人讨厌的巨大甲虫。人的异化,常常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转换。卡夫卡最无奈的一句话:“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记得何力（原《经济观察》报总编）离开《经济观察》后,我问他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媒体,会不会心痛。他竟回答:“当我不能再使她进步时,自己不妨退一步。”
　　有人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声称只存在两种人:进步的人和退步的人。画家陈丹青干脆出了本《退步集》,由于很畅销,陈不断“退步”,接着续了好几编,并笑言“我不属于敢说话的,而是周围人太不敢说话了”。
　　其实中国人的人文精神里沉淀着浓厚的不妥协,尤其当面对欲罢不能的人生。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临牺牲前曾写了本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震撼人心。他坦言自己,“像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瞿最终选择与理想一同破灭。
　　我曾跟泰国副总理达巴兰西讨论过一个话题,为什么泰国是东南亚惟一不曾沦为西方殖民统治的国家,对此他的解释颇有意味,“你们中国人很讲求宁死不屈,而泰国人的个性有点儿像竹子,宁弯不折。”
　　妥协,或许是另一种坚韧；退步,或许是另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