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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儿，你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啥呢？”2013年6月16日深夜11点多，正在沈阳拍戏的范伟拨通了北京家中妻子的电话。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对面聊了近两个小时后，他对记者提出的“总结性格特点”的要求犯了难，向妻子申请“场外帮助”。电话那头，妻子一如往常地干脆利落：“啥特点？你啊，一根筋呗！”
探班“傻光子”
这段时间，范伟一直在沈阳拍电视剧《星光灿烂》。他在剧中饰演主人公耿星光。
耿星光傻愣傻愣的，乡亲们喜欢叫他“傻光子”，这让一手将他带大的奶奶很不高兴。奶奶让他去城里打工，希望他“好好干，给奶奶争口气”。进城后的耿星光虽然四处碰壁，却一直记着奶奶这句话，终于被一个洗浴中心的老总雇了去，并用自己的简单和质朴改变了很多人。
6月17日，范伟要在沈阳维康医院补拍几个镜头，早上不到8点，记者就赶过去探班。推开医院主楼一层一间空屋子的门，只见范伟正坐在临窗的一张小方桌前化妆。他一面维持原有姿势接受化妆师的精心打扮，一面扬起眉，用眼神和记者打招呼。
做完面部修饰，化妆师拿起一个小黑罐在范伟头上点撒起来，罐里装的是特别细小的黑色纤维，像碎头发似的，撒均匀了，再喷一层发胶，发型效果就出来了。“这是为了让头发显得更浓密。”范伟毫不避讳。
这天补拍的第一个镜头很简单：耿星光陪意外摔跤的老乡燕儿到医院做完孕检，走出医院大门，燕儿舍不得打车，于是俩人沿着马路步行。镜头全长不过一分钟左右，却因为各种不可控因素变得复杂起来：医院周边人多车多，工作人员只能不断进行调度，好不容易开拍，一两个行人又闯进镜头，只能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用了近半个小时，才最终拍完。
每次拍摄结束，范伟总会钻进停在一旁的黑色路虎车里，摇上车窗，等着下一次的开机。他跟记者解释，在拍摄现场总有影迷围过来，要签名、要合影，对剧组拍摄进度造成了影响，后来就想出这个办法，进到车里躲一躲。
换了几个场景、换了几套衣服、拍了几个镜头，已是上午10点多，范伟还没来得及吃早饭，这会儿赶紧抽时间扒拉几口。洗净的苦菊、西蓝花和穿心莲，一水儿的绿色，配上点儿东北大酱，外加一小碗红豆薏仁粥，范伟的“早餐”看起来格外养生。“我血脂高，怕吃油多的东西，多吃点儿素，对身体好。”但他还是会馋肉，随手从一旁的一个塑料袋中拿出一袋哈尔滨红肠，让记者直接掰一些尝尝，“这个挺好吃的，剧组一个演员是哈尔滨人，捎给我的。”他一点儿不介意自己的吃相，一边吃着，一边和摄影记者打招呼：“你们要拍照，吃饭的也能拍点儿嘛，生活化，更自然。”
“这条路，越走眼前越亮堂”
和记者聊起这部新戏，范伟说，是耿星光的简单、淳朴打动了自己。他还记得自己从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琢磨出的味道：“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推出了一批像《阿甘正传》这样贬低现代文明、回归原始的反智电影。现在的我们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变得越来越浮躁，那些充满了机心的人真应该回过头想一想，这种机心有没有必要。”
现实中的范伟，也有点儿阿甘的影子——他希望人都能简单点儿，别那么充满机心；他不愿也不会抖机灵，觉得能在大家面前做好自己就行了；他痴迷于对人物的塑造，认准了这条路，就埋头一直走。
范伟1962年出生在沈阳，十几岁时发现自己有点儿表演天赋，便开始琢磨着要学些什么。当时，“四人帮”刚粉碎没多久，以讽刺见长的相声在全国红火起来，沈阳也和北京、天津一起，成为全国三大“相声窝子”。1978年，16岁的范伟拜在沈阳曲艺团演员陈连仲门下，开始学习相声，5年后考入沈阳曲艺团。在参加过1986年全国相声邀请赛之后，他成为沈阳曲艺团的骨干。
事业风生水起，范伟却渐渐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出彩的相声演员。“好的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就带着种劲儿，还没抖包袱呢，你就觉得有包袱。但我就觉得自己站在台上总是放不开，幽默不起来，我可能是太稳了。这种‘稳’，在相声舞台上是不讨巧的。”
1993年，范伟凭借自己创作的相声《要账》获得中国合肥相声节表演一等奖和创作二等奖。同年6月，赵本山为小品《走毛道》物色搭档，找到正在沈阳的范伟，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搭档。
1995年至2005年，他与赵本山接连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合作了《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卖拐》、《卖车》和《功夫》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小品。“有的小品是玩语言，把观众说乐了就行了，有的就得牢牢抓住人物性格。比如《卖拐》里的那个‘伙夫’，都被人蒙成那样了，还一个劲儿地说‘缘分啊’、‘谢谢啊’、‘ 同样是两口子，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这些话本身并不好笑，但‘伙夫’说出来就好笑，这些是从他性格里派生出来的包袱。”时至今日，提起范伟，不少人首先想起的，依旧是这些经典小品角色。
可范伟偏偏不甘心。“小品舞台上的形象是脸谱化的，一旦被固定下来，就得永远延续下去，这一点让我特别害怕。”他果断地把脚迈出了这个舞台。在与赵本山合作的电视剧中，他出演了狡黠、好色的“药匣子” （《刘老根》），招摇、虚荣的范德彪（《马大帅》）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角色，并陆陆续续接拍了《夜深人不静》、《一乡之长》等电视剧，以及《看车人的七月》、《芳香之旅》、《耳朵大有福》等影片，在国内、国际上也拿了不少奖。“演相声和小品，现场观众的反应特别重要。一个包袱抖出去了，响没响，够不够响，都是衡量的指标，弄得台上演员压力特别大。但影视剧不同，观众的反应是播出后才知道的，而且它是各方面一起努力抬起来的，综合性更强，给演员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2005年，范伟正式调入北京煤矿文工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儿子在北京上学”。有媒体报道，赵本山曾找到范伟，希望他能在春晚舞台上再“撑几年”，范伟却表示“自己打算在影视剧方面‘重新开垦’”。这对昔日的黄金搭档，就这样越走越远。继《乡村爱情》和《关东大先生》之后，在本山传媒出品的电视剧中，范伟慢慢消失了。 与此同时，范伟在影视剧表演上的确慢慢找准了感觉。2010年，他第一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创下当年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电视剧首播的最高收视纪录；2013年，他主演的电视剧《上阵父子兵》在4家卫视同步热播，再次收获好的口碑……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阿甘母亲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范伟深有感触，从相声到小品，再到如今的影视剧，“没尝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范伟说自己并没有刻意选择这条路，只是被生活和各种机会一点点推到了这里。“庆幸的是，这条路，我越走眼前越亮。我骨子里不是个很自信的人，过去说相声、演小品，都挺拧巴的，但在影视剧中，我觉得自己做得还挺好，终于找到了一点儿小自信。”
用最笨的方法演戏
“小学时，有一年，老师给我的期末鉴定一共有4句话，‘善于团结同学，爱搞小动作，学习比较努力，语言表达能力好’。头3句话我都理解，唯独第四句，不知道是啥意思，便拿着去问姐姐。姐姐也只是猜，‘是不是夸你课文念得好，有感情？’”这个解释并不准确，却让范伟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就觉得应该对得起老师的这个夸奖。于是，拿到课本后，我总会把需要阅读的课文一遍遍读熟，时刻准备着被老师叫起来做朗读示范。有时老师叫另外的同学做示范，我心里就会特别失落。”
“你看，我就是一个容易被别人的评价锁住的人”。数十年过去，范伟说自己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改变。早在2006年，就有记者在文章中写道：“电影里他（范伟）演的都是小人物。”2007年开始，又有不少媒体在采访范伟时提问：“你为什么一直演小人物？”一来二去，“小人物”这个标签似乎把范伟“锁住了”。
“也有人跟我说，这个标签对我是一种局限，但我总觉着为了寻求突破而刻意转型挺矫情的。慢慢来吧。”正在好几个卫视频道热播的电视剧《上阵父子兵》中，范伟饰演的“乔豆腐”就是为了保护一心抗日的儿子，最终从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成长为抗日英雄。“当时，我之所以接下这部戏，是想着，咱也演一次英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角色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小人物到英雄，不管是我，还是观众，都容易接受。”
从相声、小品跳转到影视剧，范伟说他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一次，范伟和家人去餐馆吃饭，看见墙上贴着的标语，“用最笨的方法做菜”，脑子里灵光一闪：“这跟我差不多，我半道入行，先天不足，就用最笨的方法演戏。”
记者追问他所谓的“笨办法”是什么，似乎从未总结过这个问题的范伟开始实实在在地思索起来。
他的笨方法之一是多想。不管戏多戏少，范伟总习惯于将人物结合到自己或熟悉的人身上，将剧本没交待的前因后果、背景故事统统想明白，让人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能有根有据了，心里才踏实。在《老家门口唱大戏》中，范伟演的“大明白”投给村里5万块钱修大舞台，自己也张罗着要上台唱戏。他让服装师准备一件戏服，衣服的前后片儿都要能撕下来的那种，里面还要铺上“大明白”公司的广告。“大明白”要趁着大家看节目的时候撩开衣服，为公司做广告——范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让整个人物丰满起来。剧组里的同事都很佩服，“大明白”就该是这么个人，不错过任何机会。
笨方法之二是修改台词。“笨到什么程度？我一定得看自己的那份剧本才行，一看别人的，就不会演了。”范伟拿起手边《星光灿烂》的剧本，随手翻给记者看，上面满是用铅笔、水笔、彩色笔做的各种记号，都是他按照自己的感觉梳理台词时画上的。
笨方法之三是从生活中学习。范伟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了段视频。视频里，一位搓澡师傅双手拿着条雪白的毛巾，左一夹、右一绕，一圈复杂的动作下来，毛巾就牢牢地绑在了右手上。“这是搓脸的毛巾扎法，我把它录下来，没事的时候就对着手机练习练习。”
还有借助心理学常识进行人物塑造。在他看来，多关注一些心理学的常识，可能会了解某个人的某个举动意味着什么，这样积累得多了，对人物塑造总是有好处的。“比如，在演一个稍显自卑、攻击性较差的角色时，如果只是一味地示弱，这个人物就会显得比较单一，比较偏。但心理学上有个观点，人之所以对别人客气，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客气换取别人对你的客气。于是，如果让这个角色用客气的方式安抚自己自卑的内心，就又丰富了一点儿。”
用这些最笨的方法来演戏，让范伟尝到了甜头。“这种美滋滋的感觉会让人上瘾，而这种上瘾的过程，或许就是人的生活动力吧。”
发怵与陌生人说话
拍摄当天，范伟的大哥也在片场，整个拍摄过程中，一直远远地看着弟弟的表演。中午，他会和范伟的助理一起驾车外出买盒饭，偶尔笑着和记者搭两句话，说得最多的却是：“我一时也想不起来。”范伟解释说：“（他）怕见生人，我们家里人都这样。”
范伟也对“与陌生人说话”有点儿发怵。“虽然还称不上是社交恐惧症，但的确一想到要与陌生人应酬的那种尴尬，就不想出门。”越不想出去，就越不出去，到最后，家成了范伟生活中最重要的空间，也是最让他放松的空间。
他还记得与父亲之间那种微妙的感情：“打小，我爸给我的印象就是严厉，两个人之间也几乎没什么交流，也没什么身体上的接触。大多数父子之间好像都是这样，两个男人，彼此惦记着，却都绷着，总是要等到父亲病重或者去世后，儿子的感情才井喷式地迸发出来。总是要等到对方的身体柔软了，你的心才能柔软了。我还记得我爸患上绝症后，我站他对面，搀着他站起来做身体康复训练，他却说，‘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手搭你肩上’。我们之间感情很深，但就是不能面对面。”
如今，因为不想让儿子像自己一样，背负这种过于沉重的情感包袱，范伟一直和儿子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沟通。
除了儿子和父亲，范伟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丈夫。他总是感慨，自己娶了个好媳妇：“我们俩的角色好像是反着的，我特别敏感，但她大大咧咧。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辞去了工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照顾家庭上。除了做菜，其他的事我都不会做，家里面像换灯泡、修锁之类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儿，我全不会，都是我媳妇做。”
一拍起戏来，范伟经常三四个月不能回家，两个人只能每天通个电话，交换一下彼此的情况。年过半百的范伟似乎还保持着一种童真，总是喜欢把什么都想得特别美好。妻子有时候会调侃他说：“你都一把年纪了，心中还开满五彩的小花。”而范伟觉得，妻子是最懂他的。
探班“傻光子”
这段时间，范伟一直在沈阳拍电视剧《星光灿烂》。他在剧中饰演主人公耿星光。
耿星光傻愣傻愣的，乡亲们喜欢叫他“傻光子”，这让一手将他带大的奶奶很不高兴。奶奶让他去城里打工，希望他“好好干，给奶奶争口气”。进城后的耿星光虽然四处碰壁，却一直记着奶奶这句话，终于被一个洗浴中心的老总雇了去，并用自己的简单和质朴改变了很多人。
6月17日，范伟要在沈阳维康医院补拍几个镜头，早上不到8点，记者就赶过去探班。推开医院主楼一层一间空屋子的门，只见范伟正坐在临窗的一张小方桌前化妆。他一面维持原有姿势接受化妆师的精心打扮，一面扬起眉，用眼神和记者打招呼。
做完面部修饰，化妆师拿起一个小黑罐在范伟头上点撒起来，罐里装的是特别细小的黑色纤维，像碎头发似的，撒均匀了，再喷一层发胶，发型效果就出来了。“这是为了让头发显得更浓密。”范伟毫不避讳。
这天补拍的第一个镜头很简单：耿星光陪意外摔跤的老乡燕儿到医院做完孕检，走出医院大门，燕儿舍不得打车，于是俩人沿着马路步行。镜头全长不过一分钟左右，却因为各种不可控因素变得复杂起来：医院周边人多车多，工作人员只能不断进行调度，好不容易开拍，一两个行人又闯进镜头，只能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用了近半个小时，才最终拍完。
每次拍摄结束，范伟总会钻进停在一旁的黑色路虎车里，摇上车窗，等着下一次的开机。他跟记者解释，在拍摄现场总有影迷围过来，要签名、要合影，对剧组拍摄进度造成了影响，后来就想出这个办法，进到车里躲一躲。
换了几个场景、换了几套衣服、拍了几个镜头，已是上午10点多，范伟还没来得及吃早饭，这会儿赶紧抽时间扒拉几口。洗净的苦菊、西蓝花和穿心莲，一水儿的绿色，配上点儿东北大酱，外加一小碗红豆薏仁粥，范伟的“早餐”看起来格外养生。“我血脂高，怕吃油多的东西，多吃点儿素，对身体好。”但他还是会馋肉，随手从一旁的一个塑料袋中拿出一袋哈尔滨红肠，让记者直接掰一些尝尝，“这个挺好吃的，剧组一个演员是哈尔滨人，捎给我的。”他一点儿不介意自己的吃相，一边吃着，一边和摄影记者打招呼：“你们要拍照，吃饭的也能拍点儿嘛，生活化，更自然。”
“这条路，越走眼前越亮堂”
和记者聊起这部新戏，范伟说，是耿星光的简单、淳朴打动了自己。他还记得自己从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琢磨出的味道：“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推出了一批像《阿甘正传》这样贬低现代文明、回归原始的反智电影。现在的我们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变得越来越浮躁，那些充满了机心的人真应该回过头想一想，这种机心有没有必要。”
现实中的范伟，也有点儿阿甘的影子——他希望人都能简单点儿，别那么充满机心；他不愿也不会抖机灵，觉得能在大家面前做好自己就行了；他痴迷于对人物的塑造，认准了这条路，就埋头一直走。
范伟1962年出生在沈阳，十几岁时发现自己有点儿表演天赋，便开始琢磨着要学些什么。当时，“四人帮”刚粉碎没多久，以讽刺见长的相声在全国红火起来，沈阳也和北京、天津一起，成为全国三大“相声窝子”。1978年，16岁的范伟拜在沈阳曲艺团演员陈连仲门下，开始学习相声，5年后考入沈阳曲艺团。在参加过1986年全国相声邀请赛之后，他成为沈阳曲艺团的骨干。
事业风生水起，范伟却渐渐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出彩的相声演员。“好的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就带着种劲儿，还没抖包袱呢，你就觉得有包袱。但我就觉得自己站在台上总是放不开，幽默不起来，我可能是太稳了。这种‘稳’，在相声舞台上是不讨巧的。”
1993年，范伟凭借自己创作的相声《要账》获得中国合肥相声节表演一等奖和创作二等奖。同年6月，赵本山为小品《走毛道》物色搭档，找到正在沈阳的范伟，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搭档。
1995年至2005年，他与赵本山接连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合作了《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卖拐》、《卖车》和《功夫》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小品。“有的小品是玩语言，把观众说乐了就行了，有的就得牢牢抓住人物性格。比如《卖拐》里的那个‘伙夫’，都被人蒙成那样了，还一个劲儿地说‘缘分啊’、‘谢谢啊’、‘ 同样是两口子，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这些话本身并不好笑，但‘伙夫’说出来就好笑，这些是从他性格里派生出来的包袱。”时至今日，提起范伟，不少人首先想起的，依旧是这些经典小品角色。
可范伟偏偏不甘心。“小品舞台上的形象是脸谱化的，一旦被固定下来，就得永远延续下去，这一点让我特别害怕。”他果断地把脚迈出了这个舞台。在与赵本山合作的电视剧中，他出演了狡黠、好色的“药匣子” （《刘老根》），招摇、虚荣的范德彪（《马大帅》）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角色，并陆陆续续接拍了《夜深人不静》、《一乡之长》等电视剧，以及《看车人的七月》、《芳香之旅》、《耳朵大有福》等影片，在国内、国际上也拿了不少奖。“演相声和小品，现场观众的反应特别重要。一个包袱抖出去了，响没响，够不够响，都是衡量的指标，弄得台上演员压力特别大。但影视剧不同，观众的反应是播出后才知道的，而且它是各方面一起努力抬起来的，综合性更强，给演员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2005年，范伟正式调入北京煤矿文工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儿子在北京上学”。有媒体报道，赵本山曾找到范伟，希望他能在春晚舞台上再“撑几年”，范伟却表示“自己打算在影视剧方面‘重新开垦’”。这对昔日的黄金搭档，就这样越走越远。继《乡村爱情》和《关东大先生》之后，在本山传媒出品的电视剧中，范伟慢慢消失了。 与此同时，范伟在影视剧表演上的确慢慢找准了感觉。2010年，他第一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创下当年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电视剧首播的最高收视纪录；2013年，他主演的电视剧《上阵父子兵》在4家卫视同步热播，再次收获好的口碑……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阿甘母亲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范伟深有感触，从相声到小品，再到如今的影视剧，“没尝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范伟说自己并没有刻意选择这条路，只是被生活和各种机会一点点推到了这里。“庆幸的是，这条路，我越走眼前越亮。我骨子里不是个很自信的人，过去说相声、演小品，都挺拧巴的，但在影视剧中，我觉得自己做得还挺好，终于找到了一点儿小自信。”
用最笨的方法演戏
“小学时，有一年，老师给我的期末鉴定一共有4句话，‘善于团结同学，爱搞小动作，学习比较努力，语言表达能力好’。头3句话我都理解，唯独第四句，不知道是啥意思，便拿着去问姐姐。姐姐也只是猜，‘是不是夸你课文念得好，有感情？’”这个解释并不准确，却让范伟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就觉得应该对得起老师的这个夸奖。于是，拿到课本后，我总会把需要阅读的课文一遍遍读熟，时刻准备着被老师叫起来做朗读示范。有时老师叫另外的同学做示范，我心里就会特别失落。”
“你看，我就是一个容易被别人的评价锁住的人”。数十年过去，范伟说自己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改变。早在2006年，就有记者在文章中写道：“电影里他（范伟）演的都是小人物。”2007年开始，又有不少媒体在采访范伟时提问：“你为什么一直演小人物？”一来二去，“小人物”这个标签似乎把范伟“锁住了”。
“也有人跟我说，这个标签对我是一种局限，但我总觉着为了寻求突破而刻意转型挺矫情的。慢慢来吧。”正在好几个卫视频道热播的电视剧《上阵父子兵》中，范伟饰演的“乔豆腐”就是为了保护一心抗日的儿子，最终从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成长为抗日英雄。“当时，我之所以接下这部戏，是想着，咱也演一次英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角色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小人物到英雄，不管是我，还是观众，都容易接受。”
从相声、小品跳转到影视剧，范伟说他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一次，范伟和家人去餐馆吃饭，看见墙上贴着的标语，“用最笨的方法做菜”，脑子里灵光一闪：“这跟我差不多，我半道入行，先天不足，就用最笨的方法演戏。”
记者追问他所谓的“笨办法”是什么，似乎从未总结过这个问题的范伟开始实实在在地思索起来。
他的笨方法之一是多想。不管戏多戏少，范伟总习惯于将人物结合到自己或熟悉的人身上，将剧本没交待的前因后果、背景故事统统想明白，让人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能有根有据了，心里才踏实。在《老家门口唱大戏》中，范伟演的“大明白”投给村里5万块钱修大舞台，自己也张罗着要上台唱戏。他让服装师准备一件戏服，衣服的前后片儿都要能撕下来的那种，里面还要铺上“大明白”公司的广告。“大明白”要趁着大家看节目的时候撩开衣服，为公司做广告——范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让整个人物丰满起来。剧组里的同事都很佩服，“大明白”就该是这么个人，不错过任何机会。
笨方法之二是修改台词。“笨到什么程度？我一定得看自己的那份剧本才行，一看别人的，就不会演了。”范伟拿起手边《星光灿烂》的剧本，随手翻给记者看，上面满是用铅笔、水笔、彩色笔做的各种记号，都是他按照自己的感觉梳理台词时画上的。
笨方法之三是从生活中学习。范伟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了段视频。视频里，一位搓澡师傅双手拿着条雪白的毛巾，左一夹、右一绕，一圈复杂的动作下来，毛巾就牢牢地绑在了右手上。“这是搓脸的毛巾扎法，我把它录下来，没事的时候就对着手机练习练习。”
还有借助心理学常识进行人物塑造。在他看来，多关注一些心理学的常识，可能会了解某个人的某个举动意味着什么，这样积累得多了，对人物塑造总是有好处的。“比如，在演一个稍显自卑、攻击性较差的角色时，如果只是一味地示弱，这个人物就会显得比较单一，比较偏。但心理学上有个观点，人之所以对别人客气，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客气换取别人对你的客气。于是，如果让这个角色用客气的方式安抚自己自卑的内心，就又丰富了一点儿。”
用这些最笨的方法来演戏，让范伟尝到了甜头。“这种美滋滋的感觉会让人上瘾，而这种上瘾的过程，或许就是人的生活动力吧。”
发怵与陌生人说话
拍摄当天，范伟的大哥也在片场，整个拍摄过程中，一直远远地看着弟弟的表演。中午，他会和范伟的助理一起驾车外出买盒饭，偶尔笑着和记者搭两句话，说得最多的却是：“我一时也想不起来。”范伟解释说：“（他）怕见生人，我们家里人都这样。”
范伟也对“与陌生人说话”有点儿发怵。“虽然还称不上是社交恐惧症，但的确一想到要与陌生人应酬的那种尴尬，就不想出门。”越不想出去，就越不出去，到最后，家成了范伟生活中最重要的空间，也是最让他放松的空间。
他还记得与父亲之间那种微妙的感情：“打小，我爸给我的印象就是严厉，两个人之间也几乎没什么交流，也没什么身体上的接触。大多数父子之间好像都是这样，两个男人，彼此惦记着，却都绷着，总是要等到父亲病重或者去世后，儿子的感情才井喷式地迸发出来。总是要等到对方的身体柔软了，你的心才能柔软了。我还记得我爸患上绝症后，我站他对面，搀着他站起来做身体康复训练，他却说，‘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手搭你肩上’。我们之间感情很深，但就是不能面对面。”
如今，因为不想让儿子像自己一样，背负这种过于沉重的情感包袱，范伟一直和儿子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沟通。
除了儿子和父亲，范伟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丈夫。他总是感慨，自己娶了个好媳妇：“我们俩的角色好像是反着的，我特别敏感，但她大大咧咧。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辞去了工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照顾家庭上。除了做菜，其他的事我都不会做，家里面像换灯泡、修锁之类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儿，我全不会，都是我媳妇做。”
一拍起戏来，范伟经常三四个月不能回家，两个人只能每天通个电话，交换一下彼此的情况。年过半百的范伟似乎还保持着一种童真，总是喜欢把什么都想得特别美好。妻子有时候会调侃他说：“你都一把年纪了，心中还开满五彩的小花。”而范伟觉得，妻子是最懂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