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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14所高校20支篮球队员的调查，探讨了负性情绪调节能力的四个因子对情绪弹性的二个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篮球队员情绪调节量表具有很好的信效度。（2）接受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的二个因子、积极重评能力和主动调节能力对情绪恢复能力、回避调节能力对积极情绪能力均有显著影响。积极重评能力和主动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的积极情绪能力、回避调节能力对情绪恢复能力均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情绪调节 大学生 篮球队员 情绪弹性
1前言
个体都面临着情绪弹性，Davidson的研究认为是个体情绪系统个别差异所致，情绪弹性高者，他们能够从各种情绪中获得正面积极情绪，即使产生负性情绪，也能很快地从中解脱出来，情绪弹性低者，则反之。随着SUBA和CUBS在全国各大高校的推广与深入，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管理者的重视和广大大学生的喜爱。
本研究选取了篮球队员的情绪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二个变量因素积极的情绪能力、积极的恢复能力进行研究，研究假设是：篮球运动员负性情绪调节能力是情绪弹性的预测变量。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江苏省14所普通本科院校20支篮球队共258人。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期刊文献。
2.2.2问卷调查法。发出调查问卷258份，收回试卷242份，有效试卷231（男165、女66）份，有效试卷回收率91.3%。
2.2.3数理统计法。通过SPSS17.0软件包对量表进行验证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对多组数据进行显著性进行检验，回归分析，利用回归方程由自变量的值估计预测因变量。
3数据统计
3.1测量量表
《篮球队员情绪弹性问卷》问卷共11道题，1.3.4.8.9是测量积极的情绪能力，2.5.6.7.10.11是测量情绪恢复能力，运用六点记分法，从完全符合得6分，到完全不符合得1分，采用Cronbach’Alpha（α）系数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和稳定性系数。经过我们探索性的因子分析发现：第10题对积极的情绪能力因子负载是（0.473），对情绪恢复能力的因子负载是（0.498），二个因子有交叉且相差不大，故给予删除，其余十道题KMO样本适当性检验值为0.812，卡方值（Approx.Chi-Square）是671.786，显著性（Sig.）是0.000。通过因子验证，情绪恢复能力的因子负载是介于0.612～0.780之间，解释率为31.890，积极情绪因子负载是介于0.632～0.846之间，解释率为22.849。
3.2 《情绪调节能力》
该原始量表是由Salvatore J.Catanzaro在1990年制定（NMRS）。该量表共有30道题，每个分量表各有10个题目，采用五点记分法，从非常同意得5分到非常不同意得1分，得分越高，越表示负性调节能力越强。因子分析结果是主动调节能力、认知调节能力、行为调节能力三个因子，每个因子包含10个题项。每个分量表的得分与总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上。KMO样本适当性检验值为0.862，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896.191，显著性（Sig.）为0.000。
3.3情绪调节能力的因子验证 通过表1发现，24、25道题是交叉因子，我们分别把它们归纳到接受调节能力和回避调节能力，它们的因子负载除11道题0.442外都在0.5以上，所以我们共保留了22道题，从表1数据发现《情绪调节能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总解释率达到了50.819%。
3.4对情绪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各个因素相关性检验
从表2中发现，情绪弹性的二个因素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四个因素都存在着高度相关。并且每个因子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3.5以情绪恢复能力、积极情绪能力为自变量，接受调节能力、积极重评能力、主动调节能力、回避调节能力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表4和表5）
从表3中的回归分析发现，接受调节能力、积极重评能力、主动调节能力、回避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并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p<0.001），对情绪弹性可解释分别约为29.0%、52.5%、43.2%和20.1%的变异量；表4的方差分析表中可以看出，回归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而从表5的数据说明，情绪恢复能力对接受调节能力、积极重评能力和主动调节能力的系数在0.05～0.001（p<0.05，p<0.001）的水平上显著；而积极情绪能力对接受调节能力和回避调节能力的回归系数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积极情绪能力对积极重评能力、主动调节能力，以及情绪恢复能力对回避调节能力均不显著。
4结果与分析
4.1接受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分析
Gross（1999）认为个体采用的调节能力是针对引起负性情绪结果而言，是承认负性结果，这样可以缩短负性情绪的持续时间或降低负性情绪的强度。就本研究而言，篮球队员情绪弹性与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的积极情绪能力有高度的正相关，队员使用接受能力可以节省调节心理资源，也就是说队员牺牲一个高目标或使它们之间来达到情绪平衡。而接受调节能力与情绪中的情绪恢复能力不存在相关性，如果队员经常利用接受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的恢复力还存在负向预测作用，说明接受情绪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还会起到反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篮球队员使用接受调节能力可能对情绪弹性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也可能出现反向预测作用。
4.2积极重评能力与情绪弹性分析
积极重评能力与情绪弹性两个因子中的积极恢复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并且回归分析显示，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恢复能力和接受调节能力具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就本研究而言，意味着队员能够用积极重评调节能力整理出他们精确的思想、情感、行为和注意力，并从负性情绪中寻找到富有意义且体验其中积极的情绪。如果队员过多的采用情绪恢复能力，则就减少了对积极情绪的体验，也就是说队员在过多的运用积极重评能力时，就会降低个体体验到积极情绪。 4.3主动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分析
主动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两个因子中的积极恢复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并且回归分析显示，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恢复能力和接受调节能力具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对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的情绪能力不存在相关。本研究部分支持了Gardner， Fischer& Hunt（2009）研究观点：在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可能会因为主动情绪调节而导致工作倦怠，换句话说就是个体经常使用积极的情绪表达实际上是表面表演，最终是积极情绪耗竭。就本研究而言：篮球队员很少能够在比赛中从负性情绪中体验到积极的情绪能力，而事后则经常采用情绪恢复能力。此研究说明篮球队员很少能够享受篮球比赛过程的乐趣，只是强调比赛的结果。
4.4回避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分析
回避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两个因子中的积极情绪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并且回归分析显示，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情绪能力和接受调节能力具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对情绪弹性因子中的情绪恢复能力不存在相关。本研究某种程度上部分支持了王公平（2010）等观点：回避能力对情绪弹性中的因子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就本研究而言：队员运用回避能力对情绪弹性的积极调节能力起到正向预测作用，能够有效的体验积极的情绪，有效降低负性情绪。但对负性恢复能力有反向预测作用，不但不能有效地减少负性情绪，甚至还可能会增加负性情绪，并更多体验到负性情绪，造成和回避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队员很难把自己从负性情绪中解脱出来，更不会从经历的失败事件中体验到积极的情绪，也不会从负性事件中迅速恢复过来。
5研究结论
5.1修订的篮球队员负性情绪调节量表的结构验证了情绪调节能力所构成要素的理论构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测评篮球队员情绪调节能力的有效工具。
5.2接受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因子的积极情绪能力，积极重评能力对情绪弹性的情绪恢复能力，主动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因子中的情绪恢复能力均有显著影响。
5.3接受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因子的恢复能力，积极重评能力对情绪弹性的积极情绪能力，主动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情绪能力，回避能力对情绪弹性二个因子均无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C].2005年全国篮球工作会议领导讲话汇编，浙江宁波，2005，（5）：17-24.
[2]Salvatore J.Catanzaro Measuring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Initial Scal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1990，54（3-4）：546-563.
[3]Gardner，W.L，Fischer.D，& Hunt，G. J. （2009）. Emotional labor and leadership threat to authenticity.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466–482.
[4]王公平等.高职院校体育教师情绪工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82-84.
关键词：情绪调节 大学生 篮球队员 情绪弹性
1前言
个体都面临着情绪弹性，Davidson的研究认为是个体情绪系统个别差异所致，情绪弹性高者，他们能够从各种情绪中获得正面积极情绪，即使产生负性情绪，也能很快地从中解脱出来，情绪弹性低者，则反之。随着SUBA和CUBS在全国各大高校的推广与深入，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管理者的重视和广大大学生的喜爱。
本研究选取了篮球队员的情绪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二个变量因素积极的情绪能力、积极的恢复能力进行研究，研究假设是：篮球运动员负性情绪调节能力是情绪弹性的预测变量。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江苏省14所普通本科院校20支篮球队共258人。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期刊文献。
2.2.2问卷调查法。发出调查问卷258份，收回试卷242份，有效试卷231（男165、女66）份，有效试卷回收率91.3%。
2.2.3数理统计法。通过SPSS17.0软件包对量表进行验证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对多组数据进行显著性进行检验，回归分析，利用回归方程由自变量的值估计预测因变量。
3数据统计
3.1测量量表
《篮球队员情绪弹性问卷》问卷共11道题，1.3.4.8.9是测量积极的情绪能力，2.5.6.7.10.11是测量情绪恢复能力，运用六点记分法，从完全符合得6分，到完全不符合得1分，采用Cronbach’Alpha（α）系数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和稳定性系数。经过我们探索性的因子分析发现：第10题对积极的情绪能力因子负载是（0.473），对情绪恢复能力的因子负载是（0.498），二个因子有交叉且相差不大，故给予删除，其余十道题KMO样本适当性检验值为0.812，卡方值（Approx.Chi-Square）是671.786，显著性（Sig.）是0.000。通过因子验证，情绪恢复能力的因子负载是介于0.612～0.780之间，解释率为31.890，积极情绪因子负载是介于0.632～0.846之间，解释率为22.849。
3.2 《情绪调节能力》
该原始量表是由Salvatore J.Catanzaro在1990年制定（NMRS）。该量表共有30道题，每个分量表各有10个题目，采用五点记分法，从非常同意得5分到非常不同意得1分，得分越高，越表示负性调节能力越强。因子分析结果是主动调节能力、认知调节能力、行为调节能力三个因子，每个因子包含10个题项。每个分量表的得分与总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上。KMO样本适当性检验值为0.862，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896.191，显著性（Sig.）为0.000。
3.3情绪调节能力的因子验证 通过表1发现，24、25道题是交叉因子，我们分别把它们归纳到接受调节能力和回避调节能力，它们的因子负载除11道题0.442外都在0.5以上，所以我们共保留了22道题，从表1数据发现《情绪调节能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总解释率达到了50.819%。
3.4对情绪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各个因素相关性检验
从表2中发现，情绪弹性的二个因素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四个因素都存在着高度相关。并且每个因子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3.5以情绪恢复能力、积极情绪能力为自变量，接受调节能力、积极重评能力、主动调节能力、回避调节能力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表4和表5）
从表3中的回归分析发现，接受调节能力、积极重评能力、主动调节能力、回避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并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p<0.001），对情绪弹性可解释分别约为29.0%、52.5%、43.2%和20.1%的变异量；表4的方差分析表中可以看出，回归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而从表5的数据说明，情绪恢复能力对接受调节能力、积极重评能力和主动调节能力的系数在0.05～0.001（p<0.05，p<0.001）的水平上显著；而积极情绪能力对接受调节能力和回避调节能力的回归系数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积极情绪能力对积极重评能力、主动调节能力，以及情绪恢复能力对回避调节能力均不显著。
4结果与分析
4.1接受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分析
Gross（1999）认为个体采用的调节能力是针对引起负性情绪结果而言，是承认负性结果，这样可以缩短负性情绪的持续时间或降低负性情绪的强度。就本研究而言，篮球队员情绪弹性与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的积极情绪能力有高度的正相关，队员使用接受能力可以节省调节心理资源，也就是说队员牺牲一个高目标或使它们之间来达到情绪平衡。而接受调节能力与情绪中的情绪恢复能力不存在相关性，如果队员经常利用接受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的恢复力还存在负向预测作用，说明接受情绪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还会起到反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篮球队员使用接受调节能力可能对情绪弹性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也可能出现反向预测作用。
4.2积极重评能力与情绪弹性分析
积极重评能力与情绪弹性两个因子中的积极恢复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并且回归分析显示，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恢复能力和接受调节能力具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就本研究而言，意味着队员能够用积极重评调节能力整理出他们精确的思想、情感、行为和注意力，并从负性情绪中寻找到富有意义且体验其中积极的情绪。如果队员过多的采用情绪恢复能力，则就减少了对积极情绪的体验，也就是说队员在过多的运用积极重评能力时，就会降低个体体验到积极情绪。 4.3主动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分析
主动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两个因子中的积极恢复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并且回归分析显示，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恢复能力和接受调节能力具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对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的情绪能力不存在相关。本研究部分支持了Gardner， Fischer& Hunt（2009）研究观点：在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可能会因为主动情绪调节而导致工作倦怠，换句话说就是个体经常使用积极的情绪表达实际上是表面表演，最终是积极情绪耗竭。就本研究而言：篮球队员很少能够在比赛中从负性情绪中体验到积极的情绪能力，而事后则经常采用情绪恢复能力。此研究说明篮球队员很少能够享受篮球比赛过程的乐趣，只是强调比赛的结果。
4.4回避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分析
回避调节能力与情绪弹性两个因子中的积极情绪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并且回归分析显示，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情绪能力和接受调节能力具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对情绪弹性因子中的情绪恢复能力不存在相关。本研究某种程度上部分支持了王公平（2010）等观点：回避能力对情绪弹性中的因子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就本研究而言：队员运用回避能力对情绪弹性的积极调节能力起到正向预测作用，能够有效的体验积极的情绪，有效降低负性情绪。但对负性恢复能力有反向预测作用，不但不能有效地减少负性情绪，甚至还可能会增加负性情绪，并更多体验到负性情绪，造成和回避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队员很难把自己从负性情绪中解脱出来，更不会从经历的失败事件中体验到积极的情绪，也不会从负性事件中迅速恢复过来。
5研究结论
5.1修订的篮球队员负性情绪调节量表的结构验证了情绪调节能力所构成要素的理论构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测评篮球队员情绪调节能力的有效工具。
5.2接受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因子的积极情绪能力，积极重评能力对情绪弹性的情绪恢复能力，主动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因子中的情绪恢复能力均有显著影响。
5.3接受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因子的恢复能力，积极重评能力对情绪弹性的积极情绪能力，主动调节能力对情绪弹性因子中的积极情绪能力，回避能力对情绪弹性二个因子均无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C].2005年全国篮球工作会议领导讲话汇编，浙江宁波，2005，（5）：17-24.
[2]Salvatore J.Catanzaro Measuring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Initial Scal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1990，54（3-4）：546-563.
[3]Gardner，W.L，Fischer.D，& Hunt，G. J. （2009）. Emotional labor and leadership threat to authenticity.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466–482.
[4]王公平等.高职院校体育教师情绪工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