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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派我担任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领导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风口浪尖上，我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严重斗争。在处理北京大学“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中，被江青指责为“镇压了革命”。康生宣布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随即被打倒。
陈伯达、康生在制造“文革”内乱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在北京大学也进行了丑恶的表演。对这一段历史许多人并不清楚，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叙述不详，甚至有的以讹传讹。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我奉命进入北大担任工作组组长
1966年5月，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主持召开的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当时我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会上听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大讲世界上“政变成风”，并称中国有些人阴谋搞政变，要杀人。会上还传达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当时感到气氛很紧张。
在这次会上，还传达、学习了中央决定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我对这一通知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其中对国内政治形势所作的那些极其严重的估计，真使我大吃一惊，心想：情况有这么严重吗?但由于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崇高威望，我又不能不相信，也不敢怀疑。当时只是考虑自己要努力学习提高，跟上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认真对照检查我在河北主管的文教工作，考虑在这方面工作中有无问题。
6月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在傍晚到北京饭店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吴德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大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大工作组组长，并由你代行北大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大，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晚召开了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大后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然后，吴德和华北局负责人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带领我急忙赶到北大，召开党委会议，宣布了华北局决定。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于晚八点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6月2日晨零点三十分，紧急召开了全校党团员、干部和学生干部大会，我讲了话，表示要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聚集了很多全国闻名的学者，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而我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对“文革”怎样搞法也心中没底。只是觉得在“天子脚下”的北大搞运动可非同一般，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搞不好，不只是对中央无法交待，对国内外也将产生不良影响。这使我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怎么办?考虑再三，我想务必要谨慎从事，严格遵照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等一贯教导去做，绝不能下车伊始就胡乱开展“斗争”。在具体工作中，一是依靠领导，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二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学校的情况。
工作组的派出为何如此匆忙?我当时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在康生秘密策划下搞出来的。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大调查，由他的妻子曹轶欧任组长。曹多次找到聂元梓面谈有关“文革”问题。曹还两次找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说北大的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揭发；如果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两次都遭到了陈守一的拒绝。曹轶欧于是表示说此事“算了”，但又叮嘱他对这件事严格保密，不能与任何人谈。5月23日晚，果然如曹轶欧所说“还会有人出面揭发”，这就是经她面谈的聂元梓。聂元梓在邀集某些人商量之后，决定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革”的讲话开刀，写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大字报于5月25日公开贴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引起了全校的思想混乱和激烈争论。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此事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当晚周恩来总理就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到北大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在外面。周总理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京大学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认真遵守。由于聂元梓的行为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学校内也有些干部师生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中的一些诬蔑不实之辞，于是曹轶欧派人将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当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将大字报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主席，并让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要“顶住”。据康生自己在8月4日北大全校大会上说：“6月1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由此可见大字报出笼与康生等人的关系。
康生、陈伯达的这种突然行动，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陷于被动状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们按照过去党领导运动的通常做法，决定派出工作组，免得使运动陷于无领导的混乱状态。我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派往北京大学的。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把聂元梓封为、“革命左派”。这就在北大引起了更大的震动。而聂元梓则认为她胜利了，向“围攻”她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校园内出现了混战局面。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五万多张。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近万人，许多学校派人来声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种强大的舆论下，迅速激发起来。
6月4日陈伯达到北大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后，《人民日报》于6月5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其中提到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说那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也使我感到十分突然。我知道，北大社教(四清)运动是经过了多次反复的。开始由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队认定北大已经“烂掉”了，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同志主持国际饭店会议进行复查，结果否定了聂元梓等人对北大党委的“揭发”和中宣部工作队所作的结论。现在又要来翻这个案，必然引起更大的混乱。果然这篇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对于曾 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她的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并要揪斗万里同志，给工作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聂元梓发动的这场斗争中，斗争方式简单粗暴，打人、骂人、揪头发、撕衣服、戴高帽子游街，使北大的混乱状态不断升级。《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学生们开始漫无边际地“横扫”起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遭到人格污辱，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前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出来交待问题，有一次还打掉了陆平同志的眼镜。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如何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成为当时十分迫切又非常难办的问题。
鉴于北大党委及所属党总支(除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已全部陷于瘫痪，北京新市委在中央支持下，从中央机关、解放军和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加强北大工作队的力量。6月7日，从校到系(除哲学系外)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据10日统计，共有208名工作队员。在校一级成立了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副组长有曹轶欧、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聂元梓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七人大字报主要成员)为副主任。
校、系领导问题解决以后，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我对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经领导小组讨论并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于6月15日在全校一万三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这个报告的基调和指导思想是“左”的，但在当时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
1966年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研究动员大会后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大会精神，领导好运动。九时左右，校园内又突然爆发了乱揪乱斗事件。三十八斋前还设了“打鬼台”，四处揪人。我们立即停止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去制止混乱。我也立即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讲明党的政策，强调指出不讲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终制止了乱揪乱斗。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刘佳宾，此人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随即散去，此人却又揪来个女同志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制止他，他还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还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的主角，带头打了八个人，还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一贯有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党查看处分。
除以上这些坏人外，参加乱打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辫子可抓，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级有个调干生杨X X，曾积极反对过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在乱打乱斗中表现也很凶。另一种人是单纯的个人报复出气。
在乱揪乱斗中，还有人故意制造场面，让外国人拍照。有迹象表明，这场乱揪乱斗是有人预谋和策划的。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在时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根据工人王焕反映，在三十八斋前有七个未戴校徽、不明身份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系，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在斗什么人。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寻他们想批斗的人，把他们拉到同一个“打鬼台”进行批斗。从这些情况看，这很可能是内外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初步摸清情况后，经过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对群众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根据这一决定，18日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说明这次乱揪乱斗的真相。我在广播讲话中指出：以往的乱揪乱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经过动员大会讲明政策后又发生这种情况，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了，在乱揪乱斗中已经被坏人钻了空子，制造了混乱。我讲了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对这次广播讲话，广大师生的反应是好的。我们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今后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校工作组领导小组批准；依靠左派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接待，但禁止他们在北大揪斗人。
我们领导小组把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情况写成了“九号简报”。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看到后，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性质，在“九号简报”以及中央的批示中，说的都是“乱斗现象”，但陈伯达认为“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挖出来。他还具体提示要按照他创造的天津“小站四清经验”来搞，为此还指派张恩慈来绘制北大的“反动系统表”。我在河北工作时，了解陈伯达在天津市(当时属河北省)南郊区小站搞四清的情况。小站原来是个先进单位，受到过表扬。陈伯达在小站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说小站是“反革命集团”掌权，并株连到南郊区委书记。对此，当时许多同志就有不同看法。现在陈伯达要求北大按“小站经验”来搞，我是有所保留的，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慎重态度。
康生对“六·一八”事件性质的认识与陈伯达相同。当时，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写一个《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由工作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张德华负责起草。在这个报告中，因受到陈伯达观点的影响，在反映“六·一八”乱揪乱斗情况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报告写成后送给我和曹轶欧审阅，当时我由于工作太紧张，就说先送“曹大姐”审阅。这份报告经曹轶欧肯定后就发出了，我没有看，也没有签名。当时曹轶欧在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中， 是受到特别尊重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直通中央，她认可了即可上报。曹轶欧与康生息息相通，她了解的情况随时向康生反映，康生的意见随时由她到北大贯彻。曹轶欧认可的东西，当然也是康生认可的。
对这一报告中提到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当时大家并未十分在意，认为就是指在“六·一八”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少数坏人，并没有把事件的参加者都看成反革命分子。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放在处理乱揪乱斗事件后如何狠抓学习，提高认识，掌握政策，更深入地发动群众，特别是争取中间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等方面。同时，准备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对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分析研究，弄清性质，区别对持。
北大“文革”的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是得到北京新市委肯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时期也没提出什么意见。这从康生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7月3日康生找我谈话，说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成员，继续与北大联系。我当即表示同意，并问他对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康生说没有什么意见。在7月6日市委书记郭影秋召开的全市工作团(队)负责人交流经验的会议上，还专门让北大工作组介绍了经验，得到与会同志的肯定。
聂元梓指责工作组是“保皇党”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15日上午，市委负责人吴德、郭影秋来北大听取领导小组的情况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得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长会议，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决定拿出三天时间进行工作组的整训。
17日凌晨一点半，我突然接到吴德电话，传达李雪峰同志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十八天“轰轰烈烈”，一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当天下午，列席会议的武振声副组长向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新的估计思想不通，当日我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吴德对我作了解释，要求我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当时，我感到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的口径向全校进行检查，广大工作队员和广大群众想不通，会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因此，怎样检查颇费脑筋。经过领导小组的酝酿，决定了检查的调子。然后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我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我说：“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用三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的缺点错误。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继陈必陶等五人大字报后，历史系也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但也有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当时全校运动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也出来贴了大字报。
7月19日夜，聂元梓突然在哲学系发表讲话，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晚11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当晚我已吃过安眠药睡下了，突然被叫醒，得知聂元梓讲话的内容后，召开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六·一八”事件时她也是表示同意了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杨克明也表示非常气愤，说“聂元梓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向领导反映，让领导了解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不能依靠的”。领导小组决定将这个新情况迅速向市委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我于20日晨到市委找到了李雪峰同志。李雪峰听了汇报后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
事后得知，就在聂元梓发表讲话的同一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据7月23日李雪峰在全市各工作组组长会议上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在7月19日和22日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在19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派工作组的意见，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刘少奇在会上说，大学里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是从当时怎样实现党的领导方面考虑的，派工作组比较机动。个别工作组的领导有缺点、出了毛病，但多数基本上是好的，现在还是帮助教育的问题。邓小平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不能撤，主要是教会他们如何做工作；多数工作组的成员是好人，搞“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会上还对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如何开展大辩论，辩论中如何领导，斗争面不能太宽，要明确斗争目标，大学生能否出去串连，等等。听了传达之后，我感到聂元梓19日晚的演说是有来头的，与陈伯达同日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二者的关系颇耐人寻味。
聂元梓讲话之后，北大内部围绕着反对还是支持工作组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当时工作组根据市委的指示，正在认真研究聂元梓的意见，并分头到各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大多数师生对聂元梓带头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很不满，并要求工作组“站起来”领导革命。21日，校园内贴出不少大字报，大多是要求聂元梓澄清事实、回答问题的。还有不少学生不断找我反映对聂元梓的意见，有的表示要贴聂元梓的大字报，其中就有中文系学生张少华(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背景)。我劝告同学们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经毛主席肯定的，你们贴她的大字报，就把阵营搞乱了，决不能这样搞，希望大家还是帮助工作组进行整改。
决定工作组命运的最后时刻
正当工作组在大部分师生的支持下认真进行整改的时候，江青在陈伯达陪同下，于7月22、23日两次来北京大学调查，说是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第一次 来调查时，我正在召开工作组会议，听说江青来了，正在与聂元梓谈话，我感到不便前去打扰，就让工作组的一位副组长去接待，并说明我正在开会作检查，什么时候要听取工作组的汇报，我即前往。但江青与聂元梓谈话后就走了，并未要求听工作组的汇报。后来听说，江青、陈伯达这次来北大，说得不多，只是表示对情况不了解，要调查研究。第二天，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调查时，我正好去市委听传达报告，晚上吴德留我谈话，回来已经很晚了。这次来北大，江青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在听取了聂元梓等的意见后，江青讲话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还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江青同志讲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一个月前，正是他首先认定“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并要求追查“地下反革命司令部”的，现在他不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闭口不提自己过去曾经发表的意见，反而板起面孔大批别人的所谓错误，真使人齿冷。这次江青、陈伯达完全把工作组甩到一边，只与聂元梓等少数人接触，说明他们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已经胸有成竹，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江青、陈伯达讲话之后，在北大进一步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浪潮。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大来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公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的领导。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他们的观点，许多同学又登台加以批驳，说“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绝不是“西安”。
7月26日，市委召开各工作组组长会议，我参加了。会上李雪峰讲了话，并传达了毛主席24、25两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方面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都讲的是大学工作组要撤退，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李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摘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啊!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从群众里边集中起来。”“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李雪峰说，在中央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谈了各大学工作组的情况，认为北京大学的情况比较好，“限制了民主，向人家检讨了”。毛主席说：“我回北京的前四天(毛是7月18日回京的)，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毛主席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同聂元梓时，毛主席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听了传达后，我感到毛主席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对照这一指导思想，北大工作组前一段强调的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肯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意图的。但毛主席虽然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也只是说工作组不会革命、阻碍革命，并没有说工作组反对革命、是保皇党。由此看来，我们的错误还是被看作工作方针的错误，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可以取得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的。我在这次传达会上表态说：工作组在撤出学校之前，要站出来向群众作一个自我批评。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26日当晚，江青等人再次到北大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参加了大会。李雪峰、吴德等得到消息后也急忙赶来参加会议。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但争论得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大会进行中，几个北大附中的学生也上台来“揭发”，说附中工作组压制了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云云。在这些中学生发言时，江青积极插话鼓励，并带煽动性地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她两次来北大“调查”都赶上我有事分不开身，都向她作了说明，她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汇报，现在却这样说，显然是为了鼓动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事情是无法辩白的，我只能对几个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了解释。我说：北大附中的工作是由张德华同志分管的。附中在运动中出现了违反政策的现象，如提出“打倒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威”的口号，斗争普通教师，提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乱斗学生，等等，工作组的同志进行了劝阻。当有的学生不服，来找我提意见时，我让张德华先接见，进行说服教育；后来有的学生非要见我不可，其中为首的几个是干部子弟(记得有彭小蒙、宫小吉等)，我即接见了他们，并以长辈的身份批评了他们违反政策的一些做法。我说明了这些情况后，会场上鸦雀无声，看来江青的煽动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这时又有人上台来“揭发”说：“在‘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中，西语系的一名女生孙X X被逼自杀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揭发”引起了会场的轰动，有人高喊：“张承先交待!”“张承先交待!”但这个所谓的“逼死人命”问题，我事先一无所知，当时只好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我查一查，如果确有此事，要认真处理。当时，自工作组成立以来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的曹轶欧在主席台上跳起来高喊：“张承先要老实交待!”有的同学对这种做法不满，递上一个条子，要求当场宣读。条子质问会议主持者：“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康生听后勃然大怒，说：“只许工作组逼死人，就不许我们问一问吗?”事后查明，西语系确有一名女生因婚恋问题自杀未遂，根本与“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无关。会后，西语系的同学立即贴出 大字报澄清事实真相，并质问歪曲事实的人意欲何为。西语系的工作组组长方明也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以备江青查问。但此事的真相已明，也就无人过问了。
由于在辩论大会上未能压倒支持工作组的意见，聂元梓的积极追随者孙蓬一上台发言，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他说：“我刚从中宣部了解到，张承先在天津与陆定一有秘密勾结。”当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受到了公开点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无疑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所以，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上又响起一片“张承先交待!”的喊声。我一听他把问题扯到北大以外的事情上去，就感到聂元梓等人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作了。我沉着地走到扩音器前说明了事实真相：1965年春天，陆定一曾到天津休养，那时我正在天津医院住院。是河北省委秘书长通知我说：中宜部陆定一部长来天津休养了，你是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应该去看望一下。我即去招待所看望了陆定一，并陪他吃了一顿饭。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也在座，听他说是来向陆定一汇报学校“四清”工作的。当我问他们学校“四清”准备如何搞时，他说准备按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进行。这次会面后，我即回医院治疗，以后没再与陆定一等见面。我们之间的接触，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会场上很平静，没有人再追问这一问题。
接着，仍有不少群众上台来为工作组辩护。我当时心中很着急，因为感到越辩护江青等人越下不了台，场面越难收拾。果然，江青忍不住出来说话了。她情绪激动地高声喊道：“我揭发，张承先是个坏人。他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采了，我的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到坏人的迫害，这个坏人是张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个叫张少华的是个骗子，她自称是我的儿媳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承认。这个骗子也是张承先支持的。”这种“揭发”，使大家十分惊愕。会后很多师生议论，真不像话，怎么把家庭问题也扯进来了。还有的同学故意问我，“你是怎样把阶级斗争摘到主席家中去的?”我只有报以苦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辩论大会的最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作了结论。他说：“对‘六·一八’事件怎么看，是革命事件!看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对工作组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问题上辩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有的同学为工作组涂脂抹粉，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不说，在一些同学中，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了?!要把压在同学们头上的盖子揭掉，让同学们自己起来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随后，李雪峰即代表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还点名要聂元梓来筹建这个委员会。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
26日辩论大会之后，工作组已无法进行工作，事实上被聂元梓夺了权。28日成立了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从7月30日至8月3日，这个筹委会连续召开三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我和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所谓错误。
8月4日，康生、江青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再次主持对工作组的批判。会上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对工作组的“错误”定了性。他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你张承先又是什么态度!你把工作组的反革命的二十天报告仔细看一下，认真对照一下，完全是反动的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你在北大镇压了革命!这是什么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你们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听了康生的话，我感到十分震惊。康生一向道貌岸然，我也一直把他当作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加以尊重，称他为“康老”，没想到竟然是一个两面派。早在“九号简报”发出后不久，曹轶欧曾悄悄地给我通气说，中央对我们处理“六·一八”事件是很满意的，并将向全国批转我们的简报。从曹的口气中透露，这个消息是从康生那里得来的，康生本人也是同意的。至子工作组的《二十天情况报告》，则正是他的老婆批发的，他也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现在他反过采说这是反革命报告，这哪里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呢?关于工作组的“错误”问题，在听到的毛主席指示中，只是说工作组“阻碍革命”、“不会革命”，怎么到了康生口里就变成了“镇压革命”的“三反”行为了呢?这样无限上纲，岂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江青在大会也作了发言，说“工作组是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就揪他出来”。江青还要求学生揪住工作组不放，说：“什么时候你们不愿意听他们那一套了，再叫他们走。”康生、江青讲话之后，北大附中的两个学生跑上台来掀掉了我的座位，并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打我。江膏对此不但不加制止，还热烈拥抱了打我的那个女学生。事后，我被打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毛主席那里。吴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此后，在北大的批斗会上，包括我1967年二次被揪回北大的批斗会，我都没有再被打过。我能安全地撤出北大而没有被整死，不能不说毛主席的这句话起了保护作用。
8月13日，根据市委的决定，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京大学，到市委党校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我的“错误”。这一时期，在全国也掀起了批判工作组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整训中，大家对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北大工作组所作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主持这次整训的原工作组副组长彭林是位老红军，他在同我的个别谈话中就表示不理解：“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整训中，工作队员在档案内发现了曹轶欧的材料，特别是发现《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她批的，上面并没有我的签字，于是对康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表演非常气愤，并连续三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让曹轶欧回来检查交待。市委当然不敢答应。大家的气没有地方出，就把曹轶欧的批语用大字报公布了。在批判我的会上，有的同志故意问我：你和曹轶欧是如何炮制“反革命报告”的?我只好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至于谁批发，那只是个手续问题。”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对我说，你这样答复好，如果你把曹轶欧拉出来，康生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工作组整训结束之后就解散了，我继续留在北京听候中央处理。到1966年10月左右，吴德派秘书来向我传达他的口头意见，说北大工作组问题还是一个工作中的政治路线错误，市委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并说经请示中央同意，让我回河北。这样我就离开北京回到了河北。但北京大学的事并未就此了结。1967年初，聂元梓等人又根据江青的指示把我揪回北大。到北大后，孙蓬一与我谈话，并让我看了江青批件，大意是说对张承先不能轻轻放过，要揪回来批透斗臭。根据她的这一“指示”，又对我进行了多次批斗。这些批斗会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追后台。重点追问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了什么“黑指示”。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里有邓小平的儿子，系工作组也没有向我反映过这一情况，根本不存在邓小平通过他儿子给工作组下指示这回事。追来追去没有结果，但就是不放我离开北大，把我软禁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达半年之久。直到后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在运动中不要揪住工作组问题不放，这才放我回到河北。
“北大问题”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北大是“文革”初期所谓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源地。这一段历史，对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着重大的意义。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把这一段亲身经历如实记录下来，供后人指点评说。
1998年6月1日
陈伯达、康生在制造“文革”内乱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在北京大学也进行了丑恶的表演。对这一段历史许多人并不清楚，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叙述不详，甚至有的以讹传讹。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我奉命进入北大担任工作组组长
1966年5月，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主持召开的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当时我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会上听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大讲世界上“政变成风”，并称中国有些人阴谋搞政变，要杀人。会上还传达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当时感到气氛很紧张。
在这次会上，还传达、学习了中央决定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我对这一通知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其中对国内政治形势所作的那些极其严重的估计，真使我大吃一惊，心想：情况有这么严重吗?但由于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崇高威望，我又不能不相信，也不敢怀疑。当时只是考虑自己要努力学习提高，跟上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认真对照检查我在河北主管的文教工作，考虑在这方面工作中有无问题。
6月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在傍晚到北京饭店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吴德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大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大工作组组长，并由你代行北大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大，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晚召开了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大后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然后，吴德和华北局负责人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带领我急忙赶到北大，召开党委会议，宣布了华北局决定。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于晚八点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6月2日晨零点三十分，紧急召开了全校党团员、干部和学生干部大会，我讲了话，表示要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聚集了很多全国闻名的学者，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而我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对“文革”怎样搞法也心中没底。只是觉得在“天子脚下”的北大搞运动可非同一般，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搞不好，不只是对中央无法交待，对国内外也将产生不良影响。这使我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怎么办?考虑再三，我想务必要谨慎从事，严格遵照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等一贯教导去做，绝不能下车伊始就胡乱开展“斗争”。在具体工作中，一是依靠领导，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二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学校的情况。
工作组的派出为何如此匆忙?我当时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在康生秘密策划下搞出来的。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大调查，由他的妻子曹轶欧任组长。曹多次找到聂元梓面谈有关“文革”问题。曹还两次找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说北大的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揭发；如果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两次都遭到了陈守一的拒绝。曹轶欧于是表示说此事“算了”，但又叮嘱他对这件事严格保密，不能与任何人谈。5月23日晚，果然如曹轶欧所说“还会有人出面揭发”，这就是经她面谈的聂元梓。聂元梓在邀集某些人商量之后，决定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革”的讲话开刀，写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大字报于5月25日公开贴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引起了全校的思想混乱和激烈争论。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此事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当晚周恩来总理就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到北大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在外面。周总理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京大学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认真遵守。由于聂元梓的行为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学校内也有些干部师生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中的一些诬蔑不实之辞，于是曹轶欧派人将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当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将大字报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主席，并让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要“顶住”。据康生自己在8月4日北大全校大会上说：“6月1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由此可见大字报出笼与康生等人的关系。
康生、陈伯达的这种突然行动，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陷于被动状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们按照过去党领导运动的通常做法，决定派出工作组，免得使运动陷于无领导的混乱状态。我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派往北京大学的。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把聂元梓封为、“革命左派”。这就在北大引起了更大的震动。而聂元梓则认为她胜利了，向“围攻”她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校园内出现了混战局面。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五万多张。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近万人，许多学校派人来声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种强大的舆论下，迅速激发起来。
6月4日陈伯达到北大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后，《人民日报》于6月5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其中提到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说那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也使我感到十分突然。我知道，北大社教(四清)运动是经过了多次反复的。开始由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队认定北大已经“烂掉”了，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同志主持国际饭店会议进行复查，结果否定了聂元梓等人对北大党委的“揭发”和中宣部工作队所作的结论。现在又要来翻这个案，必然引起更大的混乱。果然这篇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对于曾 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她的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并要揪斗万里同志，给工作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聂元梓发动的这场斗争中，斗争方式简单粗暴，打人、骂人、揪头发、撕衣服、戴高帽子游街，使北大的混乱状态不断升级。《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学生们开始漫无边际地“横扫”起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遭到人格污辱，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前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出来交待问题，有一次还打掉了陆平同志的眼镜。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如何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成为当时十分迫切又非常难办的问题。
鉴于北大党委及所属党总支(除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已全部陷于瘫痪，北京新市委在中央支持下，从中央机关、解放军和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加强北大工作队的力量。6月7日，从校到系(除哲学系外)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据10日统计，共有208名工作队员。在校一级成立了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副组长有曹轶欧、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聂元梓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七人大字报主要成员)为副主任。
校、系领导问题解决以后，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我对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经领导小组讨论并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于6月15日在全校一万三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这个报告的基调和指导思想是“左”的，但在当时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
1966年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研究动员大会后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大会精神，领导好运动。九时左右，校园内又突然爆发了乱揪乱斗事件。三十八斋前还设了“打鬼台”，四处揪人。我们立即停止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去制止混乱。我也立即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讲明党的政策，强调指出不讲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终制止了乱揪乱斗。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刘佳宾，此人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随即散去，此人却又揪来个女同志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制止他，他还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还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的主角，带头打了八个人，还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一贯有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党查看处分。
除以上这些坏人外，参加乱打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辫子可抓，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级有个调干生杨X X，曾积极反对过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在乱打乱斗中表现也很凶。另一种人是单纯的个人报复出气。
在乱揪乱斗中，还有人故意制造场面，让外国人拍照。有迹象表明，这场乱揪乱斗是有人预谋和策划的。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在时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根据工人王焕反映，在三十八斋前有七个未戴校徽、不明身份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系，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在斗什么人。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寻他们想批斗的人，把他们拉到同一个“打鬼台”进行批斗。从这些情况看，这很可能是内外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初步摸清情况后，经过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对群众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根据这一决定，18日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说明这次乱揪乱斗的真相。我在广播讲话中指出：以往的乱揪乱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经过动员大会讲明政策后又发生这种情况，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了，在乱揪乱斗中已经被坏人钻了空子，制造了混乱。我讲了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对这次广播讲话，广大师生的反应是好的。我们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今后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校工作组领导小组批准；依靠左派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接待，但禁止他们在北大揪斗人。
我们领导小组把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情况写成了“九号简报”。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看到后，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性质，在“九号简报”以及中央的批示中，说的都是“乱斗现象”，但陈伯达认为“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挖出来。他还具体提示要按照他创造的天津“小站四清经验”来搞，为此还指派张恩慈来绘制北大的“反动系统表”。我在河北工作时，了解陈伯达在天津市(当时属河北省)南郊区小站搞四清的情况。小站原来是个先进单位，受到过表扬。陈伯达在小站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说小站是“反革命集团”掌权，并株连到南郊区委书记。对此，当时许多同志就有不同看法。现在陈伯达要求北大按“小站经验”来搞，我是有所保留的，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慎重态度。
康生对“六·一八”事件性质的认识与陈伯达相同。当时，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写一个《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由工作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张德华负责起草。在这个报告中，因受到陈伯达观点的影响，在反映“六·一八”乱揪乱斗情况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报告写成后送给我和曹轶欧审阅，当时我由于工作太紧张，就说先送“曹大姐”审阅。这份报告经曹轶欧肯定后就发出了，我没有看，也没有签名。当时曹轶欧在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中， 是受到特别尊重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直通中央，她认可了即可上报。曹轶欧与康生息息相通，她了解的情况随时向康生反映，康生的意见随时由她到北大贯彻。曹轶欧认可的东西，当然也是康生认可的。
对这一报告中提到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当时大家并未十分在意，认为就是指在“六·一八”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少数坏人，并没有把事件的参加者都看成反革命分子。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放在处理乱揪乱斗事件后如何狠抓学习，提高认识，掌握政策，更深入地发动群众，特别是争取中间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等方面。同时，准备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对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分析研究，弄清性质，区别对持。
北大“文革”的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是得到北京新市委肯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时期也没提出什么意见。这从康生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7月3日康生找我谈话，说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成员，继续与北大联系。我当即表示同意，并问他对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康生说没有什么意见。在7月6日市委书记郭影秋召开的全市工作团(队)负责人交流经验的会议上，还专门让北大工作组介绍了经验，得到与会同志的肯定。
聂元梓指责工作组是“保皇党”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15日上午，市委负责人吴德、郭影秋来北大听取领导小组的情况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得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长会议，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决定拿出三天时间进行工作组的整训。
17日凌晨一点半，我突然接到吴德电话，传达李雪峰同志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十八天“轰轰烈烈”，一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当天下午，列席会议的武振声副组长向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新的估计思想不通，当日我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吴德对我作了解释，要求我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当时，我感到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的口径向全校进行检查，广大工作队员和广大群众想不通，会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因此，怎样检查颇费脑筋。经过领导小组的酝酿，决定了检查的调子。然后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我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我说：“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用三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的缺点错误。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继陈必陶等五人大字报后，历史系也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但也有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当时全校运动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也出来贴了大字报。
7月19日夜，聂元梓突然在哲学系发表讲话，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晚11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当晚我已吃过安眠药睡下了，突然被叫醒，得知聂元梓讲话的内容后，召开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六·一八”事件时她也是表示同意了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杨克明也表示非常气愤，说“聂元梓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向领导反映，让领导了解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不能依靠的”。领导小组决定将这个新情况迅速向市委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我于20日晨到市委找到了李雪峰同志。李雪峰听了汇报后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
事后得知，就在聂元梓发表讲话的同一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据7月23日李雪峰在全市各工作组组长会议上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在7月19日和22日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在19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派工作组的意见，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刘少奇在会上说，大学里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是从当时怎样实现党的领导方面考虑的，派工作组比较机动。个别工作组的领导有缺点、出了毛病，但多数基本上是好的，现在还是帮助教育的问题。邓小平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不能撤，主要是教会他们如何做工作；多数工作组的成员是好人，搞“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会上还对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如何开展大辩论，辩论中如何领导，斗争面不能太宽，要明确斗争目标，大学生能否出去串连，等等。听了传达之后，我感到聂元梓19日晚的演说是有来头的，与陈伯达同日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二者的关系颇耐人寻味。
聂元梓讲话之后，北大内部围绕着反对还是支持工作组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当时工作组根据市委的指示，正在认真研究聂元梓的意见，并分头到各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大多数师生对聂元梓带头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很不满，并要求工作组“站起来”领导革命。21日，校园内贴出不少大字报，大多是要求聂元梓澄清事实、回答问题的。还有不少学生不断找我反映对聂元梓的意见，有的表示要贴聂元梓的大字报，其中就有中文系学生张少华(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背景)。我劝告同学们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经毛主席肯定的，你们贴她的大字报，就把阵营搞乱了，决不能这样搞，希望大家还是帮助工作组进行整改。
决定工作组命运的最后时刻
正当工作组在大部分师生的支持下认真进行整改的时候，江青在陈伯达陪同下，于7月22、23日两次来北京大学调查，说是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第一次 来调查时，我正在召开工作组会议，听说江青来了，正在与聂元梓谈话，我感到不便前去打扰，就让工作组的一位副组长去接待，并说明我正在开会作检查，什么时候要听取工作组的汇报，我即前往。但江青与聂元梓谈话后就走了，并未要求听工作组的汇报。后来听说，江青、陈伯达这次来北大，说得不多，只是表示对情况不了解，要调查研究。第二天，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调查时，我正好去市委听传达报告，晚上吴德留我谈话，回来已经很晚了。这次来北大，江青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在听取了聂元梓等的意见后，江青讲话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还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江青同志讲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一个月前，正是他首先认定“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并要求追查“地下反革命司令部”的，现在他不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闭口不提自己过去曾经发表的意见，反而板起面孔大批别人的所谓错误，真使人齿冷。这次江青、陈伯达完全把工作组甩到一边，只与聂元梓等少数人接触，说明他们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已经胸有成竹，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江青、陈伯达讲话之后，在北大进一步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浪潮。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大来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公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的领导。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他们的观点，许多同学又登台加以批驳，说“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绝不是“西安”。
7月26日，市委召开各工作组组长会议，我参加了。会上李雪峰讲了话，并传达了毛主席24、25两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方面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都讲的是大学工作组要撤退，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李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摘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啊!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从群众里边集中起来。”“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李雪峰说，在中央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谈了各大学工作组的情况，认为北京大学的情况比较好，“限制了民主，向人家检讨了”。毛主席说：“我回北京的前四天(毛是7月18日回京的)，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毛主席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同聂元梓时，毛主席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听了传达后，我感到毛主席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对照这一指导思想，北大工作组前一段强调的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肯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意图的。但毛主席虽然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也只是说工作组不会革命、阻碍革命，并没有说工作组反对革命、是保皇党。由此看来，我们的错误还是被看作工作方针的错误，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可以取得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的。我在这次传达会上表态说：工作组在撤出学校之前，要站出来向群众作一个自我批评。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26日当晚，江青等人再次到北大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参加了大会。李雪峰、吴德等得到消息后也急忙赶来参加会议。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但争论得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大会进行中，几个北大附中的学生也上台来“揭发”，说附中工作组压制了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云云。在这些中学生发言时，江青积极插话鼓励，并带煽动性地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她两次来北大“调查”都赶上我有事分不开身，都向她作了说明，她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汇报，现在却这样说，显然是为了鼓动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事情是无法辩白的，我只能对几个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了解释。我说：北大附中的工作是由张德华同志分管的。附中在运动中出现了违反政策的现象，如提出“打倒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威”的口号，斗争普通教师，提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乱斗学生，等等，工作组的同志进行了劝阻。当有的学生不服，来找我提意见时，我让张德华先接见，进行说服教育；后来有的学生非要见我不可，其中为首的几个是干部子弟(记得有彭小蒙、宫小吉等)，我即接见了他们，并以长辈的身份批评了他们违反政策的一些做法。我说明了这些情况后，会场上鸦雀无声，看来江青的煽动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这时又有人上台来“揭发”说：“在‘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中，西语系的一名女生孙X X被逼自杀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揭发”引起了会场的轰动，有人高喊：“张承先交待!”“张承先交待!”但这个所谓的“逼死人命”问题，我事先一无所知，当时只好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我查一查，如果确有此事，要认真处理。当时，自工作组成立以来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的曹轶欧在主席台上跳起来高喊：“张承先要老实交待!”有的同学对这种做法不满，递上一个条子，要求当场宣读。条子质问会议主持者：“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康生听后勃然大怒，说：“只许工作组逼死人，就不许我们问一问吗?”事后查明，西语系确有一名女生因婚恋问题自杀未遂，根本与“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无关。会后，西语系的同学立即贴出 大字报澄清事实真相，并质问歪曲事实的人意欲何为。西语系的工作组组长方明也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以备江青查问。但此事的真相已明，也就无人过问了。
由于在辩论大会上未能压倒支持工作组的意见，聂元梓的积极追随者孙蓬一上台发言，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他说：“我刚从中宣部了解到，张承先在天津与陆定一有秘密勾结。”当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受到了公开点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无疑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所以，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上又响起一片“张承先交待!”的喊声。我一听他把问题扯到北大以外的事情上去，就感到聂元梓等人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作了。我沉着地走到扩音器前说明了事实真相：1965年春天，陆定一曾到天津休养，那时我正在天津医院住院。是河北省委秘书长通知我说：中宜部陆定一部长来天津休养了，你是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应该去看望一下。我即去招待所看望了陆定一，并陪他吃了一顿饭。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也在座，听他说是来向陆定一汇报学校“四清”工作的。当我问他们学校“四清”准备如何搞时，他说准备按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进行。这次会面后，我即回医院治疗，以后没再与陆定一等见面。我们之间的接触，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会场上很平静，没有人再追问这一问题。
接着，仍有不少群众上台来为工作组辩护。我当时心中很着急，因为感到越辩护江青等人越下不了台，场面越难收拾。果然，江青忍不住出来说话了。她情绪激动地高声喊道：“我揭发，张承先是个坏人。他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采了，我的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到坏人的迫害，这个坏人是张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个叫张少华的是个骗子，她自称是我的儿媳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承认。这个骗子也是张承先支持的。”这种“揭发”，使大家十分惊愕。会后很多师生议论，真不像话，怎么把家庭问题也扯进来了。还有的同学故意问我，“你是怎样把阶级斗争摘到主席家中去的?”我只有报以苦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辩论大会的最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作了结论。他说：“对‘六·一八’事件怎么看，是革命事件!看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对工作组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问题上辩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有的同学为工作组涂脂抹粉，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不说，在一些同学中，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了?!要把压在同学们头上的盖子揭掉，让同学们自己起来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随后，李雪峰即代表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还点名要聂元梓来筹建这个委员会。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
26日辩论大会之后，工作组已无法进行工作，事实上被聂元梓夺了权。28日成立了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从7月30日至8月3日，这个筹委会连续召开三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我和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所谓错误。
8月4日，康生、江青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再次主持对工作组的批判。会上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对工作组的“错误”定了性。他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你张承先又是什么态度!你把工作组的反革命的二十天报告仔细看一下，认真对照一下，完全是反动的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你在北大镇压了革命!这是什么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你们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听了康生的话，我感到十分震惊。康生一向道貌岸然，我也一直把他当作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加以尊重，称他为“康老”，没想到竟然是一个两面派。早在“九号简报”发出后不久，曹轶欧曾悄悄地给我通气说，中央对我们处理“六·一八”事件是很满意的，并将向全国批转我们的简报。从曹的口气中透露，这个消息是从康生那里得来的，康生本人也是同意的。至子工作组的《二十天情况报告》，则正是他的老婆批发的，他也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现在他反过采说这是反革命报告，这哪里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呢?关于工作组的“错误”问题，在听到的毛主席指示中，只是说工作组“阻碍革命”、“不会革命”，怎么到了康生口里就变成了“镇压革命”的“三反”行为了呢?这样无限上纲，岂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江青在大会也作了发言，说“工作组是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就揪他出来”。江青还要求学生揪住工作组不放，说：“什么时候你们不愿意听他们那一套了，再叫他们走。”康生、江青讲话之后，北大附中的两个学生跑上台来掀掉了我的座位，并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打我。江膏对此不但不加制止，还热烈拥抱了打我的那个女学生。事后，我被打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毛主席那里。吴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此后，在北大的批斗会上，包括我1967年二次被揪回北大的批斗会，我都没有再被打过。我能安全地撤出北大而没有被整死，不能不说毛主席的这句话起了保护作用。
8月13日，根据市委的决定，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京大学，到市委党校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我的“错误”。这一时期，在全国也掀起了批判工作组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整训中，大家对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北大工作组所作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主持这次整训的原工作组副组长彭林是位老红军，他在同我的个别谈话中就表示不理解：“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整训中，工作队员在档案内发现了曹轶欧的材料，特别是发现《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她批的，上面并没有我的签字，于是对康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表演非常气愤，并连续三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让曹轶欧回来检查交待。市委当然不敢答应。大家的气没有地方出，就把曹轶欧的批语用大字报公布了。在批判我的会上，有的同志故意问我：你和曹轶欧是如何炮制“反革命报告”的?我只好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至于谁批发，那只是个手续问题。”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对我说，你这样答复好，如果你把曹轶欧拉出来，康生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工作组整训结束之后就解散了，我继续留在北京听候中央处理。到1966年10月左右，吴德派秘书来向我传达他的口头意见，说北大工作组问题还是一个工作中的政治路线错误，市委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并说经请示中央同意，让我回河北。这样我就离开北京回到了河北。但北京大学的事并未就此了结。1967年初，聂元梓等人又根据江青的指示把我揪回北大。到北大后，孙蓬一与我谈话，并让我看了江青批件，大意是说对张承先不能轻轻放过，要揪回来批透斗臭。根据她的这一“指示”，又对我进行了多次批斗。这些批斗会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追后台。重点追问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了什么“黑指示”。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里有邓小平的儿子，系工作组也没有向我反映过这一情况，根本不存在邓小平通过他儿子给工作组下指示这回事。追来追去没有结果，但就是不放我离开北大，把我软禁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达半年之久。直到后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在运动中不要揪住工作组问题不放，这才放我回到河北。
“北大问题”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北大是“文革”初期所谓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源地。这一段历史，对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着重大的意义。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把这一段亲身经历如实记录下来，供后人指点评说。
1998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