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危机爆发前，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伊朗在世界政治中和近现代外交史上的特殊地位。如今，关于伊朗核危机的报道充斥媒体，公众对伊朗外交的兴趣急剧升温。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外交舞台上的惊人之举增加了外界对伊朗外交谋略的神秘感。实际上，伊朗上个世纪接二连三地同世界强权进行外交博弈，屡创佳绩，其外交谋略值得关注和研究。
　　
　　夹缝中何以生存
　　
　　近代以来，如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伊朗长期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约一个世纪，伊朗是英国和俄国在欧亚大陆“大角逐”的重要舞台；两次大战期间，伊朗宣布中立却未能逃避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朗又先后受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欺凌。
　　20世纪上半期，伊朗国力孱弱，充满内忧外患。当时毫无自卫能力的伊朗身处俄国（苏联）和英国这两大强权的夹缝之中，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伊朗不仅生存下来，而且维护了自己的独立（至少是形式上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最终将列强的势力扫地出门。伊朗的外交谋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伊朗外交思想的核心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利用国际矛盾，特别是利用大国矛盾；二是采用“平衡术”。利用大国矛盾的一种情况是利用在伊朗问题上两个争斗的大国，使其相互牵制，典型的例子是使英俄（苏）相互牵制。利用大国矛盾的另一种颇具特色的外交战略是“第三国外交”，有意识地加强与一个“遥远而公正的强国”的关系，来抵消传统敌国英俄（苏）在伊朗的影响。“平衡术”指弱国伊朗与英俄（苏）这两个对伊朗事务有巨大影响的强国必须保持平衡，不能过分偏向任何一方。此外，伊朗外交策略还包括拖延战术、求助于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等。
　　难能可贵的是，伊朗政治精英对上述外交思想和策略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尽管他们可能在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在20世纪初立宪革命中诞生的伊朗议会是东方国家第一个长期存在的国会。它在内政方面往往沦为橡皮图章，但对外关系方面却是伊朗民族主义者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的坚强堡垒。
　　
　　1946年：同苏联惊心动魄的较量
　　
　　二战期间的1941年8月，英苏两国出于战时需要联合出兵伊朗。伊朗再次被两大强权分区占领，英占区包括南部和西南部的产油区，苏占区几乎囊括北部五省。英苏两国迫使国王礼萨·汗逊位，让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位。
　　从英苏联合出兵伊朗的第一天起，伊朗政府就试图将他们赶出去。伊朗外交在1942年英苏伊三国同盟条约和1943年德黑兰会议关于伊朗的宣言的问世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前者规定盟军战后至迟不超过六个月内撤出伊朗；后者承认伊朗对盟国事业的贡献，“特别是方便从海外运来的补给移交于苏联”，并明确表示《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伊朗。
　　这期间，美国势力大举进入伊朗，名目繁多的美国顾问受聘在伊朗各部门担任要职。部分原因是伊朗奉行以美国为重点的“第三国外交”。
　　伊朗追随美国引起苏联的反感。1943年初，伊朗向美国的一家石油公司抛出石油租让权的诱饵，苏联也想在伊朗北部攫取石油租让权。在苏联的压力下，1947年伊朗议会通过法案，禁止政府同外国进行出让石油租让权的谈判。
　　1945年9月2日本投降后，苏联立即在其控制的伊朗阿塞拜疆省导演分离主义运动。11月，伊朗政府派军队和宪兵到该省首府大不里士“恢复秩序”，中途遭到苏军的拦截。12月，苏联一手炮制的“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阿塞拜疆危机正式爆发。与此同时，苏联在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拒绝承诺按约如期从伊朗撤军。
　　1946年1月，伊朗将阿塞拜疆危机提交刚刚诞生的联合国，向安理会控告苏联干涉伊朗内政。伊朗诉苏联一案是对联合国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首次考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被置于被告席，举世瞩目。伊朗本来就得道多助，伊朗代表在安理会的出色表现，增加了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对伊朗的同情和对苏联的压力。苏联在安理会处境尴尬，只得一方面向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伊方撤诉，另一方面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苏伊争端。二三月间的苏伊莫斯科谈判可谓棋逢对手。苏方态度强硬，伊朗首相卡瓦姆精明老练，同对手周旋游刃有余。3月2日是盟国从伊朗撤军的最后期限，美英军队业已先后全部撤离伊朗，但苏联宣布苏军在“局势明朗之前”将继续在伊朗阿塞拜疆等地驻留。苏联明目张胆地违反1942年三国条约引起伊朗、美国和英国的强烈抗议。不久，苏伊莫斯科谈判也告失败。与此同时，苏联向伊朗北部增兵，东西方关系骤然紧张。
　　3月18日，伊朗向安理会控告苏联拒绝按约从伊朗撤军、继续干涉伊朗内政，要求将伊朗的控诉列入近期安理会议程。苏联的处境更加狼狈。莫斯科一方面宣称苏伊已就撤军问题达成“谅解”，在安理会采取拖延战术；另一方面立刻派新任大使萨奇科夫到德黑兰对首相卡瓦姆软硬兼施，争取尽快达成协议。3月26日至4月4日，安理会多次讨论伊朗对苏联的新指控。伊朗代表阿拉在安理会讲坛上慷慨陈词。苏伊德黑兰秘密谈判于4月4日结束，达成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在这项协定中，苏联方面承诺当年5月上旬从伊朗全部撤军，承认阿塞拜疆问题是伊朗的内政；伊朗方面则同意新议会在1946年3月24日后七个月内将批准成立伊苏联合公司开采伊朗北部的石油。
　　对于苏联来说，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的实质是以全部撤军换取伊朗的让步，即变相获得石油租让权并在阿塞拜疆建立亲苏政权。然而，苏军完全撤离伊朗后，伊朗政局在美英的影响下逐渐向右转。1946年10月，伊朗发生政变，卡瓦姆依然留任首相，但以国王为首的右翼亲美集团控制了国家权力。12月，卡瓦姆不顾苏联的“友好告诫”，派政府军推翻了阿塞拜疆的亲苏政权。1947年10月22日，伊朗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法案，宣布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无效。
　　
　　1953年：轰轰烈烈的石油国有化运动
　　
　　伊朗以盛产石油著称。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国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50年期间一直是中东头号石油生产大国。
　　可惜，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长期掌握在外国人之手。最早（1901年）在伊朗成功地进行大规模商业石油开采的是澳大利亚金融家达尔西，1909年，达尔西与英国资本合组“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即后来的“英伊石油公司”。1914年5月20日，英国政府开始直接控制英伊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是伊朗的“国中之国”和“吸血鬼”。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到1950年，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榨取利润达50亿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在石油利益分配问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1932年11月，礼萨·汗下令废除给达尔西的石油租让权。英国政府派军舰进波斯湾进行恫吓。结果，双方妥协。1933年4月，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伊朗通过新协议收回部分权益。
　　1947年伊朗国会通过的宣布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无效的法律不仅切断了苏联在伊朗北部攫取石油租让权的企图，而且为在伊朗南部拥有巨大石油利益的英国敲响了警钟。该法出台后不久，伊朗即与英方开始石油谈判。1949年，英方在谈判中提出与1933年租让权相差无几的补充协定，竟然得到当时伊朗政府的赞同。此事于7月中旬曝光后，立即在伊朗全国激起抗议浪潮，导致补充协定最终流产。
　　反对补充协定的斗争揭开了石油国有化运动的序幕。国有化运动的主角是伊朗政坛怪杰摩萨台。他所领导的民族阵线在1950年初结束的议会选举中成为德黑兰选区的最大赢家。民族阵线高举石油国有化的旗帜，力量迅速壮大。1951年3月7日，不赞成石油国有化的首相拉兹马拉遇刺身亡。此事在反对石油国有化阵营造成极大恐慌。4月底，议会和参议院先后批准石油国有化法令；深孚众望的摩萨台出任首相，组成以民族阵线为核心的联合政府。摩萨台政府雷厉风行地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在中东产油国引起强烈共鸣，震惊世界。
　　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美国人染指路人皆知，而伊朗人也乐于利用美英在伊朗石油问题上的矛盾施展传统的“第三国外交”。
　　美国最初同情和支持摩萨台政府，并主动调停英伊石油争端。但摩萨台的激进民族主义立场和在东西方冷战中的中立态度使美国越来越难以容忍，美国在远东问题上有求于英国促使美英在伊朗石油问题上妥协。1953年初第五次石油谈判破裂后，美国对摩萨台政权的态度明显改变。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伊朗国内反摩萨台力量相勾结，于同年8月19日发动政变，颠覆了摩萨台政权。轰轰烈烈的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戛然而止。在美国的撮合下，伊朗扎赫迪政府同西方国际石油资本进行谈判，于1954年8月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在法律上收回英伊石油公司租让地的石油资源，组建一个国际石油财团取代英伊石油公司负责开采和销售这些石油，英国石油公司（原英伊石油公司）和多家美国石油公司各占40％的股份。伊朗和这个国际石油财团平分利润。
　　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成就和历史意义不容低估。伊朗割掉英伊石油公司这颗毒瘤，在法律上收回自己宝贵的石油资源，大幅度地增加了石油收入。
　　
　　1979年：驱逐美国势力世人震惊
　　
　　美国长期以来是伊朗政治精英实施“第三国外交”的最佳对象。在1944年～1947年伊朗危机中，美国成功地扮演联合国宪章的维护者和弱国伊朗的保护者的角色，赢得了伊朗人的普遍好感。伊朗议会否决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后苏联在对伊朗的高压政策，进一步将伊朗推入美国的怀抱。
　　然而，美国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期间和以后的对伊政策，使美国在伊朗的公众形象发生逆转。1953年，美国扶植亲美的巴列维国王重掌政权。此后20余年，双方结成同盟。美国在伊朗的势力如日中天，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和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巴列维国王则倚仗美国的支持在伊朗实行赤裸裸的专制统治。美国策动政变搞垮石油国有化运动和摩萨台政权，在伊朗民族主义者的脑海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美国70年代末遇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挑战。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20世纪世界上影响深远的“大革命”之一。伊斯兰革命时期，伊朗同美国关系极度紧张，尤其在扣留美国人质问题上。这场危机的直接导火线是卡特政府准许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到美国治病，伊朗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向伊朗转交他在美国的财产，遭到拒绝。1979年11月4日，数千名忠于霍梅尼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大使馆，将使馆人员扣为人质，以迫使美国答应伊朗的要求。
　　霍梅尼同美国围绕人质危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博弈。
　　这个突发事件刚露头，霍梅尼就敏锐地窥见其中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利用价值。就国内政治而言，当时存在反对霍梅尼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国际政治而言，霍梅尼需要肃清美国在伊朗的势力和影响，在伊斯兰世界和第三世界为自己树立反殖、反帝和反霸的旗手形象。利用人质危机激化伊朗同美国的矛盾，在国内制造狂热的反美政治气氛，有助于霍梅尼实现镇压反对派、建立神权制度、驱逐美国势力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目标。
　　11月5日，伊朗政府宣布废除美伊合作条约。翌日，霍梅尼发表广播演说，公开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6日，组建“革命委员会”，主持内政外交。伊朗国内掀起反美狂潮，美国各地也纷纷举行反对霍梅尼的示威。卡特既要顾及美国舆论，又担心进攻伊朗会将这个至关重要的国家推向苏联的怀抱，于是对伊朗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伊朗则对美国以牙还牙；于是，美伊关系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局面正中霍梅尼下怀。
　　1981年1月19日，霍梅尼同意接受阿尔及利亚的调解，从而结束长达444天的人质危机。这时，霍梅尼已经实现其国内政治目标，并且将美国势力逐出伊朗，结束了近代以来外国左右伊朗命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