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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理论、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的混合体，带有理论欺骗性和社会破坏力，目前已在国际上名声扫地。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发展至今未能走出低谷。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更暴露出其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理论、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的混合体，带有理论欺骗性和社会破坏力，目前虽已在国际上名声扫地，但仍有遗存，“全球增长动能不足”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 “全球发展失衡”等问题依然严峻，如何从全球视野来认识新自由主义仍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新自由主义加剧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二战后黄金时期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现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加剧、财政预算赤字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现象，爆发了“滞涨型”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将问题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取而代之的便是新自由主义。简言之，“凯恩斯主义”基于有效需求理论而主张国家干预，而新自由主义则“反凯恩斯革命”，强调“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然而，伴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推进，以“反凯恩斯革命”为自我标榜的新自由主义嬗变为资本主義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
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尖锐化和复杂化。新自由主义通过放松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自由”，但是对资本缺乏约束反而导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加剧。所谓“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在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生态危机等诸方面，危机根源则在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量的层面上导致垄断性盲目生产，在质的层面上表现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只是从工具层面调节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深层的所有制关系。伴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入，一方面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急剧向外扩张；另一方面是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流向非生产性领域。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突出地表现为贫富分化、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全球秩序失衡。因此，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救星”，相反却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和复杂化。
新自由主义的背后是一套西方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不仅是资本霸权的理论工具，更是资本扩张、资本规制世界的政治纲领。就经济层面而言，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要求，拓宽了资本的国际活动空间，为“资本流遍全球，利润回流西方”奠定了理论基础；就政治层面而言，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针对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抛出了所谓“华盛顿共识”，试图构建一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华盛顿共识”以西方为“蓝本”，在 实 践 中 不 断 趋 向 市 场 原 教 旨主义，从而在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导致经济大衰退，加剧社会动荡，企图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进行“颜色革命”，借此推销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模式。
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实践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新自由主义预设资本主义制度为“永恒的制度”，通过政策工具缓和国内矛盾，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加紧对外攫取的同时，加深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因此，只有认清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实质，才能把握其全球性危害。
新自由主义带来全球性危害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泛滥，对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危害，加剧了全球秩序失衡。
就全球范围而言，新自由主义泛滥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如取消对商业和金融的管制，间接促成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趋向，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危机埋下伏笔。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也促成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扩大了资本输出和资本增殖的空间，全球生产链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危机波及全世界。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者也深受其害，正是美国通过金融去监管化，导致大量资本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涌入金融行业并不断催生资产泡沫，最终演化成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因此，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其危害性表现在：
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甚至陷入衰退。拉丁美洲作为“华盛顿共识”的“跑马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以前，拉美主要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发展策略，从1950年到1980年人均收入翻了一倍多，取得较好发展。80年代末拉美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失业率剧增、贫困化问题凸显，尤其是民族工业遭受重创，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1992-2002年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只有2.4%，仅相当于80年代以前的45%。因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推行的10年成为“失去的10年”。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类似故事同样在非洲、东欧以及俄罗斯等相继出现。为什么被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屡屡失灵？因为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了现代化理论，西方模式成为现代化的样本，复制西方经验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新自由主义演变成改革方案在发展中国家实践和推行时，对发达国家路径依赖的危害性暴露无遗——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最终落入发展的“陷阱”。
私有化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市场是万能的，而且为了保证市场效率必须实行私有化。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和以里根为首的美国政府正是依据这一思路进行改革。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实践中，工业化基础薄弱，市场力量单薄，只能通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然而，私有化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迅速集中到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手中，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安全。例如，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就将电信、铁路、矿业、钢铁业等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出售，这使得政府在面对2001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因而无法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同时，那种认为市场化只能是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在实践中不但严重冲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削弱一国综合国力。比如，俄罗斯实施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式改革，全面推行私有化，结果不但导致寡头垄断的畸形竞争格局，而且也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到10年间，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50%，综合国力大大削弱。 加剧全球秩序失衡。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化，本质上体现的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构建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借助全球化扩大资本对外输出，进而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然而，这套全球秩序始终是失衡的，突出地表现在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两个方面。就公平性而言，宏观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因处于全球生产链低端而只能“被剥削”，从而形成依附型经济并长期固化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外围”，只能任由发达国家摆布而无力实现赶超；微观上，因为缺乏必要的国家干预和调控，不能直接影响收入再分配，造成贫困在劳动者中扩大，财富在资本一端扩大。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贫富差距不但不能消弭，反而越来越大。就可持续性而言，资本逐利本性要求资本流向利润率高的产业，由此金融业的过度发展符合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但是，金融监管缺失直接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钩，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增加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损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中国道路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
随着新自由主义危害的不断显现和日益加深，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开始深刻反思并不断抛弃新自由主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不但让中国逐步实现从贫困落后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转变，而且也为全球治理及经济复苏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打破了西方模式主导世界的神话。中国改革发展从来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所谓“正统”经验，而是努力寻求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径。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从一穷二白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跨越，实现从物资极度匮乏、产业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全球制造基地的跨越，实现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跨越。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阐释模式和理论预期，意味着西方不再是现代化发展的唯一样本，更不是先进的“坐标”。中国道路蕴含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强大的行稳致远的内生动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道路超越了发展市场经济只能走私有化道路的迷思，坚持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新自由主义将私有化视作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万能作用，然而在如何克服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却一直没有给出合理的答案。与新自由主义不同，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不搞私有化，更防止过度市场化。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鼓励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拿出令世人惊叹的“优秀成绩单”。中国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立足于本国国情，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又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妥善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地缘政治问题层出不穷，“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涌现，世界各国都迫切期待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过去，国际经济的合作模式和指导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由欧美国家把持，它们把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从而将全球化带入陷阱。现在基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一方面适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其蕴含的新的国际合作观和合作模式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和发达国家的分利性，避免传统全球化发展中的地缘竞争陷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化进程中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格局。另一方面，中国提出構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对世界经济增长新问题开出的药方——通过坚持“创新”来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培育发展新动能；坚持“联动”来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和均衡性，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包容”来增强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都是基于中国道路的认识和自信而对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能够更好地推动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破解制约全球化发展的“世界命题”。这既是对人类未来、全球命运的远见卓识，也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映像。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发展至今未能走出低谷。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更暴露出其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理论、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的混合体，带有理论欺骗性和社会破坏力，目前虽已在国际上名声扫地，但仍有遗存，“全球增长动能不足”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 “全球发展失衡”等问题依然严峻，如何从全球视野来认识新自由主义仍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新自由主义加剧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二战后黄金时期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现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加剧、财政预算赤字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现象，爆发了“滞涨型”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将问题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取而代之的便是新自由主义。简言之，“凯恩斯主义”基于有效需求理论而主张国家干预，而新自由主义则“反凯恩斯革命”，强调“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然而，伴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推进，以“反凯恩斯革命”为自我标榜的新自由主义嬗变为资本主義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
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尖锐化和复杂化。新自由主义通过放松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自由”，但是对资本缺乏约束反而导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加剧。所谓“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在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生态危机等诸方面，危机根源则在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量的层面上导致垄断性盲目生产，在质的层面上表现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只是从工具层面调节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深层的所有制关系。伴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入，一方面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急剧向外扩张；另一方面是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流向非生产性领域。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突出地表现为贫富分化、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全球秩序失衡。因此，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救星”，相反却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和复杂化。
新自由主义的背后是一套西方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不仅是资本霸权的理论工具，更是资本扩张、资本规制世界的政治纲领。就经济层面而言，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要求，拓宽了资本的国际活动空间，为“资本流遍全球，利润回流西方”奠定了理论基础；就政治层面而言，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针对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抛出了所谓“华盛顿共识”，试图构建一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华盛顿共识”以西方为“蓝本”，在 实 践 中 不 断 趋 向 市 场 原 教 旨主义，从而在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导致经济大衰退，加剧社会动荡，企图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进行“颜色革命”，借此推销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模式。
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实践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新自由主义预设资本主义制度为“永恒的制度”，通过政策工具缓和国内矛盾，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加紧对外攫取的同时，加深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因此，只有认清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实质，才能把握其全球性危害。
新自由主义带来全球性危害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泛滥，对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危害，加剧了全球秩序失衡。
就全球范围而言，新自由主义泛滥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如取消对商业和金融的管制，间接促成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趋向，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危机埋下伏笔。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也促成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扩大了资本输出和资本增殖的空间，全球生产链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危机波及全世界。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者也深受其害，正是美国通过金融去监管化，导致大量资本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涌入金融行业并不断催生资产泡沫，最终演化成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因此，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其危害性表现在：
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甚至陷入衰退。拉丁美洲作为“华盛顿共识”的“跑马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以前，拉美主要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发展策略，从1950年到1980年人均收入翻了一倍多，取得较好发展。80年代末拉美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失业率剧增、贫困化问题凸显，尤其是民族工业遭受重创，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1992-2002年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只有2.4%，仅相当于80年代以前的45%。因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推行的10年成为“失去的10年”。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类似故事同样在非洲、东欧以及俄罗斯等相继出现。为什么被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屡屡失灵？因为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了现代化理论，西方模式成为现代化的样本，复制西方经验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新自由主义演变成改革方案在发展中国家实践和推行时，对发达国家路径依赖的危害性暴露无遗——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最终落入发展的“陷阱”。
私有化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市场是万能的，而且为了保证市场效率必须实行私有化。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和以里根为首的美国政府正是依据这一思路进行改革。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实践中，工业化基础薄弱，市场力量单薄，只能通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然而，私有化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迅速集中到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手中，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安全。例如，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就将电信、铁路、矿业、钢铁业等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出售，这使得政府在面对2001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因而无法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同时，那种认为市场化只能是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在实践中不但严重冲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削弱一国综合国力。比如，俄罗斯实施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式改革，全面推行私有化，结果不但导致寡头垄断的畸形竞争格局，而且也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到10年间，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50%，综合国力大大削弱。 加剧全球秩序失衡。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化，本质上体现的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构建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借助全球化扩大资本对外输出，进而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然而，这套全球秩序始终是失衡的，突出地表现在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两个方面。就公平性而言，宏观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因处于全球生产链低端而只能“被剥削”，从而形成依附型经济并长期固化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外围”，只能任由发达国家摆布而无力实现赶超；微观上，因为缺乏必要的国家干预和调控，不能直接影响收入再分配，造成贫困在劳动者中扩大，财富在资本一端扩大。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贫富差距不但不能消弭，反而越来越大。就可持续性而言，资本逐利本性要求资本流向利润率高的产业，由此金融业的过度发展符合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但是，金融监管缺失直接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钩，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增加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损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中国道路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
随着新自由主义危害的不断显现和日益加深，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开始深刻反思并不断抛弃新自由主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不但让中国逐步实现从贫困落后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转变，而且也为全球治理及经济复苏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打破了西方模式主导世界的神话。中国改革发展从来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所谓“正统”经验，而是努力寻求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径。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从一穷二白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跨越，实现从物资极度匮乏、产业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全球制造基地的跨越，实现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跨越。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阐释模式和理论预期，意味着西方不再是现代化发展的唯一样本，更不是先进的“坐标”。中国道路蕴含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强大的行稳致远的内生动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道路超越了发展市场经济只能走私有化道路的迷思，坚持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新自由主义将私有化视作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万能作用，然而在如何克服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却一直没有给出合理的答案。与新自由主义不同，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不搞私有化，更防止过度市场化。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鼓励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拿出令世人惊叹的“优秀成绩单”。中国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立足于本国国情，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又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妥善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地缘政治问题层出不穷，“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涌现，世界各国都迫切期待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过去，国际经济的合作模式和指导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由欧美国家把持，它们把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从而将全球化带入陷阱。现在基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一方面适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其蕴含的新的国际合作观和合作模式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和发达国家的分利性，避免传统全球化发展中的地缘竞争陷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化进程中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格局。另一方面，中国提出構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对世界经济增长新问题开出的药方——通过坚持“创新”来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培育发展新动能；坚持“联动”来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和均衡性，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包容”来增强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都是基于中国道路的认识和自信而对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能够更好地推动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破解制约全球化发展的“世界命题”。这既是对人类未来、全球命运的远见卓识，也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映像。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