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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正在坠落的飞机上，或者在一场可怕的火灾现场，你会看到什么景象？
你会想象人们正在歇斯底里地尖叫、互相踩踏，一个个陷入伤害和死亡。简单地说，这景象就和你看过的每一部灾难片一样。如果足够幸运，一个头脑冷静、镇定的人——这人或许是由连恩·尼逊扮演的——将挺身而出，控制事态进展，指挥大家逃离危险境地。
但这只是电影大片的戏剧场面，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如果真的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你不必担心被踩踏，因为当灾难真的发生时，人们不会如此疯狂。其实，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会去做，只是坐以待毙。
在“9·11”恐怖袭击中，数千人在世贸大楼中死亡，很多人到处徘徊，互相商议对策，而不是拿起手袋，马上撤退。很多没有在卡特里娜飓风来临时逃出来的人，是因为被困在屋里无处可去，但也有许多人认为飓风未必有那么糟糕，便自愿选择以不变应万变。按照以灾难为讨论主题的《不可思议》一书的作者阿曼达·里普利的观点，有惊人数量的人在空难中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马上逃生，而是坐在座位上照看着自己的行李。当飞机坠落时，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着火，所以最重要的事是赶快奔向紧急出口，尽早离开飞机。但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似乎不相信危险即将降临，最终因此而丧生。
认知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常态化偏见：在事情明明已经变糟的情况下，人们还在掩耳盗铃地认为一切如常。有许多进化理论专家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没有一个解释令人满意。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情况非常清楚，局面已经不同寻常，处于极端状况，人们还是有非常强的倾向要按常规行事。
最终我们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坐着不动的乘客，大概不会计划在他们的余生还坐在座位上，他们有的是办法加快速度逃命。那些对着乘客大喊“赶快逃命”的空乘，比那些冷静、礼貌地指示紧急逃生出口的空乘更令人信服。在危险情况发生时，能拿出一分钟想想紧急逃生方案的人，更有可能成功逃生。虽然有很多方式能让人加快适应新变化，但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是有很多心理刹车系统可能会减缓他们的反应速度。陷于旧常态中的时间越长，这些心理刹车系统的作用力可能就越强。
人們认为，如果处境真的很糟糕，就会有人发出尖叫、到处打转。可是没有，因此看起来还是原地不动更安全些。越是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正常，人们就越有可能认为现状真的很正常。当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时候，大楼起火了。但一开始的起火点离绝大多数人的办公室都比较远，他们的办公空间看起来就和20分钟前没有两样。这很容易让你相信，你还能拿出几分钟向同事征求一下他对局势的看法，而不是赶快拿起自己的随身物品冲向楼梯。
我曾经在一次电话会议期间，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CEO说，他们公司通过出售一些专利项目，弥补了现金流上的漏洞。其实，在他们的储备药物项目中，甚至连有望通过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都没有。换句话说，他们实在是没有能够创造收入的方法，而且他们很快就会花完公司的现金储备。但公司CEO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公司的未来，好像这家公司真的会有什么未来，而不是就要关门歇业。
“这个人显然是疯掉了。”我自忖，“也许这就是他的公司走到这步田地的原因。”
但其他的分析家对此似乎不动声色，他们不是精神失常了，而是对此司空见惯。在写有关下一个10年的商业文章时，他们早就知道了我后来才领会的东西：这只是在形势不可救药时，一家公司再正常不过的表现而已。一个扭亏转型专家会告诉你，当一家公司快发不出工资或者还不上大额贷款时，他们这些专家就会被喊过去。这不是说他们对面临的窘境不自知，其实公司财务部门知道收支在恶化，销售部门知道客户数量不乐观，生产部门知道生产线运转在减缓。“形势一差下来，其实人人都能意识到。”一个和我交流过的转型顾问这样说。
那么，在情况恶化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装作一切如常呢？为什么在还有转圜机会时，他们不改弦更张呢？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关头，只把甲板上的椅子重新布置一下，能起什么作用呢？
当管理层看起来有点健忘时，我们倾向于从公司的具体情况出发来找原因：管理层很愚蠢、工会太贪婪、监管缺位。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并不是某些公司所独有。对“他们怎么会任凭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当回应变化时，一个公司的行为太像一个具体的人了。
你经常能看到分析材料说，当市场份额出现萎缩时，通用汽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对此也有过不少暗示，但这么说未必属实。事情的真相是，他们的确为避免灾难发生做过一些努力。这样的尝试有很多。他们有很小的汽车，也有很大的汽车。他们还与丰田建立了合资企业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目的是要教会通用的员工和经理们变得像日本同行一样灵巧和以质量为着眼点。他们还建立了土星汽车——一个另类的汽车制造公司——它被寄予厚望，将生产出完全不同的美国式汽车，以推进变革。面对变革失败，通用尝试过很多变革转型措施，而不仅仅是一次通宵达旦的马拉松式赛前舞。
当你仔细研究过通用、柯达，或者任何往日产业巨人的发展历程后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像人们最喜欢描述的白痴巨人歌利亚一样。在广为传播的故事中，这些公司（或者公司工会）是那样的自以为是，如同恶作剧电影中贪婪的恶棍一般，从来没有想到完全属于咎由自取的恶报已经泰山压顶。在生活中，他们其实更像那些在灾难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颟顸官僚，这样的家伙几乎让小行星撞上地球——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这等小事打扰总统。
这种肯定事物积极面的倾向也许有它的用处。有些人对自己多有才华、多吸引人、多受欢迎，有着言之凿凿的定评。针对这类表现，有个科学的称呼——重型抑郁障碍。在我们庸常的生活中，乐观主义有时是能把我们从绝望中解救出来的唯一依靠。遗憾的是，当所有事情都向悲观方向发展时，我们自然的乐观主义倾向会让我们深受其害。事实上，司空见惯的情况是，明明局面已经非常糟糕，但我们只会待在座位上，眼看着浓烟在机舱内弥漫;我们不但把自己绑在机身上，甚至还会对前来帮助我们的人大声喊叫，让人家走开。
（大浪淘沙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逆转：接受失败，做一个上行的人》一书，辛刚图）
你会想象人们正在歇斯底里地尖叫、互相踩踏，一个个陷入伤害和死亡。简单地说，这景象就和你看过的每一部灾难片一样。如果足够幸运，一个头脑冷静、镇定的人——这人或许是由连恩·尼逊扮演的——将挺身而出，控制事态进展，指挥大家逃离危险境地。
但这只是电影大片的戏剧场面，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如果真的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你不必担心被踩踏，因为当灾难真的发生时，人们不会如此疯狂。其实，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会去做，只是坐以待毙。
在“9·11”恐怖袭击中，数千人在世贸大楼中死亡，很多人到处徘徊，互相商议对策，而不是拿起手袋，马上撤退。很多没有在卡特里娜飓风来临时逃出来的人，是因为被困在屋里无处可去，但也有许多人认为飓风未必有那么糟糕，便自愿选择以不变应万变。按照以灾难为讨论主题的《不可思议》一书的作者阿曼达·里普利的观点，有惊人数量的人在空难中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马上逃生，而是坐在座位上照看着自己的行李。当飞机坠落时，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着火，所以最重要的事是赶快奔向紧急出口，尽早离开飞机。但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似乎不相信危险即将降临，最终因此而丧生。
认知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常态化偏见：在事情明明已经变糟的情况下，人们还在掩耳盗铃地认为一切如常。有许多进化理论专家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没有一个解释令人满意。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情况非常清楚，局面已经不同寻常，处于极端状况，人们还是有非常强的倾向要按常规行事。
最终我们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坐着不动的乘客，大概不会计划在他们的余生还坐在座位上，他们有的是办法加快速度逃命。那些对着乘客大喊“赶快逃命”的空乘，比那些冷静、礼貌地指示紧急逃生出口的空乘更令人信服。在危险情况发生时，能拿出一分钟想想紧急逃生方案的人，更有可能成功逃生。虽然有很多方式能让人加快适应新变化，但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是有很多心理刹车系统可能会减缓他们的反应速度。陷于旧常态中的时间越长，这些心理刹车系统的作用力可能就越强。
人們认为，如果处境真的很糟糕，就会有人发出尖叫、到处打转。可是没有，因此看起来还是原地不动更安全些。越是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正常，人们就越有可能认为现状真的很正常。当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时候，大楼起火了。但一开始的起火点离绝大多数人的办公室都比较远，他们的办公空间看起来就和20分钟前没有两样。这很容易让你相信，你还能拿出几分钟向同事征求一下他对局势的看法，而不是赶快拿起自己的随身物品冲向楼梯。
我曾经在一次电话会议期间，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CEO说，他们公司通过出售一些专利项目，弥补了现金流上的漏洞。其实，在他们的储备药物项目中，甚至连有望通过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都没有。换句话说，他们实在是没有能够创造收入的方法，而且他们很快就会花完公司的现金储备。但公司CEO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公司的未来，好像这家公司真的会有什么未来，而不是就要关门歇业。
“这个人显然是疯掉了。”我自忖，“也许这就是他的公司走到这步田地的原因。”
但其他的分析家对此似乎不动声色，他们不是精神失常了，而是对此司空见惯。在写有关下一个10年的商业文章时，他们早就知道了我后来才领会的东西：这只是在形势不可救药时，一家公司再正常不过的表现而已。一个扭亏转型专家会告诉你，当一家公司快发不出工资或者还不上大额贷款时，他们这些专家就会被喊过去。这不是说他们对面临的窘境不自知，其实公司财务部门知道收支在恶化，销售部门知道客户数量不乐观，生产部门知道生产线运转在减缓。“形势一差下来，其实人人都能意识到。”一个和我交流过的转型顾问这样说。
那么，在情况恶化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装作一切如常呢？为什么在还有转圜机会时，他们不改弦更张呢？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关头，只把甲板上的椅子重新布置一下，能起什么作用呢？
当管理层看起来有点健忘时，我们倾向于从公司的具体情况出发来找原因：管理层很愚蠢、工会太贪婪、监管缺位。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并不是某些公司所独有。对“他们怎么会任凭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当回应变化时，一个公司的行为太像一个具体的人了。
你经常能看到分析材料说，当市场份额出现萎缩时，通用汽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对此也有过不少暗示，但这么说未必属实。事情的真相是，他们的确为避免灾难发生做过一些努力。这样的尝试有很多。他们有很小的汽车，也有很大的汽车。他们还与丰田建立了合资企业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目的是要教会通用的员工和经理们变得像日本同行一样灵巧和以质量为着眼点。他们还建立了土星汽车——一个另类的汽车制造公司——它被寄予厚望，将生产出完全不同的美国式汽车，以推进变革。面对变革失败，通用尝试过很多变革转型措施，而不仅仅是一次通宵达旦的马拉松式赛前舞。
当你仔细研究过通用、柯达，或者任何往日产业巨人的发展历程后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像人们最喜欢描述的白痴巨人歌利亚一样。在广为传播的故事中，这些公司（或者公司工会）是那样的自以为是，如同恶作剧电影中贪婪的恶棍一般，从来没有想到完全属于咎由自取的恶报已经泰山压顶。在生活中，他们其实更像那些在灾难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颟顸官僚，这样的家伙几乎让小行星撞上地球——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这等小事打扰总统。
这种肯定事物积极面的倾向也许有它的用处。有些人对自己多有才华、多吸引人、多受欢迎，有着言之凿凿的定评。针对这类表现，有个科学的称呼——重型抑郁障碍。在我们庸常的生活中，乐观主义有时是能把我们从绝望中解救出来的唯一依靠。遗憾的是，当所有事情都向悲观方向发展时，我们自然的乐观主义倾向会让我们深受其害。事实上，司空见惯的情况是，明明局面已经非常糟糕，但我们只会待在座位上，眼看着浓烟在机舱内弥漫;我们不但把自己绑在机身上，甚至还会对前来帮助我们的人大声喊叫，让人家走开。
（大浪淘沙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逆转：接受失败，做一个上行的人》一书，辛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