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国人对于人物的品评，以德为先。从历朝历代执政者倡行的“百善孝为先”，再到人才考核、荐举时对其德行的重视，都无不反映出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勇孝悌廉是深植在国人心中的道德准绳。毋庸置疑的是，历史对于人物道德的评判，则更为严格、公正和客观。
　　 吕不韦和李斯，这两位支撑秦始皇帝国大厦的柱梁，一个是奉行“奇货可居”的大投机商，利用恰当的时机，结交秦国王子异人，完成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本万利”的投资，一跃成为秦王朝前期的权力制掣；一个是发扬“仓鼠理论”的郡小吏，步步为营，一个继而便成为秦王朝后期的肱梁。对于秦国乃至统一的贡献，他二人的功绩更非三两词句所能概述的。吕不韦从政期间，鼓励水利，发展经济，使秦国的国力大增；引贤纳士，为秦国招揽人才；同时继续对东方各国用武，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召集编著《吕氏春秋》，杂糅百家学说，顺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为即将到来的秦帝国的建立与发展，作了新的理论探索；其中的思想精华，即使现在看来仍具有深厚的借鉴意义。而李斯，辅佐秦王嬴政执掌大权；上《谏逐客书》，挽救人才；开拓疆土，完成统一；批驳分封，提倡郡县，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这些千古之举，成就了李斯个人的万世不灭之功。
　　 然而，他二人并没有得到后人的推崇，更没有成为后世从政者的楷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他们从政功过的论断，多集中在他们在道德品行的失当上。吕不韦的投机手段，与昔日爱妾、嬴政之母赵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荐举嫪毐的祸乱之举，成为了“君子止于礼”时代的笑柄；而吕不韦也因此获罪，最后喝毒酒自杀。而李斯则被评为人品低下、道德卑劣之徒。为求功利、不择手段的作风，成就了李斯托身秦国这个大粮仓的勇气，却也成为他做出更明智、更伟大的决策之瓶颈。他自私自利，缺乏社会责任感、道义感和使命感，提议焚书坑儒；害死韩非；与赵高一起发动了“沙丘”政变，矫改始皇遗诏，扶持胡亥，又成为秦朝早早灭亡的罪人，而自己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咸阳市，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算他咎由自取。
　　 当然，今人对于历史的品评，更为立体化；用历史的眼光对待历史人物，早已经成为我们对待历史的宗旨。吕不韦和李斯，大秦王朝政坛最亮的双星，他们的是非功过，功大过大，历史自有定论。历史是一面镜子，知古才能鉴今。因此，《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孙立群先生在这本《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的最后，不无深切地告诫世人：“吕不韦、李斯的人生之路对后人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要克服私心杂念，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不能像投机商人那样搞政治，也不能像老鼠那样不择手段求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