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刘道玉校长：
　　你好！近阅大作《中国高教在转型中迷失方向》（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一口气读了两遍。在短短5000字中，你以翔实的资料，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剖析，涵盖了多么沉重的内容，真是痛快淋漓。多年来，郁积胸臆的对“教改”的深恶痛绝，似一吐为快，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一针见血，可谓大快人心。
　　我是个作家，曾任《小溪流》杂志主编、《法制月刊》总编，似乎与教育不搭界，可是这些年来，教育界（不仅是高校）的倒行逆施，真正让人愤慨不已。
　　教育来了个“大跃进”，大学、学院遍地开花。就拿湖南来说，原先有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湘雅医学院等名校，后来统进了“中南大学”名下，湘雅医学院变成“中南大学湘雅医科大学”；就在马路对面，又有一家“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各系改成学院，各地区的师专一律升格为理工学院或科技大学，真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诚如你文中所说:“建一流大学是假，好大喜功是真”，“大学改名是虚荣心的极端表现”，“名字改了，但水平没有提高”，“欠下了2500亿的高额债务”……
　　诚如你警告的：“这次大学合并的弊端和隐患，也将持续50年以上，历史将会检验它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
　　旧社会有句俗话：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把它改成：“大学校门八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教育产业化最直接的恶果，是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贫寒子弟（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及农村山区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之外。我讲话是有根据的。
　　最近七八年，我在浏阳石柱峰山区半山腰深入生活，写作长篇，亲眼看到许多山村孩子失学，家庭连温饱都难，哪有钱供孩子读书？许多孩子小学未毕业，男孩去当苦工，女孩（长得漂亮的）便到城市的美发店服务，此地乡民称她们是“卖大腿”挣钱。我有两个邻居，83岁的毛冬生，一家靠养50只黑山羊，百十只土鸡，每年收入一万多元，供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学生读书，负债累累；另一中年人喻自立，夫妻俩到了冬天便包山烧木炭，小女儿小学未毕业，烧一窑才够她的学杂费；大女儿读大学，要七八窑才够用……這两家还算好的，可那些无能力搞副业的农民呢？只好望“门”兴叹，别说大学的校门，就连中学的门槛也迈不进。
　　中国教育有优良传统，诚如孔子所言：有教无类。以我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读初中是全额助学金，每月7元，月底还可分些伙食尾子，买点糖果饼干之类回家孝敬爷爷奶奶；读地质学校时，更是全由国家包了，连每月的牙膏牙刷、配眼镜也都由学校补助。那时国家只要你安心读书，吃穿都不用你操心。
　　可现在呢？教育部门把自身的职责忘却了，九年义务教育制也名存实亡。君不见，长沙的几所重点中学，初中部均不招生，而是另起炉灶，在校外与开发商合伙（学校出名称和师资，开发商投资，赚钱分成），办了许多戴帽子中学，动辄收费上万元，把义务教育的后三年“私有化”了，成为敛财的手段。这些难道教育部不知道吗？不说是它规定的，起码它是默认这种做法。
　　讲的话可能不合时宜，但，我是个穷苦人家出身、靠助学金成长的人，我不能在人民疾苦和社会不公面前闭上眼睛。刘校长，因看了你的大作，我才推心置腹地与你交谈，不当之处请予体谅！
　　金振林
　　2011年4月25日于浏阳茶子山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