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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芝兰的德记咖啡，人们能够品尝到味道最为正宗、复古的印尼咖啡—这座茶餐厅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中国城内营业已经超过100年了。
穿过班芝兰嘈杂的市集走进店里，就像穿越时光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老电影，店内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装饰：吱嘎作响的吊扇、木质座椅、在店内随意兜售零食的小贩。每天中午11点左右，都有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从高级轿车里走下来，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随意点些点心，饭后来一杯德记咖啡，边喝边读中文报纸。
班芝兰是雅加达的中国城，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是雅加达最繁华最时髦的购物区，最高级的商场都曾位于此，但是现在人们只有在大量购买廉价商品时才会想起这里。
车子在拥挤的交通中别别扭扭地穿过班芝兰。路两旁最惹眼的是那些明显带有火烧痕迹的空置房屋。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曾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动，暴动持续了一个月，大量华人店铺在这场暴动中被抢被烧，上万华人受到波及—这些房屋便是对十多年前那场暴动的无声诉说。在这一暴动之前，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曾经实行禁止华文政策长达32年。
印度尼西亚有2.4亿人口，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国，这里曾经拥有东南亚最多的华人人口，但实际上华人在印尼所占的人口比例不到全国人口的2%—因此印尼华人通常称自己为“华族”，意思是自己只是印尼众多民族中的一个。
在这里，华人像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是社会经济支柱，在不久前公布的印度尼西亚富豪排行榜前十位中，华人企业家占到了5位。这在印尼社会又引发了一轮关于“华人是不是过度占有社会财富”的讨论。
虽然在1998年之后，印尼已经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稳定期，但华人社会对于过去40年里所经历的社会动乱依旧心有余悸。因此，印尼华人对待自己的财富一向谨慎低调，即便是已被外界称为“某某大王”的隐形冠军，也会认真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挣辛苦钱的小买卖”。
1落地生根
吴协和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在班芝兰的德记咖啡闲坐，这里是他灵感的来源。几天前，他刚刚同来自香港的作家林燕妮以及印尼一些成功的华商吃过饭，商量着要把印尼华人的故事拍成电影。
“华人就像树上的落叶，落到水里，只有随水漂流，”吴协和说，“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我们是外人，只有比本地人更勤俭、刻苦、好学才可以在这里生存。”
“你看这间小店，刚开始也不过是个路边摊。”吴协和指着墙上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德记咖啡一百年前刚刚开张的样子。
吴协和的父亲1920年来到印尼，开了一间小小的修车铺，从补脚踏车的轮胎，修脚踏车开始，慢慢开起了一家汽车修理厂。6年之后，才攒够了钱，回到家乡把吴协和的母亲和大姐接到了印尼。
吴协和1939年出生在福建漳州。1940年，他的母亲当机立断带领全家登上开往印尼的客船，这个举动事后被认为绝对明智—不久之后，日本人就打到了厦门，切断了这一航线。吴的母亲性格开朗，初到印尼第二年，她还组织全家的女性坐飞机到万隆去玩。她也是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父亲埋头修理汽车，母亲就帮着父亲算账招揽生意。
吴的父亲是个沉默的人，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像多数华人一样，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他用开工厂挣得不多的钱把家中的8个子女都送去最好的华文学校读书。吴协和还记得，每天早上，父亲会骑40分钟的自行车将他们送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再依次将他们接回。
父亲关于华侨生存智慧的话，吴协和记了一生并将其一一实践。他现在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提起他的印尼文名字“HendrickGozali”，印尼人都知道他监制的电影票房成绩很不错。
实际上，吴协和说自己从来也没想过会进入电影业，年轻时自己“只喜欢看武侠小说”，和女朋友约会都会在电影院里睡着。
家里对电影真正热爱的是吴协和的二哥吴协建。1955年，吴协建初中毕业后去上海读高中。高中毕业，他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进入了最后一轮选拔。吴回忆说，当时给二哥监考的都是从香港回去的大明星—但在当时的中国，电影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吴协建最终因为华侨身份落选了。
落选之后，吴协建决定去香港发展，考入了香港长城影视公司做剧务。后来邵氏公司希望和吴协建签演员约，约期8年。吴协建考虑之后，不想用自己最好的年华做赌注，最终拒绝了邵氏的邀请，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玩具厂。
几年之后，吴协建关掉了玩具厂重入电影业，不过这次他没有做演员，而是开了家自己的影视公司，这就是香港协利电影。协利电影开始做国际电影发行，随即将公司业务扩展至收购本地电影、电影制作及经营影院。周润发、邓光荣都是靠协利起家的。
协利电影开业时，吴协和正好高中毕业。当时的华人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大学读书：一方面因为华人大多读华文学校，和本地人接触很少，印尼文和英文水平都比较一般；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限制华人进入专业领域工作，如果只是做传统生意也不需要读太多书。
因此，吴协和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帮二哥在台湾和印尼做电影的推广发行。直到30多岁，他和印尼一位著名导演合作担任制片人，这才第一次发现了电影的魅力。他说，拍过电影才知道，“很时候很多事真的也是假的，假的可能是真的”。
吴协和的职业和华人经商的传统有些不同，虽然作为制片人依旧需要敏锐的商业头脑，但他却是第一个进入印尼文化产业并取得成功的一位—这和他的思维方式转变有关。吴协和的父亲一生的愿望便是“落叶归根”，赚来的钱就尽可能寄回家乡购置田地。年轻的吴协和一开始就和父亲选择不同。
1955年万隆会议后，印尼和中国达成协议，允许中国华侨自由选择加入印尼籍。吴协和的父亲选择保留自己的中国籍，交了一辈子的“外侨税”。但吴协和在自己18岁的那一年选择加入了印尼籍。他还记得入籍的那一天，他去法院宣誓，唱印尼国歌，之后他就成了印尼公民。
他说：“我生在印尼，为什么不选择‘落地生根’？” 2华人的尴尬
对游客而言，雅加达绝对不是个“旅行友好型”城市。在城市的街道上，到处穿梭着快速而无序的摩托车。连续三年，印尼每年售出的摩托车数量超过1000万辆，这让雅加达本来就很糟糕的交通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拥有一切大城市的“城市病”。每年雨季，雅加达都要经历一次“大淹水”（暴雨积水）。从雅加达城区餐馆中的淹水痕迹看，2013年“大淹水”的深度甚至到达了人的腰部。
这座城市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令人惊讶，豪华的酒店或别墅区旁紧挨着破败的贫民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一天的平均生活费只有2美元，而商场里一杯星巴克咖啡则要花掉3美元。
几周前，一位荷兰纪录片导演刚刚结束在印尼的拍摄，他说：“雅加达是一座非常有趣的城市，但是交通糟糕极了。”和中国人一样，荷兰人对印尼同样充满着复杂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尼西亚是荷兰在旧殖民时代辉煌的见证。
1511年，葡萄牙人控制了马六甲，欧洲人开始注意到物产丰富的印度尼西亚。1602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VOC），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亚洲贸易行业近两个世纪。印尼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连接海洋和大陆的走廊。在荷兰人殖民的后期，从1830年到1930年，印尼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咖啡、糖、胡椒和其他香料的供应地。VOC垄断了当时亚洲至欧洲的香料贸易。其影响力之大，已经达到了可以自己铸造货币的程度。
在17世纪之前，VOC建立了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拥有5万雇员，150艘商船和40艘军舰。当时印尼仍有部分控制在葡萄牙和英国手里，荷兰人直到1700年才真正完全控制了印尼。但东印度公司却在1800年破产，印尼被英国人再次接手—直到拿破仑战争后，荷兰才又重新控制了印尼长达129年。
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唐宋时代就有华人到达印度尼西亚，随着元朝和明朝航海技术的发展，移民数量也有所增加。但大批华人的到来是在清朝初年。荷兰人一方面有意引进华人作为商业经营者和手艺人，另一方面，他们在印尼发现了大量锡矿，遂以劳工身份引进华人在印尼开矿。这些华工被称为“猪仔”，他们中有些人是通过合法渠道招募而来，有些则是被秘密抓捕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因为社会动荡，福建沿海一带的华人更是开始“下南洋”寻找新生活，迁移来到印尼。
荷兰人始终担心华人和本地人联系过于紧密，会联合起来反抗自己的殖民统治。于是他们让华人担任管理者，负责收税和管理印尼本族人—当时，华人的社会地位高于本族人。到了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来管理华人和印尼本族人，华人充当了买办角色—这些都做法都加重了华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矛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荷兰人在日本投降之后重回印尼。直到1949年，印尼才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当印尼本族人开始掌握政权时，华人开始在印尼面临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尴尬。
3文化革命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印尼也在酝酿着另一场更为持久的针对华人的文化革命。
在经历了印度尼西亚建国之后近10年的政治僵局和经济大萧条后，苏加诺开始实行所谓的“指导式民主”，他以军队为后盾，将印尼引入了近40年之久的专制统治。
虽然当时印尼在朝着一党治国的方向发展，但在1965年之前，拥有300万名党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仍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之一。长期以来，苏加诺一直认为争取该党的支持十分重要。他当政期间也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对印尼华人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
当时印尼的华文学校在高中三年级可以分为“归国班”和“非归国班”。“国”在当时被分为“大陆”和“台湾”。在印尼当年最有影响力的4所华文中学里，两所支持共产党，两所支持国民党，教育水平和学生人数都势均力敌。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新中国的发展吸引了大批东南亚华人归国，印尼在那时也掀起了一股归国的热潮。1958年，吴协建在准备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吴协和正在雅加达的新华华文中学读高中二年级。课堂上，老师已经开始对学生们做归国的思想动员。
在一节全体高二学生的思想动员会上，一位老师为大家介绍中国的情况，希望大家能选择归国班。在课的最后，老师说，回到中国请大家做好当工人、农民的准备，为祖国做贡献。
吴协和听完后，直接站起来说：“我们回国是要去念大学的，要做有用的人。如果我回国只是为了做工人、农民，那还不如留在印尼好了。”他说完这句话，老师大发雷霆，教导主任还请了他父亲到学校，差点闹出一场风波。
虽然吴协和的父亲一直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但对子女的选择却很开明。吴协和后来告诉父亲自己希望留在印尼，父亲并没有反对。最终，高三分班，吴协和报读了“非归国班”。
老一辈的华人谈起苏加诺总是带着赞赏的语气，认为他政治开明，并且欣赏他对音乐、文化和艺术，甚至是对女人的品位。可是印尼本族人对苏加诺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在雅加达城市中心，有一座自由广场，这是苏加诺为纪念印尼独立修建的。在广场上有一座高达132米、顶端镶有镀金火炬的民族纪念碑。这座宏伟的纪念碑却被当地人称作“苏加诺的最后勃起”。
随着印尼共产党在政府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他们与军方的矛盾也开始加剧。1965年9月30日，负责守卫苏加诺宫殿的卫队企图发动政变，但是很快被当时担任将军的苏哈托镇压。军队以此为借口镇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致使50万名共产党支持者丧生—这次事件被印尼华人称之为“九卅事件”。
很多年之后，中央情报局公开的文件中显示，这一事件是美国和英国支持苏哈托，向其提供了亲共分子的黑名单。最终，苏哈托在1968年成为了印尼新一任总统。 “九卅事件”之后，印尼社会处在极其动荡的状态中长达几个月。军队可以以“印共”为理由随意逮捕任何人。当时34岁的吴协和记得自己在动乱之后出门去看姐姐，就在姐姐家门口被一名喝醉的军人拦下，要求他出示身份证。
那名军人看到他的华人姓氏，挥手便打。吴协和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结果那名军人恼怒地拔出手枪，顶在吴协和的头上。吴说，他那时已经入行电影业，看过无数次类似的表演，但只有真被枪顶头时，他才“切实感受到了那份恐惧”。后来，是姐姐一位在新加坡担任警察的朋友正好在那一刻走出门口，大声喝住那名军人，亮出自己的证件替吴协和担保，事情才没有发展到更糟。
1966年，苏哈托已经开始全面推行针对华人的一系列排华政策：先是查封了印尼629所华文学校，使得20多万华侨学生失学；同时宣布华人不可使用中文，也不能保留各种节庆的民族习俗，所有的中文姓氏都要改成印尼文；并且禁止所有中文刊物的进口与发行，印尼所有的华文报纸都被迫关闭。
华人被要求交出家中的中文书籍、电影和音乐，这些相关的物品被集中在一起烧掉。在当年航空公司的入境通知上写着：“当局禁止游客携带毒品、军火……以及中国文字印刷品和中国药品进入印尼。”
一位华人女性回忆说，当年她和先生一起去台湾做生意，买了很多中文书裹在衣服里偷带回来。结果印尼海关一件件抖开衣服，所有的中文书都被没收了。她说：“那时候站在那里看着书一本本被没收，真的很有想流泪的感觉。”
1967年，印尼内阁通过法案，废除在印尼语中使用“中国”而改用“支那”。华人还被要求领取特殊标记的身份证，以示区别。这一政策持续了32年，直到1998年苏哈托政府倒台才被正式废除。
苏哈托希望用这样的政策同化华人，并且切断华人文化的根。这一政策也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如今在印尼，1960年后出生的华人已经很少有人还懂中文和读写汉字。
但华人也为保留自己的文化做了很多努力。印尼当局不允许华人使用中国姓氏，而改用印度尼西亚姓氏，很多华人便将自己的中文家姓藏在印尼名字中。吴协和便是将自己的姓在闽南语中的读音“Go”与太太的姓“Li”合在了一起，取为“Gozali”，将自己和太太的姓氏都保留了下来。
吴协和说，也许最终正是因为这样严苛的排华政策，才使得华人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因为华人被逼到了社会的一角，“只在商业里才能让华人发挥”。
4乱世掘金
1998年暴动后，印尼新政府废除了排华法案，允许重新成立华人团体。为了保护和争取华人的权利，17位华商成立了印尼华裔总会。经泰集团的董事长许世经和黄氏集团的董事长黄德新分别是印尼华裔总会的总主席和副总主席。
在无序与粗暴的年代，胆识也许比才华更能为人带来机遇与财富。许世经的经泰集团下包括哈达国际银行、金融公司、矿业公司，以及印尼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公司APP。黄德新的绰号则是“水泥板大王”。
1949年，许世经出生在印尼的勿里洞岛，那里有印尼最大的锡矿。他的父亲在岛上开了一家布店，布店的生意不错，许家15个孩子都吃得好穿得暖。
1965年，许世经离开勿里洞岛到雅加达读中学。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动乱开始，学校被迫关闭。许便辍学开始跟着哥哥做生意。
当时印尼的外汇兑换受到国家管制，许的哥哥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除了正常的生意往来，还经营黑市的外币交易。两年之后，许世经厌倦了打工生涯，想自己出来闯一闯。
那时，他有个同学常托他从雅加达寄食物和日用品到一个叫作巴布亚岛的地方。该岛在印度尼西亚的最东侧，靠近非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有印尼最大的金铜矿。直到1969年，印尼政府才正式宣布巴布亚岛为印尼的一个省。当时，1块钱巴布亚岛的货币等于 20块印尼盾，许觉得这块处女地一定充满商机，于是19岁的他拎着箱子，从雅加达坐了8小时的飞机来到了巴布亚岛。
下了飞机，许世经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地方：岛上的人长得和非洲人一样，黑皮肤卷头发。荷兰人为了控制岛上的居民，鼓励他们在工作之外喝酒，“挣100块，喝掉90块”。并且岛上居民只喝欧洲品牌的酒，从不喝当地酒。
许的性格里有种特别喜庆乐观的东西，他讲话时常常会大笑，让周围的人也很开心。也许正是因为这点，许世经人缘特别好，关键时刻总有贵人帮助。果然，巴布亚岛的新省长很喜欢许世经，给了他岛上唯一的一张卖酒证。从此许世经成了岛上最大的经销商，垄断了所有进口酒水食品的生意。
许世经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黄德新的经历也是华人致富的传奇之一。1964年，当许世经还在勿里洞岛读小学的时候，24岁的黄德新已经在雅加达组建了家庭。黄在印尼被人称作“水泥板大王”。他1942年在福建眉州出生，6岁时和父母来到印尼。在印尼，黄德新被父母寄养在叔父家，生活动荡，总是辗转于印尼各地。他说，这一经历让他书读得一般，却结交了一班社会上的朋友。几年之后，黄初中毕业，谁也没想到，这个喜欢混街头的年轻人竟然娶了当年印尼最大的建筑商的女儿。
很多人都认为黄德新是背靠岳父这棵大树起的家，黄却说：“我太太家里是有钱，但我没得到过他们的资助和帮助。”
黄和太太结婚后，两个人在市场里开了一家面店。黄的岳父是潮汕人，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有岳母在暗中接济两人。
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虽然黄很勤快地招揽生意，生活还是没有多大改善。一次，夫妻二人吵架，黄太太赌气回了娘家。她的哥哥听说后，跑到面店用枪指着黄德新的头。黄德新说，在那之后，他关掉了面店，转到太太的哥哥的公司里做事，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盾。
在当时，5000盾只够两人按部就班过日子。黄希望能从岳父家借些钱作为做生意的本钱，但开口几次都被婉拒。直到1968年，一位同是福建来的老板用很便宜的价格转让了8000包过期水泥给黄，并给了他比平常多两倍的还款期，幸运才开始向黄德新招手。 到了存放水泥的码头，黄才发现这批货其实是优质水泥，只不过因为放得太久有些结块，只要多搬运几次就可以解决问题。于是连着三天，他和几个工人把8000包水泥不停地搬来搬去。很快，这批水泥就卖了个好价钱，黄按期还上了货款，从此做起了水泥生意。
在华人间做生意，一切都靠诚信。黄德新做生意从不拖欠货款，做建材生意的福建老板都愿意把钱借给黄德新，他的生意开始越做越大。
到了1970年，用黄的话讲自己当时已经是“要什么有什么”了。他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去码头看工人装货，到了早上9点，一天的工作便已经结束。黄会去弹子房打弹子或玩老虎机，晚上和生意伙伴吃晚饭，之后去夜总会应酬，半夜一两点钟回到家，睡两三个小时再出门。
他说，那时自己一天能挣一辆本田车，“但有时一天也能把挣到的钱都花出去”。
1975年，印尼入侵了葡属殖民地东帝汶。东帝汶是当时距离印尼最近，共产党最活跃的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忌惮，在美国的默许下，印尼强行占领了东帝汶。
许世经当时在巴布亚岛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一天，许走在路上，一位同在巴布亚岛做生意的朋友拦住他，对他说他搞到了一张到东帝汶的准入证，问他愿不愿同去发财。许世经的印尼文不好，他拿过那张准入证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想，东帝汶在打仗，一定需要很多基本生活物资，人总要吃喝，这会是个发财的好机会。
于是，他就和朋友坐着一架只能乘坐四人的小型螺旋桨飞机从巴布亚岛飞往东帝汶。
到了东帝汶，许世经才发现那张准入证只不过是一张通行证。他们被带到印尼守军的将领面前，当年的守军将领分别是现在印尼的国防部长和情报部长。他们问许来做什么，许大大咧咧地说，来做生意，并问他们两人有没有什么生意可以给他做。
这位笑嘻嘻的年轻人再次赢得了两位印尼高官的喜欢。他们颁发给他和他的朋友两张准入证—他们成了唯一可以在东帝汶做生意的两家公司。
如今，许世经坐在自己的银行大厦里总结成败经验时说，“如果当年再多读些书”，今天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他也说，如果书读多了，“恐怕也没胆做生意了”。说完，他自己又大笑起来。
5野蛮生长
在印度尼西亚2.4亿的人口中，88%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在印尼各处都可以听得到清真寺中可兰经的唱诵，但它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伊斯兰国家。
在印尼版的英国歌唱选秀节目《The X Factor》中，可以看到包裹得严严实实，但造型闪亮唱着性感英文歌的伊斯兰教女选手；在电视台广告中，也可以看到专门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女性作为目标客户的高级化妆品广告；在商场里，你可以买到如奥运选手的“鲨鱼服”一般的连体长袖泳衣—虽然包裹严实，但男女可以共用一个游泳池。
印尼的朋克乐队和新浪潮乐队也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其中一支名叫Superman is Dead的朋克乐队甚至引起了欧美乐评人的关注。他们的名字暗指苏加诺的倒台，作品内容以描写社会现实和反对权威为主，演出时歌迷常常充满整个体育馆。
虽然伊斯兰教有着严格的戒律，但印尼却被公认为是个相当宽容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苏哈托上台后，其政权内阁的几位宣传部长对电影的定义和其所承担的任务的意见不统一，这导致印尼电影业变化无常，让投资者和电影人十分头疼。一些制片公司为了赚钱，加之受到香港台湾电影的影响，色情片开始大量充斥着印尼的影院。
1970年，吴协和与合作伙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长夜漫漫》在印尼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接下来，他在整个70年代里拍的几部影片票房成绩也都不俗。进入20世纪80年代，电影市场环境变差，他的公司不愿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决定不涉足色情片的拍摄，转而在离雅加达三小时车程的半山投资度假村—从1970年到1998年，色情片和夜总会成了印尼最赚钱的两大娱乐行业。
《孤独星球》旅行手册东南亚版在对印度尼西亚的介绍中，特别提到了这里的夜总会，开头的第一句话写道：“忘掉曼谷吧，雅加达的夜生活可能是世界上最靡乱的。”
在雅加达的旧城区附近，有城中最负盛名的几家夜总会。有些夜店从周四晚上开门，一直延续到周一早上才打烊。这里充斥着酒精和迷幻药物—印尼不仅是迷幻剂的消费大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迷幻剂生产国。
20世纪80年代，当吴协和每天在为造酒店奔波时，黄德新在雅加达买下了一座一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决定把这里改造成一座能容400桌客人、亚洲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并取名“王朝”。
对于黄德新来说，这本是个由消遣引发的生意。他做水泥生意刚起家时，每天晚上都要去夜总会和朋友一起谈生意。当他开夜总会的消息传出时，当时开着雅加达最大的夜总会的梁老板说：“我保证他3个月就关门。”
黄德新好胜，他说就是梁这一句“3个月关门”让他血气上涌。“别的生意亏掉了人家不知道，夜总会要是亏掉了人人都知道”。于是，他把水泥生意交给家人和信任的伙计打理，专心搞夜总会。
他每天早上6点就到酒楼，从餐饮原料、卫生状况到晚上的菜品逐件事关照，忙到夜里两三点还要陪朋友聊天。他笑着说：“谁能想到一个开夜总会的老板，自己要早上6点钟就起床呢？”
1984年，黄德新的夜总会正式开张。开张的头几个月，果然如那位梁老板所说，日日亏损。所幸黄德新得到印尼“红顶商人”首富林绍良的赏识，后者常常上百地包桌支持黄德新的生意，一个月能在黄德新的夜总会里花费200多万美元。
在华人的圈子里，夜总会不只是简单的风月场，经营夜总会也是构建自身关系网的一部分。当年，印尼一位高官应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佛教团体的邀请，在印尼成立了一个心脏病防治基金会。那时中印尚未建交，但基金会和中国有民间往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德新通过基金会看到了沈阳杂技团的资料，希望邀请他们来自己的夜总会演出，民间爱国人士也希望通过这种非官方的往来能打开两国对话的可能性。于是，黄德新在印尼华人界颇具威望的两位老先生的帮助下，将沈阳杂技团邀请到“王朝”演出一个月。 一开始，谁都认为这注定是桩赔本的买卖，除了杂技团一行人来回路费、每日吃住外，黄还要上下打点。当时印尼官方对杂技团实行严格的监控，一个杂技团员由三个印尼秘密警察陪同，整个团每天要花费4万美元，所有的费用都由黄德新承担。虽然林绍良先生为整场活动支付了200多万美元的费用，黄德新还是赔了100多万美元。
谁知，最终沈阳杂技团的演出一炮而红，“王朝”也因此日进斗金。一年之后，黄德新收回了最初投资的1000多万美元。虽然这一举措对1990年中印正式建交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无从考证，但据说中印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渠道确实因此打开了。
1990年，黄决定出让自己在“王朝”的股份，退出夜总会的经营。
他说，夜总会生意“是挣朋友的钱”，他既看不过朋友们千金散尽，也厌倦了黑道的骚扰和每日的喝酒应酬。1998年后，苏哈托政府倒台，印尼结束了军政府专制，新政府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推行民主与法治的政策，黄德新重新进入建材市场做起了水泥板生意。
6故乡与他乡
也许是因为经历过32年极端的排斥，印尼华人对“故乡”有着特别的情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他们中大部分人完成了财富积累，很多人都选择了偷偷回到故乡去看一看。
那时中国与印尼还没有建交，印尼的华人要先到达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偷偷进入大陆，入境签证盖在一张纸上，护照页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故乡”的一切都是陌生的。1984年，黄德新带着家人第一次回眉州。他说，那时的广州城里还是沙土路，车一开过，路面尘土飞扬。他包了一辆车从广州到眉州，司机向他要2000美元。
车到村口，因为下雨有段路泥泞不堪，黄德新请村民帮忙将他的车子用拖拉机拖过去，但村民张口就向黄要了10块钱。黄很痛心，觉得家乡人实在是太穷了。
从那时起，他每6个月就会回眉州一次，并且开始和当地政府洽谈在家乡投资。到目前为止，黄德新在家乡的投资似乎都不太成功，几百万美元投下去到最后都没了音信。但黄对这点倒是看得很开，认为生意“就是有赔有赚”，自己赔了，“让家乡的人赚到也不错”。
1992年，吴协和去参加朝鲜的平壤影展，影展结束后，他受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凌子风的邀请访问北京和上海。
那时的中国也让吴协和有些失望。他在上海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结果因为问路被上海本地人取笑，气急了差点和人打起来。后来人们知道他是印尼华侨，就对他说：“你该讲英文嘛，讲英文人家就会对你很客气了。”吴协和说，那时他听了这话好心痛，“我好不容易能讲回中文，为什么要说英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印尼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政治腐败加剧，各个种族对政府的不满也在不断积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盾在一夜之间贬值20%，国家经济几乎破产，印尼全国各地抗议不断。1998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五月暴乱”，导致上万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华人。这次暴动之后，苏哈托终于在1998年5月21日下台了。
1998年之后，新一届印尼政府开始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废除了之前对华人的种种限制，恢复华文，允许店铺使用华文招牌，允许华人办学。
在一些人看来新政府的宽容政策，来得有点晚。因为印尼社会环境不好，很多华人都把子女在10多岁时送到新加坡、澳洲和美国读书，这样一来，华人的文化传统就很难保持下去。黄德新也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子女都不会讲中文，他觉得中国文化离孩子们越来越远了。
现在，黄德新、许世经和吴协和以及很多的成功华人，都在努力办教育，恢复当年的华文学校。当年的华文名校：新华、八华、华中等等，大都在2012年重新开始招生了—这些学校包括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程。
许世经说，要找个机会向中国政府建议，给印尼学生们一些留学中国的名额，这里说的既包括了华人，也包括印尼本族人。因为中国和印尼两国互相了解越多，“亲近感和认同感才会越深”。
2013年4月29日，雅加达的“汉语桥”中文比赛正式开始。雅加达地区各个大学都派学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雅加达市政府的大厅里，各个种族不同肤色的年轻学生用或流利或生疏的中文演讲、唱歌，还表演了中国民族舞和武术。“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是中国教育部主导的大型国际汉语比赛项目，自2002年以来，每年一届，已经有80多个国家参加了“汉语桥”的比赛。从2010年起，汉语桥开始在印尼举办，已经连办了三届。
当一个漂亮的印尼本族女孩在上面唱着SHE的《中国话》时，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对另一个人说：“你看，她的中文歌唱得这样好，以后应该不会排华了吧？”
（感谢袁霓女士全家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穿过班芝兰嘈杂的市集走进店里，就像穿越时光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老电影，店内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装饰：吱嘎作响的吊扇、木质座椅、在店内随意兜售零食的小贩。每天中午11点左右，都有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从高级轿车里走下来，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随意点些点心，饭后来一杯德记咖啡，边喝边读中文报纸。
班芝兰是雅加达的中国城，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是雅加达最繁华最时髦的购物区，最高级的商场都曾位于此，但是现在人们只有在大量购买廉价商品时才会想起这里。
车子在拥挤的交通中别别扭扭地穿过班芝兰。路两旁最惹眼的是那些明显带有火烧痕迹的空置房屋。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曾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动，暴动持续了一个月，大量华人店铺在这场暴动中被抢被烧，上万华人受到波及—这些房屋便是对十多年前那场暴动的无声诉说。在这一暴动之前，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曾经实行禁止华文政策长达32年。
印度尼西亚有2.4亿人口，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国，这里曾经拥有东南亚最多的华人人口，但实际上华人在印尼所占的人口比例不到全国人口的2%—因此印尼华人通常称自己为“华族”，意思是自己只是印尼众多民族中的一个。
在这里，华人像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是社会经济支柱，在不久前公布的印度尼西亚富豪排行榜前十位中，华人企业家占到了5位。这在印尼社会又引发了一轮关于“华人是不是过度占有社会财富”的讨论。
虽然在1998年之后，印尼已经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稳定期，但华人社会对于过去40年里所经历的社会动乱依旧心有余悸。因此，印尼华人对待自己的财富一向谨慎低调，即便是已被外界称为“某某大王”的隐形冠军，也会认真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挣辛苦钱的小买卖”。
1落地生根
吴协和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在班芝兰的德记咖啡闲坐，这里是他灵感的来源。几天前，他刚刚同来自香港的作家林燕妮以及印尼一些成功的华商吃过饭，商量着要把印尼华人的故事拍成电影。
“华人就像树上的落叶，落到水里，只有随水漂流，”吴协和说，“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我们是外人，只有比本地人更勤俭、刻苦、好学才可以在这里生存。”
“你看这间小店，刚开始也不过是个路边摊。”吴协和指着墙上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德记咖啡一百年前刚刚开张的样子。
吴协和的父亲1920年来到印尼，开了一间小小的修车铺，从补脚踏车的轮胎，修脚踏车开始，慢慢开起了一家汽车修理厂。6年之后，才攒够了钱，回到家乡把吴协和的母亲和大姐接到了印尼。
吴协和1939年出生在福建漳州。1940年，他的母亲当机立断带领全家登上开往印尼的客船，这个举动事后被认为绝对明智—不久之后，日本人就打到了厦门，切断了这一航线。吴的母亲性格开朗，初到印尼第二年，她还组织全家的女性坐飞机到万隆去玩。她也是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父亲埋头修理汽车，母亲就帮着父亲算账招揽生意。
吴的父亲是个沉默的人，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像多数华人一样，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他用开工厂挣得不多的钱把家中的8个子女都送去最好的华文学校读书。吴协和还记得，每天早上，父亲会骑40分钟的自行车将他们送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再依次将他们接回。
父亲关于华侨生存智慧的话，吴协和记了一生并将其一一实践。他现在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提起他的印尼文名字“HendrickGozali”，印尼人都知道他监制的电影票房成绩很不错。
实际上，吴协和说自己从来也没想过会进入电影业，年轻时自己“只喜欢看武侠小说”，和女朋友约会都会在电影院里睡着。
家里对电影真正热爱的是吴协和的二哥吴协建。1955年，吴协建初中毕业后去上海读高中。高中毕业，他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进入了最后一轮选拔。吴回忆说，当时给二哥监考的都是从香港回去的大明星—但在当时的中国，电影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吴协建最终因为华侨身份落选了。
落选之后，吴协建决定去香港发展，考入了香港长城影视公司做剧务。后来邵氏公司希望和吴协建签演员约，约期8年。吴协建考虑之后，不想用自己最好的年华做赌注，最终拒绝了邵氏的邀请，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玩具厂。
几年之后，吴协建关掉了玩具厂重入电影业，不过这次他没有做演员，而是开了家自己的影视公司，这就是香港协利电影。协利电影开始做国际电影发行，随即将公司业务扩展至收购本地电影、电影制作及经营影院。周润发、邓光荣都是靠协利起家的。
协利电影开业时，吴协和正好高中毕业。当时的华人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大学读书：一方面因为华人大多读华文学校，和本地人接触很少，印尼文和英文水平都比较一般；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限制华人进入专业领域工作，如果只是做传统生意也不需要读太多书。
因此，吴协和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帮二哥在台湾和印尼做电影的推广发行。直到30多岁，他和印尼一位著名导演合作担任制片人，这才第一次发现了电影的魅力。他说，拍过电影才知道，“很时候很多事真的也是假的，假的可能是真的”。
吴协和的职业和华人经商的传统有些不同，虽然作为制片人依旧需要敏锐的商业头脑，但他却是第一个进入印尼文化产业并取得成功的一位—这和他的思维方式转变有关。吴协和的父亲一生的愿望便是“落叶归根”，赚来的钱就尽可能寄回家乡购置田地。年轻的吴协和一开始就和父亲选择不同。
1955年万隆会议后，印尼和中国达成协议，允许中国华侨自由选择加入印尼籍。吴协和的父亲选择保留自己的中国籍，交了一辈子的“外侨税”。但吴协和在自己18岁的那一年选择加入了印尼籍。他还记得入籍的那一天，他去法院宣誓，唱印尼国歌，之后他就成了印尼公民。
他说：“我生在印尼，为什么不选择‘落地生根’？” 2华人的尴尬
对游客而言，雅加达绝对不是个“旅行友好型”城市。在城市的街道上，到处穿梭着快速而无序的摩托车。连续三年，印尼每年售出的摩托车数量超过1000万辆，这让雅加达本来就很糟糕的交通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拥有一切大城市的“城市病”。每年雨季，雅加达都要经历一次“大淹水”（暴雨积水）。从雅加达城区餐馆中的淹水痕迹看，2013年“大淹水”的深度甚至到达了人的腰部。
这座城市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令人惊讶，豪华的酒店或别墅区旁紧挨着破败的贫民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一天的平均生活费只有2美元，而商场里一杯星巴克咖啡则要花掉3美元。
几周前，一位荷兰纪录片导演刚刚结束在印尼的拍摄，他说：“雅加达是一座非常有趣的城市，但是交通糟糕极了。”和中国人一样，荷兰人对印尼同样充满着复杂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尼西亚是荷兰在旧殖民时代辉煌的见证。
1511年，葡萄牙人控制了马六甲，欧洲人开始注意到物产丰富的印度尼西亚。1602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VOC），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亚洲贸易行业近两个世纪。印尼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连接海洋和大陆的走廊。在荷兰人殖民的后期，从1830年到1930年，印尼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咖啡、糖、胡椒和其他香料的供应地。VOC垄断了当时亚洲至欧洲的香料贸易。其影响力之大，已经达到了可以自己铸造货币的程度。
在17世纪之前，VOC建立了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拥有5万雇员，150艘商船和40艘军舰。当时印尼仍有部分控制在葡萄牙和英国手里，荷兰人直到1700年才真正完全控制了印尼。但东印度公司却在1800年破产，印尼被英国人再次接手—直到拿破仑战争后，荷兰才又重新控制了印尼长达129年。
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唐宋时代就有华人到达印度尼西亚，随着元朝和明朝航海技术的发展，移民数量也有所增加。但大批华人的到来是在清朝初年。荷兰人一方面有意引进华人作为商业经营者和手艺人，另一方面，他们在印尼发现了大量锡矿，遂以劳工身份引进华人在印尼开矿。这些华工被称为“猪仔”，他们中有些人是通过合法渠道招募而来，有些则是被秘密抓捕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因为社会动荡，福建沿海一带的华人更是开始“下南洋”寻找新生活，迁移来到印尼。
荷兰人始终担心华人和本地人联系过于紧密，会联合起来反抗自己的殖民统治。于是他们让华人担任管理者，负责收税和管理印尼本族人—当时，华人的社会地位高于本族人。到了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来管理华人和印尼本族人，华人充当了买办角色—这些都做法都加重了华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矛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荷兰人在日本投降之后重回印尼。直到1949年，印尼才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当印尼本族人开始掌握政权时，华人开始在印尼面临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尴尬。
3文化革命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印尼也在酝酿着另一场更为持久的针对华人的文化革命。
在经历了印度尼西亚建国之后近10年的政治僵局和经济大萧条后，苏加诺开始实行所谓的“指导式民主”，他以军队为后盾，将印尼引入了近40年之久的专制统治。
虽然当时印尼在朝着一党治国的方向发展，但在1965年之前，拥有300万名党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仍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之一。长期以来，苏加诺一直认为争取该党的支持十分重要。他当政期间也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对印尼华人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
当时印尼的华文学校在高中三年级可以分为“归国班”和“非归国班”。“国”在当时被分为“大陆”和“台湾”。在印尼当年最有影响力的4所华文中学里，两所支持共产党，两所支持国民党，教育水平和学生人数都势均力敌。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新中国的发展吸引了大批东南亚华人归国，印尼在那时也掀起了一股归国的热潮。1958年，吴协建在准备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吴协和正在雅加达的新华华文中学读高中二年级。课堂上，老师已经开始对学生们做归国的思想动员。
在一节全体高二学生的思想动员会上，一位老师为大家介绍中国的情况，希望大家能选择归国班。在课的最后，老师说，回到中国请大家做好当工人、农民的准备，为祖国做贡献。
吴协和听完后，直接站起来说：“我们回国是要去念大学的，要做有用的人。如果我回国只是为了做工人、农民，那还不如留在印尼好了。”他说完这句话，老师大发雷霆，教导主任还请了他父亲到学校，差点闹出一场风波。
虽然吴协和的父亲一直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但对子女的选择却很开明。吴协和后来告诉父亲自己希望留在印尼，父亲并没有反对。最终，高三分班，吴协和报读了“非归国班”。
老一辈的华人谈起苏加诺总是带着赞赏的语气，认为他政治开明，并且欣赏他对音乐、文化和艺术，甚至是对女人的品位。可是印尼本族人对苏加诺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在雅加达城市中心，有一座自由广场，这是苏加诺为纪念印尼独立修建的。在广场上有一座高达132米、顶端镶有镀金火炬的民族纪念碑。这座宏伟的纪念碑却被当地人称作“苏加诺的最后勃起”。
随着印尼共产党在政府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他们与军方的矛盾也开始加剧。1965年9月30日，负责守卫苏加诺宫殿的卫队企图发动政变，但是很快被当时担任将军的苏哈托镇压。军队以此为借口镇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致使50万名共产党支持者丧生—这次事件被印尼华人称之为“九卅事件”。
很多年之后，中央情报局公开的文件中显示，这一事件是美国和英国支持苏哈托，向其提供了亲共分子的黑名单。最终，苏哈托在1968年成为了印尼新一任总统。 “九卅事件”之后，印尼社会处在极其动荡的状态中长达几个月。军队可以以“印共”为理由随意逮捕任何人。当时34岁的吴协和记得自己在动乱之后出门去看姐姐，就在姐姐家门口被一名喝醉的军人拦下，要求他出示身份证。
那名军人看到他的华人姓氏，挥手便打。吴协和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结果那名军人恼怒地拔出手枪，顶在吴协和的头上。吴说，他那时已经入行电影业，看过无数次类似的表演，但只有真被枪顶头时，他才“切实感受到了那份恐惧”。后来，是姐姐一位在新加坡担任警察的朋友正好在那一刻走出门口，大声喝住那名军人，亮出自己的证件替吴协和担保，事情才没有发展到更糟。
1966年，苏哈托已经开始全面推行针对华人的一系列排华政策：先是查封了印尼629所华文学校，使得20多万华侨学生失学；同时宣布华人不可使用中文，也不能保留各种节庆的民族习俗，所有的中文姓氏都要改成印尼文；并且禁止所有中文刊物的进口与发行，印尼所有的华文报纸都被迫关闭。
华人被要求交出家中的中文书籍、电影和音乐，这些相关的物品被集中在一起烧掉。在当年航空公司的入境通知上写着：“当局禁止游客携带毒品、军火……以及中国文字印刷品和中国药品进入印尼。”
一位华人女性回忆说，当年她和先生一起去台湾做生意，买了很多中文书裹在衣服里偷带回来。结果印尼海关一件件抖开衣服，所有的中文书都被没收了。她说：“那时候站在那里看着书一本本被没收，真的很有想流泪的感觉。”
1967年，印尼内阁通过法案，废除在印尼语中使用“中国”而改用“支那”。华人还被要求领取特殊标记的身份证，以示区别。这一政策持续了32年，直到1998年苏哈托政府倒台才被正式废除。
苏哈托希望用这样的政策同化华人，并且切断华人文化的根。这一政策也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如今在印尼，1960年后出生的华人已经很少有人还懂中文和读写汉字。
但华人也为保留自己的文化做了很多努力。印尼当局不允许华人使用中国姓氏，而改用印度尼西亚姓氏，很多华人便将自己的中文家姓藏在印尼名字中。吴协和便是将自己的姓在闽南语中的读音“Go”与太太的姓“Li”合在了一起，取为“Gozali”，将自己和太太的姓氏都保留了下来。
吴协和说，也许最终正是因为这样严苛的排华政策，才使得华人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因为华人被逼到了社会的一角，“只在商业里才能让华人发挥”。
4乱世掘金
1998年暴动后，印尼新政府废除了排华法案，允许重新成立华人团体。为了保护和争取华人的权利，17位华商成立了印尼华裔总会。经泰集团的董事长许世经和黄氏集团的董事长黄德新分别是印尼华裔总会的总主席和副总主席。
在无序与粗暴的年代，胆识也许比才华更能为人带来机遇与财富。许世经的经泰集团下包括哈达国际银行、金融公司、矿业公司，以及印尼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公司APP。黄德新的绰号则是“水泥板大王”。
1949年，许世经出生在印尼的勿里洞岛，那里有印尼最大的锡矿。他的父亲在岛上开了一家布店，布店的生意不错，许家15个孩子都吃得好穿得暖。
1965年，许世经离开勿里洞岛到雅加达读中学。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动乱开始，学校被迫关闭。许便辍学开始跟着哥哥做生意。
当时印尼的外汇兑换受到国家管制，许的哥哥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除了正常的生意往来，还经营黑市的外币交易。两年之后，许世经厌倦了打工生涯，想自己出来闯一闯。
那时，他有个同学常托他从雅加达寄食物和日用品到一个叫作巴布亚岛的地方。该岛在印度尼西亚的最东侧，靠近非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有印尼最大的金铜矿。直到1969年，印尼政府才正式宣布巴布亚岛为印尼的一个省。当时，1块钱巴布亚岛的货币等于 20块印尼盾，许觉得这块处女地一定充满商机，于是19岁的他拎着箱子，从雅加达坐了8小时的飞机来到了巴布亚岛。
下了飞机，许世经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地方：岛上的人长得和非洲人一样，黑皮肤卷头发。荷兰人为了控制岛上的居民，鼓励他们在工作之外喝酒，“挣100块，喝掉90块”。并且岛上居民只喝欧洲品牌的酒，从不喝当地酒。
许的性格里有种特别喜庆乐观的东西，他讲话时常常会大笑，让周围的人也很开心。也许正是因为这点，许世经人缘特别好，关键时刻总有贵人帮助。果然，巴布亚岛的新省长很喜欢许世经，给了他岛上唯一的一张卖酒证。从此许世经成了岛上最大的经销商，垄断了所有进口酒水食品的生意。
许世经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黄德新的经历也是华人致富的传奇之一。1964年，当许世经还在勿里洞岛读小学的时候，24岁的黄德新已经在雅加达组建了家庭。黄在印尼被人称作“水泥板大王”。他1942年在福建眉州出生，6岁时和父母来到印尼。在印尼，黄德新被父母寄养在叔父家，生活动荡，总是辗转于印尼各地。他说，这一经历让他书读得一般，却结交了一班社会上的朋友。几年之后，黄初中毕业，谁也没想到，这个喜欢混街头的年轻人竟然娶了当年印尼最大的建筑商的女儿。
很多人都认为黄德新是背靠岳父这棵大树起的家，黄却说：“我太太家里是有钱，但我没得到过他们的资助和帮助。”
黄和太太结婚后，两个人在市场里开了一家面店。黄的岳父是潮汕人，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有岳母在暗中接济两人。
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虽然黄很勤快地招揽生意，生活还是没有多大改善。一次，夫妻二人吵架，黄太太赌气回了娘家。她的哥哥听说后，跑到面店用枪指着黄德新的头。黄德新说，在那之后，他关掉了面店，转到太太的哥哥的公司里做事，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盾。
在当时，5000盾只够两人按部就班过日子。黄希望能从岳父家借些钱作为做生意的本钱，但开口几次都被婉拒。直到1968年，一位同是福建来的老板用很便宜的价格转让了8000包过期水泥给黄，并给了他比平常多两倍的还款期，幸运才开始向黄德新招手。 到了存放水泥的码头，黄才发现这批货其实是优质水泥，只不过因为放得太久有些结块，只要多搬运几次就可以解决问题。于是连着三天，他和几个工人把8000包水泥不停地搬来搬去。很快，这批水泥就卖了个好价钱，黄按期还上了货款，从此做起了水泥生意。
在华人间做生意，一切都靠诚信。黄德新做生意从不拖欠货款，做建材生意的福建老板都愿意把钱借给黄德新，他的生意开始越做越大。
到了1970年，用黄的话讲自己当时已经是“要什么有什么”了。他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去码头看工人装货，到了早上9点，一天的工作便已经结束。黄会去弹子房打弹子或玩老虎机，晚上和生意伙伴吃晚饭，之后去夜总会应酬，半夜一两点钟回到家，睡两三个小时再出门。
他说，那时自己一天能挣一辆本田车，“但有时一天也能把挣到的钱都花出去”。
1975年，印尼入侵了葡属殖民地东帝汶。东帝汶是当时距离印尼最近，共产党最活跃的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忌惮，在美国的默许下，印尼强行占领了东帝汶。
许世经当时在巴布亚岛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一天，许走在路上，一位同在巴布亚岛做生意的朋友拦住他，对他说他搞到了一张到东帝汶的准入证，问他愿不愿同去发财。许世经的印尼文不好，他拿过那张准入证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想，东帝汶在打仗，一定需要很多基本生活物资，人总要吃喝，这会是个发财的好机会。
于是，他就和朋友坐着一架只能乘坐四人的小型螺旋桨飞机从巴布亚岛飞往东帝汶。
到了东帝汶，许世经才发现那张准入证只不过是一张通行证。他们被带到印尼守军的将领面前，当年的守军将领分别是现在印尼的国防部长和情报部长。他们问许来做什么，许大大咧咧地说，来做生意，并问他们两人有没有什么生意可以给他做。
这位笑嘻嘻的年轻人再次赢得了两位印尼高官的喜欢。他们颁发给他和他的朋友两张准入证—他们成了唯一可以在东帝汶做生意的两家公司。
如今，许世经坐在自己的银行大厦里总结成败经验时说，“如果当年再多读些书”，今天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他也说，如果书读多了，“恐怕也没胆做生意了”。说完，他自己又大笑起来。
5野蛮生长
在印度尼西亚2.4亿的人口中，88%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在印尼各处都可以听得到清真寺中可兰经的唱诵，但它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伊斯兰国家。
在印尼版的英国歌唱选秀节目《The X Factor》中，可以看到包裹得严严实实，但造型闪亮唱着性感英文歌的伊斯兰教女选手；在电视台广告中，也可以看到专门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女性作为目标客户的高级化妆品广告；在商场里，你可以买到如奥运选手的“鲨鱼服”一般的连体长袖泳衣—虽然包裹严实，但男女可以共用一个游泳池。
印尼的朋克乐队和新浪潮乐队也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其中一支名叫Superman is Dead的朋克乐队甚至引起了欧美乐评人的关注。他们的名字暗指苏加诺的倒台，作品内容以描写社会现实和反对权威为主，演出时歌迷常常充满整个体育馆。
虽然伊斯兰教有着严格的戒律，但印尼却被公认为是个相当宽容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苏哈托上台后，其政权内阁的几位宣传部长对电影的定义和其所承担的任务的意见不统一，这导致印尼电影业变化无常，让投资者和电影人十分头疼。一些制片公司为了赚钱，加之受到香港台湾电影的影响，色情片开始大量充斥着印尼的影院。
1970年，吴协和与合作伙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长夜漫漫》在印尼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接下来，他在整个70年代里拍的几部影片票房成绩也都不俗。进入20世纪80年代，电影市场环境变差，他的公司不愿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决定不涉足色情片的拍摄，转而在离雅加达三小时车程的半山投资度假村—从1970年到1998年，色情片和夜总会成了印尼最赚钱的两大娱乐行业。
《孤独星球》旅行手册东南亚版在对印度尼西亚的介绍中，特别提到了这里的夜总会，开头的第一句话写道：“忘掉曼谷吧，雅加达的夜生活可能是世界上最靡乱的。”
在雅加达的旧城区附近，有城中最负盛名的几家夜总会。有些夜店从周四晚上开门，一直延续到周一早上才打烊。这里充斥着酒精和迷幻药物—印尼不仅是迷幻剂的消费大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迷幻剂生产国。
20世纪80年代，当吴协和每天在为造酒店奔波时，黄德新在雅加达买下了一座一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决定把这里改造成一座能容400桌客人、亚洲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并取名“王朝”。
对于黄德新来说，这本是个由消遣引发的生意。他做水泥生意刚起家时，每天晚上都要去夜总会和朋友一起谈生意。当他开夜总会的消息传出时，当时开着雅加达最大的夜总会的梁老板说：“我保证他3个月就关门。”
黄德新好胜，他说就是梁这一句“3个月关门”让他血气上涌。“别的生意亏掉了人家不知道，夜总会要是亏掉了人人都知道”。于是，他把水泥生意交给家人和信任的伙计打理，专心搞夜总会。
他每天早上6点就到酒楼，从餐饮原料、卫生状况到晚上的菜品逐件事关照，忙到夜里两三点还要陪朋友聊天。他笑着说：“谁能想到一个开夜总会的老板，自己要早上6点钟就起床呢？”
1984年，黄德新的夜总会正式开张。开张的头几个月，果然如那位梁老板所说，日日亏损。所幸黄德新得到印尼“红顶商人”首富林绍良的赏识，后者常常上百地包桌支持黄德新的生意，一个月能在黄德新的夜总会里花费200多万美元。
在华人的圈子里，夜总会不只是简单的风月场，经营夜总会也是构建自身关系网的一部分。当年，印尼一位高官应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佛教团体的邀请，在印尼成立了一个心脏病防治基金会。那时中印尚未建交，但基金会和中国有民间往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德新通过基金会看到了沈阳杂技团的资料，希望邀请他们来自己的夜总会演出，民间爱国人士也希望通过这种非官方的往来能打开两国对话的可能性。于是，黄德新在印尼华人界颇具威望的两位老先生的帮助下，将沈阳杂技团邀请到“王朝”演出一个月。 一开始，谁都认为这注定是桩赔本的买卖，除了杂技团一行人来回路费、每日吃住外，黄还要上下打点。当时印尼官方对杂技团实行严格的监控，一个杂技团员由三个印尼秘密警察陪同，整个团每天要花费4万美元，所有的费用都由黄德新承担。虽然林绍良先生为整场活动支付了200多万美元的费用，黄德新还是赔了100多万美元。
谁知，最终沈阳杂技团的演出一炮而红，“王朝”也因此日进斗金。一年之后，黄德新收回了最初投资的1000多万美元。虽然这一举措对1990年中印正式建交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无从考证，但据说中印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渠道确实因此打开了。
1990年，黄决定出让自己在“王朝”的股份，退出夜总会的经营。
他说，夜总会生意“是挣朋友的钱”，他既看不过朋友们千金散尽，也厌倦了黑道的骚扰和每日的喝酒应酬。1998年后，苏哈托政府倒台，印尼结束了军政府专制，新政府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推行民主与法治的政策，黄德新重新进入建材市场做起了水泥板生意。
6故乡与他乡
也许是因为经历过32年极端的排斥，印尼华人对“故乡”有着特别的情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他们中大部分人完成了财富积累，很多人都选择了偷偷回到故乡去看一看。
那时中国与印尼还没有建交，印尼的华人要先到达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偷偷进入大陆，入境签证盖在一张纸上，护照页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故乡”的一切都是陌生的。1984年，黄德新带着家人第一次回眉州。他说，那时的广州城里还是沙土路，车一开过，路面尘土飞扬。他包了一辆车从广州到眉州，司机向他要2000美元。
车到村口，因为下雨有段路泥泞不堪，黄德新请村民帮忙将他的车子用拖拉机拖过去，但村民张口就向黄要了10块钱。黄很痛心，觉得家乡人实在是太穷了。
从那时起，他每6个月就会回眉州一次，并且开始和当地政府洽谈在家乡投资。到目前为止，黄德新在家乡的投资似乎都不太成功，几百万美元投下去到最后都没了音信。但黄对这点倒是看得很开，认为生意“就是有赔有赚”，自己赔了，“让家乡的人赚到也不错”。
1992年，吴协和去参加朝鲜的平壤影展，影展结束后，他受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凌子风的邀请访问北京和上海。
那时的中国也让吴协和有些失望。他在上海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结果因为问路被上海本地人取笑，气急了差点和人打起来。后来人们知道他是印尼华侨，就对他说：“你该讲英文嘛，讲英文人家就会对你很客气了。”吴协和说，那时他听了这话好心痛，“我好不容易能讲回中文，为什么要说英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印尼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政治腐败加剧，各个种族对政府的不满也在不断积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盾在一夜之间贬值20%，国家经济几乎破产，印尼全国各地抗议不断。1998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五月暴乱”，导致上万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华人。这次暴动之后，苏哈托终于在1998年5月21日下台了。
1998年之后，新一届印尼政府开始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废除了之前对华人的种种限制，恢复华文，允许店铺使用华文招牌，允许华人办学。
在一些人看来新政府的宽容政策，来得有点晚。因为印尼社会环境不好，很多华人都把子女在10多岁时送到新加坡、澳洲和美国读书，这样一来，华人的文化传统就很难保持下去。黄德新也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子女都不会讲中文，他觉得中国文化离孩子们越来越远了。
现在，黄德新、许世经和吴协和以及很多的成功华人，都在努力办教育，恢复当年的华文学校。当年的华文名校：新华、八华、华中等等，大都在2012年重新开始招生了—这些学校包括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程。
许世经说，要找个机会向中国政府建议，给印尼学生们一些留学中国的名额，这里说的既包括了华人，也包括印尼本族人。因为中国和印尼两国互相了解越多，“亲近感和认同感才会越深”。
2013年4月29日，雅加达的“汉语桥”中文比赛正式开始。雅加达地区各个大学都派学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雅加达市政府的大厅里，各个种族不同肤色的年轻学生用或流利或生疏的中文演讲、唱歌，还表演了中国民族舞和武术。“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是中国教育部主导的大型国际汉语比赛项目，自2002年以来，每年一届，已经有80多个国家参加了“汉语桥”的比赛。从2010年起，汉语桥开始在印尼举办，已经连办了三届。
当一个漂亮的印尼本族女孩在上面唱着SHE的《中国话》时，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对另一个人说：“你看，她的中文歌唱得这样好，以后应该不会排华了吧？”
（感谢袁霓女士全家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