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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形势很好,但能否长期保持这种势头,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能不能长期保持好的增长势头,关键在于增长是否有效率。因此,“有效率的增长”是问题的核心。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基本判断是:
第一,在改革的推动之下,从2002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今年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第二季度受到非典的冲击,但是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第二,多年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在积累,给中国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带来隐忧。
第三,针对这种情况,当务之急是在保持当前增长势头的同时,注意解决深层次矛盾,实现长时期稳定和有效率的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
强劲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经济增长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肯定地讲,民营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1996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20万亿元、0.37万亿元和0.73万亿元。到2002年,三者的数字分别变为1.89万亿元、0.60万亿元和1.86万亿元,民营经济的增长十分显著。另外,1996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城镇就业人数分别为112、30和57百万人。到2002年,三者的数字分别变为72、11和165百万人,民营经济吸收就业的能力显而易见。
同时,民营企业也有着更高的效率。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01年,全部企业资产回报率为3.5%,净资产回报率6.5%,资产周转率0.69;而国内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和资产周转率分别为5.6%、12.8%和1.28%。
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善,民营经济对于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并且随着民营部门在总出口中所占份额的上升,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总出口中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是所谓"自主性增长",是能够有后劲的。
投资拉动过热
但是在光明的另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方面。主要就是目前是不是已经出现货币投放过多、经济过热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局部出现了过热的苗头,但还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所持的观点是"对这轮增长要保护好",货币供应从去年以来的加速,适合于增长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的需要,不应踩刹车。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肯定出现了过热,预计经过一段时滞之后,货币超发很快就会表现为物价上涨,随后出现通货膨胀。一些人计算今年的通胀大约为2%至3%,明年就会增长到5%至6%。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次过热的特点,也许不是物价上涨,而是所谓"没有温度的高烧"。
最后一种看法的根据是,这一轮过热不是由消费,而是由投资拉动的。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消费增长缓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三个季度比去年增长8.6%,但与工业增加值和GDP增长相比较,仍然明显不足。
而投资表现得相当突出,前三季度,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44万亿元,同比增长30.5%,增长速度高于去年同期近8.7个百分点,是199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我们国民生产的总投资占去年GDP的42%。这在世界上很少见。
而投资增长又是由贷款增长所支撑。前三个季度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累计增加2.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3万亿元。在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增长得尤快。
与投资和贷款同步增长的,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2003年8月末,M1和M2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8.8%和21.6%。这样,就引发了货币供应是否过量,并由此造成投资过热和泡沫生成的争论。众所周知,M2的适量增加应该等于GDP增长+通货膨胀率。如果发出去的货币超过了这两个数,等于就有一部分没有实现的货币在市场。
货币数量和GDP的比重高,表明金融活跃。但是,现在我们的货币相当于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70%,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会有两种可能性。货币过量一种可以表现为物价指数的上涨;另一种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物价指数讲的是商品和服务价格,而资产则指房地产、股票等其他的金融资产。资产价格的上涨就是资产泡沫,它的危害性并不比通货膨胀小,其爆发时间和造成的危害时间也比较长,有时可达5年,最长的如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长达7年。
关键是投资有没有效率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1994年提出,东亚是一个纸老虎。他的主要根据就是投资效率低,即用大量的投资来支撑高速度增长。他讲:“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反映为维持一定产出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率增长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都是不断上升的。投资效率低下,正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我们必须要汲取东南亚的教训。
是什么维持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最近,不少经济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他们的回答大致是:这是因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过高,居民把储蓄的大部分(约为GDP的40%)作为存款存入银行;银行则以此为自己的信贷资源贷放给工商企业,用以支持它们的高速度增长。然而,这种由大量贷款支撑的增长只是一种寅吃卯粮的“借来的增长”。在周转的过程中,增长的高成本、低效率导致了资金的大量浪费,使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积累起来,把储户心目中的财富仓库变成“空仓”。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高增长,但是不论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还是宏观经济效率都不高,集中表现在控制着中国金融资产绝大部分的银行系统中存在大量不良资产。而要继续维持这种低效率高增长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是高储蓄率;其二是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其三是对资本项下外汇的管制。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条件在未来5至10年必然发生变化。
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我国将在2007年以后准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不受限制。如果我国本土银行的经营状况没有明显的改进,则许多优质客户可能转向外资银行,使目前负有支持增长重任的国有商业银行失去维持运转和"稀释"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
全面开放的中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对资本项下外汇的严格管制。如果本土企业继续保持低效率和低盈利的状态,只要管制稍有松动,本国居民手中的资本就难免流去境外,寻求更好的投资机会。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比一般国家要快。到2010年前后,中国就会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转折点。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储蓄存款的下降和提款的增多。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的大量存在,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改革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法
为什么会有投资热潮呢?现在在许多地方,搞开发区、上基本建设项目,都是党政领导机关决策和操办的结果。这些机关具有计划经济的行为特征:一个是扩张冲动,一个是软预算约束。
所以,要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政府管宏观总量,至于企业决策、产业发展等微观问题,应该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现在,有一种主张是加强行政审批。根据历史经验,用行政审批来克服“重复建设”是无效的。因此,还是要从三个方面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主要方面有哪些呢?第一是要对民营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和消除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障碍;第二是使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公司法的范围内行使所有者权能;第三是要加快银行体系的改革;第四是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第五是使政府职能向提供社会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方面转化。
当然,其中的重中之重即是转变政府职能。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报告中也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自然,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健全干部考核标准和任免制度;健全地方财政收支体制;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缩减党政领导机关的微观经济干预权力。
三中全会对很多原则性的问题都做了决定。我们要保持我们长时期的稳定的高素质增长,就一定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把我们的体制改革做好。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基本判断是:
第一,在改革的推动之下,从2002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今年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第二季度受到非典的冲击,但是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第二,多年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在积累,给中国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带来隐忧。
第三,针对这种情况,当务之急是在保持当前增长势头的同时,注意解决深层次矛盾,实现长时期稳定和有效率的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
强劲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经济增长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肯定地讲,民营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1996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20万亿元、0.37万亿元和0.73万亿元。到2002年,三者的数字分别变为1.89万亿元、0.60万亿元和1.86万亿元,民营经济的增长十分显著。另外,1996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城镇就业人数分别为112、30和57百万人。到2002年,三者的数字分别变为72、11和165百万人,民营经济吸收就业的能力显而易见。
同时,民营企业也有着更高的效率。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01年,全部企业资产回报率为3.5%,净资产回报率6.5%,资产周转率0.69;而国内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和资产周转率分别为5.6%、12.8%和1.28%。
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善,民营经济对于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并且随着民营部门在总出口中所占份额的上升,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总出口中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是所谓"自主性增长",是能够有后劲的。
投资拉动过热
但是在光明的另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方面。主要就是目前是不是已经出现货币投放过多、经济过热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局部出现了过热的苗头,但还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所持的观点是"对这轮增长要保护好",货币供应从去年以来的加速,适合于增长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的需要,不应踩刹车。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肯定出现了过热,预计经过一段时滞之后,货币超发很快就会表现为物价上涨,随后出现通货膨胀。一些人计算今年的通胀大约为2%至3%,明年就会增长到5%至6%。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次过热的特点,也许不是物价上涨,而是所谓"没有温度的高烧"。
最后一种看法的根据是,这一轮过热不是由消费,而是由投资拉动的。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消费增长缓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三个季度比去年增长8.6%,但与工业增加值和GDP增长相比较,仍然明显不足。
而投资表现得相当突出,前三季度,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44万亿元,同比增长30.5%,增长速度高于去年同期近8.7个百分点,是199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我们国民生产的总投资占去年GDP的42%。这在世界上很少见。
而投资增长又是由贷款增长所支撑。前三个季度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累计增加2.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3万亿元。在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增长得尤快。
与投资和贷款同步增长的,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2003年8月末,M1和M2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8.8%和21.6%。这样,就引发了货币供应是否过量,并由此造成投资过热和泡沫生成的争论。众所周知,M2的适量增加应该等于GDP增长+通货膨胀率。如果发出去的货币超过了这两个数,等于就有一部分没有实现的货币在市场。
货币数量和GDP的比重高,表明金融活跃。但是,现在我们的货币相当于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70%,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会有两种可能性。货币过量一种可以表现为物价指数的上涨;另一种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物价指数讲的是商品和服务价格,而资产则指房地产、股票等其他的金融资产。资产价格的上涨就是资产泡沫,它的危害性并不比通货膨胀小,其爆发时间和造成的危害时间也比较长,有时可达5年,最长的如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长达7年。
关键是投资有没有效率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1994年提出,东亚是一个纸老虎。他的主要根据就是投资效率低,即用大量的投资来支撑高速度增长。他讲:“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反映为维持一定产出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率增长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都是不断上升的。投资效率低下,正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我们必须要汲取东南亚的教训。
是什么维持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最近,不少经济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他们的回答大致是:这是因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过高,居民把储蓄的大部分(约为GDP的40%)作为存款存入银行;银行则以此为自己的信贷资源贷放给工商企业,用以支持它们的高速度增长。然而,这种由大量贷款支撑的增长只是一种寅吃卯粮的“借来的增长”。在周转的过程中,增长的高成本、低效率导致了资金的大量浪费,使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积累起来,把储户心目中的财富仓库变成“空仓”。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高增长,但是不论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还是宏观经济效率都不高,集中表现在控制着中国金融资产绝大部分的银行系统中存在大量不良资产。而要继续维持这种低效率高增长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是高储蓄率;其二是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其三是对资本项下外汇的管制。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条件在未来5至10年必然发生变化。
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我国将在2007年以后准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不受限制。如果我国本土银行的经营状况没有明显的改进,则许多优质客户可能转向外资银行,使目前负有支持增长重任的国有商业银行失去维持运转和"稀释"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
全面开放的中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对资本项下外汇的严格管制。如果本土企业继续保持低效率和低盈利的状态,只要管制稍有松动,本国居民手中的资本就难免流去境外,寻求更好的投资机会。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比一般国家要快。到2010年前后,中国就会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转折点。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储蓄存款的下降和提款的增多。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的大量存在,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改革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法
为什么会有投资热潮呢?现在在许多地方,搞开发区、上基本建设项目,都是党政领导机关决策和操办的结果。这些机关具有计划经济的行为特征:一个是扩张冲动,一个是软预算约束。
所以,要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政府管宏观总量,至于企业决策、产业发展等微观问题,应该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现在,有一种主张是加强行政审批。根据历史经验,用行政审批来克服“重复建设”是无效的。因此,还是要从三个方面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主要方面有哪些呢?第一是要对民营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和消除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障碍;第二是使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公司法的范围内行使所有者权能;第三是要加快银行体系的改革;第四是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第五是使政府职能向提供社会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方面转化。
当然,其中的重中之重即是转变政府职能。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报告中也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自然,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健全干部考核标准和任免制度;健全地方财政收支体制;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缩减党政领导机关的微观经济干预权力。
三中全会对很多原则性的问题都做了决定。我们要保持我们长时期的稳定的高素质增长,就一定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把我们的体制改革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