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生命的膜拜，无论是对于逝去的，还是对于未来的，因为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愿意用生命去换回另一个生命；这是关于生活的礼赞，无论是苦难，还是甜美，因为那是我们的全部，我们能够用这段生活去诠释另一段生活。
　　—纪录片《活着》获奖评语
　　
　　独生女儿祝星雨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再生一个孩子成了祝俊生、叶红梅夫妇最大的愿望，也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重压。
　　叶红梅有事没事就看手机中的一段录像——女儿做算术题时偷着数手指头，妈妈把“作弊证据”偷录下来，女儿被揭穿之后不好意思说话，只是低头笑。
　　祝俊生则对女儿的乖巧念念不忘：“一见到瓶子我就想起女儿，捡一个瓶子能卖一毛钱，捡5个瓶子就能吃手撕饼。现在啥都没有了，她才刚刚小学二年级……”
　　汶川大地震69227位遇难者中包括5335名学生，也就是说，像祝家这样的丧子家庭有5000多个，他们绝大部分准备再生育。国家有个地震再生育的政策，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怀孕，前两次是免费生育，第三次就要自费了。
　　叶红梅已经四十出头，属于高龄产妇，尝试过两次试管怀孕，不过都以失败告终。
　　2011年12月5日，讲述叶红梅和祝俊生再生育故事的纪录片《活着》，在2011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获得评审团特别奖。
　　
　　孩子的魂会随着新的生命回来
　　2009年夏天，独立纪录片人范俭来到都江堰，拍摄一个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的片子。他因此接触到很多准备再生育的丧子夫妇，“那段时间总能看到怀不上孩子的母亲以泪洗面。”这年10月，他决定以再生育夫妇为主题拍摄自己的纪录片。
　　跟拍对象都是都江堰市新建小学遇难孩子的父母。他们普遍面临的困难是，当地医疗条件不够，要做试管婴儿只能到成都去。每次试管婴儿的手术、复查持续几个月，去成都就要住院或住宾馆。虽然国家报销医疗费用，但来回路费、食宿只能自己负担，对这些普遍是中下收入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祝老四”祝俊生46岁，性情中人，经常喝点儿小酒然后仰天长叹，在墙上写下“女儿，今天是你的生日”之类的字句。接触深了，他慢慢对范俭揭开自己的伤疤—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孩子在废墟下喊：“爸爸，爸爸，快来救我。”祝俊生说：“女儿你等着，爸爸救你。”后来一拨专业救援人员劝说家长离开废墟，由他们施救，但孩子却遇难了。祝老四总是说，自己如果坚持救孩子，会不会是另一个结果呢？地震之前，祝家夫妇开一个早餐铺子，勉强度日。地震后他们搬到板房区，祝老四开始搞装修，干一些零工。生孩子则变成叶红梅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工作”。
　　家里穷得叮当响，祝老四隔三差五就发誓戒烟戒酒，泡杯茶都在想，“茶里都是钱呢！”夫妇俩领来北京捐献的衣服，祝老四会习惯性地在每个兜里掏一下，期待意外之喜。
　　两口子都是爽快人。当范俭提出拍摄他们的再生育过程，两人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不过开始的两个月，他们还是把范俭当客人，“请进”“请坐”“请喝茶”之外，几乎不会在镜头前自然表达。范俭不太提问，更多的是陪伴与倾听，一起做饭、喝酒。“很遗憾没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的板房太小了。”范俭说。
　　拍摄叶红梅在医院里的某些治疗行为时，她多少有点儿别扭，但也没有抵触。“一个男的老在人家妇产科，我的存在本身就显得很怪异，我能感觉到人家讨厌我。”范俭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每天去妇产科待着，不拍他也坐在那儿。当然，他事先跟医院的宣传部门沟通过。
　　
　　要个孩子就像摸500万的彩票
　　2010年春天，叶红梅正式开始第二次试管婴儿的尝试。祝家夫妻已经不把范俭当外人了，镜头里祝老四跟朋友炫耀：“今天我去医院取了（精子），一大杯，满了，子弹已经上膛！”
　　这次祝家向朋友借了1000块，承诺将来用低保还债。在成都住院，两人的生活费每天至少40元，钱勉强够用，可是叶红梅已经40岁了，检查结果出来总是一身毛病，扎针、抽血、取卵、植入胚胎，每个环节都疼得脸发青。祝老四手足无措：“看她可怜死了，每天抽一次血，我帮不上忙啊……”体外受精的胚胎移植之后，要住院两个星期保胎。叶红梅谨小慎微，连个喷嚏都要忍住。“要个孩子就像摸500万的彩票。”她说。
　　夫妇俩一心想再要个女孩儿，“生儿子就是女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祝老四眼泪汪汪地说。医生很严肃：不能选择性别，那是犯法的。祝老四说，如果自己跳楼女儿能回来，他就跳楼。
　　2010年“5·12”，孩子的忌日，叶红梅想到新建小学遗址烧点儿纸，放个鞭炮，结果有人阻拦，没能进入校门。其实当天他们闹过矛盾，祝老四不让叶红梅去新建小学，因为那会被视为扰乱秩序。
　　最后叶红梅去了孩子的墓园，临走时她对着墓碑说：“孩子，妈妈走了，跟妈妈回板房里去。”女儿已经不能应答，天真的笑容凝固在黑白照片中。那天的墓园五彩缤纷，挂满风车、毛绒玩具、布娃娃、鲜花。“墓地也是不让拍的，我们被人要求删除画面。还好摄影助理机灵，换了一张空白卡给他们看，蒙混过去。”范俭说。
　　很多板房邻居都是努力尝试试管婴儿的“病友”，他们的成败无时不牵动着祝家夫妇的心。邻居试管失败，两口子马上联想到自己，愈发忐忑。邻居试管成功，孩子落地，他们献花祝贺。一位邻居一手抱着新生儿，一手拿着以前孩子的照片说：“他哥哥不走，永远不可能有他。以后他和他的后代，都要上坟看哥哥。”听着听着，祝老四悲从中来，号啕大哭。
　　不少邻家夫妻因为怀不上孩子分手了，叶红梅半真半假地对祝老四说，假如没有孩子，咱们就分了吧。祝老四嘿嘿一笑，不接茬儿。叶红梅的朋友敲打祝老四：“听说你要花钱请人生？”“那得好几万，比试管贵。”祝老四还真一副认真考虑过的样子。
　　“他们习惯用玩笑的方式来呈现真实的忧虑，交流中并不遮‘丑’，非常坦诚。”范俭1999年从武汉大学毕业，曾在中央电视台《纪事》栏目当记者，2007年离开央视。捕捉这样的生活细节，是那时候就得有的基本功。
　　
　　你不想要的时候它莫名其妙就来了
　　祝家夫妇在医院遇到一对“病友”夫妻。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特别亲近，两家经常一起吃饭，相互勉励。
　　化验结果出来，“病友”夫妻“中奖了”。又喝别人家的喜酒，祝老四心里不是滋味。回到病房，他还硬撑着跟妻子开玩笑，话没说完就忍不住哭得像个孩子。
　　“都是典型中国人的性格。”范俭说，“尤其祝老四那种四川男人，天塌下来也能开个玩笑。叶红梅很能忍，我有时候希望她哭出来，但她始终忍住不哭。”
　　两人最后一次免费试管婴儿的结果等来了。医生说不行。叶红梅没有多问，转身对等在外面的丈夫平淡地说，不行。祝老四笑了笑，没说话。
　　范俭以为拍摄已经可以结束了，请祝家夫妻吃了个饭，并劝他们操心别的事情，比如说房子是不是要搬了？谈得更多的是收养一个孩子，叶红梅已经让范俭帮她留意新疆、海南等地的相关信息，打定主意从远处找一个小孩儿来收养。
　　吃完这顿饭，范俭回到北京。
　　在《活着》的结尾部分，范俭特意选择了祝家夫妇二次试管失败后的几个生活细节，天没有塌下来，生活在继续—夫妻二人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朋友抱着新生的孩子，过吊桥时叶红梅伸手护着孩子；叶红梅坐在椅子上，祝老四蹲在板房门前的菜地里抓菜青虫，一边用四川话嘟囔：“一来来一堆，虫子有联络暗号？”
　　一个月后，一通电话把范俭立刻拽回都江堰。叶红梅意外怀孕了，是自然受孕。
　　两口子百思不得其解，医生分析，就是因为失败之后叶红梅彻底放松了，完全不再想生育这件事儿，心理压力解除就轻松怀上了。祝老四喜气洋洋地歪叼着烟说：“自己制造原子弹！”
　　祝家夫妇把范俭带进了产房。2011年5月20日，当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响起，端着摄影机的范俭忍不住热泪盈眶。
　　怀孕早期叶红梅做过孕检，知道是男孩儿，没敢告诉祝老四。护士把孩子抱来给叶红梅看，的确是男孩儿。叶红梅对范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下祝老四要不高兴了。”随后拍到的情节，范俭最终没有剪进完成的影片：
　　祝老四看到新生命，嘴上不停地说“哦，嗯，好，挺好”。第二天夫妻回到家，看到女儿的照片，祝老四终于又绷不住号啕大哭：“女儿啊，你再也回不来了……”
　　2011年7月，范俭又去了一趟都江堰。祝家变得热闹起来，孩子经常闹着要吃奶，夫妻二人三句话不离孩子，墙上那些涂鸦全都没有了，女儿照片也取下来了。叶红梅的眼神光彩熠熠，祝老四也憧憬起开小饭馆的未来。
　　片子起初叫《重生》，后来改名叫《活着》。“其实我们拍摄的是活着的问题，讲的不仅仅是生育，而是生命。”范俭说，“生命无常，你想要的时候它不给你，你不想要的时候它莫名其妙就来了。然后有一天，它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活着》的片头和片尾都取自一个场景—夫妻二人回到地震中受损严重的旧居，收拾出一大包女儿的衣服，扔到江里。本来打算全部扔掉，但叶红梅最终还是留下一件粉色的小线衣。
　　范俭认为，这是一种告别，生活毕竟要往前走。（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