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维经斯基到中国后仅三四个月就发现：“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1920年，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出现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大约是1920年11月。
　　黎明之前，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越来越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目标。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他希望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后，他便向陈炯明请辞。从穗返沪途中，陈独秀对陪同人员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陈独秀早年中过秀才，曾是康梁维新派的拥护者，“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然而戊戌变法很快失败，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1901年，陈独秀去了日本，在那里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義。直到1916年11月，他在自己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宪法与孔教》一文，认为中国应当“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
　　1917年底，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迎来了一名新同事——李大钊。他比陈独秀小10岁，曾在1907年“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不足，乃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在日期间，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8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为《新青年》撰稿，还当过轮值主编，与陈独秀频繁接触起来。陈独秀经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

　　1918年7月起，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他对比了18世纪法国革命和20世纪俄国革命的不同，认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不同，革命性质自异，不可同日而语。“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文章进一步指出，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时代已过去，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新的向上的力量。李大钊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的耻辱和五四运动的刺激，加上与李大钊的近距离接触，陈独秀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后来，这份刊物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坛”。191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
　　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到武汉演讲，因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被北洋政府盯上了，面临被捕入狱的危险。李大钊等人就在陈独秀回京后把他接到友人家中避居，并计划把他转移出北京。时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扮作一名下乡收账的商人，驾着一辆骡车出发了。他坐在骡车外面的车把上，陈独秀坐在车里面扮作一名大厨，还穿上油迹斑斑的衣服。李大钊是河北乐亭县人，讲北方话，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唯恐暴露其安徽口音。到天津后，陈独秀又坐船去了上海。也就在这辆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从此便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陈独秀锋芒毕露，勇于冲锋陷阵，革命家的气质、感染力很强。上海知识青年比较多，活动余地大一些，陈独秀搞得生龙活虎。李大钊很尊重他，好多事让他牵头。”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高度评价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说，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李大钊则在北方活动。1921年3月，李大钊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当时的一名工人回忆道：“他对大家讲了话，勉励大家：‘你们要好好学文化、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个‘人’，两个字一连就是‘天’字。‘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工人们听了很高兴。不久，郑州铁路工人组织起了工人俱乐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为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他与陈独秀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但在两位领袖的影响下，一批批先进分子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1921年元旦这天，长沙下了一场雪，新民学会举行了一场新年大会，为期3天。作为学会创始人，刚刚过完27岁生日的毛泽东，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他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產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曾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清王朝被推翻后，他觉得参军目标已实现，就退出了。后来，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了5年，各种学说涌入他的头脑。他说，这个时候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当时他很欣赏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温和方法最好，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1918年4月，毛泽东同蔡和森等人一起成立了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后来，新民学会成员决定筹集资金送成员赴欧求学，探索救国之路。
　　作为湖南青年赴欧洲求学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有人到了法国后还邀请他出洋：“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毛泽东依然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当时毛泽东“正在寻找出路”，但“思想还是混乱的”。西方著名毛泽东研究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说：“当时正是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发生猛烈变革的时期，即使博学的、成熟的学者也往往在几个月内就改变观点。当时的毛泽东被无政府主义所诱惑，想要打破旧社会的枷锁。后来他受陈独秀影响，因为陈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是他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且陈不妥协地拥抱一切新兴事物，满足了他渴求解放的愿望。至于他在李大钊手下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原因除了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外，还有他与李大钊一样，都是满怀热情地致力于让中国崛起的事业。”
　　1919年6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成立“学生联合会”，声援五四运动。随后，他又组织新团体、发动示威游行，声讨军阀政府和湖南省督军张敬尧。他逐渐认识到，要将代表军阀势力的张敬尧赶出湖南，就必须借助外界力量。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抵京，对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北京，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还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彻底树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道：“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驱张运动结束后，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毛泽东等人又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希图通过人民制宪，实行湖南人民自决自治。1920年夏，湖南人谭延闿入主湖南，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实际上，他把制宪权抓在手里，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10人、旧省议会11人起草湖南自治法。1920年冬，军阀赵恒惕取代谭延闿主政湖南。赵恒惕污蔑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处处为难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这使毛泽东认清了统治阶级与民为敌的本质，认识到政治改良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这就使他更加坚定地拥护“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将在那里和志同道合者共同燃起照亮昏暗中国的红色火把。

周恩来，“思想颤动于狱中”

　　1921年2月1日，天津《益世报》旅欧通信员周恩来给国内发来第一篇报道——《欧战后之欧洲危机》。当时，他到达欧洲仅一个多月。他在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匮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

　　欧洲社会现状让23岁的周恩来再次感到失望。
　　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个没落封建家庭。家与国的双重衰败，给了他深刻的人生感悟。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时，他义愤填膺地鼓动同学把南开学校礼堂门楣上那块“慰廷堂”的牌匾摘下来砸烂。袁世凯字慰廷，于1915年签署“二十一条”并称帝。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他在同学王朴山的本子上写下临别赠言：“浮舟沧海，立马昆仑。”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8月，日本发生了“米骚动”社会事件，警察在镇压过程中开枪射杀了13名矿工，舆论哗然。一直以来，周恩来将日本看作中国应学习的榜样，但“榜样”忽然冒出了如此尖锐的社会问题，让他认识到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也不像想象中完美。
　　1919年3月，当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1919年4月底，他辗转回到天津，正遇上全国悲愤于巴黎和会谈判失败。周恩来组织南开学子向校方施加压力，拒绝被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对南开的捐助。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同邓颖超等人一起创立了“觉悟社”，要“睁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
　　觉悟社成立5天后，李大钊应邀前来指导。上午，他做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演。下午，他与觉悟社成员座谈。当时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后来回忆道：“他走后，我们都传诵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这是大家第一次从李大钊先生的文章中接触到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生那次来觉悟社，使多数社员同他发生了关系，也就是通过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1920年1月，天津学生因抗议日本人在天津的不法行为，与警察发生冲突。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被捕，系狱170天。正是在狱中，他有了更加平静而深刻的思考。他组织狱友研究社会问题，办“狱中大学”，介绍各种新思潮。1920年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周恩来分5次做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演讲，内容涉及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等等。在狱中的日子，周恩来的思想迅速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虽然思想逐渐成熟，但周恩来当时正面临着困难局面——入狱期间，自己被南开大学除名。好在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全力资助他赴欧求学。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抵达法国马赛。同行者还有197人，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学生。为何要去欧洲求学？周恩来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旅法期间，周恩来主要靠稿费和严修的接济维持生活。其他留学生没有资助，需要勤工俭学，但战后法国经济一片萧条，无工可打，他们只能靠华法教育会每天5法郎的借贷生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祝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道：“抵达欧洲之后，周恩来看到了一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对他偏向社会主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恩来出国前听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总以为欧洲国家物质文明发达，战争的摧残只能造成局部损失，不至于碍及全体。亲眼一见才知，欧洲的社会组织高度集中，战争造成的破坏必然是全局性的。仅苏格兰，失业者已超过百万。
　　在周恩来看来，有两种社会改革方案：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舊弊”，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那就是当时英国的做法。
　　周恩来到欧洲之初，英国煤矿工人正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1921年4月以后，罢工达到有百万人参加的高潮。周恩来经过认真考察研究，先后写出关于英国罢工的9篇报道，约3.5万字。他总结道：“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他最终认定，英国渐进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道。
　　1920年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受邀前往法国里昂大学任教。1921年春，经张申府与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党的一大召开时，周恩来正忙于呼吁北洋政府不要以出让铁路“筑路权”为代价与法国签订卖国借款协议，没能赴沪参会。但从加入党组织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林伯渠，老同盟会会员变成共产主义战士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1920年冬的一天，林伯渠敲开了上海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寓所的木门。这里是陈独秀的寓所，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当时林伯渠34岁，陈独秀41岁。林伯渠带来了结义兄弟李大钊的介绍信。
　　林伯渠出生于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的书香门第。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是副贡生，戊戌变法失败后回乡教书。1902年，林伯渠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翌年赴日本公费留学。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的二次革命，均告失败，还被袁世凯通缉，只好二次赴日。1915年，李大钊、林伯渠在日本分别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乙卯学会。第二年，两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两人就是在日本成为结拜兄弟，之后一起回国，分赴北京、湖南参加讨袁斗争。林伯渠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来，林伯渠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 　　1917年冬，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为护法战争而奔走于湖南、广东的林伯渠，正为革命不断遭受挫折而苦恼。他后来回忆道：“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士兵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
　　大约在1918年3、4月间，林伯渠连续接到李大钊寄来的信函，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当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想法，使林伯渠“得到很大的启发”，顿觉耳目一新。

　　1919年秋，林伯渠在杭州写下七律《西湖纪游》：“俊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次收。到眼烟云纷万态，何人台榭足千秋。艰难自笑宁非计，历碌看人共一丘。犹有情怀消未得，聚丰园里酒盈瓯。”这首诗表明他彻底看清了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救国救民。他虽然在思想上有了转变，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还未明确。壮志未酬，只好借酒浇愁。那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
　　这段时间，李大钊持续给林伯渠写信寄物。在1920年秋的一封信中，李大钊写道，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他自己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党小组，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陈独秀，作“主义”上的深谈。
　　对于这位孙中山的追随者，陈独秀有一定成见。他曾经说过：“同盟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说了。像汪精卫，纯属全躯保妻之徒。”所以，虽然林伯渠带来了李大钊的介绍信，陈独秀还是对他试探了一番，让其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
　　林伯渠早已有所准备，就把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讲述出来。他还谈到了家乡湖南走马观花般的政局。程潜、谭延闿、赵恒惕互相倾轧排挤，林伯渠的堂兄、与他一起参加革命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林修梅也被排挤出湖南，这让林伯渠的苦闷更加強烈了。他说，俄国十月革命能够成功主要是靠无产阶级，中国革命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也只能依靠无产阶级。
　　听了林伯渠的话，陈独秀的顾虑打消了，同意他加入共产党。陈独秀说：“你和守常（李大钊）熟悉，就由我和守常介绍你入党。我的意见，你若加入后，做一个秘密党员作用会更大些。”就这样，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第一批50多名党员之一，并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后来为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在刚出版的《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一书中写道。吴玉章回忆，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他说：“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抉择。”李颖说。

维经斯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就出身而言，第一批党员中绝大多数出身士绅家庭，部分出身富裕农民家庭，官僚及商人家庭者少，出身贫困者亦少。从学历上看，除个别人如陈独秀、董必武中过秀才外，多数人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在读大学生或刚毕业者占半数，中学生、中专生，特别是师范生亦占一定比例。他们接受新思想快，对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大势关注多。吸引他们的是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能够打败列强干涉的平民政权，以及他们所追求的消灭一切不平等现象的理想社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俄国的经验又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呢？除了文章编译、文字资料介绍等方式外，俄国使者也来到了中国。1920年4月，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他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首位代表。
　　“维经斯基来华的任务主要不是帮助建党，但他受命推动中国各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及宣传苏俄革命，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杨奎松说。
　　维经斯基当时27岁，中文名吴廷康。他到北京见了李大钊和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罗章龙回忆道：“他（维经斯基）还说，俄国在革命以前是非常落后的。维经斯基是学统计学的，他列出一些数字，说明在革命胜利之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鉴于当时北京紧张的政治氛围，李大钊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也给他写了介绍信。上海成为维经斯基的主要活动地点，他的公开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 　　对于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陈独秀非常欢迎。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由列宁领导创建，成立于1919年3月，自定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知道共产国际已经成立，正苦于无法联系。他曾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无中文译本”“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共产国际能派一位代表作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维经斯基的到来对陈独秀而言可谓雪中送炭。维经斯基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陈独秀表示将会对此提供帮助：“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
　　与中国先进分子接触后，维经斯基深感“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提出“我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7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陈独秀、李汉俊等出席会议并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为此，维经斯基经常与陈独秀一起商讨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细节问题，还共同起草了党纲草案。据与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杂志的张申府回忆，陈独秀曾经于1920年8月间给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来信商议共产党的名称，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后来，维经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在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为了帮助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1920年秋，维经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杨明斋和维经斯基的妻子库茨涅佐娃讲授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李启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成员，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等便第一批由社会主义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此外，维经斯基还指导在上海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并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大量文章。
　　1921年1月， 维经斯基结束任务返回苏联。继他之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第二个月就参加了中共一大。虽然维经斯基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众多亲历者都称其为协助党成立的“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无论北京的李大钊还是上海的陈独秀，无论立足本土的毛泽东还是海外求索的周恩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勞的林伯渠，抑或共产国际的使者维经斯基，他们来自五洲四海，却有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打破千百年来压迫人民的一切旧制度。大风起于青苹之末，燎原之势起于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虽仅有50多人，但正是有了这些信仰坚定的进取青年，中国大地才焕然一新。如李大钊所言，垂垂老矣、苟延残喘之白首中国，得以变成行健不息的青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