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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朗宓榭是一位会算命的汉学家。批八字、掷筊杯、修习奇门遁甲是他学术研究的需要。在西方汉学界，朗宓榭向以通晓语言种类多和学术领域宽而为人熟知，而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周振鹤说他做学问“爱偏门”。
预测术，在中国被《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昀称为“小道”，在欧洲曾被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年，德国理论家、主教、科学家——记者注）称为“不定之术”。朗宓榭说自己的理想是将预测术从“小道”带入“大道”，整合到国学中去。
筹算与先知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明传统，都对预测未来的命理学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中西方的预测学有怎样的异同？
朗宓榭认为，预测是人类共同兴趣所在，但东西方对待命运和自由的态度不同，发展的路径及侧重也有所区别。
中国预测以筹算为基础，《周易》是延续至今的中国预测术的核心，通过复杂的分离蓍草来预言；西方的预测是从先知口中探知，古希腊将阿波罗神（德尔斐预言的主人）视为皮媞亚预言的灵感来源，从公元前八世纪以来长期兴盛，当时的权贵会千里迢迢去德尔斐神庙询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或事件。《新约》中的预言也是启示，耶稣自己就是先知。
当然，这两种预测方式在东西方都有。中国的先知体现在如萨满教、巫术、扶乩技术当中，尽管有上层读书人参与了这些活动，但中国的先知式预测还是一种边缘现象。西方也有以计算为基础的预占学，如占卜，只是不太发达。在古希腊古罗马，占卜活动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先知才是西方的高级文化。
还有抽签，从古代希腊到中世纪末，抽签在西方很普遍，是属于老百姓的预测，技术含量较低，不是高级文化。而中国易经的方法基本上也可视为抽签，但易经却是文化精华。
从预测技术的层面看，中国比西方更发达。除了星相学外，没有禁地——星相学被朝廷垄断，主要限于“天垂象，见凶吉”，有政治敏感性，个人无法进行。其他预测技术则五花八门，大部分都是从周易生发出来的。西方则星占学比较发达。
中西方的星占都是天地间的大学问，都是基于天人感应，基于对天和人的理解，从各自的文化语境出发的。西方的星相学催生出“星象医学”、“星象气象学”，中国用阴阳五行建构星象世界。西方的生辰星占学可比之于中国的八字算命，13世纪的波拿第在《天文书》中认为星占能够解答何时破土动工才能吉祥顺利这样的问题，和中国的“择吉之术”有可比之处。
中国预测术中的“卜”人，和西方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卜”地，即看风水，则是西方所没有的。
迷信和命运 命理学、预测术，有人认为它是科学，有人则批之为迷信。那么，它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
朗宓榭说，大阿尔伯特试图将星象学吸纳进科学。他把科学分成两类：一类建立在调查起因的基础上；一类是对预兆的推测。星象学被视为“推测”或概率的学问。
但是，在基督教主导的西方，设法探究上帝的天机是一种罪恶，所以天主教多禁止星占学、掷骰子和其他预占术，预占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普及，不再具有主导地位，而仅仅是残余现象。欧洲启蒙运动则是以科学来杜绝预占术。
中国历朝历代在不同时期曾将不同的预占术定为秘术，但是占卜术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被宣判为“迷信”而遭禁止，它不是中国文化的对立面，反倒被容纳吸收到很多家族意识及国家礼仪之中。
他说：“我不否认，命理学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小道’，但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非常普遍。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向西方学的，但他每个星期都会卜卦，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吴宓是很开明的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也在女儿婚礼前看《日书》挑日子。”
中文的“迷信”是一个外来词，“迷信”这个西方概念历经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意义已经被掏空，成了批判的话语，是负面的。1949年以后，“迷信”这个概念使用更为广泛，“文革”时期，禁止包括占卜在内的“封建传统”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预占方面的书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可以在书店买到了。不过算命作为实践，仍然处于灰色区域。
“大数据”与预测 现在“大数据”很流行，人们甚至用它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等等。
对此，朗宓榭认为，大数据预测与概率关系很密切。欧洲很多所谓“科学预测”的形式是在18到19世纪的转型期间产生的，主要使用概率测算。
概率测算和赌博有密切关联。对预测数据的处理首次在数学家高斯的常态分布中得到表达，并发展为钟形曲线。从1844年起，钟形曲线在概率计算中大量使用，在钟形曲线高峰处的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进行“科学预测”。然而，预测处于钟形边缘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政治学、经济学都有预测，都自称是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就成了中国商代的占卜之士，大家承认他们，甚而崇拜他们。我们德国有五个所谓的“经济神人”，老百姓都很信他们，但是，经常过了一周，他们又改口了。
人类非常需要面对未来时的安全感。我们所经历的事件，包括事故，都应该有一个意义，否则，恐怕会又无聊又悲观。但是怎样建构、解构这些意义，每个文化、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笪
摘自《西宁晚报》
预测术，在中国被《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昀称为“小道”，在欧洲曾被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年，德国理论家、主教、科学家——记者注）称为“不定之术”。朗宓榭说自己的理想是将预测术从“小道”带入“大道”，整合到国学中去。
筹算与先知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明传统，都对预测未来的命理学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中西方的预测学有怎样的异同？
朗宓榭认为，预测是人类共同兴趣所在，但东西方对待命运和自由的态度不同，发展的路径及侧重也有所区别。
中国预测以筹算为基础，《周易》是延续至今的中国预测术的核心，通过复杂的分离蓍草来预言；西方的预测是从先知口中探知，古希腊将阿波罗神（德尔斐预言的主人）视为皮媞亚预言的灵感来源，从公元前八世纪以来长期兴盛，当时的权贵会千里迢迢去德尔斐神庙询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或事件。《新约》中的预言也是启示，耶稣自己就是先知。
当然，这两种预测方式在东西方都有。中国的先知体现在如萨满教、巫术、扶乩技术当中，尽管有上层读书人参与了这些活动，但中国的先知式预测还是一种边缘现象。西方也有以计算为基础的预占学，如占卜，只是不太发达。在古希腊古罗马，占卜活动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先知才是西方的高级文化。
还有抽签，从古代希腊到中世纪末，抽签在西方很普遍，是属于老百姓的预测，技术含量较低，不是高级文化。而中国易经的方法基本上也可视为抽签，但易经却是文化精华。
从预测技术的层面看，中国比西方更发达。除了星相学外，没有禁地——星相学被朝廷垄断，主要限于“天垂象，见凶吉”，有政治敏感性，个人无法进行。其他预测技术则五花八门，大部分都是从周易生发出来的。西方则星占学比较发达。
中西方的星占都是天地间的大学问，都是基于天人感应，基于对天和人的理解，从各自的文化语境出发的。西方的星相学催生出“星象医学”、“星象气象学”，中国用阴阳五行建构星象世界。西方的生辰星占学可比之于中国的八字算命，13世纪的波拿第在《天文书》中认为星占能够解答何时破土动工才能吉祥顺利这样的问题，和中国的“择吉之术”有可比之处。
中国预测术中的“卜”人，和西方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卜”地，即看风水，则是西方所没有的。
迷信和命运 命理学、预测术，有人认为它是科学，有人则批之为迷信。那么，它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
朗宓榭说，大阿尔伯特试图将星象学吸纳进科学。他把科学分成两类：一类建立在调查起因的基础上；一类是对预兆的推测。星象学被视为“推测”或概率的学问。
但是，在基督教主导的西方，设法探究上帝的天机是一种罪恶，所以天主教多禁止星占学、掷骰子和其他预占术，预占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普及，不再具有主导地位，而仅仅是残余现象。欧洲启蒙运动则是以科学来杜绝预占术。
中国历朝历代在不同时期曾将不同的预占术定为秘术，但是占卜术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被宣判为“迷信”而遭禁止，它不是中国文化的对立面，反倒被容纳吸收到很多家族意识及国家礼仪之中。
他说：“我不否认，命理学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小道’，但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非常普遍。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向西方学的，但他每个星期都会卜卦，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吴宓是很开明的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也在女儿婚礼前看《日书》挑日子。”
中文的“迷信”是一个外来词，“迷信”这个西方概念历经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意义已经被掏空，成了批判的话语，是负面的。1949年以后，“迷信”这个概念使用更为广泛，“文革”时期，禁止包括占卜在内的“封建传统”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预占方面的书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可以在书店买到了。不过算命作为实践，仍然处于灰色区域。
“大数据”与预测 现在“大数据”很流行，人们甚至用它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等等。
对此，朗宓榭认为，大数据预测与概率关系很密切。欧洲很多所谓“科学预测”的形式是在18到19世纪的转型期间产生的，主要使用概率测算。
概率测算和赌博有密切关联。对预测数据的处理首次在数学家高斯的常态分布中得到表达，并发展为钟形曲线。从1844年起，钟形曲线在概率计算中大量使用，在钟形曲线高峰处的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进行“科学预测”。然而，预测处于钟形边缘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政治学、经济学都有预测，都自称是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就成了中国商代的占卜之士，大家承认他们，甚而崇拜他们。我们德国有五个所谓的“经济神人”，老百姓都很信他们，但是，经常过了一周，他们又改口了。
人类非常需要面对未来时的安全感。我们所经历的事件，包括事故，都应该有一个意义，否则，恐怕会又无聊又悲观。但是怎样建构、解构这些意义，每个文化、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笪
摘自《西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