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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原名袁选三，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的一个富裕家庭。曾就读于永新县禾川中学。1924年因不满豪绅黑暗统治，参加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佐，又名王云辉，号南斗。1898年生于江苏省遂川县下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本人是个裁缝，后来揭竿而起，成为占山为王的绿林英雄。
1927年7月，袁文才、王佐率领着各自武装，会同宁冈、安福、莲花、遂川、永新等县农军，举行暴动，攻克永新县城，合组赣西农民自卫军，二人均任副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赣西农民自卫军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压追和分化，袁文才带领一支队伍进驻宁冈茅坪，王佐带领一支人马驻扎在茨坪大小五井一带。他们两位绿林豪客，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互配合，据守井冈山。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设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编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成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昔日的井冈山绿林双雄成为毛泽东帐下的两员骁将。
在改造袁、王部队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时常陷入烦恼，为井冈山深刻的土客籍矛盾和中央对土匪部队的政策而为难。他不止一次地叹息：“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即著名论著《井冈山的斗争》中说：“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
湘赣边界党的土客籍矛盾如果仅仅停留于鸡毛蒜皮的意气之争，按道理是不会酿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的。可是随着中央“左”倾政策的传达贯彻，土客籍矛盾开始披上革命的外衣，以激烈的手段进行，其危险潜滋暗长。
1929年1月，毛泽东以井冈山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宁冈柏露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的第一天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文件。毛泽东在照本宣读“六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机警地略过了第十节“与土匪的关系”一段。会后，毛泽东秘密召集小范围的会议，传达此段内容：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加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让那些首领渗入到革命军队和苏维埃政府中，是异常危险的，必须毫不手软地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之内。”
参加会议的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宛希先大吃一惊。这是中央非常明确和严厉的决议，牵涉边区许多的部队和领导人。
毛泽东严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悲凉。他解释说：“由于前委对这一问题未有集体讨论和决定，又由于柏露会议中袁文才、王佐同志都在场，所以这段文件内容未在会上当众宣读。现在大家说说看，这件事怎么办？”
“这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按中央的规定办呗！”永新县委副书记、土籍革命派首领之一王怀冲口而出。
王怀的发言得到宁冈县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坚定支持，他说：“中央的政策要充分考虑，不能借口边区情况特殊而有意偏离。‘解除其武装，并消灭领袖’，这是对土匪武装的正确政策，其高明之处在于把土匪头子和土匪群众区分开来，便于分化、瓦解。”
王怀、龙超清像两位重量级的拳手，一左一右把袁、王逼入中央政策的死角，无路可逃。
这时候，毛泽东说话了：“中央的政策牵涉到对袁文才、王佐及其部属的政治态度问题。袁、王两位同志的情况，大家都已熟知。德怀同志刚上山，可能还不大了解。袁文才、王佐过去是绿林出身，一个组织‘马刀队’，—个在朱聋子门下，后来独立为王。他们当寨主，吊肥‘羊’，大革命时期成立农民自卫军，专门与土豪劣绅作对。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上山后，袁、王给我们资助军饷、粮食，帮助我们安家落脚，提供便利建医院、留守处，以后又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我们共同作战，战绩显赫。袁文才过去就是党员，王佐经过教育成长很快，也入了党，现在是四军中层领导骨干。这些情况，边界人民、在座各位，都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我们没有理由杀袁、王。中央的决议也对，但在执行中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能脱离我们此时头顶的这片天，脚踏的这一块地。”
毛泽东通过漫谈历史的方式，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会场上气愤、惊诧、狂喜和剑拔弩张的交锋气氛，婉转地抵制了中央不切实际的硬性规定，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赞同。
中共湘赣边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宛希先瞥了王怀、龙超清一眼，激动地说：“当然不能杀袁、王。杀了他俩，我们的良心等于给狗吃了，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将来，边界百姓谁还相信我们？”他顿了一会，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们小范围传达中央文件，外界不知，袁、王也搞不清楚，但是日久天长，谁能保证文件精神不被泄露出去？袁、王二人结为老庚，是换帖的金兰兄弟，长期在一个团里工作，很难消除他们身上残存的江湖义气，最好将他们分开，这样对工作有好处。”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深沉凝重的湖北人，他思虑长远、缜密，是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才。根据宛希先的提议，前委决定调袁文才到红四军军部任副参谋长，随主力南下赣南，王佐升任三十二团团长，留守井冈山。同时，为了缓解宁冈党内的土客籍矛盾，前委还将宁冈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辉霄调到红四军前委任秘书长。 袁文才随红四军南下的消息在部属中引起种种反应。几个心腹左右都不同意他走，提醒他别中了别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你们的说法也有道理。可我已答应了毛委员，不能食言。”袁文才心有苦衷地说，“要是别人要我离开井冈山，就是做皇帝我也不去。这次毛委员开了金口，人家是中央之才，我不能不应允呀！”
一切矛盾仿佛都迎刃而解了。但是，平静的局面只维持了不到30天。在红军下赣南进东固的途中，袁文才偶然看到了“六大”决议中关于“与土匪的关系”那段内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开始怀疑前委调动他职务的用意。他对毛泽东的拥戴和信任不减半分，但对其他人，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土籍革命派心存疑忌。思前想后，袁文才决定离开主力部队，溜回茅坪老家。1929年3月，袁文才回到井冈山。
袁文才不经允许，擅自回山，这是党纪、军规严令禁止的行为，其错误是严重的。宁冈土籍革命派龙超清、谢希安十分不满，认为袁文才是“逃兵”，应严惩。当时担任宁冈县县委书记的何长工将此事向宛希先汇报，请求处理意见。宛希先认为，目前正是根据地失守的非常时期，极需用人，于是给袁文才“党内警告”处分。袁文才乐呵呵地接受了处分，又开始为收复井冈山而日夜奔忙。
彭德怀率红五军杀回井冈山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1930年2月初，红五军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休整。一天深夜，奉调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担任书记的朱昌偕等人闯入红五军军部，神情激动地说：“彭军长，救救边界特委吧，袁文才、王佐率部要叛变了。”
1930年2月10日深夜，茶陵县游击队队长吴文涛来报告，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春节期间离开茶陵县城老巢，只带少数护兵前往蕉坪姘头家。袁文才闻讯大喜。
罗克绍系茶陵县江口人，是边界地区反动民团的头目，拥有数百人枪。他拥有一个小型兵工厂，能制造步枪和子弹，这点令袁文才、王佐艳羡不已。11日清晨，袁、王集合部队踏着晨霜寒雪赶往蕉坪。夜晚，袁、王部队兵分三路，向江口、蕉坪摸去。红军战士出其不意，打得罗克绍措手不及，连人带工厂设备全被押往新城。
罗克绍是边区民愤极大的恶霸，双手还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可袁文才回新城后，却给罗克绍松绑让座，设宴款待，还和他一起打麻将娱乐。红军战士感到迷惑不解，袁文才解释道：“杀掉罗克绍有嘛个用，我们到长沙又买不到钢铁和硫黄洋硝。没有这些材料哪里造得成枪。”几天后，袁文才把罗克绍带往茅坪，软禁在茅坪山上的竹棚里，希望能逼他帮助红军购置材料造枪。
这件事袁文才没有向宁冈县县委汇报清楚，国民党乘机散布种种谣言，声称袁文才与罗克绍交好密谋，企图反水。谢希安、龙超清在提议公审处决罗克绍遭到拒绝后，连夜赶赴永新，向边界特委报告事态的发展，他们言之凿凿地说：“如此下去，恐怕他们要作反了。”刚刚到达永新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潘星元）信以为真，主持会议，决定武力解决袁、王。
2月22日，边界特委以“毛委员来信”为由，要袁、王带部队到永新县城听候整编。袁文才、王佐欣然听命，带领队伍按时抵达永新。特委将他两人的住所分开。晚上，边界特委召开会议，指责袁文才有几条罪不容赦的错误，即反对特委领导，勾结土豪恶霸，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文才依据事实，逐一予以反驳，说得彭清泉、龙超清、朱昌偕等人哑口无言。
“那你到底有没有错误？”彭清泉恼羞成怒地质问道。
“我是有错误，”袁文才从容镇静地回答说，“但是，我的错误绝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王佐也气冲冲地起来帮腔，“你说破坏苏维埃，我老庚是边界苏维埃政府主席，岂有自己反对自己？宁冈在边界各县中分田最早，袁团长要是反对，这田地能分成吗！”
“王佐，你别太放肆了，当心我处分你。”彭清泉“啪！”地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
“处分算个屁，老子照样吃饭、睡觉。”性情豪爽、粗狂不羁的王佐也火了，将身上的驳壳枪取下，使劲摔在桌上，震得灰尘飞扬。
会场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王佐感到事情不妙，私下拉着袁文才，悄悄商量：“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龙山去吧！”
“我们来永新，是奉毛委员之令。中途离开，总是不太好。相信毛委员会来解决问题的。”袁文才笃信毛泽东。
就在袁文才、王佐为今后的去向犹豫为难时，边界特委负责人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驻地。
“袁王要反水，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彭德怀有保留地望着特委书记朱昌偕。“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彭德怀对袁文才不熟悉，但对王佐很有好感。在红五军撤出井冈山以后，熟悉井冈山地区地理民情的王佐和他领导的三十二团，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同“会剿”的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游击战，没有什么大的损失。随后，三十二团改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团第一营（又称特务营）。
彭德怀转过身对滕代远、邓萍说：“你们对王佐印象如何？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议过，要是王佐有私心，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那是以前的皇历了。王佐反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袁文才从东固逃回来后，把‘六大’决议中关于与土匪关系的内容念给王佐听，并说：‘无论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王佐最听袁文才的话，所以一同反水了。现在永新县城内部是袁王的人，他们有将边区参加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目前的危局。”朱昌偕恳切地说。
“彭军长、滕党代表、邓参谋长，救救边界党吧！那两个土匪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王怀显露出忧心如焚的神情。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红五军驻扎于边界特委地盘内，应接受当地特委调遣。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见他们说得如此紧急，不加多思，便命令郭炳生带红五军四纵队前去永新救急。
24日拂晓，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赤卫队包围袁、王驻地。
战斗打响了，特委书记朱昌偕率先冲进袁文才的房间，将他射杀于梦乡。王佐闻讯出逃，溺水而亡。
袁、王部队的士兵受到清洗。
就这样，一支被国民党清剿多年始终未能如愿的劲旅被分解了，泯灭了。
毛泽东得知自己耗尽心血改造培养的两位骁将被杀后，非常难过。他认为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摘自《毛泽东与彭德怀》 ）
王佐，又名王云辉，号南斗。1898年生于江苏省遂川县下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本人是个裁缝，后来揭竿而起，成为占山为王的绿林英雄。
1927年7月，袁文才、王佐率领着各自武装，会同宁冈、安福、莲花、遂川、永新等县农军，举行暴动，攻克永新县城，合组赣西农民自卫军，二人均任副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赣西农民自卫军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压追和分化，袁文才带领一支队伍进驻宁冈茅坪，王佐带领一支人马驻扎在茨坪大小五井一带。他们两位绿林豪客，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互配合，据守井冈山。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设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编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成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昔日的井冈山绿林双雄成为毛泽东帐下的两员骁将。
在改造袁、王部队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时常陷入烦恼，为井冈山深刻的土客籍矛盾和中央对土匪部队的政策而为难。他不止一次地叹息：“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即著名论著《井冈山的斗争》中说：“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
湘赣边界党的土客籍矛盾如果仅仅停留于鸡毛蒜皮的意气之争，按道理是不会酿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的。可是随着中央“左”倾政策的传达贯彻，土客籍矛盾开始披上革命的外衣，以激烈的手段进行，其危险潜滋暗长。
1929年1月，毛泽东以井冈山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宁冈柏露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的第一天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文件。毛泽东在照本宣读“六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机警地略过了第十节“与土匪的关系”一段。会后，毛泽东秘密召集小范围的会议，传达此段内容：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加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让那些首领渗入到革命军队和苏维埃政府中，是异常危险的，必须毫不手软地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之内。”
参加会议的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宛希先大吃一惊。这是中央非常明确和严厉的决议，牵涉边区许多的部队和领导人。
毛泽东严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悲凉。他解释说：“由于前委对这一问题未有集体讨论和决定，又由于柏露会议中袁文才、王佐同志都在场，所以这段文件内容未在会上当众宣读。现在大家说说看，这件事怎么办？”
“这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按中央的规定办呗！”永新县委副书记、土籍革命派首领之一王怀冲口而出。
王怀的发言得到宁冈县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坚定支持，他说：“中央的政策要充分考虑，不能借口边区情况特殊而有意偏离。‘解除其武装，并消灭领袖’，这是对土匪武装的正确政策，其高明之处在于把土匪头子和土匪群众区分开来，便于分化、瓦解。”
王怀、龙超清像两位重量级的拳手，一左一右把袁、王逼入中央政策的死角，无路可逃。
这时候，毛泽东说话了：“中央的政策牵涉到对袁文才、王佐及其部属的政治态度问题。袁、王两位同志的情况，大家都已熟知。德怀同志刚上山，可能还不大了解。袁文才、王佐过去是绿林出身，一个组织‘马刀队’，—个在朱聋子门下，后来独立为王。他们当寨主，吊肥‘羊’，大革命时期成立农民自卫军，专门与土豪劣绅作对。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上山后，袁、王给我们资助军饷、粮食，帮助我们安家落脚，提供便利建医院、留守处，以后又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我们共同作战，战绩显赫。袁文才过去就是党员，王佐经过教育成长很快，也入了党，现在是四军中层领导骨干。这些情况，边界人民、在座各位，都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我们没有理由杀袁、王。中央的决议也对，但在执行中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能脱离我们此时头顶的这片天，脚踏的这一块地。”
毛泽东通过漫谈历史的方式，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会场上气愤、惊诧、狂喜和剑拔弩张的交锋气氛，婉转地抵制了中央不切实际的硬性规定，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赞同。
中共湘赣边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宛希先瞥了王怀、龙超清一眼，激动地说：“当然不能杀袁、王。杀了他俩，我们的良心等于给狗吃了，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将来，边界百姓谁还相信我们？”他顿了一会，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们小范围传达中央文件，外界不知，袁、王也搞不清楚，但是日久天长，谁能保证文件精神不被泄露出去？袁、王二人结为老庚，是换帖的金兰兄弟，长期在一个团里工作，很难消除他们身上残存的江湖义气，最好将他们分开，这样对工作有好处。”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深沉凝重的湖北人，他思虑长远、缜密，是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才。根据宛希先的提议，前委决定调袁文才到红四军军部任副参谋长，随主力南下赣南，王佐升任三十二团团长，留守井冈山。同时，为了缓解宁冈党内的土客籍矛盾，前委还将宁冈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辉霄调到红四军前委任秘书长。 袁文才随红四军南下的消息在部属中引起种种反应。几个心腹左右都不同意他走，提醒他别中了别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你们的说法也有道理。可我已答应了毛委员，不能食言。”袁文才心有苦衷地说，“要是别人要我离开井冈山，就是做皇帝我也不去。这次毛委员开了金口，人家是中央之才，我不能不应允呀！”
一切矛盾仿佛都迎刃而解了。但是，平静的局面只维持了不到30天。在红军下赣南进东固的途中，袁文才偶然看到了“六大”决议中关于“与土匪的关系”那段内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开始怀疑前委调动他职务的用意。他对毛泽东的拥戴和信任不减半分，但对其他人，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土籍革命派心存疑忌。思前想后，袁文才决定离开主力部队，溜回茅坪老家。1929年3月，袁文才回到井冈山。
袁文才不经允许，擅自回山，这是党纪、军规严令禁止的行为，其错误是严重的。宁冈土籍革命派龙超清、谢希安十分不满，认为袁文才是“逃兵”，应严惩。当时担任宁冈县县委书记的何长工将此事向宛希先汇报，请求处理意见。宛希先认为，目前正是根据地失守的非常时期，极需用人，于是给袁文才“党内警告”处分。袁文才乐呵呵地接受了处分，又开始为收复井冈山而日夜奔忙。
彭德怀率红五军杀回井冈山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1930年2月初，红五军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休整。一天深夜，奉调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担任书记的朱昌偕等人闯入红五军军部，神情激动地说：“彭军长，救救边界特委吧，袁文才、王佐率部要叛变了。”
1930年2月10日深夜，茶陵县游击队队长吴文涛来报告，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春节期间离开茶陵县城老巢，只带少数护兵前往蕉坪姘头家。袁文才闻讯大喜。
罗克绍系茶陵县江口人，是边界地区反动民团的头目，拥有数百人枪。他拥有一个小型兵工厂，能制造步枪和子弹，这点令袁文才、王佐艳羡不已。11日清晨，袁、王集合部队踏着晨霜寒雪赶往蕉坪。夜晚，袁、王部队兵分三路，向江口、蕉坪摸去。红军战士出其不意，打得罗克绍措手不及，连人带工厂设备全被押往新城。
罗克绍是边区民愤极大的恶霸，双手还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可袁文才回新城后，却给罗克绍松绑让座，设宴款待，还和他一起打麻将娱乐。红军战士感到迷惑不解，袁文才解释道：“杀掉罗克绍有嘛个用，我们到长沙又买不到钢铁和硫黄洋硝。没有这些材料哪里造得成枪。”几天后，袁文才把罗克绍带往茅坪，软禁在茅坪山上的竹棚里，希望能逼他帮助红军购置材料造枪。
这件事袁文才没有向宁冈县县委汇报清楚，国民党乘机散布种种谣言，声称袁文才与罗克绍交好密谋，企图反水。谢希安、龙超清在提议公审处决罗克绍遭到拒绝后，连夜赶赴永新，向边界特委报告事态的发展，他们言之凿凿地说：“如此下去，恐怕他们要作反了。”刚刚到达永新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潘星元）信以为真，主持会议，决定武力解决袁、王。
2月22日，边界特委以“毛委员来信”为由，要袁、王带部队到永新县城听候整编。袁文才、王佐欣然听命，带领队伍按时抵达永新。特委将他两人的住所分开。晚上，边界特委召开会议，指责袁文才有几条罪不容赦的错误，即反对特委领导，勾结土豪恶霸，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文才依据事实，逐一予以反驳，说得彭清泉、龙超清、朱昌偕等人哑口无言。
“那你到底有没有错误？”彭清泉恼羞成怒地质问道。
“我是有错误，”袁文才从容镇静地回答说，“但是，我的错误绝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王佐也气冲冲地起来帮腔，“你说破坏苏维埃，我老庚是边界苏维埃政府主席，岂有自己反对自己？宁冈在边界各县中分田最早，袁团长要是反对，这田地能分成吗！”
“王佐，你别太放肆了，当心我处分你。”彭清泉“啪！”地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
“处分算个屁，老子照样吃饭、睡觉。”性情豪爽、粗狂不羁的王佐也火了，将身上的驳壳枪取下，使劲摔在桌上，震得灰尘飞扬。
会场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王佐感到事情不妙，私下拉着袁文才，悄悄商量：“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龙山去吧！”
“我们来永新，是奉毛委员之令。中途离开，总是不太好。相信毛委员会来解决问题的。”袁文才笃信毛泽东。
就在袁文才、王佐为今后的去向犹豫为难时，边界特委负责人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驻地。
“袁王要反水，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彭德怀有保留地望着特委书记朱昌偕。“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彭德怀对袁文才不熟悉，但对王佐很有好感。在红五军撤出井冈山以后，熟悉井冈山地区地理民情的王佐和他领导的三十二团，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同“会剿”的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游击战，没有什么大的损失。随后，三十二团改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团第一营（又称特务营）。
彭德怀转过身对滕代远、邓萍说：“你们对王佐印象如何？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议过，要是王佐有私心，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那是以前的皇历了。王佐反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袁文才从东固逃回来后，把‘六大’决议中关于与土匪关系的内容念给王佐听，并说：‘无论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王佐最听袁文才的话，所以一同反水了。现在永新县城内部是袁王的人，他们有将边区参加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目前的危局。”朱昌偕恳切地说。
“彭军长、滕党代表、邓参谋长，救救边界党吧！那两个土匪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王怀显露出忧心如焚的神情。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红五军驻扎于边界特委地盘内，应接受当地特委调遣。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见他们说得如此紧急，不加多思，便命令郭炳生带红五军四纵队前去永新救急。
24日拂晓，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赤卫队包围袁、王驻地。
战斗打响了，特委书记朱昌偕率先冲进袁文才的房间，将他射杀于梦乡。王佐闻讯出逃，溺水而亡。
袁、王部队的士兵受到清洗。
就这样，一支被国民党清剿多年始终未能如愿的劲旅被分解了，泯灭了。
毛泽东得知自己耗尽心血改造培养的两位骁将被杀后，非常难过。他认为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摘自《毛泽东与彭德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