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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莫言的生养之根，莫言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莫言的作品和他的面相一样，透着一股质朴且踏实的乡土味儿，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煽情的故事情节，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文字打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这种乡土味儿正是作品的民族指纹。台湾知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人生经历与笔下作品来分析，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正是这三个“高密”共同组成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也从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既是莫言故乡的实际所指，也是莫言系列作品发生背景的文化代码，对莫言有着至高无上的现实与文学的双重意义。作为莫言的生养之根，莫言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古老、偏僻而闭塞的高密东北乡，成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文学计划的地方，正如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同样相似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这些作家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与上述这些作家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在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中，一个大男孩，因为偷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捉，为了索回那双三十四码的大鞋，能多穿好几年的大鞋，他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凄凉感，以及小黑孩超常的感觉，都在高密东北乡的世界里回荡着。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生亦疲劳死亦心酸之后的《蛙》。是他的第一部社会问题的长篇，一部在“人类灵魂的实验室”里“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长篇。借助于书信的形式，莫言在打开叙事主人公“蝌蚪”的内心生活时，也找到了一种挖掘表现罪感心理和忏悔意识最为自由灵活的叙事方式，他酣畅淋漓的叙事话语由此指向了作家自身的负罪感，照亮内心的黑暗，反思共和国60年的复杂历史，让他的“高密东北乡”走向更为辽阔的审美空间，而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意义上的简单移植。
《丰乳肥臀》既是一部献给中国母亲的颂歌，也是一部饱含浪漫色彩和历史伤痛的小说。莫言想借助这部小说表达他对母亲和大地、对饱经沧桑、饱受蹂躏的20世纪中国人民的景仰。小说塑造了上官鲁氏这个母亲形象，她活到了95岁，经历了20世纪各种政治、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磨难，艰难地生育了8个女儿和1个儿子。作品在颂扬上官鲁氏坚韧、牺牲、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尖锐抨击了封建男权社会里的“人种”意识与香火观念，堪称反思并抵抗懦弱的精神自传。
“高密东北乡”：中国乡土的真实缩影
与一般“乡土文学”不同，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这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时期乡间，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它的文化与它的苦难一样恒久、古远。时间滤去了历史阶段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的特征，而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性爱、暴力、死亡。在物质化的生存方面，中国农民饱受苦难。他们的生存苦难与他们的文化传统一样古老，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形式（无论是宗法制的还是公社制的）更接近他们生存的本质。这正如莫言在早期作品《售棉大路》中所描写的那样，丰收的农民喜气洋洋地交售棉花，同时却依然饱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如同那位卖棉的姑娘因月经来潮所感到的生理痛苦一样，是与他们的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肉体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点，只有深谙农民生活本质而不被一般文化观念所迷惑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如果将中国农村仅仅理解成一个悲惨世界，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但那些远离乡村生活的人往往总是以俯视的角度来看，以便自己高居于农民之上，并垂怜于他们。农村，尤其是中国农村，与苦难杂糅在一起的往往还有一种生活和快乐，这正是乡间文化的复杂性所在。中国乡间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种苦难与欢乐的奇特的混合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运动”对此特性有所发现，但“寻根派”作家无法理解这一特性奇妙之处，因为他们往往抱定某种僵死的文化理论模式和简单的历史进步论观点，而不能容忍乡民在苦难与欢乐相混杂的泥淖之中生存的现状。“寻根派”作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文化冲突模式（野蛮与文明，古老与现代）对乡间文化作出生硬的评审，在“蒙昧”、“荒蛮”、“落后”等简单标签的掩盖下，将农民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意义化为乌有。而在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里恰恰完整且真实还原了中国农村的苦难与欢乐的矛盾复杂的本真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莫言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仿佛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香味儿，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的心理真实。
莫言的作品和他的面相一样，透着一股质朴且踏实的乡土味儿，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煽情的故事情节，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文字打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这种乡土味儿正是作品的民族指纹。台湾知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人生经历与笔下作品来分析，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正是这三个“高密”共同组成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也从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既是莫言故乡的实际所指，也是莫言系列作品发生背景的文化代码，对莫言有着至高无上的现实与文学的双重意义。作为莫言的生养之根，莫言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古老、偏僻而闭塞的高密东北乡，成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文学计划的地方，正如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同样相似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这些作家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与上述这些作家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在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中，一个大男孩，因为偷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捉，为了索回那双三十四码的大鞋，能多穿好几年的大鞋，他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凄凉感，以及小黑孩超常的感觉，都在高密东北乡的世界里回荡着。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生亦疲劳死亦心酸之后的《蛙》。是他的第一部社会问题的长篇，一部在“人类灵魂的实验室”里“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长篇。借助于书信的形式，莫言在打开叙事主人公“蝌蚪”的内心生活时，也找到了一种挖掘表现罪感心理和忏悔意识最为自由灵活的叙事方式，他酣畅淋漓的叙事话语由此指向了作家自身的负罪感，照亮内心的黑暗，反思共和国60年的复杂历史，让他的“高密东北乡”走向更为辽阔的审美空间，而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意义上的简单移植。
《丰乳肥臀》既是一部献给中国母亲的颂歌，也是一部饱含浪漫色彩和历史伤痛的小说。莫言想借助这部小说表达他对母亲和大地、对饱经沧桑、饱受蹂躏的20世纪中国人民的景仰。小说塑造了上官鲁氏这个母亲形象，她活到了95岁，经历了20世纪各种政治、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磨难，艰难地生育了8个女儿和1个儿子。作品在颂扬上官鲁氏坚韧、牺牲、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尖锐抨击了封建男权社会里的“人种”意识与香火观念，堪称反思并抵抗懦弱的精神自传。
“高密东北乡”：中国乡土的真实缩影
与一般“乡土文学”不同，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这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时期乡间，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它的文化与它的苦难一样恒久、古远。时间滤去了历史阶段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的特征，而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性爱、暴力、死亡。在物质化的生存方面，中国农民饱受苦难。他们的生存苦难与他们的文化传统一样古老，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形式（无论是宗法制的还是公社制的）更接近他们生存的本质。这正如莫言在早期作品《售棉大路》中所描写的那样，丰收的农民喜气洋洋地交售棉花，同时却依然饱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如同那位卖棉的姑娘因月经来潮所感到的生理痛苦一样，是与他们的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肉体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点，只有深谙农民生活本质而不被一般文化观念所迷惑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如果将中国农村仅仅理解成一个悲惨世界，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但那些远离乡村生活的人往往总是以俯视的角度来看，以便自己高居于农民之上，并垂怜于他们。农村，尤其是中国农村，与苦难杂糅在一起的往往还有一种生活和快乐，这正是乡间文化的复杂性所在。中国乡间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种苦难与欢乐的奇特的混合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运动”对此特性有所发现，但“寻根派”作家无法理解这一特性奇妙之处，因为他们往往抱定某种僵死的文化理论模式和简单的历史进步论观点，而不能容忍乡民在苦难与欢乐相混杂的泥淖之中生存的现状。“寻根派”作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文化冲突模式（野蛮与文明，古老与现代）对乡间文化作出生硬的评审，在“蒙昧”、“荒蛮”、“落后”等简单标签的掩盖下，将农民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意义化为乌有。而在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里恰恰完整且真实还原了中国农村的苦难与欢乐的矛盾复杂的本真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莫言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仿佛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香味儿，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的心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