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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民国时期究竟谁是最具胆魄和血性的报人，盖棺论定，以下三位确实难分伯仲：一位是《京报》总编邵飘萍，一位是《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还有一位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黑枪如林、险象环生的乱世，他们无一例外，个个挺身而出，迎刃而上，捍卫民国法律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坚守独立不羁的新闻立场，决不攀附任何势力集团，也决不顺从某个铁腕人物的意志。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以笔为旗，以报纸为阵地，毫不留情地批判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和丑恶政客的胡作非为，将各路强梁试图极力捂盖的事实真相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铁骨逢钢锯，秀才遇大兵，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他们三人皆因文字贾祸，因言论获罪，或被反动军阀公然戕害，或被凶残特务暗中刺杀，均为不屈不挠的良知和义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林白水（1873～1926），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使用过笔名“白话道人”、“退室学者”等。他短暂的一生角色多变，年轻时是黄兴的同袍战友，是蔡元培的莫逆之交，为民族革命奔走呼号，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过鸣镝四海、仗剑五湖的侠士经历，也曾有过短期的精神恍惚，出任总统府秘书，鼓吹帝制，拥护袁世凯称帝。世事沧桑，宦海浮沉，毋庸讳言，他确实走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弯路。文人学士由于一念之差，跟错领袖，入错阵营，踩错步点，念错台词，这在戏味十足（各路强梁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民国时期倒是算不上什么大节有亏。
1873年，林白水出生于福建闽县一个读书人家。十九岁时，林白水在福州书院就读，即以文才出众名闻乡里，深受老师高凤岐的赏识。晚清头号爱国者林则徐是福建侯官县人，闽县与侯官相邻（1913年两县合并为闽侯县），受这位大乡贤的强烈影响，闽地士气为之锐变，涌现出许多以天下为怀、为生民请命的勇烈之士。林白水的叔叔林少谷服役于北洋水师，任右营参将。中日甲午海战，中方惨败，林少谷葬身大海。他遗下两个尚在稚龄的小孩，二十岁的林白水毅然担负起抚养之责。青年时期，林白水主张教育救国，受同乡名士林伯颖之聘，入其家塾任教，成为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曾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林尹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兄弟的老师。其后，又应同乡、杭州知府林启之邀，先后执教于杭州蚕桑学堂和求是书院。1899年春天，林白水倾其所有，与方声涛等同仁创办了福州第一所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式小学——福州蒙学堂，培养出一批热诚爱国的弟子，他们中间有多位（林觉民、陈更新、陈可钧等）后来参加了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溅血于沙场，埋骨于黄花岗烈士墓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救国虽为正途，效用却相当迂缓。林白水认识到这一点，他决定选择另一条道路，用更加直接的启蒙、更加快捷的灌输、更加广泛的呼吁，以求尽快唤醒沉酣于千年梦魇之中的国人。
1901年6月，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林白水受聘膺任主笔，开张第一篇就是该报的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他有意放弃文言文，改用浅显的白话文办一份通俗易懂的报纸，吸引老百姓的注意力，这在当时已属标新立异了。林白水认定报社是“公共言论机关”，“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他这掷地有声的宣言既可以说是衡量新闻记者是否合格的最低标准，也可以说是最高标准。在《杭州白话报》上，他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大肆鼓吹新政，批判封建迷信、国民吸食鸦片和逼迫妇女缠脚（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二十四年后，林白水撰文回忆这段经历，得意之情仍溢于言表：“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白话报纸来做革命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前往上海，共同组织中国教育会。这多少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其革命生涯由此翻开第一页。接着，他又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此外，他还为《苏报》撰写时评，一支判官笔犹如削铁如泥的宝刀，其锋利直追章太炎。
1903年春，林白水与妹妹林宗素赴日本留学，双双参加“拒俄义勇队”，秘密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执笔起草《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参加者包括黄兴、陈天华、张继、苏曼殊等。这年夏天，他和黄兴一起回到上海。正值“《苏报》案”之后，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报》，执意邀请他加入，林白水欣然应聘。可惜这份报纸因内讧而夭折于摇篮之中。同年12月15日，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起更名为《警钟日报》），林白水具有白话文写作方面的长足优势。报上几乎所有的白话文都由他操刀执笔，但多不署名。同年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创办《中国白话报》，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当时，报刊不分家，有的名为“报”，实为刊，《中国白话报》先是半月一期，后为十天一期，发行量从创刊时的数百份迅速递增至上千份。几乎所有栏目都是由林白水一人包打包唱，他以“白话道人”的笔名大力鼓吹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在第一期的“论说”栏目中，他就决意给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一点颜色瞧瞧：
……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粮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拼命的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
试想，这种倡导民主、专与贪官污吏唱对台戏的文字，怎能不开罪各方神魔，令他们腐心切齿？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顶多折断一杆生锈的长矛，林白水则是公开叫板，挑战官吏鱼肉百姓的淫威，他若没有拼命三郎匹马单枪冲锋陷阵的狠劲，恐怕下笔一字都难。
1904年2月16日，林白水在第七期“论说”栏目发表《国民的意见》。文中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百年前，林白水就在蒙昧至极的中国以大白话诉求“纳税人的权利”，普通读者的观念自然受到颠覆，觉得不可思议。
林白水在十七、十八期“论说”栏目连载了《论刺客之教育》一文。这篇文章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了一些热血志士的行动指南。1905年9月24日，吴樾怀揣土制炸弹，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考察宪政的清廷五大臣，当场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此前，他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中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特别提到《中国白话报》对他的指导作用。吴樾写给妻子的绝笔信中即言之凿凿：“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自读《论刺客》一篇，始知革命当从暗杀入手。”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林白水是吴樾从未谋面的精神导师。
1904年10月8日，《中国白话报》创刊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寿命不可谓不短，但它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杀的一笔。林白水对文言八股不屑一顾，他完全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单是新闻标题就弄出不少诙谐趣味来，如《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个个浅白而生动。新闻的生命力源于真实，而真实最容易触及时讳，惹官僚大老爷横眉瞪目，拍桌摔瓷。那时候，一方面是国土被占领，妇女遭奸淫，财富被劫掠，无辜遭杀戮，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纸醉金迷，捧坤伶，吃花酒，寻欢作乐，看不过眼的人多，愤世嫉俗的人多，但像林白水那样痛加针砭的人则不多。在新闻体裁上，林白水较早使用号外、文摘、时事问答、连续报道、综合报道、集纳新闻、编者按、编后记等多种样式，用以报道新闻、展开评论。他的时评辛辣尖刻，冷峭凌厉，大开大阖，够狠够野，或刀刀吃肉，或绵里藏针，专寻对方的命穴加以痛击。因为他从不认为处士横议有何不妥，自然也不会将点到为止视为绅士风度。
1904年11月，清王朝上上下下罔顾国库空虚，国事蜩螗，竟然罄其财力穷奢极侈地筹办“万寿庆典”，为七十岁的慈禧太后祝贺寿辰。林白水义愤填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撰成一副对联，在《警钟日报》上公之于世：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章太炎也写过一副内容大致相当的讽刺联，与林白水的讽刺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这两副对联流传甚广，给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增色”不少。
1905年7月底，林白水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称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1907年初，他回到上海，以鬻文为生，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登林白水的文章为荣。他曾殚思竭虑撰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商务印书馆破例预付给了他一千元银票的稿酬。他将这笔款项全部汇给赵声、柏文蔚，赞助他们在南京举义。
1907年秋天，林白水第三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应高梦旦约稿，他先后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等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译的《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六本小册子，介绍西方古代和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记事简明，议论正大，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少年丛书”，推荐为“学生校外必读之书”，长销不衰，从1909年到1930年总共发行了十三版，其中《大彼得》更是发行十九版之多。
1910年夏天，林白水学成归国。辛亥革命后，他回福建参加都督府参事会，主张三权分立，随后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省临时议会议员。他四易其稿，制定了福建第一部选举法。他主持的法制局创办《时事选刊》，成为我国最早的文摘报刊之一。
在1913年春天的民主浪潮中，林白水以共和党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进京，投身袁世凯幕府，效命三秋。1915年，旧识刘师培拉他参加“筹安会”，薛大可主编的《亚细亚报》发表了他的不少文章，至于撰表纪、写劝进书，这些脏活他全都干过，袁世凯论功行赏，林白水得了个参政院的空头参政，徒有虚名，并无实际。三年在朝，林白水看够了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和尔虞我诈，官场的黑暗腐败使他心生厌恶，遂决意告别政坛，重操旧业。
1916年夏秋之交，林白水辞去参政员，在北京创办《公言报》。办报资金大部分来自林纾的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的资助，寄人篱下，受人庇护，其滋味可想而知。最令他难受的是，讲真话多有顾忌，还得七折八扣。然而，即便《公言报》不得不替安福系遮羞护短，但林白水仍会时不时地显露真性情，越轨出格时或有之。他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讽刺联，见者莫不拍案叫绝。段派人物挨骂，个个恨得牙痒痒的。林白水的那支笔有时候竟会变成魔棒，使段祺瑞感到难堪。1917年春，林白水独家披露了政客陈锦涛暗中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以及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内幕，京津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几年后，林白水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重提旧事——《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位阁员，举发两件赃案，林白水被同行称为“新闻界的刽子手”，其自豪之情无法自抑：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派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1917年的北京政坛只见走马灯似的换将，清廷遗老和民国新贵大有个个染指、人人分羹之热闹。对此动荡不安的政局，林白水发表时评《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指出：“总理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同年7月22日，他发表时评《印之蒙尘》，讽刺意味更其辛辣。他逮住官印屡刻屡失、屡失屡刻的怪现象，对民国政坛的连轴荒诞剧嗤之以鼻，“印且不免于蒙尘，而吾辈乃欲求其一旦之安适，宁非妄欤吁”，摆明了他对民国政府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同年夏天，张勋复辟梦破灭刚及一旬，北京政府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为前清朝廷洗刷罪名的命令，段祺瑞、徐世昌这两位前清旧臣显然做下手脚，不肯惩治封建余孽，以表明他们宽大为怀、宅心仁厚。林白水目光如电，当然看得出其中暗藏猫腻，他援笔撰成时评《便宜不得》，表示不能便宜上演复辟丑剧的溥仪、张勋和康有为等人，与权贵们大唱反调，赢得了知识阶层和闾巷读者的一致喝彩。值得一提的还有，林白水的时评直接干预民国政府对封疆大吏的任命，居然能够成功。他的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揭穿即将荣赴福建履新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彻底打破了许某的省长梦。此后，林白水还撰写了《无血之杀人》、《渔人得利》等辛辣刺骨的时评。这些文章既见忌于徐树铮（《公言报》的资助者），又为林纾（林白水的同乡、旧同事、徐树铮的恩师，正是他向徐推荐林主持《公言报》的笔政）所不满。因此，他与安福系的裂痕越来越大，便惟有离开《公言报》一条路可行了。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合作，创办《新社会报》，对开四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的口号。当时，报纸在经济上完全缺乏独立性，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发行与广告收入，而是某个政治集团的资助和津贴。军阀政府同样懂得如何掌控舆论。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一百二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同属于六家“超等者”之列，每月至少可得津贴三百元。该拿的钱照拿，该骂的人照骂，林白水又岂是区区三百元津贴就可以收买的软骨报人？
林白水与安福系打过长时间的交道，对他们的黑幕知根知底。赖光临在其著作《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论及林白水的斗争策略，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决不恭维。”要使林白水大发慈悲，高抬贵笔，连财神爷都不够格，他绝对是“一个也不饶恕”。权贵们既怕他，又恨他，还想笼络他。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忆及民国十年左右的报业，称财政部要给《新社会报》“以相当数目的资助”，这就叫化财消灾。可是林白水并不是那号拿了别人的钱手软、吃了别人的饭嘴软的角色。1922年2月，《新社会报》独家披露吴佩孚挪用盐业公债的黑幕，因此惹火烧身，被警察厅勒令停刊。
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凤凰涅槃，横空出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示所以自刑也。”林白水从此扮演着超级斗士的角色，踏上了漫漫不归路。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谄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愤然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林白水的新闻直觉极为敏锐，当然不会错失这个重大题材。他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文章，大标题为——“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副标题同样醒目——“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教育界”。
1923年1月27日，林白水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为人方正时称，“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923年1月28日，林白水在时评《告知识界》中大胆倡议：“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当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社会日报》仗义执言，与恶势力短兵相接，毫无畏惧，保全了社会良知的火种，因而一纸风行。当时的《国闻周报》誉之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老牌的《东方》杂志则赞扬该报深受读者欢迎：“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持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1923年2月22日，新春伊始，在一片“恭喜发财”声中，林白水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他又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成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地自谥‘合法’。”他讥笑议会、政府成了“拍卖行”，指斥大小官吏“都有定价”，明目张胆，卖官鬻爵。林白水专喜撕破京城权贵的画皮，可谓树敌满朝，因而将自己推向了极端危险的境地。
1923年2月28日，《社会日报》“紧急新闻”栏中刊出一篇《吴大头之进项》，唾骂吴景濂是“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披露了曹锟送他三万元、送副议长张伯烈一万一千元的丑闻。同年6月，《社会日报》更是突发妙手，刊出曹锟贿选总统，允诺给每位议员每月津贴六百元、每张选票五千元大洋这一爆炸性内幕消息。林白水把那些受贿的议员斥骂为“猪仔”，在报纸上肆意嘲弄，狂贬之不足则痛斥之，极大程度上触怒了当权者。林白水笔搅三江，文行四海，一言一动均能吸引天下视听，当朝当路的衮衮诸公个个恨得他要命，却又怕杀一名士会招致天怒人怨，便只能绞尽脑汁琢磨出卑鄙的花招去对付他。曹锟就是这样的笨家伙，他见世上居然还有用白花花光洋都摆平不了的书生，于是干脆动粗，派人将报馆查封，将林白水“请”到侦缉队蹲了三个多月。
1924年11月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位仅一年零二十多天的总统曹锟仓皇倒台，沦为阶下囚。两天后，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津、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扎扎实实地戏谑了一番。同年11月10日，林白水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以吴佩孚、曹锟这样的混蛋军阀滥行杀伐、终归惨败的事实为证，得出“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尽可以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么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篇文章有胆有识，读之令人解气。
1924年2月末，孙中山扶病进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林白水深感悲恸，他对中国政局刚刚燃起的那一星希望之火又在寒风中熄灭了。
林白水以个人资金办报，常捉襟见肘。从1925年7月3日起，他在《社会日报》副刊每期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惟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林白水天性豪爽，对朋友肝胆相照，虽然好拆各路强梁的烂污，但心理并不阴暗。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是收集砚台，曾耗资千金购得一块名为“生春红”的端砚，闲时把玩，喜爱之极，因此将《社会日报》的副刊也命名为“生春红”，寄情之深，可以想见。
1925年12月1日，北京《晨报》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报馆也险些挨砸，林白水收到了措词穷凶极恶的威胁信。随即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召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作者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林白水用的是退一步进三步的战术。他声明“不再执笔为文”后仅五天时间，就收到二百多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信出自青年学生的手笔，读之令人动容：“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来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这正是林白水所要获得的效果。从1925年12月6日到当月27日总共二十二天，他在《社会日报》每日一栏，接连刊登了五十七封读者来信，以见舆情之所系、民意之所向。
林白水从热情的读者那儿重新汲取了赤膊上阵的力量，又挥起那支如椽巨笔，要与各路妖魔大战三千个回合。1925年12月20日，他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得很、惭愧得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孰料“因文字贾祸”五字竟是一语成谶。
《社会日报》的时评又署上“白水”之名，他的文章仿佛经过新一轮的淬火加钢，变得更为犀利，犹如一支支标枪挟带着风的厉叫掷向恶势力，直扎得鬼哭狼嚎。段祺瑞的新内阁正好成为林白水现成的靶子，遭到猛烈攻击，比如《陈澜生别来无恙》、《不堪回首》挖出两个曾被《公言报》骂倒的政客的肮脏老底。林白水还以《不堪回首集》的总标题逐日重刊《公言报》曾经揭露他们丑闻的系列报道，让读者温故而知新。两个新任总长顿时成为千夫指戳、万人哂笑的小丑，比热锅上的蚂蚁更受煎熬。
1926年4月16日，直奉军阀进城之后，林白水依然发表时评赞扬冯玉祥的部队撤出北京时秩序井然。这一“见面礼”自然引起吴佩孚、张作霖的忌恨。林白水在报上发表声明：“我这些说话，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某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两天后在天桥惨遭杀害。黑云压城城欲摧，新闻界人人自危，个个噤声。5月12日，林白水顶着杀头的风险，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5月17日，他在时评《代小百姓告哀》中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残暴的直奉联军：
……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罹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之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乌夫，自由自汝之名以行，今之讨赤者，念之哉
1926年5月26日，林白水的时评仍拿吴佩孚、张作霖当作沙袋猛击：“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作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不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当血色恐怖、北京众报记者噤若寒蝉之时，惟有林白水敢于拍案而起，讲几句真话，其脊梁之硬、胆气之豪、良知之灼然，一时无二。考古学家容庚曾在林白水家做过家庭教师。在他眼里，林白水酷似东汉末年击鼓骂曹的狂士祢衡：“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林白水的时评使直奉军阀感到极为不爽，杀机就此伏下，林白水命在旦夕之间。祢、林二人最终同遭杀身之祸，结局也一样。
林白水抨击吴佩孚“性颇执拗，头脑简单，不谙政治，思想陈腐，意见执滞”，“中央政治，若长在吴大帅指挥之下，恐终须弄得一团糟”。这已经是往枪口上撞。1925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更是直接招致杀身之祸。这篇文章得罪了一个阴险毒辣的政客。此人姓潘名复，是直系军阀张宗昌跟前的头号心腹爱将，号称“智囊”。
林白水与张宗昌、潘复结下梁子可谓由来已久。他曾经讥讽“狗肉将军”张宗昌是“长腿将军”影射张的部队毫无战斗力，遇到敌军就望风而逃，令张宗昌衔恨不已。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张宗昌的智囊潘复贪污敛财，劣迹斑斑。潘某的官运因此受到阻碍。《官僚之运气》则对潘复的嘲骂更进一步。且看林白水骂功十足的文字：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林白水故意用“肾囊”和“智囊”二名词在字形上的相似影射原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潘复，把潘与张的关系极为滑稽而又十分形象地比喻为肾囊之系于胯下，可谓刻薄之极，挖苦之至。文中还奚落潘复拼命钻营、如意算盘却屡屡落空的窘况，大有“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意思。当晚，潘复从《社会日报》上读到时评《官僚之运气》，不禁勃然大怒。他先是叫人给林白水打电话，勒令后者在报纸上刊出更正声明，并且公开道歉。林白水的答复是“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断然拒绝潘某的要求。于是，潘复祭出杀手锏。他在张宗昌面前哀哀戚戚地哭诉，请“狗肉将军”为他做主，将林白水处以极刑。自古以来，笔杆子就斗不过枪杆子，军阀张宗昌草菅人命多矣，做个顺水人情，下令杀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报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潘复得到许可，立刻给林白水安了个“通敌有证”的罪名，定下死罪。所谓的“敌”，指的是不久前刚刚撤出北京的冯玉祥。有此一项指控，绝对是杀无赦。
1926年8月6日凌晨一时，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薛大可长跪不起，王琦与潘复耳语后离去。等到张宗昌同意将“立即枪决”的命令改为“暂缓执行”，凌晨二点，传来的是已经执行半个小时的消息。这是潘复与王琦串通，谎报行刑时间，定要置林白水于死地。
其实，直到8月6日凌晨四点十分，林白水才被押赴天桥刑场枪决，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遇难之日，林白水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未瞑。陈尸道旁，见者无不为之骇然伤心。这一天离邵飘萍遇害相距只有一百日。两位著名报人由于秉笔直书而在同一刑场遭到残杀，这无疑是中国新闻史上最痛楚最悲怆的记忆。
林白水死前留下遗嘱，寥寥数语交待的都是家事：“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度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林白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十四岁的女儿林慰君，眷眷父爱浸透纸背。林慰君骤闻噩耗，悲愤莫名，服食铅粉，决意自尽，所幸获救。她后来留学美国，成为知名的女作家，为亡父撰就一部《林白水传》，也算是告慰了一代报人林白水的在天之灵。她在《林白水传》中谈及父亲的惨死，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天下怀抱绝大之恨者，亦必怀抱绝大之爱，有爱便有牵挂，就难免痛苦。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女。
当年，北京新闻界激于义愤，为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位新闻史上的烈士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高悬一联，把两人的名字嵌入其中，满是悲惋痛悼之意：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林白水的死因，路人皆知，但在血色恐怖中，谁也不敢揭穿。著名报人林步随撰写的挽联点出这是冤狱，已属难能可贵：
笔有阳秋，文字真成孙盛祸；
狱无佐证，士民争讼陆机冤。
“阳秋”即春秋，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因此讳“春”为“阳”。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林白水惯用春秋笔法作文。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失败，名士孙盛作《晋阳秋》，大加嘲讽，因此下狱。陆机兵败受谗，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同属冤案。
作为一位影响力巨大的著名报人，林白水骨头坚硬，笔头犀利，读完他的时评，再去读鲁迅的杂文，我觉得还是林白水的文章更能单刀直入，更加痛快淋漓。当年，新闻界对林白水评价很高：“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论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切齿”，“对一般恶官僚，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这些称赞绝非过誉，林白水当之无愧。
生之热烈，死之惨痛，林白水将二者集于一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斗士，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令无数居于高位的豺狼虎豹为之胆寒。我敢断言，在中国新闻界，像他这样绝顶勇锐绝顶疯魔的人物，一百年时间也很难产生几个。无论世道如何变易，林白水的文章、声名终归不可磨灭。
林白水（1873～1926），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使用过笔名“白话道人”、“退室学者”等。他短暂的一生角色多变，年轻时是黄兴的同袍战友，是蔡元培的莫逆之交，为民族革命奔走呼号，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过鸣镝四海、仗剑五湖的侠士经历，也曾有过短期的精神恍惚，出任总统府秘书，鼓吹帝制，拥护袁世凯称帝。世事沧桑，宦海浮沉，毋庸讳言，他确实走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弯路。文人学士由于一念之差，跟错领袖，入错阵营，踩错步点，念错台词，这在戏味十足（各路强梁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民国时期倒是算不上什么大节有亏。
1873年，林白水出生于福建闽县一个读书人家。十九岁时，林白水在福州书院就读，即以文才出众名闻乡里，深受老师高凤岐的赏识。晚清头号爱国者林则徐是福建侯官县人，闽县与侯官相邻（1913年两县合并为闽侯县），受这位大乡贤的强烈影响，闽地士气为之锐变，涌现出许多以天下为怀、为生民请命的勇烈之士。林白水的叔叔林少谷服役于北洋水师，任右营参将。中日甲午海战，中方惨败，林少谷葬身大海。他遗下两个尚在稚龄的小孩，二十岁的林白水毅然担负起抚养之责。青年时期，林白水主张教育救国，受同乡名士林伯颖之聘，入其家塾任教，成为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曾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林尹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兄弟的老师。其后，又应同乡、杭州知府林启之邀，先后执教于杭州蚕桑学堂和求是书院。1899年春天，林白水倾其所有，与方声涛等同仁创办了福州第一所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式小学——福州蒙学堂，培养出一批热诚爱国的弟子，他们中间有多位（林觉民、陈更新、陈可钧等）后来参加了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溅血于沙场，埋骨于黄花岗烈士墓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救国虽为正途，效用却相当迂缓。林白水认识到这一点，他决定选择另一条道路，用更加直接的启蒙、更加快捷的灌输、更加广泛的呼吁，以求尽快唤醒沉酣于千年梦魇之中的国人。
1901年6月，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林白水受聘膺任主笔，开张第一篇就是该报的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他有意放弃文言文，改用浅显的白话文办一份通俗易懂的报纸，吸引老百姓的注意力，这在当时已属标新立异了。林白水认定报社是“公共言论机关”，“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他这掷地有声的宣言既可以说是衡量新闻记者是否合格的最低标准，也可以说是最高标准。在《杭州白话报》上，他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大肆鼓吹新政，批判封建迷信、国民吸食鸦片和逼迫妇女缠脚（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二十四年后，林白水撰文回忆这段经历，得意之情仍溢于言表：“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白话报纸来做革命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前往上海，共同组织中国教育会。这多少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其革命生涯由此翻开第一页。接着，他又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此外，他还为《苏报》撰写时评，一支判官笔犹如削铁如泥的宝刀，其锋利直追章太炎。
1903年春，林白水与妹妹林宗素赴日本留学，双双参加“拒俄义勇队”，秘密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执笔起草《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参加者包括黄兴、陈天华、张继、苏曼殊等。这年夏天，他和黄兴一起回到上海。正值“《苏报》案”之后，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报》，执意邀请他加入，林白水欣然应聘。可惜这份报纸因内讧而夭折于摇篮之中。同年12月15日，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起更名为《警钟日报》），林白水具有白话文写作方面的长足优势。报上几乎所有的白话文都由他操刀执笔，但多不署名。同年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创办《中国白话报》，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当时，报刊不分家，有的名为“报”，实为刊，《中国白话报》先是半月一期，后为十天一期，发行量从创刊时的数百份迅速递增至上千份。几乎所有栏目都是由林白水一人包打包唱，他以“白话道人”的笔名大力鼓吹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在第一期的“论说”栏目中，他就决意给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一点颜色瞧瞧：
……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粮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拼命的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
试想，这种倡导民主、专与贪官污吏唱对台戏的文字，怎能不开罪各方神魔，令他们腐心切齿？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顶多折断一杆生锈的长矛，林白水则是公开叫板，挑战官吏鱼肉百姓的淫威，他若没有拼命三郎匹马单枪冲锋陷阵的狠劲，恐怕下笔一字都难。
1904年2月16日，林白水在第七期“论说”栏目发表《国民的意见》。文中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百年前，林白水就在蒙昧至极的中国以大白话诉求“纳税人的权利”，普通读者的观念自然受到颠覆，觉得不可思议。
林白水在十七、十八期“论说”栏目连载了《论刺客之教育》一文。这篇文章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了一些热血志士的行动指南。1905年9月24日，吴樾怀揣土制炸弹，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考察宪政的清廷五大臣，当场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此前，他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中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特别提到《中国白话报》对他的指导作用。吴樾写给妻子的绝笔信中即言之凿凿：“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自读《论刺客》一篇，始知革命当从暗杀入手。”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林白水是吴樾从未谋面的精神导师。
1904年10月8日，《中国白话报》创刊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寿命不可谓不短，但它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杀的一笔。林白水对文言八股不屑一顾，他完全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单是新闻标题就弄出不少诙谐趣味来，如《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个个浅白而生动。新闻的生命力源于真实，而真实最容易触及时讳，惹官僚大老爷横眉瞪目，拍桌摔瓷。那时候，一方面是国土被占领，妇女遭奸淫，财富被劫掠，无辜遭杀戮，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纸醉金迷，捧坤伶，吃花酒，寻欢作乐，看不过眼的人多，愤世嫉俗的人多，但像林白水那样痛加针砭的人则不多。在新闻体裁上，林白水较早使用号外、文摘、时事问答、连续报道、综合报道、集纳新闻、编者按、编后记等多种样式，用以报道新闻、展开评论。他的时评辛辣尖刻，冷峭凌厉，大开大阖，够狠够野，或刀刀吃肉，或绵里藏针，专寻对方的命穴加以痛击。因为他从不认为处士横议有何不妥，自然也不会将点到为止视为绅士风度。
1904年11月，清王朝上上下下罔顾国库空虚，国事蜩螗，竟然罄其财力穷奢极侈地筹办“万寿庆典”，为七十岁的慈禧太后祝贺寿辰。林白水义愤填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撰成一副对联，在《警钟日报》上公之于世：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章太炎也写过一副内容大致相当的讽刺联，与林白水的讽刺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这两副对联流传甚广，给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增色”不少。
1905年7月底，林白水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称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1907年初，他回到上海，以鬻文为生，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登林白水的文章为荣。他曾殚思竭虑撰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商务印书馆破例预付给了他一千元银票的稿酬。他将这笔款项全部汇给赵声、柏文蔚，赞助他们在南京举义。
1907年秋天，林白水第三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应高梦旦约稿，他先后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等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译的《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六本小册子，介绍西方古代和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记事简明，议论正大，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少年丛书”，推荐为“学生校外必读之书”，长销不衰，从1909年到1930年总共发行了十三版，其中《大彼得》更是发行十九版之多。
1910年夏天，林白水学成归国。辛亥革命后，他回福建参加都督府参事会，主张三权分立，随后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省临时议会议员。他四易其稿，制定了福建第一部选举法。他主持的法制局创办《时事选刊》，成为我国最早的文摘报刊之一。
在1913年春天的民主浪潮中，林白水以共和党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进京，投身袁世凯幕府，效命三秋。1915年，旧识刘师培拉他参加“筹安会”，薛大可主编的《亚细亚报》发表了他的不少文章，至于撰表纪、写劝进书，这些脏活他全都干过，袁世凯论功行赏，林白水得了个参政院的空头参政，徒有虚名，并无实际。三年在朝，林白水看够了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和尔虞我诈，官场的黑暗腐败使他心生厌恶，遂决意告别政坛，重操旧业。
1916年夏秋之交，林白水辞去参政员，在北京创办《公言报》。办报资金大部分来自林纾的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的资助，寄人篱下，受人庇护，其滋味可想而知。最令他难受的是，讲真话多有顾忌，还得七折八扣。然而，即便《公言报》不得不替安福系遮羞护短，但林白水仍会时不时地显露真性情，越轨出格时或有之。他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讽刺联，见者莫不拍案叫绝。段派人物挨骂，个个恨得牙痒痒的。林白水的那支笔有时候竟会变成魔棒，使段祺瑞感到难堪。1917年春，林白水独家披露了政客陈锦涛暗中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以及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内幕，京津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几年后，林白水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重提旧事——《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位阁员，举发两件赃案，林白水被同行称为“新闻界的刽子手”，其自豪之情无法自抑：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派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1917年的北京政坛只见走马灯似的换将，清廷遗老和民国新贵大有个个染指、人人分羹之热闹。对此动荡不安的政局，林白水发表时评《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指出：“总理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同年7月22日，他发表时评《印之蒙尘》，讽刺意味更其辛辣。他逮住官印屡刻屡失、屡失屡刻的怪现象，对民国政坛的连轴荒诞剧嗤之以鼻，“印且不免于蒙尘，而吾辈乃欲求其一旦之安适，宁非妄欤吁”，摆明了他对民国政府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同年夏天，张勋复辟梦破灭刚及一旬，北京政府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为前清朝廷洗刷罪名的命令，段祺瑞、徐世昌这两位前清旧臣显然做下手脚，不肯惩治封建余孽，以表明他们宽大为怀、宅心仁厚。林白水目光如电，当然看得出其中暗藏猫腻，他援笔撰成时评《便宜不得》，表示不能便宜上演复辟丑剧的溥仪、张勋和康有为等人，与权贵们大唱反调，赢得了知识阶层和闾巷读者的一致喝彩。值得一提的还有，林白水的时评直接干预民国政府对封疆大吏的任命，居然能够成功。他的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揭穿即将荣赴福建履新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彻底打破了许某的省长梦。此后，林白水还撰写了《无血之杀人》、《渔人得利》等辛辣刺骨的时评。这些文章既见忌于徐树铮（《公言报》的资助者），又为林纾（林白水的同乡、旧同事、徐树铮的恩师，正是他向徐推荐林主持《公言报》的笔政）所不满。因此，他与安福系的裂痕越来越大，便惟有离开《公言报》一条路可行了。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合作，创办《新社会报》，对开四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的口号。当时，报纸在经济上完全缺乏独立性，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发行与广告收入，而是某个政治集团的资助和津贴。军阀政府同样懂得如何掌控舆论。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一百二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同属于六家“超等者”之列，每月至少可得津贴三百元。该拿的钱照拿，该骂的人照骂，林白水又岂是区区三百元津贴就可以收买的软骨报人？
林白水与安福系打过长时间的交道，对他们的黑幕知根知底。赖光临在其著作《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论及林白水的斗争策略，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决不恭维。”要使林白水大发慈悲，高抬贵笔，连财神爷都不够格，他绝对是“一个也不饶恕”。权贵们既怕他，又恨他，还想笼络他。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忆及民国十年左右的报业，称财政部要给《新社会报》“以相当数目的资助”，这就叫化财消灾。可是林白水并不是那号拿了别人的钱手软、吃了别人的饭嘴软的角色。1922年2月，《新社会报》独家披露吴佩孚挪用盐业公债的黑幕，因此惹火烧身，被警察厅勒令停刊。
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凤凰涅槃，横空出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示所以自刑也。”林白水从此扮演着超级斗士的角色，踏上了漫漫不归路。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谄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愤然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林白水的新闻直觉极为敏锐，当然不会错失这个重大题材。他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文章，大标题为——“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副标题同样醒目——“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教育界”。
1923年1月27日，林白水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为人方正时称，“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923年1月28日，林白水在时评《告知识界》中大胆倡议：“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当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社会日报》仗义执言，与恶势力短兵相接，毫无畏惧，保全了社会良知的火种，因而一纸风行。当时的《国闻周报》誉之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老牌的《东方》杂志则赞扬该报深受读者欢迎：“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持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1923年2月22日，新春伊始，在一片“恭喜发财”声中，林白水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他又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成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地自谥‘合法’。”他讥笑议会、政府成了“拍卖行”，指斥大小官吏“都有定价”，明目张胆，卖官鬻爵。林白水专喜撕破京城权贵的画皮，可谓树敌满朝，因而将自己推向了极端危险的境地。
1923年2月28日，《社会日报》“紧急新闻”栏中刊出一篇《吴大头之进项》，唾骂吴景濂是“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披露了曹锟送他三万元、送副议长张伯烈一万一千元的丑闻。同年6月，《社会日报》更是突发妙手，刊出曹锟贿选总统，允诺给每位议员每月津贴六百元、每张选票五千元大洋这一爆炸性内幕消息。林白水把那些受贿的议员斥骂为“猪仔”，在报纸上肆意嘲弄，狂贬之不足则痛斥之，极大程度上触怒了当权者。林白水笔搅三江，文行四海，一言一动均能吸引天下视听，当朝当路的衮衮诸公个个恨得他要命，却又怕杀一名士会招致天怒人怨，便只能绞尽脑汁琢磨出卑鄙的花招去对付他。曹锟就是这样的笨家伙，他见世上居然还有用白花花光洋都摆平不了的书生，于是干脆动粗，派人将报馆查封，将林白水“请”到侦缉队蹲了三个多月。
1924年11月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位仅一年零二十多天的总统曹锟仓皇倒台，沦为阶下囚。两天后，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津、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扎扎实实地戏谑了一番。同年11月10日，林白水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以吴佩孚、曹锟这样的混蛋军阀滥行杀伐、终归惨败的事实为证，得出“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尽可以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么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篇文章有胆有识，读之令人解气。
1924年2月末，孙中山扶病进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林白水深感悲恸，他对中国政局刚刚燃起的那一星希望之火又在寒风中熄灭了。
林白水以个人资金办报，常捉襟见肘。从1925年7月3日起，他在《社会日报》副刊每期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惟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林白水天性豪爽，对朋友肝胆相照，虽然好拆各路强梁的烂污，但心理并不阴暗。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是收集砚台，曾耗资千金购得一块名为“生春红”的端砚，闲时把玩，喜爱之极，因此将《社会日报》的副刊也命名为“生春红”，寄情之深，可以想见。
1925年12月1日，北京《晨报》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报馆也险些挨砸，林白水收到了措词穷凶极恶的威胁信。随即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召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作者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林白水用的是退一步进三步的战术。他声明“不再执笔为文”后仅五天时间，就收到二百多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信出自青年学生的手笔，读之令人动容：“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来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这正是林白水所要获得的效果。从1925年12月6日到当月27日总共二十二天，他在《社会日报》每日一栏，接连刊登了五十七封读者来信，以见舆情之所系、民意之所向。
林白水从热情的读者那儿重新汲取了赤膊上阵的力量，又挥起那支如椽巨笔，要与各路妖魔大战三千个回合。1925年12月20日，他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得很、惭愧得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孰料“因文字贾祸”五字竟是一语成谶。
《社会日报》的时评又署上“白水”之名，他的文章仿佛经过新一轮的淬火加钢，变得更为犀利，犹如一支支标枪挟带着风的厉叫掷向恶势力，直扎得鬼哭狼嚎。段祺瑞的新内阁正好成为林白水现成的靶子，遭到猛烈攻击，比如《陈澜生别来无恙》、《不堪回首》挖出两个曾被《公言报》骂倒的政客的肮脏老底。林白水还以《不堪回首集》的总标题逐日重刊《公言报》曾经揭露他们丑闻的系列报道，让读者温故而知新。两个新任总长顿时成为千夫指戳、万人哂笑的小丑，比热锅上的蚂蚁更受煎熬。
1926年4月16日，直奉军阀进城之后，林白水依然发表时评赞扬冯玉祥的部队撤出北京时秩序井然。这一“见面礼”自然引起吴佩孚、张作霖的忌恨。林白水在报上发表声明：“我这些说话，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某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两天后在天桥惨遭杀害。黑云压城城欲摧，新闻界人人自危，个个噤声。5月12日，林白水顶着杀头的风险，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5月17日，他在时评《代小百姓告哀》中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残暴的直奉联军：
……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罹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之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乌夫，自由自汝之名以行，今之讨赤者，念之哉
1926年5月26日，林白水的时评仍拿吴佩孚、张作霖当作沙袋猛击：“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作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不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当血色恐怖、北京众报记者噤若寒蝉之时，惟有林白水敢于拍案而起，讲几句真话，其脊梁之硬、胆气之豪、良知之灼然，一时无二。考古学家容庚曾在林白水家做过家庭教师。在他眼里，林白水酷似东汉末年击鼓骂曹的狂士祢衡：“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林白水的时评使直奉军阀感到极为不爽，杀机就此伏下，林白水命在旦夕之间。祢、林二人最终同遭杀身之祸，结局也一样。
林白水抨击吴佩孚“性颇执拗，头脑简单，不谙政治，思想陈腐，意见执滞”，“中央政治，若长在吴大帅指挥之下，恐终须弄得一团糟”。这已经是往枪口上撞。1925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更是直接招致杀身之祸。这篇文章得罪了一个阴险毒辣的政客。此人姓潘名复，是直系军阀张宗昌跟前的头号心腹爱将，号称“智囊”。
林白水与张宗昌、潘复结下梁子可谓由来已久。他曾经讥讽“狗肉将军”张宗昌是“长腿将军”影射张的部队毫无战斗力，遇到敌军就望风而逃，令张宗昌衔恨不已。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张宗昌的智囊潘复贪污敛财，劣迹斑斑。潘某的官运因此受到阻碍。《官僚之运气》则对潘复的嘲骂更进一步。且看林白水骂功十足的文字：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林白水故意用“肾囊”和“智囊”二名词在字形上的相似影射原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潘复，把潘与张的关系极为滑稽而又十分形象地比喻为肾囊之系于胯下，可谓刻薄之极，挖苦之至。文中还奚落潘复拼命钻营、如意算盘却屡屡落空的窘况，大有“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意思。当晚，潘复从《社会日报》上读到时评《官僚之运气》，不禁勃然大怒。他先是叫人给林白水打电话，勒令后者在报纸上刊出更正声明，并且公开道歉。林白水的答复是“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断然拒绝潘某的要求。于是，潘复祭出杀手锏。他在张宗昌面前哀哀戚戚地哭诉，请“狗肉将军”为他做主，将林白水处以极刑。自古以来，笔杆子就斗不过枪杆子，军阀张宗昌草菅人命多矣，做个顺水人情，下令杀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报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潘复得到许可，立刻给林白水安了个“通敌有证”的罪名，定下死罪。所谓的“敌”，指的是不久前刚刚撤出北京的冯玉祥。有此一项指控，绝对是杀无赦。
1926年8月6日凌晨一时，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薛大可长跪不起，王琦与潘复耳语后离去。等到张宗昌同意将“立即枪决”的命令改为“暂缓执行”，凌晨二点，传来的是已经执行半个小时的消息。这是潘复与王琦串通，谎报行刑时间，定要置林白水于死地。
其实，直到8月6日凌晨四点十分，林白水才被押赴天桥刑场枪决，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遇难之日，林白水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未瞑。陈尸道旁，见者无不为之骇然伤心。这一天离邵飘萍遇害相距只有一百日。两位著名报人由于秉笔直书而在同一刑场遭到残杀，这无疑是中国新闻史上最痛楚最悲怆的记忆。
林白水死前留下遗嘱，寥寥数语交待的都是家事：“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度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林白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十四岁的女儿林慰君，眷眷父爱浸透纸背。林慰君骤闻噩耗，悲愤莫名，服食铅粉，决意自尽，所幸获救。她后来留学美国，成为知名的女作家，为亡父撰就一部《林白水传》，也算是告慰了一代报人林白水的在天之灵。她在《林白水传》中谈及父亲的惨死，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天下怀抱绝大之恨者，亦必怀抱绝大之爱，有爱便有牵挂，就难免痛苦。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女。
当年，北京新闻界激于义愤，为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位新闻史上的烈士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高悬一联，把两人的名字嵌入其中，满是悲惋痛悼之意：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林白水的死因，路人皆知，但在血色恐怖中，谁也不敢揭穿。著名报人林步随撰写的挽联点出这是冤狱，已属难能可贵：
笔有阳秋，文字真成孙盛祸；
狱无佐证，士民争讼陆机冤。
“阳秋”即春秋，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因此讳“春”为“阳”。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林白水惯用春秋笔法作文。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失败，名士孙盛作《晋阳秋》，大加嘲讽，因此下狱。陆机兵败受谗，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同属冤案。
作为一位影响力巨大的著名报人，林白水骨头坚硬，笔头犀利，读完他的时评，再去读鲁迅的杂文，我觉得还是林白水的文章更能单刀直入，更加痛快淋漓。当年，新闻界对林白水评价很高：“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论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切齿”，“对一般恶官僚，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这些称赞绝非过誉，林白水当之无愧。
生之热烈，死之惨痛，林白水将二者集于一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斗士，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令无数居于高位的豺狼虎豹为之胆寒。我敢断言，在中国新闻界，像他这样绝顶勇锐绝顶疯魔的人物，一百年时间也很难产生几个。无论世道如何变易，林白水的文章、声名终归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