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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父亲学堂里的惊鸿一瞥，民国诗人，当时才15岁的曹聚仁便把12岁的王春翠锁进心房，任自己的爱慕之情生根发芽。他们都是浙江金华某镇人，两个村庄之间相隔两公里，那时，王春翠正在曹聚仁父亲创办的育才学堂读书。
曹聚仁第一次见到王春翠就被她深深吸引，为了偷看心上人一眼，曹聚仁常常爬到村头一座小山上去眺望。她在山脚的竹叶潭边洗衣服，他便痴痴地在山头上张望，用情之深不言而喻。
连接两个村庄的是一座古廊桥，那是王春翠上学的必经之地。于是，从小就精于写作的曹聚仁只要看到王春翠走上古廊桥，便高声朗诵黄庭坚的那首词：“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以表达自己等待中的甜蜜和彷徨之情。
渐渐地，王春翠识破了曹聚仁的小伎俩，也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父亲看出了二人的心思，便去王家提亲，顺利为他们订了婚。1921年，曹聚仁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与18岁的王春翠举行了婚礼。
婚后，王春翠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地少有的到省城读书的女子之一。她到杭州求学，曹聚仁则去上海教书，分别两地，他们靠书信解相思，相约把缠绵的情感写在同一个红色绢画的小本子上，来回邮寄，并把小本子命名为“心心相印”。
可惜感情难料，分别没多久，他们婚姻中的第一次危机就悄然来临。面对一位女学生的大胆表白，曹聚仁动摇了，短时间内便和对方陷入热恋。
转眼寒假到了，王春翠从杭州到上海与他团聚，凭着直觉，她觉察到了他的变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陪在他身边，以挽救出现危机的婚姻。老师和同学都劝她应以学业为重，她坚定地说：“我爱我的学业，但我更爱我的丈夫和家庭。”
面对她真挚的眼神，曹聚仁羞愧不已。她的纯朴坚贞让他悬崖勒马，开始专注于学问研究。随着他在上海学术圈的声名鹊起，22岁的他以一个师范毕业生的身份成了复旦、暨南大学里最年轻的国文和史学教授。
爱情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追求进步，她也不甘示弱，并没有因选择家庭而停止学习。王春翠一边开始业余创作，一邊在暨大师范附小任教，努力提升自己。
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迎来喜讯，1926年，他们爱情的结晶诞生，曹聚仁欣喜若狂，为女儿取名“阿雯”。乖巧伶俐的阿雯不仅是夫妻俩的开心果，也深得与曹聚仁过从甚密的鲁迅的喜爱，鲁迅常常带着糖果和玩具来曹聚仁家做客。可惜，小家庭的欢乐在阿雯六岁因病夭折那年戛然而止。
悲痛中，王春翠写下《雯女的影子》来纪念女儿，曹聚仁则连续四十多天一到晚上便涕泪交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俩渐渐走出伤痛。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华夏青年热血沸腾，曹聚仁积极创办《涛声》周刊，提倡“乌鸦主义”，自称只报忧不报喜。他事务繁忙，王春翠便辞去工作，为他整理文稿、协助他办报，并为刊物撰写文章。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以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著称的《涛声》办得非常出色，被鲁迅称为是一份“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刊物。
在创作中，王春翠的才华渐渐显露，先后在《申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后来更是出版了“从女性自身的立足点出发，批评教育愚昧，抨击社会不公”的散文集《竹叶集》，一时红遍文坛。曹聚仁由衷地赞叹：“春翠不愧为我的爱妻，我竟娶了一个大才女啊！”
遗憾的是，失去女儿后，王春翠再也没有生育，这成了她心底最深的隐痛。更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婚姻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曹聚仁任教女校的校花酷爱文学，对才华横溢的曹聚仁仰慕已久，而他也认为“她是我梦中的人”。二人竟然奋不顧身地相恋了。
看得出他动了真心，这一次，极端痛苦的王春翠没有留恋，主动提出了离婚。之后，她回到金华老家接替曹聚仁的父亲主持育才学校—她的心仍然栖息在曹家。
淞沪会战爆发后，曹聚仁走下讲台，投入抗日的洪流，改行做了战地记者。王春翠也把全副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上。
复兴家乡的教育同样也是曹聚仁的梦想，一直以来，他与王春翠靠书信联系，信中，他仍称她“爱妻”“知己”。对她，他始终是有愧的，他为育才学校捐资、购书籍、订刊物，可以说这个小学堂连着他和她的心魄。
新中国成立后，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成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他以新加坡某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大陆采访，夜半途经浙江金华时，有感而发：“梦回夜半是金华，默对北山苦忆家。竹叶潭深留旧网，挂钟尖外送飞霞。”
这首诗传到王春翠那里时，她百感交集，往事纷至沓来，竹叶扶疏，小桥流水，然而，已是物是人非。所有的悲哀不过是历史，他伤害她时，她选择用那些美好的回忆来原谅他。
1959年，作为从事两岸和平统一工作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参加建国十周年观礼活动，一到广州，他便给王春翠寄去200元钱，约她到北京相见。而当他在饭店门外看到头发花白的她时，他们的对话只是简单的“你来了？”“嗯，来了。”然后便相对无言，默默垂泪。
他陪着她游玩了故宫、天安门，还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那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不料，这次的匆匆一面，竟成永诀，之后的他们一直没有再见面。晚年的他在给王春翠的信中，既诉说寂寥，又表达愧疚之情：“我这一年，真是贫病交迫，六十多岁老头子，像蜗牛样背壳，走一步是一步，你务必原谅的。”
因为深爱，所以宽容。其实她从来没有恨过他，墙上挂着的是他的手迹，手中珍藏的是他送她的扇子，她永远记得那个15岁的少年纯真的爱恋。
“爱情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我首先要提请保留，等我将来再作答案。”在回忆录中，曹聚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对爱情的困惑真实呈现，遗憾的是，书未完成，他就于1972年在澳门去世。爱情的答案，他没有机会明确给出了，只是临终前，他念叨的仍是那首“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那一天，远在浙江的王春翠得知消息后，再次走上古老的廊桥、沉默在秋风里，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15年后，王春翠也因病去世，骨灰安葬于曹聚仁老家的墓园里，可谓“生当曹家人，死为曹家魂”。
编 辑/夏 涵
曹聚仁第一次见到王春翠就被她深深吸引，为了偷看心上人一眼，曹聚仁常常爬到村头一座小山上去眺望。她在山脚的竹叶潭边洗衣服，他便痴痴地在山头上张望，用情之深不言而喻。
连接两个村庄的是一座古廊桥，那是王春翠上学的必经之地。于是，从小就精于写作的曹聚仁只要看到王春翠走上古廊桥，便高声朗诵黄庭坚的那首词：“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以表达自己等待中的甜蜜和彷徨之情。
渐渐地，王春翠识破了曹聚仁的小伎俩，也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父亲看出了二人的心思，便去王家提亲，顺利为他们订了婚。1921年，曹聚仁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与18岁的王春翠举行了婚礼。
婚后，王春翠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地少有的到省城读书的女子之一。她到杭州求学，曹聚仁则去上海教书，分别两地，他们靠书信解相思，相约把缠绵的情感写在同一个红色绢画的小本子上，来回邮寄，并把小本子命名为“心心相印”。
可惜感情难料，分别没多久，他们婚姻中的第一次危机就悄然来临。面对一位女学生的大胆表白，曹聚仁动摇了，短时间内便和对方陷入热恋。
转眼寒假到了，王春翠从杭州到上海与他团聚，凭着直觉，她觉察到了他的变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陪在他身边，以挽救出现危机的婚姻。老师和同学都劝她应以学业为重，她坚定地说：“我爱我的学业，但我更爱我的丈夫和家庭。”
面对她真挚的眼神，曹聚仁羞愧不已。她的纯朴坚贞让他悬崖勒马，开始专注于学问研究。随着他在上海学术圈的声名鹊起，22岁的他以一个师范毕业生的身份成了复旦、暨南大学里最年轻的国文和史学教授。
爱情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追求进步，她也不甘示弱，并没有因选择家庭而停止学习。王春翠一边开始业余创作，一邊在暨大师范附小任教，努力提升自己。
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迎来喜讯，1926年，他们爱情的结晶诞生，曹聚仁欣喜若狂，为女儿取名“阿雯”。乖巧伶俐的阿雯不仅是夫妻俩的开心果，也深得与曹聚仁过从甚密的鲁迅的喜爱，鲁迅常常带着糖果和玩具来曹聚仁家做客。可惜，小家庭的欢乐在阿雯六岁因病夭折那年戛然而止。
悲痛中，王春翠写下《雯女的影子》来纪念女儿，曹聚仁则连续四十多天一到晚上便涕泪交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俩渐渐走出伤痛。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华夏青年热血沸腾，曹聚仁积极创办《涛声》周刊，提倡“乌鸦主义”，自称只报忧不报喜。他事务繁忙，王春翠便辞去工作，为他整理文稿、协助他办报，并为刊物撰写文章。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以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著称的《涛声》办得非常出色，被鲁迅称为是一份“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刊物。
在创作中，王春翠的才华渐渐显露，先后在《申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后来更是出版了“从女性自身的立足点出发，批评教育愚昧，抨击社会不公”的散文集《竹叶集》，一时红遍文坛。曹聚仁由衷地赞叹：“春翠不愧为我的爱妻，我竟娶了一个大才女啊！”
遗憾的是，失去女儿后，王春翠再也没有生育，这成了她心底最深的隐痛。更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婚姻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曹聚仁任教女校的校花酷爱文学，对才华横溢的曹聚仁仰慕已久，而他也认为“她是我梦中的人”。二人竟然奋不顧身地相恋了。
看得出他动了真心，这一次，极端痛苦的王春翠没有留恋，主动提出了离婚。之后，她回到金华老家接替曹聚仁的父亲主持育才学校—她的心仍然栖息在曹家。
淞沪会战爆发后，曹聚仁走下讲台，投入抗日的洪流，改行做了战地记者。王春翠也把全副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上。
复兴家乡的教育同样也是曹聚仁的梦想，一直以来，他与王春翠靠书信联系，信中，他仍称她“爱妻”“知己”。对她，他始终是有愧的，他为育才学校捐资、购书籍、订刊物，可以说这个小学堂连着他和她的心魄。
新中国成立后，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成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他以新加坡某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大陆采访，夜半途经浙江金华时，有感而发：“梦回夜半是金华，默对北山苦忆家。竹叶潭深留旧网，挂钟尖外送飞霞。”
这首诗传到王春翠那里时，她百感交集，往事纷至沓来，竹叶扶疏，小桥流水，然而，已是物是人非。所有的悲哀不过是历史，他伤害她时，她选择用那些美好的回忆来原谅他。
1959年，作为从事两岸和平统一工作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参加建国十周年观礼活动，一到广州，他便给王春翠寄去200元钱，约她到北京相见。而当他在饭店门外看到头发花白的她时，他们的对话只是简单的“你来了？”“嗯，来了。”然后便相对无言，默默垂泪。
他陪着她游玩了故宫、天安门，还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那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不料，这次的匆匆一面，竟成永诀，之后的他们一直没有再见面。晚年的他在给王春翠的信中，既诉说寂寥，又表达愧疚之情：“我这一年，真是贫病交迫，六十多岁老头子，像蜗牛样背壳，走一步是一步，你务必原谅的。”
因为深爱，所以宽容。其实她从来没有恨过他，墙上挂着的是他的手迹，手中珍藏的是他送她的扇子，她永远记得那个15岁的少年纯真的爱恋。
“爱情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我首先要提请保留，等我将来再作答案。”在回忆录中，曹聚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对爱情的困惑真实呈现，遗憾的是，书未完成，他就于1972年在澳门去世。爱情的答案，他没有机会明确给出了，只是临终前，他念叨的仍是那首“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那一天，远在浙江的王春翠得知消息后，再次走上古老的廊桥、沉默在秋风里，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15年后，王春翠也因病去世，骨灰安葬于曹聚仁老家的墓园里，可谓“生当曹家人，死为曹家魂”。
编 辑/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