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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至今，印度约有20万棉农自杀
什么是导致大量印度棉农自杀的罪魁祸首?全球化、气候变暖还是美国跨国农业巨头?
印度西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维达尔巴地区(Vidarbha)是该国重要的棉花产地，现在，这里最多的时候平均每天就有3位农民自杀。
在附近的另一个村庄布哈度马里，一个25岁的年轻女人成为了寡妇——她的丈夫三个月前选择了“自我了断”。在蓝色的纱丽下，她显得柔美而高贵。房子是常见的土质房屋，女人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另一个只有10个月大。她曾接受过《纽约时报*的采访，这在当地很不寻常。
她的丈夫名叫安尼尔·施安德，离世时35岁，总共种了140亩棉田。2006年，安尼尔决定尝试种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花“宝嘉德”(Bollgard)。当时，这种新棉花种子的广告铺天盖地，广告宣称转基因棉花能完全抵抗害虫的侵袭：宝嘉德，不用杀虫剂，让你收益更高!”老实的农民们需要借贷才能买得起这种“神奇”的种子——转基因棉花的种子价格比传统种子售价的4倍还高。
安尼尔还扩大了棉花的种植规模。“我猜他亏欠了经销商大概6万卢比(约1300美元，1美元约合47卢比)。在自杀前的一周他不和任何人说话。他被债务缠身，无法自拔。”他的妻子说。
孟山都的原罪?
维达尔巴地区的棉农身上几乎都背着债务。更让人惊讶的是，借贷的人就是出售转基因种子的商人，他们同时也售卖肥料和杀虫剂，并放高利贷。棉农被孟山都经销商的借款“绑架了”。
“这是个恶性循环，”塔拉克·凯特说，他是一位农业学家，也是一个专门从事有机农业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问题在于转基因作物并不适合印度的土壤，而且它需要更多的水来灌溉。”此外，转基因种子让农民必须完全依靠市场——不仅要支付更高的种子价格，还要购买专门的肥料，否则就别想有什么收成。杀虫剂也不能少，因为新型棉花只能免除棉铃虫一种害虫的侵害。
孟山都曾经在公司报告中表示，转基因棉花非常适合小农户种植。对此，凯特的回答是：“我们的经验证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转基因棉花显然更适合大农场主，他们拥有土壤好的田地，也能够根据需要进行排水和灌溉。但它并不适合组成印度70％人口的普通农民。”
2005年6月，转基因棉花被引入马哈拉施特拉邦，到2006年12月，官方记录的自杀棉农人数是1280人。这相当于每八小时就有一人自杀。而在大米种植地区，却没有发生一起农民自杀事件。凯特在附近的贾哈塔基和雅瓦塔摩两个地区推行有机农作物种植，涉及20个村庄近500个家庭，也没有人自杀。很多人相信，转基因棉花是导致许多农民走上不归路的真凶。
虽然在转基因棉花普遍种植之前也发生过不少棉农自杀的事件，但数据表明，在这种棉花种植后，自杀人数直线上升。最早引入盂山都棉种的安德拉邦也经历了这种变化，现如今那里的棉农与孟山都之间矛盾重重。
吉合尔·迪瓦里是一个名为“维达尔巴人民运动委员会”的民间组织的创立者，该组织揭发并谴责当地农业区因种植转基因棉花而导致大量农民自杀，因此被警察监视和骚扰。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绘满了图表，上面记录着2001年至2009年维达尔巴地区所有农民的自杀事件。
“2001年，52人自杀。”提瓦里介绍道，随后几年，这一数字几乎呈直线上升，“2002年104起，2003年148起，2004年447起，2005年445起，2006年1448起，2007年1246起，2008年1267起。”而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办公室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至今，已有近20万印度自杀身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棉农。
“绑架”印度的棉花种植业
在通往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棉花市场的道路上，许多驮着麻袋的牛车正在排长队，许多人已经在市场里守候多日。当地人介绍，棉花价格从来没有这么低过，棉农们正在经历一场劫难，市场正处在崩溃和爆发的边缘。
大多数人都对种植转基因棉花感到失望和愤怒，在今年种植了“宝嘉德”的棉农中，约78％的人表示自己明年不会再种这东西了。“问题在于，”农业学家凯特说，“这些农民想转而种植非转基因棉花也面临着许多麻烦，盂山都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本地的棉花市场。”
印度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生产国，棉花在这里的种植历史已有近5000年。现在，超过1700万家庭以此为营生，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的四个地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安德拉邦。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孟山都就已经有了把转基因产品打入印度市场的想法，并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孟山都印度公司成立于1949年，是该国最重要的植物检疫产品的供应商之一。由于棉花极易受到多种虫害的侵袭，例如棉铃虫、线虫、水蜡虫等，印度对于除草剂，特别是杀虫剂的市场需求巨大。
“绿色革命”到来以前(鼓励集中、单一栽培高产的杂交棉花)，印度农民主要通过轮耕和一种源自尼姆树叶的有机杀虫剂来控制虫害。外国化学农药的引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波负债棉农的自杀“浪潮”。广泛使用化学杀虫剂的结果是：昆虫对与自己“为敌”的化学产品逐渐产生出抵抗力。为了对抗虫害，棉农不得不增加杀虫剂用量或者转向毒性更高、价格更贵的产品。最后，只占印度耕作面积5％左右的棉花种植业，却独自消耗着全国55％的杀虫剂总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孟山都完全可以从杀虫剂泛滥引发的混乱中获得利益(孟山都公司的产品也包括杀虫剂)。2l世纪初，棉花价格大幅下跌，1995年每吨的价格是98.2美元，到2001年已降至49.1美元。这导致成千上万的小农户因欠债而自杀。此时，孟山都印度公司抓住机会，大力度宣传其转基因棉花的优点，官网上称之为“终极灵丹妙药”，可以降低甚至完全不再使用棉铃虫杀虫剂。
1993年，孟山都与印度最大的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Mahyco)进行生物技术许可证协议的谈判。两年后，印度政府批准了一种在美国广泛种植的转基因棉花的进入，Mahyco公司的技术人员将美国棉花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
1998年，印度政府允许孟山都的印度子公司开展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实验。直到2002年5月，印度基因工程许可委员会一直向孟山都印度公司和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大放“绿灯”，此时，孟山都也开始为转基因棉种的推广“加大马力”——聘请宝莱坞的知名影星为产品做形象代言；全国各地贴出了数以万计的海报：微笑着的农民站在崭新发亮的拖拉机前，仿佛已经从种植转基因棉花中大赚一笔。之后，约5.5万棉农(占印度棉花种植者的2％)加入了转基因的“冒险之旅”中。 但许多选择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并不像海报里那么形象光鲜。《华盛顿邮报》曾对这种棉花收获后的第一年情况进行调查，接受采访的一位农民说：“我赚的钱比以前还少，因为市场里的收购商说转基因棉花的纤维长度比传统棉花短。种子的价格太贵了，我怀疑它根本不值这个价钱。”
事实上，因为印度禁止种子的专利权，孟山都无法照搬“美洲模式”——让农民每年必须购买他们的种子，否则就对簿公堂。为了弥补“损失”，孟山都决定提价——一袋传统的450克棉花种子是450卢比，而孟山都同规格的产品则要花费1850卢比，价格为前者的四倍之多。《华盛顿邮报》还提到，转基因种子并不能抵抗其他害虫的致命伤害。不过，这样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也不能阻止该公司公共关系的负责人自信满满地对外宣称：“种植转基因棉花的棉产区情况良好。”
孟山都：不是我的错
从宏观衡量，转基因棉花在印度取得了“成功”：自从引入这种新型作物后，印度的棉花产量增长了近一倍。但从微观角度来看，尤其是走近每一片棉田或每一个农户家中，孟山都的先进科技带来的是极其复杂的结果。比起传统的印度棉花，转基因棉花需要更多的水来灌溉。只有富裕的农民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并从提高的产量中获得利益。他们是盂山都宣传的成功典范。
印度9000万农民中，60％的人拥有不超过100亩的土地，对于他们而言，转基因棉花则是另一个概念。小农户的田地需要雨水浇灌，这完全依赖于季风雨的“慷慨相助”。目前的情况是干旱越来越严重，雨季不知何时才能到来。选择了转基因棉花的农民不得不面对作物歉收、产量骤减的可能。种子的包装盒上虽然写明“在灌溉充足的地区使用”，但都是用英文，印度农民鲜有人能读懂。
孟山都棉种的引进和推广只有几年时间，但它已经遍布全国。因为得到授权的种子公司可以从中获得高额利润，商店里能买到的棉花种子仅此一种。每年，印度棉衣在等待雨季到来时，都会排队签订贷款协定。不到10年时间，印度的棉花种子就从几乎不用花钱升值到需要银行贷款。“农民种地的一半费用要投在种子上面。”迪瓦里说。
以前的棉农还能从前一年的歉收中恢复元气——头一年的收入低了，第二年还有钱买便宜种子，现在的棉农则像是参加了一场“轮盘赌”。典型的模式是：为了购买转基因棉种，农民必须从国家银行取得贷款。如果雨水不够丰沛，棉农就无法偿还贷款，第二年的申请也会被拒绝。于是棉农不得不转投向私人放贷者，有的高利贷高达100％。第二年的棉花收成不好将会把他置于深深的“旋涡”中，很多人因此债台高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农民的数量在2006年突然猛增，从那时起就没有掉落。政府对自杀者的家庭会补助1万卢比。这些农民被借贷颠倒了生活秩序，但和美国农民选择远离农场、走进城市不同，许多人选择了上吊或毒药。
塞克哈·纳塔拉加是孟山都印度公司的负责人，居住在孟买，距离棉农自杀的发生地距离约680公里。他手下的生意每年能从印度农业区获得超过7000万美元的收入。纳塔拉加对于“孟山都造成上万棉农自杀”的说法感到恼怒：“作为一个印度人，每当听到有农民自杀的消息，我都会感到难过，因为又是一个离世的生命。农民自杀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话题，对于印度这个国家来讲，急迫地需要弄清楚来龙去脉。这绝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我绝不认同转基因棉花种子是自杀事件的诱因，因为自杀同样发生在其他农业区，”他对媒体表示，“棉农实际上能从我们的科技中获利，我相信投资风险已经降低了。这是一个需要考虑整体状况的话题，我认为将我们公司与自杀事件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
孟山都公司向3个研究项目提供资金，以证明该公司不必承担棉衣自杀的责任。这些研究将农民自杀与许多社会弊病联系到一起，包括酗酒、赌博以及用贷款来资助家人的婚礼、嫁妆等等。一项由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FPRI)发布的报告结论是：除了转基因棉花，农民自杀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将棉农自杀与其中任何缘由单一联系起来的说法都不能成立。
政府难辞其咎
不管孟山都资助的研究作何结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印度没有过于快速地将自己的棉花产业带人“转基因时代”，或者如果政府能有效地将转基因棉花严格限定在大规模灌溉的农场中种植，棉农的“生存危机”就不会达到今天这般严重的地步。
有印度学者指出，在印度走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和社会未能对农民的生存状况给予足够关注。当农民经济状况恶化时，由于保障机制的不健全，自杀成为他们仅有的选择。在对孟山都的批评声中，有一种声音断言，政府的腐败堕落和美国企业对农业系统的大规模入侵导致了轻率的农业政策。
“如果你能够贿赂农业机构里管事的人，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新德里的遗传学家、反对种子专利权的学者苏曼·萨哈说道。另一位著名的印度环保主义者万达娜‘施瓦则表示：“我目睹过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违背常理、昧着良心为孟山都说话，就是为了得到金钱。”
萨哈和施瓦没法为他们的说法提供绝对的证据，同时，孟山都的管理者能够快速地“摆平”类似的批评和指控。他们坚决地表示，公司在印度的商业行为严格遵照美国的《反海外行贿法案》。此外，孟山都还展现出了“影响”印度官员的“熟练技巧”。最典型的事例是新德里科学家梅怡。
2001年，孟山都为自己的转基因棉花申请许可时，梅怡正出任基因工程许可委员会的联席主席。他在2002年批准了孟山都的申请，4年之后，国际农业生物工程应用技术采购管理局(ISAAA，一个著名的农业国际组织，其主要赞助人包括孟山都公司)指定梅怡进入了该组织的董事会。“ISAAA从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事务，这是印度人第一次有幸被选为董事会成员。”梅怡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说道。
在今年6月接受新德里一家媒体的采访时，梅怡被问及是否对于准许转基因棉花进入印度感到后悔，因为目前的局势已经引发了农民自杀数字的增加和农业的信任危机。梅怡依旧强势地支持孟山都的“先进科技”。他向记者出示了两份新近提交给学术期刊的报告，内容都是印度如何从转基因棉花种植中获益：“在应用了新技术之后，印度的棉花产量翻番，所以转基因棉花怎么可能导致棉农自杀?”当被问到他担任由孟山都赞助的董事会成员，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客观可信时，梅怡突然毫无理由地结束了采访。
5月末的一天，维达尔巴地区的年轻棉农郭卡尔坐在一棵芒果树下，抹去脸上的泪水。五天前，他的父亲就在这棵树上用上吊的方式撒手人寰。父亲的遗物还摆在这里：镶着金边的白色头巾和一双几乎磨烂了的拖鞋。父亲名叫莫提拉姆‘巴班·兰德卡尔。郭卡尔和两个弟弟甚至不知道父亲离世时的年龄——在印度的一些农村，生日是被忽略的，年龄也不重要。他们可以确认的数字是父亲的债务——约850美元。
父亲自杀后的几天，郭卡尔和兄弟才知道父亲生前欠下债务的来源：最初从银行贷款，后来找私人借高利贷。儿子们知道家中经济状况紧张，但没想到欠债会将父亲逼上绝路。
两个兄弟和郭卡尔坐在不大的院子里，3岁的小女儿坐在郭卡尔的膝盖上打盹儿。“如果我们外出打工挣钱，把钱交给父亲，他就能掌管家中的经济，为家人购买粮食和蔬菜。”郭卡尔说。他将父亲的自杀归咎于棉花种子的高昂价格：“如果他不去申请贷款，就不会欠债，一切也都不会发生。”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活下去，但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没有他生活会更加艰难。”
季风雨终于在7月初到来了，比往年迟了将近一个月。维达尔巴产棉区的农民们感到非常失望。随后的情况越发糟糕。政府方面表示，今年的降水比往年平均低29个百分点，雨季已经基本过半，仍有177个农业区属于干旱区域。印度的棉农们盼望的也许是一场“致命的收获”。
什么是导致大量印度棉农自杀的罪魁祸首?全球化、气候变暖还是美国跨国农业巨头?
印度西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维达尔巴地区(Vidarbha)是该国重要的棉花产地，现在，这里最多的时候平均每天就有3位农民自杀。
在附近的另一个村庄布哈度马里，一个25岁的年轻女人成为了寡妇——她的丈夫三个月前选择了“自我了断”。在蓝色的纱丽下，她显得柔美而高贵。房子是常见的土质房屋，女人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另一个只有10个月大。她曾接受过《纽约时报*的采访，这在当地很不寻常。
她的丈夫名叫安尼尔·施安德，离世时35岁，总共种了140亩棉田。2006年，安尼尔决定尝试种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花“宝嘉德”(Bollgard)。当时，这种新棉花种子的广告铺天盖地，广告宣称转基因棉花能完全抵抗害虫的侵袭：宝嘉德，不用杀虫剂，让你收益更高!”老实的农民们需要借贷才能买得起这种“神奇”的种子——转基因棉花的种子价格比传统种子售价的4倍还高。
安尼尔还扩大了棉花的种植规模。“我猜他亏欠了经销商大概6万卢比(约1300美元，1美元约合47卢比)。在自杀前的一周他不和任何人说话。他被债务缠身，无法自拔。”他的妻子说。
孟山都的原罪?
维达尔巴地区的棉农身上几乎都背着债务。更让人惊讶的是，借贷的人就是出售转基因种子的商人，他们同时也售卖肥料和杀虫剂，并放高利贷。棉农被孟山都经销商的借款“绑架了”。
“这是个恶性循环，”塔拉克·凯特说，他是一位农业学家，也是一个专门从事有机农业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问题在于转基因作物并不适合印度的土壤，而且它需要更多的水来灌溉。”此外，转基因种子让农民必须完全依靠市场——不仅要支付更高的种子价格，还要购买专门的肥料，否则就别想有什么收成。杀虫剂也不能少，因为新型棉花只能免除棉铃虫一种害虫的侵害。
孟山都曾经在公司报告中表示，转基因棉花非常适合小农户种植。对此，凯特的回答是：“我们的经验证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转基因棉花显然更适合大农场主，他们拥有土壤好的田地，也能够根据需要进行排水和灌溉。但它并不适合组成印度70％人口的普通农民。”
2005年6月，转基因棉花被引入马哈拉施特拉邦，到2006年12月，官方记录的自杀棉农人数是1280人。这相当于每八小时就有一人自杀。而在大米种植地区，却没有发生一起农民自杀事件。凯特在附近的贾哈塔基和雅瓦塔摩两个地区推行有机农作物种植，涉及20个村庄近500个家庭，也没有人自杀。很多人相信，转基因棉花是导致许多农民走上不归路的真凶。
虽然在转基因棉花普遍种植之前也发生过不少棉农自杀的事件，但数据表明，在这种棉花种植后，自杀人数直线上升。最早引入盂山都棉种的安德拉邦也经历了这种变化，现如今那里的棉农与孟山都之间矛盾重重。
吉合尔·迪瓦里是一个名为“维达尔巴人民运动委员会”的民间组织的创立者，该组织揭发并谴责当地农业区因种植转基因棉花而导致大量农民自杀，因此被警察监视和骚扰。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绘满了图表，上面记录着2001年至2009年维达尔巴地区所有农民的自杀事件。
“2001年，52人自杀。”提瓦里介绍道，随后几年，这一数字几乎呈直线上升，“2002年104起，2003年148起，2004年447起，2005年445起，2006年1448起，2007年1246起，2008年1267起。”而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办公室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至今，已有近20万印度自杀身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棉农。
“绑架”印度的棉花种植业
在通往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棉花市场的道路上，许多驮着麻袋的牛车正在排长队，许多人已经在市场里守候多日。当地人介绍，棉花价格从来没有这么低过，棉农们正在经历一场劫难，市场正处在崩溃和爆发的边缘。
大多数人都对种植转基因棉花感到失望和愤怒，在今年种植了“宝嘉德”的棉农中，约78％的人表示自己明年不会再种这东西了。“问题在于，”农业学家凯特说，“这些农民想转而种植非转基因棉花也面临着许多麻烦，盂山都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本地的棉花市场。”
印度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生产国，棉花在这里的种植历史已有近5000年。现在，超过1700万家庭以此为营生，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的四个地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安德拉邦。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孟山都就已经有了把转基因产品打入印度市场的想法，并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孟山都印度公司成立于1949年，是该国最重要的植物检疫产品的供应商之一。由于棉花极易受到多种虫害的侵袭，例如棉铃虫、线虫、水蜡虫等，印度对于除草剂，特别是杀虫剂的市场需求巨大。
“绿色革命”到来以前(鼓励集中、单一栽培高产的杂交棉花)，印度农民主要通过轮耕和一种源自尼姆树叶的有机杀虫剂来控制虫害。外国化学农药的引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波负债棉农的自杀“浪潮”。广泛使用化学杀虫剂的结果是：昆虫对与自己“为敌”的化学产品逐渐产生出抵抗力。为了对抗虫害，棉农不得不增加杀虫剂用量或者转向毒性更高、价格更贵的产品。最后，只占印度耕作面积5％左右的棉花种植业，却独自消耗着全国55％的杀虫剂总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孟山都完全可以从杀虫剂泛滥引发的混乱中获得利益(孟山都公司的产品也包括杀虫剂)。2l世纪初，棉花价格大幅下跌，1995年每吨的价格是98.2美元，到2001年已降至49.1美元。这导致成千上万的小农户因欠债而自杀。此时，孟山都印度公司抓住机会，大力度宣传其转基因棉花的优点，官网上称之为“终极灵丹妙药”，可以降低甚至完全不再使用棉铃虫杀虫剂。
1993年，孟山都与印度最大的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Mahyco)进行生物技术许可证协议的谈判。两年后，印度政府批准了一种在美国广泛种植的转基因棉花的进入，Mahyco公司的技术人员将美国棉花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
1998年，印度政府允许孟山都的印度子公司开展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实验。直到2002年5月，印度基因工程许可委员会一直向孟山都印度公司和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大放“绿灯”，此时，孟山都也开始为转基因棉种的推广“加大马力”——聘请宝莱坞的知名影星为产品做形象代言；全国各地贴出了数以万计的海报：微笑着的农民站在崭新发亮的拖拉机前，仿佛已经从种植转基因棉花中大赚一笔。之后，约5.5万棉农(占印度棉花种植者的2％)加入了转基因的“冒险之旅”中。 但许多选择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并不像海报里那么形象光鲜。《华盛顿邮报》曾对这种棉花收获后的第一年情况进行调查，接受采访的一位农民说：“我赚的钱比以前还少，因为市场里的收购商说转基因棉花的纤维长度比传统棉花短。种子的价格太贵了，我怀疑它根本不值这个价钱。”
事实上，因为印度禁止种子的专利权，孟山都无法照搬“美洲模式”——让农民每年必须购买他们的种子，否则就对簿公堂。为了弥补“损失”，孟山都决定提价——一袋传统的450克棉花种子是450卢比，而孟山都同规格的产品则要花费1850卢比，价格为前者的四倍之多。《华盛顿邮报》还提到，转基因种子并不能抵抗其他害虫的致命伤害。不过，这样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也不能阻止该公司公共关系的负责人自信满满地对外宣称：“种植转基因棉花的棉产区情况良好。”
孟山都：不是我的错
从宏观衡量，转基因棉花在印度取得了“成功”：自从引入这种新型作物后，印度的棉花产量增长了近一倍。但从微观角度来看，尤其是走近每一片棉田或每一个农户家中，孟山都的先进科技带来的是极其复杂的结果。比起传统的印度棉花，转基因棉花需要更多的水来灌溉。只有富裕的农民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并从提高的产量中获得利益。他们是盂山都宣传的成功典范。
印度9000万农民中，60％的人拥有不超过100亩的土地，对于他们而言，转基因棉花则是另一个概念。小农户的田地需要雨水浇灌，这完全依赖于季风雨的“慷慨相助”。目前的情况是干旱越来越严重，雨季不知何时才能到来。选择了转基因棉花的农民不得不面对作物歉收、产量骤减的可能。种子的包装盒上虽然写明“在灌溉充足的地区使用”，但都是用英文，印度农民鲜有人能读懂。
孟山都棉种的引进和推广只有几年时间，但它已经遍布全国。因为得到授权的种子公司可以从中获得高额利润，商店里能买到的棉花种子仅此一种。每年，印度棉衣在等待雨季到来时，都会排队签订贷款协定。不到10年时间，印度的棉花种子就从几乎不用花钱升值到需要银行贷款。“农民种地的一半费用要投在种子上面。”迪瓦里说。
以前的棉农还能从前一年的歉收中恢复元气——头一年的收入低了，第二年还有钱买便宜种子，现在的棉农则像是参加了一场“轮盘赌”。典型的模式是：为了购买转基因棉种，农民必须从国家银行取得贷款。如果雨水不够丰沛，棉农就无法偿还贷款，第二年的申请也会被拒绝。于是棉农不得不转投向私人放贷者，有的高利贷高达100％。第二年的棉花收成不好将会把他置于深深的“旋涡”中，很多人因此债台高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农民的数量在2006年突然猛增，从那时起就没有掉落。政府对自杀者的家庭会补助1万卢比。这些农民被借贷颠倒了生活秩序，但和美国农民选择远离农场、走进城市不同，许多人选择了上吊或毒药。
塞克哈·纳塔拉加是孟山都印度公司的负责人，居住在孟买，距离棉农自杀的发生地距离约680公里。他手下的生意每年能从印度农业区获得超过7000万美元的收入。纳塔拉加对于“孟山都造成上万棉农自杀”的说法感到恼怒：“作为一个印度人，每当听到有农民自杀的消息，我都会感到难过，因为又是一个离世的生命。农民自杀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话题，对于印度这个国家来讲，急迫地需要弄清楚来龙去脉。这绝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我绝不认同转基因棉花种子是自杀事件的诱因，因为自杀同样发生在其他农业区，”他对媒体表示，“棉农实际上能从我们的科技中获利，我相信投资风险已经降低了。这是一个需要考虑整体状况的话题，我认为将我们公司与自杀事件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
孟山都公司向3个研究项目提供资金，以证明该公司不必承担棉衣自杀的责任。这些研究将农民自杀与许多社会弊病联系到一起，包括酗酒、赌博以及用贷款来资助家人的婚礼、嫁妆等等。一项由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FPRI)发布的报告结论是：除了转基因棉花，农民自杀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将棉农自杀与其中任何缘由单一联系起来的说法都不能成立。
政府难辞其咎
不管孟山都资助的研究作何结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印度没有过于快速地将自己的棉花产业带人“转基因时代”，或者如果政府能有效地将转基因棉花严格限定在大规模灌溉的农场中种植，棉农的“生存危机”就不会达到今天这般严重的地步。
有印度学者指出，在印度走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和社会未能对农民的生存状况给予足够关注。当农民经济状况恶化时，由于保障机制的不健全，自杀成为他们仅有的选择。在对孟山都的批评声中，有一种声音断言，政府的腐败堕落和美国企业对农业系统的大规模入侵导致了轻率的农业政策。
“如果你能够贿赂农业机构里管事的人，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新德里的遗传学家、反对种子专利权的学者苏曼·萨哈说道。另一位著名的印度环保主义者万达娜‘施瓦则表示：“我目睹过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违背常理、昧着良心为孟山都说话，就是为了得到金钱。”
萨哈和施瓦没法为他们的说法提供绝对的证据，同时，孟山都的管理者能够快速地“摆平”类似的批评和指控。他们坚决地表示，公司在印度的商业行为严格遵照美国的《反海外行贿法案》。此外，孟山都还展现出了“影响”印度官员的“熟练技巧”。最典型的事例是新德里科学家梅怡。
2001年，孟山都为自己的转基因棉花申请许可时，梅怡正出任基因工程许可委员会的联席主席。他在2002年批准了孟山都的申请，4年之后，国际农业生物工程应用技术采购管理局(ISAAA，一个著名的农业国际组织，其主要赞助人包括孟山都公司)指定梅怡进入了该组织的董事会。“ISAAA从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事务，这是印度人第一次有幸被选为董事会成员。”梅怡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说道。
在今年6月接受新德里一家媒体的采访时，梅怡被问及是否对于准许转基因棉花进入印度感到后悔，因为目前的局势已经引发了农民自杀数字的增加和农业的信任危机。梅怡依旧强势地支持孟山都的“先进科技”。他向记者出示了两份新近提交给学术期刊的报告，内容都是印度如何从转基因棉花种植中获益：“在应用了新技术之后，印度的棉花产量翻番，所以转基因棉花怎么可能导致棉农自杀?”当被问到他担任由孟山都赞助的董事会成员，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客观可信时，梅怡突然毫无理由地结束了采访。
5月末的一天，维达尔巴地区的年轻棉农郭卡尔坐在一棵芒果树下，抹去脸上的泪水。五天前，他的父亲就在这棵树上用上吊的方式撒手人寰。父亲的遗物还摆在这里：镶着金边的白色头巾和一双几乎磨烂了的拖鞋。父亲名叫莫提拉姆‘巴班·兰德卡尔。郭卡尔和两个弟弟甚至不知道父亲离世时的年龄——在印度的一些农村，生日是被忽略的，年龄也不重要。他们可以确认的数字是父亲的债务——约850美元。
父亲自杀后的几天，郭卡尔和兄弟才知道父亲生前欠下债务的来源：最初从银行贷款，后来找私人借高利贷。儿子们知道家中经济状况紧张，但没想到欠债会将父亲逼上绝路。
两个兄弟和郭卡尔坐在不大的院子里，3岁的小女儿坐在郭卡尔的膝盖上打盹儿。“如果我们外出打工挣钱，把钱交给父亲，他就能掌管家中的经济，为家人购买粮食和蔬菜。”郭卡尔说。他将父亲的自杀归咎于棉花种子的高昂价格：“如果他不去申请贷款，就不会欠债，一切也都不会发生。”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活下去，但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没有他生活会更加艰难。”
季风雨终于在7月初到来了，比往年迟了将近一个月。维达尔巴产棉区的农民们感到非常失望。随后的情况越发糟糕。政府方面表示，今年的降水比往年平均低29个百分点，雨季已经基本过半，仍有177个农业区属于干旱区域。印度的棉农们盼望的也许是一场“致命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