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個“豪气干云”的科技计划—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
　　不出所料，这个计划被嘲笑了，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人，而且还是当年刚拿诺贝尔化学奖的野依良治。他毫不客气地评价政府的这种计划“很傻帽”，毕竟之前的100年只出了9位日本诺奖得主。
　　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打脸剧情”了。
　　仅仅过去19年，获诺奖的日本人已有19位，平均一年一位的节奏。从结果来看，这个目标不仅不傻，还十分保守了。
　　日本在科学界的成果如此亮眼，引起了他国的艳羡。尤其是邻国中国，关于日本诺奖的文章不计其数，有呼吁学习模仿日本的，也有反省批判本国教育制度的。
　　本以为日本的学界和媒体应该是对近年的成绩不说得意，也应该是满意的，但当我查询了大量报道之后，我感到了恐惧。日本的声音主要并非总结成果，而是反省和居安思危。他们认为，获奖的人多是年事已高的老研究者，他们手中的多是20年前的科研成果。而更多的学者提到了眼下学界人才寥寥、青年人不愿投身科研的现状，推断接下来日本会进入“诺奖荒”，不少人呼吁政府对学界松绑，鼓励青年参与。
　　可道是，学霸学习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知足，还挑灯夜战。

时间的检验

　　回顾日本近20年的诺奖成就，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领域。
　　统计下来，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大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取得的，比他们获诺奖时间要早二三十年。
　　拿去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来说，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免疫抗体，他的主要成果是1992年获得的，从出成果到拿诺奖，等了26年。
　　这里必须提到诺奖的评选特性之一—可靠性。科学往往是不断推翻前人论述的结果，牛顿推翻了传统力学，爱因斯坦推翻了牛顿力学。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充满了后人对前人的“打脸”。
　　诺贝尔奖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打脸”。1906年的化学奖发给莫瓦桑，原因是他合成出了人造金刚石，但后来发现是助手搞出的乌龙骗局。1949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发给莫尼斯，原因是他发现了脑白质切断术对某些精神疾病的治疗价值，然而这种具有严重副作用的疗法后来被禁止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提出“宇称不守恒”的第二年就获诺奖，这属于特例。研究成果是否可靠，需要时间的检验。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时间多为20年以上。
　　本庶佑也坦言，科研之路是非常漫长的，尤其是基础研究。他说，研究成果要回馈社会耗时较长，又长期得不到认可，这对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产生很大影响。他期待社会更加宽容地对待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苦，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诺贝尔奖的设立，正是用来激励那些把青春奉献给科学事业、并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

钱是万X之源

　　回归到为何日本能在这20年如同“井喷”式地产出诺奖，就要溯源到几十年前。
　　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脱不开关系，你很难看到一个穷国长出显眼的科技树。日本战后经济年均10%的高速发展，给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
　　1960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充沛的资金吸引了优秀人才，也带来了先进的实验仪器与富足的科研经费。

　　你很难看到一个穷国长出显眼的科技树。

　　到了70年代，出口经济蒸蒸日上的日本，逐渐打响了Made in Japan的旗号。凭借物美价廉的产品，日货为本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科研支出比例，目标将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研。到了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已经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之和，正式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
　　教育改革是日本科技腾飞的另一关键因素。来到今天的日本，你会发现一件特别的事：别看日本国土面积小，但是大学格外的多。国立和公立自不必说，私立大学多如牛毛。不同于普通人对大学校园的印象，有些私立大学并无校园，只有一栋楼作为教学场所。
　　1963年，日本中央教育审查会议向文部省提出了题为“关于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报告里提出的诸如扩大教育规模、增设理科类的高等教育机构等建议，对后来的日本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结果突出表现在，1960年至197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从525所增加到921所，增加了75%。
　　学校增多了，大学生自然也多了。日本并非僧多粥少，而是僧少粥多，有些大学都招不到人，为生源而发愁。70年代的大学生比前十年多出了2.4倍，大学俨然一副“全民教育”的样子。
　　更多的青年人进入大学，自然也就有更多的人投身科研。科研成果的最佳证明是什么？自然是论文数量。根据路透社的报道，1982年日本在五个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2534篇，仅次于发表数量为33744篇的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再仔细观察下，你可以发现，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多集中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国立综合大学。这几所大学都为战前的“帝国大学”（七帝大：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 　　战时沦为各类武器制造场所的帝国大学，在战后被改造为以研究为主的国立综合大学。不少国立大学都崇尚学风自由、研究至上的观念。
　　这从侧面说明一件事，除了“全民教育”潮流提升民众整体素养，更优秀的日本国立大学的科研环境与生源质量，是可以培养出诺奖得主的。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后，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增大，这为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大学扩大教育规模、调整学科结构与青年学生的增多等因素综合起来，为日本诺奖的产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诺奖危机？

　　然而，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日本，饱受了几十年经济停滞之苦，这一点也反射到了科研中。
　　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发布《科学技术白皮书》，总结日本的科研实力和存在的问题，并与全球主要国家进行比较。
　　去年的白皮书指出，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国中，只有日本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全世界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高质量论文中，日本占比从世界第4位降至第9位。而在政府科研预算方面，日本2018年的投入只是2000年的1.15倍，属于一个几乎停滞的状态。虽然占比仍较高，但从增量上来看，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国中最少。

　　不容乐观的现实，并非只显示在数据中，综合笔者在日留学的经历也能管窥一二。日本大学生的首选，都是提早进入社会，最优秀的人会被最好的公司抢走。而留学深造或读研读博，是他们非常靠后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科研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待遇差。
　　在日本的研究生群体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人，另外20%是其他国家的人，日本本土研究生不足三成。青年人远离科研，是日本高等教育的现状。
　　一方面是诺奖拿到手软，另一方面是科研环境的每况日下。好消息与坏环境并存，一定程度掩盖了问题本质不说，政府产生误判，错过改革的良机，才是恶事。
　　去年，日本的多本杂志都出了诺奖特刊，其中在《东洋经济周刊》中，诺奖获得者梶田隆章就毫不讳言地给学界敲响警钟：研究资金、研究时间和研究人员数量，是决定论文数量的三大要素，如果日本在这三个方面继续恶化，未来将难以获得诺奖。

　　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国中，只有日本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

　　另一位诺奖获得者中村修二，则站在更高角度批判了整个亚洲的教育制度。他认为，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韩国皆如此，教育的唯一目标是考入著名大学。亚洲的教育制度浪费了太多的青春和生命，应该因材施教，让年轻人学习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
　　中村修二的故事格外感人，他出身于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只考入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德岛大学没有物理系，但他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完全靠自学成才。
　　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和日剧里欺负老实人的情节一模一样。上司经常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
　　后来去美国教书的中村修二，发表诺奖感言时直言：“Anger is my motivation.（愤怒是我的源动力。）”靠着满腔怒火，他发疯式地踏上开发高亮度蓝色LED的征程。像野蛮生长的局外人，他撇开专业“常识”，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最终开发出蓝色LED技术，赢得诺贝尔奖。
　　中村的例子比较特别，日本诺奖获得者更多属于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的“匠人”。他们埋头于一事，几十年如一日。忍耐这种高度重复的工作，也是日本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搞科研需要投入，需要人才，需要灵光一现，需要开放交流，但更重要的是有足够耐心。在中国对科研投入逐年增长的今天，或许这是日本给中国最大的启示—有了耐心，离诺奖“井喷”的那天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