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吉迪恩·拉赫曼最近给读者讲述了一段极为令人不安的经历。一个由西方
　　“多位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国精英人士见面。他们当中不乏前总理和亿万富翁。作者说，在那里，这些外国大人物“像小学生一样”被教导了一番。
　　我们正处在实力从西方转向亚洲的历史性转折点上，后果日益在全球政坛显现出来。随着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日子似乎即将到来，西方逐渐丧失了在全球范围确定议程的显著能力，而我们已经习惯于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很难想象西方竟然不再能主导国际事务。100多年来，经济实力的极度集中使得人口仅占全世界一小部分的西方提出、制定并成功推广了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政策。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非西方参与者基本不可能在全球事务管理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外界普遍认为，不再处于西方掌控之下的全球未来秩序将是混乱、无序而危险的。正如知名学者兰德尔·施韦勒预言的那样，唯一能替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就是“平庸和混乱、无规范状态和疏离感、缺乏稳定器的失稳局面、缺乏定序者的不断恶化的秩序”。的确，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将在全球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不过，我们对当前秩序的形成、现有形势和关于未来的预言了解有限，因为这些预言往往从狭隘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角度幻想一个“后西方世界”。
　　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导致我们低估了非西方国家以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很可能将会在未来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由于中国等大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共产品，所以后西方秩序极有可能是某种“可控的敌对状态”，未必比当前全球秩序更暴力或者更动荡。
　　的确，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不是直接对抗现有机构，而是悄无声息地构建所谓“平行秩序”的初始组成部分，先是补充，继而挑战当今的国际机构。这种秩序已经日渐形成；它包括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世界银行的补充）、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对穆迪和标准普尔的补充）、中国银联（对万事达和威士的补充）、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对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的补充）、金砖国家
　　（对七国集团的补充）以及其他许多计划。
　　这些架构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围绕应对全球挑战的方法形成了全新理念，而是因为它们谋求改变全球规则和规范；它们建立这些架构是为了像之前的西方国家那样，更有效地投射自身影响力。这些架构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当前秩序的社会流动性有限，现有机构无法妥善吸纳新兴大国。作为避险策略的一部分，新兴大国承认当前秩序的稳固性，将继续投资于现有机构，但它们也将谋求改变体系内的等级，以获取迄今为止由美国独享的特权。此外，创建以中国为中心的若干机构避免了要么对抗、要么加入现有秩序的过度简单化的极端方式，使中国得以像西方大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做的那样，采取独特的竞争性多边机制，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在灵活的框架间进行挑选。
　　对后西方世界乱象的恐惧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以往和现在的体系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西方化（世界秩序已经包含了许多由于西方与非西方理念发生碰撞而产生的规则和规范）。尽管过渡到真正的多极化（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军事上的，还涉及确定议程的能力）令许多人感到不安，但归根结底会比全球历史上的任何秩序都民主得多，能够提高实质性对话的水平，扩大知识的传播，以更有新意和效率的方式应对未来数十年的全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