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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开始，中国的广大女性才进入社会各界特别是当权者和社会改革家、思想家关注的视野，并打破之前数千年来的“失语”状态，作为一个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演绎和谱写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
一
在近代之前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女性一直被紧紧束缚和压制在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体系下，被迫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等伦理道德和观念规范着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其结果就是：广大女性不仅要忍受缠足等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被剥夺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应有的基本权利，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禁锢于家庭之中，成为家庭的奴隶和男子的附庸”。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的巨大变革，唤醒了部分女性沉睡的自我意识，猛烈冲击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改变着传统的两性关系，使女性在逐渐摆脱缠足之苦的同时，也逐步获得了部分社会权利。这种权利主要指作为国民依法行使的权利和享受的利益，包括教育机会平等权、继承权、就业权、部分参政权、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以及集会、结社、交际自由等公民权。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权利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法律法规和社会舆论及思潮层面，现实生活中真正享受到这些权利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女性。其主体为生活在大中城市的上层社会女性或者是知识女性，她们主要集中在工商业相对较发达、女权等思想宣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上海、广州、天津等东部沿海的大城市中。实际上，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女性则陷入了有权利而难以享用的困境，突出表现在教育、就业与婚姻能否自主三方面。
教育是近代中国女性最先获得的权利，对提高女性自身素质和觉悟，争取男女职业平等以及实现妇女自立和解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总体来看，真正能够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中、高等教育的女性为数并不多，基本都是上层社会的女性。“其有力求学而不求，以及无产阶级虽欲求学而不可得者，实居大多数”。就业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最重要的途径。中国的女性职业在近代虽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和发展，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已进入几乎所有的职业领域，但很多职业只能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即使是从业人数相对较多的产业女工、女佣、女教师等，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等大中城市中。另外，女性在就业尤其是从事服务性行业时往往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社会阻力和困难。而家庭和职业的双重角色负担又让不少女性特别是下层社会的女性不堪重负。这些因素就导致了女性就业以及经济独立的困难。由此也决定了绝大多数女性仍然只有嫁人依赖男人生活一条路可以选择。而当时的婚姻自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经常遭遇重重困难。家长在缔结婚姻中的决定权力以及不容毁约的传统习俗，都是横亘在婚姻自由实施途径中的巨大障碍。所以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大多数婚姻依旧是“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一旦婚姻不幸，经济独立的困难、法律实际判决时对男权的维护以及世俗的偏见等又使众多平民女性对离婚望而却步。即使是知识女性，未能做到婚姻自主，且深受旧式包办婚姻之苦而无力抗争者也不在少数。为此，邓颖超发出了“现在的女师范教育，将要破产了”的呼声，认为“造就出来的学生，不但不能应付伊们的环境，反被环境支配征服了。把学校给与伊们的一点点的教育，都完全丧失了”。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虽然给中国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大改善和提高了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但同时也让不少女性，特别是率先觉醒的女性感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为深切的痛苦和困惑。因为希望和现实、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落差。社会虽然表面上向女性敞开了大门，热烈呼唤着女性走出家庭，实现自立解放，但实际上却又障碍重重，且依旧很少有地方可以使之安身立命。大多数女性仍然只能困守家庭，逆来顺受地仰承男人鼻息而生活。当女性自我意识有所觉醒，而在现实生活中又面临种种困境，处处举步维艰时，其内心的痛苦和困惑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切。这种痛苦和困惑在无法疏导时往往会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引发了社会上女性独身、自杀以及性犯罪率较高等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目。
二
应该说，不论是近代的中国还是女性自身都还没有为女性全方位回归社会、平等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做好充分准备。
表现之一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在近代社会变革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其实“只有一层皮表的刷新”，“实质上社会的主干，社会的中心，还是男子，女子还是男子的附属品；依然是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它只是为女性回归社会、男女平权打开了一个缺口，更彻底地深入和实践则有待于进行长期而艰巨的改造。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数千年，已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体系，而早已内化成一种公认(包括女性)的价值体系和风俗习惯。“男尊女卑的世界观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强大的惰性。”因此，要对其进行根本改造，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任务，绝不是进行几番思想动员、发布几个法规这样简单，它“本质体现的是对社会的改造。即对社会习惯势力的改造，也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转换。其涉及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十分显然”。
其次，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和依附性。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在本国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后，随着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自发起来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而是作为救亡图存、富国兴邦的一种手段，被康有为、梁启超等男性资产阶级维新派匆匆推上了历史舞台。之后就一直淹没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代的主旋律中，反复成为以男性为主的各种阶级和派别政治斗争的工具，被作为一种改革或革命的力量加以利用，“来点缀时代的需要”。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超前性和依附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只有以少数精英和知识女性为主体的绝少女性真正觉醒，具备较高的素质，有勇气有能力有条件去享用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而大多数女性仍深陷于有权利而不能用的困境，至于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女性更谈不上解放的意识或法律支持，也决定了女性的权益不可能被真正地关注和重视。因此我们对近代以来盛极一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客观准确的阐释和理性的评判。
再者，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虽然为女性回归社会提供了机遇和可能性，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比较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因此，还不能为女性回归社会提供更多、更广泛的就业机会，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宋 奇
一
在近代之前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女性一直被紧紧束缚和压制在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体系下，被迫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等伦理道德和观念规范着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其结果就是：广大女性不仅要忍受缠足等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被剥夺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应有的基本权利，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禁锢于家庭之中，成为家庭的奴隶和男子的附庸”。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的巨大变革，唤醒了部分女性沉睡的自我意识，猛烈冲击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改变着传统的两性关系，使女性在逐渐摆脱缠足之苦的同时，也逐步获得了部分社会权利。这种权利主要指作为国民依法行使的权利和享受的利益，包括教育机会平等权、继承权、就业权、部分参政权、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以及集会、结社、交际自由等公民权。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权利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法律法规和社会舆论及思潮层面，现实生活中真正享受到这些权利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女性。其主体为生活在大中城市的上层社会女性或者是知识女性，她们主要集中在工商业相对较发达、女权等思想宣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上海、广州、天津等东部沿海的大城市中。实际上，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女性则陷入了有权利而难以享用的困境，突出表现在教育、就业与婚姻能否自主三方面。
教育是近代中国女性最先获得的权利，对提高女性自身素质和觉悟，争取男女职业平等以及实现妇女自立和解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总体来看，真正能够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中、高等教育的女性为数并不多，基本都是上层社会的女性。“其有力求学而不求，以及无产阶级虽欲求学而不可得者，实居大多数”。就业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最重要的途径。中国的女性职业在近代虽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和发展，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已进入几乎所有的职业领域，但很多职业只能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即使是从业人数相对较多的产业女工、女佣、女教师等，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等大中城市中。另外，女性在就业尤其是从事服务性行业时往往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社会阻力和困难。而家庭和职业的双重角色负担又让不少女性特别是下层社会的女性不堪重负。这些因素就导致了女性就业以及经济独立的困难。由此也决定了绝大多数女性仍然只有嫁人依赖男人生活一条路可以选择。而当时的婚姻自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经常遭遇重重困难。家长在缔结婚姻中的决定权力以及不容毁约的传统习俗，都是横亘在婚姻自由实施途径中的巨大障碍。所以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大多数婚姻依旧是“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一旦婚姻不幸，经济独立的困难、法律实际判决时对男权的维护以及世俗的偏见等又使众多平民女性对离婚望而却步。即使是知识女性，未能做到婚姻自主，且深受旧式包办婚姻之苦而无力抗争者也不在少数。为此，邓颖超发出了“现在的女师范教育，将要破产了”的呼声，认为“造就出来的学生，不但不能应付伊们的环境，反被环境支配征服了。把学校给与伊们的一点点的教育，都完全丧失了”。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虽然给中国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大改善和提高了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但同时也让不少女性，特别是率先觉醒的女性感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为深切的痛苦和困惑。因为希望和现实、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落差。社会虽然表面上向女性敞开了大门，热烈呼唤着女性走出家庭，实现自立解放，但实际上却又障碍重重，且依旧很少有地方可以使之安身立命。大多数女性仍然只能困守家庭，逆来顺受地仰承男人鼻息而生活。当女性自我意识有所觉醒，而在现实生活中又面临种种困境，处处举步维艰时，其内心的痛苦和困惑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切。这种痛苦和困惑在无法疏导时往往会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引发了社会上女性独身、自杀以及性犯罪率较高等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目。
二
应该说，不论是近代的中国还是女性自身都还没有为女性全方位回归社会、平等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做好充分准备。
表现之一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在近代社会变革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其实“只有一层皮表的刷新”，“实质上社会的主干，社会的中心，还是男子，女子还是男子的附属品；依然是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它只是为女性回归社会、男女平权打开了一个缺口，更彻底地深入和实践则有待于进行长期而艰巨的改造。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数千年，已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体系，而早已内化成一种公认(包括女性)的价值体系和风俗习惯。“男尊女卑的世界观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强大的惰性。”因此，要对其进行根本改造，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任务，绝不是进行几番思想动员、发布几个法规这样简单，它“本质体现的是对社会的改造。即对社会习惯势力的改造，也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转换。其涉及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十分显然”。
其次，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和依附性。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在本国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后，随着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自发起来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而是作为救亡图存、富国兴邦的一种手段，被康有为、梁启超等男性资产阶级维新派匆匆推上了历史舞台。之后就一直淹没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代的主旋律中，反复成为以男性为主的各种阶级和派别政治斗争的工具，被作为一种改革或革命的力量加以利用，“来点缀时代的需要”。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超前性和依附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只有以少数精英和知识女性为主体的绝少女性真正觉醒，具备较高的素质，有勇气有能力有条件去享用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而大多数女性仍深陷于有权利而不能用的困境，至于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女性更谈不上解放的意识或法律支持，也决定了女性的权益不可能被真正地关注和重视。因此我们对近代以来盛极一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客观准确的阐释和理性的评判。
再者，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虽然为女性回归社会提供了机遇和可能性，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比较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因此，还不能为女性回归社会提供更多、更广泛的就业机会，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宋 奇